保路运动

  1911年6月1日,成都总督府。

  四川总督王人文手捧一份“歌电”,正在愁眉不展。

  “歌电”由清政府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发来,布置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款和现存款,由国家统一换发成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果川人非要现款现还,则必须借贷洋债,就只能拿川府的财政收入做抵押。

  “督师,这电报宣不得啊!”总督王人文的身后,站着督府的一个书办。

  书办只瞄了一眼电文,脸色便刷地变了。

  民间只知清廷贪婪,但没想到会到这种地步。民间集资修起来的铁路,愣是要收归国有不算,居然还想一毛不拔。要知道,川人为修铁路,不少人可是倾家入股的。书办不敢想象,如果这则电文被公开,那将在四川境内掀起怎样的滔天民愤。

  王人文苦笑一声:“我自然知道宣不得,可是,邓孝可那里却如何答复?”

  邓孝可何人?居然令一省总督如此畏惧?这里有个大背景。

  众所周知,清王朝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力一天衰过一天,几乎已经是苟延残喘,在国际上更是声名扫地,泱泱大国竟到了卖国求和的地步,谈何掩面?谈何体统?

  这种屈辱,后人所能体会到的,其实寥寥无几。而身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自尊自强,想要有所作为的中国人,他们内心才经受着巨大的煎熬和悲愤。

  久闭的国门打开了,外面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展现在面前。

  一批又一批海外求学的进步青年走出国门,或东渡扶桑,或渡海欧美,去寻求富国强兵的答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这是一道意味着前途艰险的难题。当时的青年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寻求到真相,才明白与西方相比,我们古老的国家究竟差在什么地方?这些,大多数事实都已经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有据可考的是,现在我们一进入初中就能接触到的物理、化学等科目,就是在他们手中被引进国门的。而在那个时候,包括现代医学在内,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西学”。

  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知识的积累。正是因为西学的普及,在西方人眼中,愚昧、野蛮的中国人才得到了进步的机会。正是因为西学的引进,在清朝末年,我们国家出现了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革命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我们的国家才有了前进的动力,才一点一点地从落后走向繁荣,才一点一点地重拾大国的尊严。

  被封建统治阶级蒙蔽的国人心智渐开,大批的思想进步者出现了,他们开始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旧中国的面貌。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追求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

  有镇压就有反抗,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证明,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已经不可能再有改变,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进入新的时代。

  面对残酷的现实,思想进步者们蜕变了,他们开始求助于武力,革命者诞生了。

  “起义吧!只有推翻清廷的统治,才能还华夏河山一片晴天!”在这样的想法指引下,革命者们开始在全国各地策划武装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没能彻底撼动清廷的统治,但是却让清政府感到了严重的危机。这个腐朽落后的王朝不甘心统治就此被终结,开始花样百出妄图苟延残喘。

  破天荒的,预备立宪被提了出来。

  “以宪法治国,结束人治”,革命者们希望借鉴西方诸国经验,得到救治腐朽旧中国的良方。许多的温和派思想进步者被蒙蔽了,他们更愿意和平实现国家政体的转变,却不知道这根本就是清廷打出的一个幌子。

  谎言始终是谎言,掩盖不了也最终抵挡不了事实的爆发。

  从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发“预备仿行宪政”谕旨开始,到1908年最后一个清帝溥仪继位,再至1909年3月清廷命令各省成立谘议局,最后至1911年5月新内阁名单出炉,清廷预备立宪欺骗国人,妄图换一种方式统治江山的目的完全暴露。

  1911年5月出台的新内阁名单,其中满人居然有8名(其中5名为皇族),而汉族只有4名。立宪的本意,就是要限制皇族的权力,这内阁中有5人为皇族,即使以少数服从多数为议政原则,那清廷依旧牢牢掌握着决策权。

  立宪派的幻想,终于在经历近五年的白日梦后完全破灭,不少立宪派人在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之际,改弦更张,一批人毅然而决然地投入了革命派的怀抱。

  霎时间,民主革命活动再次频繁爆发在中国大地上。

  眼见预备立宪弄巧成拙,清廷主政的皇族们慌了。鉴于局势有失控的危险,他们什么也顾不得了,居然想通过出卖国家利益以谋求西方列强的帮助。

  于是,就在1911年5月,清廷以铁路国有为名,想将已经归民间所有的川汉铁路及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然后再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从而获取这些国家政府的贷款,好将民主革命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清政府这种行径,已经和卖国没有区别了。

  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来源比较复杂,出资者不仅有商人、绅士、地主,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很多农户几辈子的辛苦积蓄都成了筑路股金,苦苦盼着路通了能分一点红利养家过日子。清廷无耻,忽然来这么一手,断绝了他们的生路和希望。

  民以食为天,眼看着饭都吃不上了,生存都受到了威胁,饿死也是死,保路掉脑袋也是死,老百姓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于是,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开始了。四川总督王人文对邓孝可如此忌惮,正因为他在保路运动中举足轻重。

  如果给邓孝可划分派系,这个立宪派人其实属于保皇派。

  所以,在清廷表示要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之后,他虽然因为身份的关系(1909年10月14日召开的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作为股东代表之一,邓当选为法部主事;不久后的第二次股东大会上,为了宣传保路运动,由他担任新成立的《蜀报》主编),迫于压力而加入了保路运动,但是却提出了很不合群的观点:争款不争路。

  意思很简单,只要朝廷肯赔钱,那么出让手中的股权也未尝不可。

  他这个观点,受到了王人文的嘉许。王人文一度以为,朝廷此时自身不保,外有外患,内有内伤,不会愚蠢到犯这种低级错误惹起众怒,它实在是经不起一点折腾了。因此,王文人还特地邀请邓孝可商讨此事,并促成邓在《蜀报》上撰文盛赞铁路国有政策。却没想到,文章才出炉不久,朝廷旨意就下来了,居然是这么个态度。

  但王人文现在真正忌惮的,其实并不是邓孝可,而是他背后的那股力量。他深知,这封北京来电就是一个火药桶,一旦捅开,那是会在全国引发接连爆炸的。

  “拖吧,能拖多久拖多久!”最后,他无奈之下决定使出“拖”字诀。

  但是,一心想当忠臣、能臣的盛宣怀、端方并不了解王人文苦衷,此时只盘算着取悦朝廷,想尽快解决铁路问题。所以,仅仅过了6天,他们便向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发电报,问他收到“歌电”没有。

  李稷勋哪里会知道“歌电”,它至今还躺在王人文的书房里呢!

  但李稷勋隐隐感觉到,“歌电”肯定是出了什么岔子,随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也没有,于是询问督署。如此一来,王人文便是想压下不发也没办法了。

  电文公开,民间炸开了锅,登时全省舆论一片哗然。

  但此刻一心邀功请赏的盛宣怀和端方,还不知道他们的“歌电”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还只是电促王人文,让他立刻派人清查铁路公司各地账目,以方便接收。

  “督师,这回你只怕要做恶人了!”盛宣怀还有端方频繁发来的促电,都是书办接收转呈的,连续几日都接到这种电文,他便如此对王人文说道。

  王人文咬牙长叹:“怕什么来什么,就是派清查员又如何?肯定要吃闭门羹!这些京城大臣,他们根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只知道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却让我难做!”

  嘴上虽然是这样说,但他依旧派出了清查员。

  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以川督署名义派出的清查员们,毫无例外地一概被拒之铁路公司大门外。

  四川护理总督在铁路国有上的“毫无作为”并没有上达朝廷,盛宣怀和端方依旧按照他们制定的计划进行着“收路行动”。6月13日,他们将四国借款合同寄到了成都。合同细则公开,再次引发轩然大波。

  而邓孝可,这个“保皇派”终于看清了清廷真面目,深感受到愚弄,勃然大怒,遂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在《蜀报》上撰文痛骂“盛大臣卖国奴”。

  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罗纶更是逐条批驳,将合同细则批得体无完肤。

  6月16日,深感保路前景艰难的铁路公司举行了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保路同志会,并连夜发出通知,准备在翌日就举行成立大会。

  6月17日,接到通知的川汉铁路股东们按约相继来到成都岳府街上,很快,岳府街上便变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成立大会由罗纶主持。他登坛临高,先是朝四周抱拳一揖,随即说道:“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说完大哭不已!与会者们,其中不少人都是将全部身家压在了铁路上的,闻言感同身受,登时全场一片号啕。

  王人文担心罗纶、邓孝可等人聚会闹事,特地派出警察维持秩序。

  然而,面对这种全场号啕的感染场面,就是那些警察也深受感染而落下同情泪。这一场好哭,时间居然长达半个小时。想到中国从此国将不国,而他们将无可家为,无处可归,众人是越哭越伤心,越哭越失望,越哭越恼愤!

  罗纶是第一个痛哭失声的,也是第一个拭泪收声的。

  忽然,他用衣袖擦去眼泪,随即狠狠一拳砸在面前的桌子上,声嘶力竭地怒吼道:“各位父老乡亲们,朝廷此举实在是无视国情民生,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将所有人等组织起来一起反抗。朝廷一日不收回成命,我们就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罗纶是豁出去了,而他这番话在此时此刻无疑是深入人心的。

  他这话刚说罢,台下千万人登时齐声呼应:“赞同!”

  紧接着,邓孝可等人又相继发表演说,他们说到悲痛处,声泪俱下。

  就在这悲愤的氛围中,保路同志会正式成立了。

  随即,众人推举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然后在蒲、罗二人的主持下,开始构架保路会下属机关,分别设总务处、文书处等四处,并发动临时动议,决定全体去总督衙门请愿,要求王人文代奏朝廷,传达保路会声音。

  王人文担心保路会人闹事,所以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岳府街上的动静。当参加保路会的两千余群众声势浩大的出现在督署门口,他思虑再三以后,走出督署衙门,亲自会见了聚会群众。

  王人文身为四川护理总督,和邓孝可、蒲殿俊等保路会高层有着良好的私交。鉴于这点,他出现以后,蒲殿俊、罗纶和邓孝可等人自选为代表,和他进行了对话。

  邓孝可是在王的影响下才在《蜀报》上发文歌颂“铁路国有政策”的,并且提出了争款不争路的观点。而正是因为有这段经历,所以他对清廷的出尔反尔(这里,却是他自作多情了,因为事实上,清廷打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付款买路)尤其痛恨。

  王人文甫一出现,邓孝可便率先发难,要求王给他一个解释。他说:“盛宣怀、端方蛇鼠两端,行文先后矛盾,请问督师,这是否是朝廷的意思?”

  王人文来之前就做好了准备,他朝身后摆摆手,示意众人噤声,然后说道:“邓先生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这也正是我所疑惑不解的。大家知道,铁路国有政策是盛大臣等人具体承办的,所以,我们不能保证他是否有渎职之嫌。”说着,他抱拳转身朝北京方向拱拱手:“吾皇初登大宝,并不知晓民间情舆。所以,圣听被蒙蔽也是有可能的。诸君,我对你们的遭遇很是同情,大家放心,待会儿我就给内阁去电,详实反应情况。盛宣怀、端方此举,委实有卖国之嫌疑,我已经决定上疏弹劾他们。诸君,请给老朽面子,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回家去等消息吧!”

  不管这是否是王人文的真心话,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确是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们此刻最想听到的。

  王人文并没有说假话蒙骗保路会众人,就在邓孝可等人请愿督署衙门不久,他就给内阁发电,详实的反应了今日运动之状况。他在电报中写道:“本日未前,各团体集公司开会,到者约两千余人,演说合同与国家存亡之关系,哭声恸地、有伏案私泣……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

  19日,他再次去电述说当日情况:“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日来关于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同日,并兑现在接见保路会众人时的许诺,上疏弹劾盛宣怀,认为他丧路权、国权,要求治盛欺君误国之罪,同时,自请治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

  王人文上疏才过一日,邓孝可就亲自上门言谢。

  在王人文的书房,宾主相对而坐,邓孝可首先感谢了王人文对保路同志会的支持,然后提出自己的担心:“督师,你看,朝廷果真会严办盛宣怀吗?”

  王人文为官多年,早就看清了这个朝廷的真面目。事实上,他上疏之前还有些犹豫,不舍得因此丢了官位。而在上疏以后,他却觉得浑身轻松,对护理总督一职浑不似以前看得那么重了。他见邓孝可居然还对朝廷不死心,苦笑着说道:“邓主编那么聪明的人,难道还没看明白,这合同难道仅仅只是盛宣怀的意思吗?”

  邓孝可其实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可是终有那么一点不甘心,他还想从王人文这里得到否定。闻言,他脸色黯淡,长长的叹息一声说道:“卓如先生那么多努力付出,看来终究是一场空啊!”

  卓如是梁启超的字,而梁启超乃是邓孝可最佩服的人。

  王人文知晓这一点,他接口道:“积弊太深,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啊。不谈这些了,如果没有意外,我在这里也不会太久了。”说完,他打了个哈哈,强颜欢笑。

  王人文本来就只是护理四川总督,属于暂代性质,这次他没有按照朝廷的意思办事,并且为保路同志会说话,那么他的仕途也就到头了。

  邓孝可明白这点,不禁为此感到内疚,说道:“督师,这一次连累你了。”

  王人文摆摆手:“言重了,言重了,谈不上连累,没有这件事,也有其他的事。”他说着,忽然话锋一转,盯着邓孝可问道:“你们武昌分公司,你去过吗?”

  邓孝可不解地看着他。

  “我听说武昌城内最近活跃着两个团体,一个叫做‘共进会’,还有一个叫‘文学社’。”王人文慢悠悠的说着,眼睛却盯得邓孝可更紧了。

  邓孝可却是一脸茫然。

  王人文见他没有反应,随即转移了话题,再次谈起借款合同的事来。

  他告诉邓孝可,自己准备将罗纶等人批驳借款合同的原件送呈内阁,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希望同志会全体会员都能在上面签名标注。

  邓孝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邓孝可走了以后,书办从隔壁走进书房,心急火燎地问:“督师,你真的决定了?”

  王人文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而是反问道:“你知道吗?上个月,湖南长沙、株洲等地爆发了万人示威游行活动。四川人口远比湖南为多,民风更加彪悍,你想一想,如果他们和武昌的革命党人有联系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

  书办想了一想,脸色变得难看起来,试探着说道:“督师的意思,他们会暴动?”

  “我可没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就大义而言,邓孝可他们并没有错。那一天千人号啕的场面,你就没感觉吗?”

  “可是督师,事可二不可三,您真的决定将罗纶等人批驳借款合同的原文上呈吗?”

  “是。”

  “可是如此一来……”

  “没什么可是了,你觉得,我们头顶上的天还是清天吗?”

  “督师,难道您觉得邓孝可他们会变天?”

  王人文摇摇头:“这天肯定会变,但是变天的肯定不是邓孝可他们。你等着看吧,朝廷如果强行收回路权,会有人站出来的。”

  “革命党人?”

  这一回,王人文再没说什么。王人文看人的眼光很毒,很快,事实就证明了他对邓孝可等人的判断。

  7月26日,新津街头,三个穿着长衫,士绅打扮的人站在路口,急切的朝雅州方向眺望着。他们这一站就是半个多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人越来越不耐烦。

  终于,其中一人问当头那人:“孝可兄,你确定赵督师今天会到新津吗?”

  所谓的孝可兄,自然就是邓孝可了。而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却是来迎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的。

  邓孝可等立宪派人虽然是保路同志会的领导层,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右翼的中坚代表,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密切纠葛的他们,从一开始想的就是文明争路,根本就没想过要进行武力对抗。

  所以,当以杀戮闻名的赵尔丰被任命为新的四川总督以后,他们立刻害怕了,不仅忘记了自己身为保路会领袖的职责,甚至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屈膝示好。

  蒲殿俊等人为了缓和和赵尔丰的关系,特别邀请了和赵尔丰私交不错的周善培充作中间人来打圆场,只是他们没想到的是,赵尔丰路过雅州的时候因事耽搁了两天,所以,他们这一次的迎接之举最终只是空等一场。

  邓孝可三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最终只能怏怏的返回了成都。

  迎接之旅示好不成,蒲殿俊等人并不甘休,于7月30号又在川汉铁路总公司为赵尔丰举行了欢迎会,欢迎赵到川主政。期望赵能够像其前任一样,继续支持他们和平争路。

  刽子手赵尔丰,还会像王人文一样支持他们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或许,赵尔丰本来倒是愿意卖他们一个好的,可是随着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浪潮”席卷整个四川,随着蒲殿俊等人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起了杀心的赵尔丰哪里还会顾得上他们的死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罢浪潮”的发起人正是蒲殿俊他们。

  却说8月24号这一天。成都川汉铁路总公司内,保路会众人正在集会,忽然,从外面跑进一个会员,他激动的挥舞着手中的一份电报嘶声喊道:“不得了啦,刚接到武昌分公司的电报,朝廷派端方强抢宜昌董事局了。”

  “什么?”本来秩序井然的会场登时乱成一片,众人纷纷争阅电报,而在确认了电文内容以后,所有人无不火烧眉毛一般跳了起来,几百人几乎同时哄叫起来:“朝廷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都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罢市!罢市!”

  蒲殿俊等人在主持过赵尔丰的入川欢迎会后,这段时间所思所行,都是为了弥补和当局的关系。然而,他们有意文明争路,清廷却不肯给他们这个机会。

  众人传阅过电文以后,群情激动,文明争路看来是不会管什么用了,要想有实效,还不得不另想门路,于是便同意了大部分人的决定,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

  最后通过决议,决定即日起开始全市罢市、罢课、罢工,势必与朝廷抗争到底。

  四川的保路运动并不是孤立的,因为早在6月10号,广东就召开了万人规模的粤汉铁路股东大会。大会明确通过保路宗旨:“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

  大会结束后,广东保路会人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称:“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

  不过,或许是因为朝廷首先拿四川开刀,保路运动在四川达到了高潮。

  8月27日,四川荣县旭阳镇的一幢房屋内,三个男子围坐着一张桌子侃侃而谈,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的,是毫不掩饰的兴奋之色。

  一个长条脸约30岁左右的青年正在说话,他满脸红光地讲:“太好了,如此好的形势,正是天助我等,我觉得可以提前起事!现在‘三罢浪潮’已经席卷全川,是我们革命党人站出来领导群众的时候了。朝廷压迫得越厉害,民间反抗力量必然越大。”

  三人当中,年龄最长的是长着一张圆脸,大约40岁左右的稳重男子。

  他也是三人中眼神最为犀利的,他接口道:“树人说得对,这时候确实是举事良机。”转过头来,看着另外一个男子,他说道:“子骧,你立刻联系一下哥老会的秦载赓和张达三,把我们的意思转达过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次机会把握好了,我们完全可以在四川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字为树人的,就是吴玉章,乃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而现在的他则是同盟会会员。

  字为子骧的,名叫王天杰,和吴玉章以及年龄最长的龙鸣剑同为同盟会会员。

  三人加入同盟会以后,长期在四川开展革命宣传工作,而荣县,则是在他们的努力下革命形势发展最好的。早在这个月月初,感受到川人保路运动的热情,他们意识到这正是推翻清廷统治最佳的时机,于是特邀一向与清政府做对的哥老会领袖秦载赓、罗梓舟和张达三等人在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借保路运动这股风潮组建“保路同志军”,将保路运动推进为推翻清廷暴政的革命运动。

  秘密会议上,他们推举秦载赓还有张达三分任川东南和川西北的起义领导人,并决定在新津和华阳各设保路军总部,以策划起义。

  自那一天以后,他们就在秘密活动,努力壮大起义队伍,而在王天杰和龙鸣剑的努力下,荣县革命党人现在已经拥有了规模在千人左右的武装队伍。

  起义的硬件条件已经完备了。

  眼见为之奋斗多年的事业有了成功的希望,王天杰同样心情亢奋,他说道:“我已经和秦载赓还有张达三联络过了,他们现在正在紧密筹备起义事宜。只待更好的时机出现,他们便会立刻竖起反清大旗!”

  “更好的时机——应该就在眼前了,清廷让赵尔丰入川,肯定是想动刀动枪,只要赵尔丰有所行动,届时群情激昂,那就是绝佳的机会了!”吴玉章目光灼灼地说道,这一天的到来似乎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而且他对此充满了很长时间的期待。

  一个绝佳的时机很快就来临了。

  9月7日这一天,蒲殿俊等人正在川汉铁路总公司举行例行会议,传话间的门房进来报告说,总督府有人过来想要见他,问他见还是不见。

  随着“三罢浪潮”越闹越大,乃至蔓延整个川境,保路同志会在许多地方的活动已经远远脱离了文明争路的范畴,对局势失去了控制,这让领头的蒲殿俊、罗纶等人感到十分不安。

  听闻总督府来人,蒲殿俊意识到这肯定是赵尔丰有事来找,立刻和罗纶等去迎接。

  总督府来人只是一个寻常的书办,他递给蒲殿俊一份请帖,便告辞了。蒲殿俊打开请帖,不出他所料,果然是邀请他们几个去总督府的。

  “去还是不去?”他征求罗纶等人的意见。

  保路运动已经有向暴力事件发展的趋势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清廷表现出更强硬的态度,这种趋势正越发明显。蒲殿俊从这份简单的请帖中,嗅出了几分阴谋的意味,但是,他并没有决心和勇气与清廷彻底撕破脸皮,所以显得十分犹豫。

  “不能去!”邓孝可反对,“赵尔丰不是王人文,他现在请我等过去,绝对没好事!”

  罗纶却支持前去,他说:“去见一下也无妨,现在保路运动已经脱离我们的掌控,我们有必要向赵总督言明此事。”

  蒲殿俊也想去和赵尔丰当面说清楚此事,遂决定前往,赴赵尔丰之约。

  蒲殿俊和罗纶等人前往总督府以后,邓孝可左思右想觉得不妥。为稳妥起见,他立刻让公司中的下属去通知保路会的各路头目,让他们召集人手做好准备,如果会长和副会长被总督府扣留的话,那就集体去总督府请愿,要求放人。

  邓孝可的推断是对的,赵尔丰此时邀请他们,明摆着就是鸿门宴。

  蒲殿俊等人进了总督府之后,便再也没能出来。罗纶亲自出面去交涉,却不知这是一张张开的网,也跟着陷进去了。保路会人此时才知道,赵尔丰逮捕蒲殿俊等保路会领袖,竟然是蓄谋已久的。他们随即群起包围了总督府,要求总督府放人。

  保路会人的围攻,激怒了赵尔丰。

  他派手下严辞呵斥聚会群众,声称他总督府逮捕蒲殿俊等人,乃是应朝廷的要求,限时让聚会群众撤退,称倘若规定时间内不撤退的话,将视之为暴动而进行镇压。

  下午4点多钟,聚会人群不仅没有散去,而且开始冲击总督府。

  一刻钟以后,总督府周围监视聚会群众的军警,开始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登时之间,总督府门口血流成河,最少30多人被当场打死,受伤的更多。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聚会群众登时喧嚣起来,有人大声喊道:“军警开枪杀人啦!政府想要清剿我们四川人了,我们四川真的完了!”又有人喊道:“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必须自救!攻打总督府,救出会长他们!”

  成都总督府门前惨案的爆发,震惊了国人,赵尔丰万万没想到,他自认为对付刁民百战百捷的手段,这一次却竟然为他效力的朝廷敲响了丧钟。9月13日,荣县王天杰的家中,王天杰正在和几个青年讨论着什么。

  龙鸣剑带着几个人抬着块木板急匆匆的走了进来,他进门就对王天杰说道:“已经证实了,成都总督府衙门口死伤上百人的事情是真的,子骧,你看看这个——”

  他说着挥挥手,跟在他身后的几人将那块木板呈到王天杰面前。

  王天杰凑过去一看,眼睛登时瞪得溜圆。

  木板上的字迹已经不甚清楚了,不过依旧能够分辨出来是这么一行字:“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保路同志会成都总部。”

  王天杰显得有些激动,他问龙鸣剑:“这木板是哪里来的?”

  “江里捞上来的。前几天我听其他同志说,惨案发生后,成都的曹笃还有朱国琛连夜组织人手制作了数百块‘水电报’向外传递信息,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曹笃他们居然要使用这种方法传递信息,看来成都的形势一定非常紧张。”王天杰说着目光灼灼的看着龙鸣剑,接着说,“顾三兄,是时候了!”

  龙鸣剑毅然点点头,跟着说:“是时候了!”

  就全川而言,荣县起义并不是最先爆发的,然而因为龙鸣剑等人投入了大量精力,所以其群众基础是最好的,因此荣县的起义进程十分顺当。

  到了25日,王天杰等人领导的起义军,就已经完全控制了荣县。

  他们随即成立了由同盟会领导的军政府,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而作为全国第一个脱离清政府的州县,荣县立刻成为川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荣县的独立,影响巨大,这不仅是同盟会发动反清武装斗争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地方政权,更重要的是,它为全国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借鉴标准。此后,全国各地爆发了大量的武装起义,这让腐朽的清政府迅速地走向了败亡。

  荣县独立,成都被保路军包围,这让清政府极度恐慌。朝廷手忙脚乱之下,开始从全国各地调兵入川平叛,而这却给了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趁机起事的机会。首先爆发起义的,是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

  10月9号这一天,武昌小朝街上,两个印籍巡捕按照往常行走的路线,正在街面上缓慢地走着。他们间或会在某个铺面上停留一会儿,看看那些买卖人,又或者看看那些商品。当然了,因为是正常巡逻,所以他们并不会留意太多。

  自端方从武昌带走大批湖北新军奔赴四川以后,没有了那些大兵的光顾,武昌市面上明显冷清了许多。人员流动少了,自然作奸犯科的事情也就少了。所以,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巡捕们颇为清闲,每天的例行巡逻,也不过是应付一下而已。

  两个印籍巡捕正在一家茶楼门口,商量着是不是要进去歇歇脚,喝点水。

  忽然,轰的一声巨响从不远处传来,两个巡捕顺着声响来源处看过去,发现爆炸声来自宝善里方向,正犹豫着要不要过去查看一番,急促的报警哨声响了起来。

  这是召唤巡捕支援的哨声,同时也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他们这回没敢有丝毫的犹豫,立刻抽出警棍跑步前进,飞快赶往宝善里方向。

  在宝善里,最先应声赶到爆炸地点的,是几个身材高大的俄国士兵。

  他们赶到的时候,发生爆炸的屋子依旧在冒着浓浓的黑烟,一股硝石味弥漫在整个街道上,告诉着有点常识的人,刚才的爆炸是由火药引起的,这里非常危险。

  两个巡捕赶到的时候,俄国士兵已经将屋子翻了个遍,有几个士兵手上捧着名册、文告还有旗帜之类的东西,正在小声交谈着,把这些东西交给俄国驻汉口总领事馆。

  俄国士兵看见巡捕,立刻喊他们上前,将查获物交给他们拿着,让他们立刻陪一个上尉去总领事馆,将这些物件交给总领事。

  两个印籍巡捕捧着那些物件,随一个俄国上尉还有两个俄国士兵赶往俄国驻汉口总领事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于武昌城内的革命党人来说是多么重要。10月的武昌,天气依旧闷热不堪。

  湖广总督署内,昏昏欲睡的两江总督瑞澄被爆炸声惊醒,惶然站起来,连声喝问堂下众人:“怎么回事?哪里的爆炸声?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让瑞澄愈发地不安。

  他联想到最近保路会人活动猖獗,革命党人又在其中兴风作浪,担心出事,赶紧指派得力手下前往爆炸地点,想要一探究竟。

  20分钟以后,瑞澄正因为久久得不到属下的回报,而坐立难安。

  这时候,一辆小汽车开到了总督署衙门门口,几个俄国人走下来。

  这几个俄国人是俄国驻汉口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和他的手下,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移交从宝善里查获的物件:一份名单、布告还有旗帜。

  从俄国总领事手上接过名册,瑞澄只翻看了第一页,脸色立刻变了。

  名册第一页上,几个瑞澄非常熟悉的名字赫然刊印其上:黄兴、孙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这些人,可都是朝廷通缉的逆党要犯哪!

  原来,整出宝善里爆炸事件的正是孙武一诸人。

  在瑞澄心里,孙武,乱党孙文的弟弟(孙武和孙中山其实并没有血缘关系,而瑞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解,盖因同盟会为了扩大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力,将错就错,没有在这件事上进行澄清),那在湖广总督府的乱党名册上可是挂了头号的;黄兴,更是出了名的乱党头子……瑞澄只草草翻看了一下,立刻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他联想到湖北新军主力已经被端方带去四川,再联想到近段时间越来越猖獗的保路运动,越想越是心惊,踱着方步,扎摸着嘴,暗自思忖:这些乱党想干什么?他们打造这份名册,肯定是为了方便相互之间的联络,难道说,他们想在最近发动暴动?

  有点失礼地送走俄国总领事一帮人后,瑞澄立刻召来第八镇统制张彪。

  他将名册等物交给张彪,说道:“乱党叛乱行迹已显,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进行遏制,这事就交给你去办了。”张彪作为张之洞亲手培养出来的湖北新军统帅,以心狠手辣出名,确实很适合处理此事。

  身为新军统帅,张彪对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有所耳闻,他认真地翻阅了一遍名册,冷笑道:“都是老熟人哪,我早就想对他们进行抓捕了,可是他们滑溜得很,居无定处,现在可好了,有了这份名册,总督大人就静等我的捷报吧!”

  可是,孙武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整出爆炸事件呢?这得从9月14号这天说起。

  9月14号这天,武昌的楚雄楼10号里,一帮革命党人在此历史性地相聚。

  参加聚会的,是武昌当地的两个进步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进步团体早早地就在湖北新军中开展了革命宣传工作,并且各自掌握了一部分军队。

  文学社的当家人蒋翊武和共进会的会长孙武,而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召开两个革命团体的联席会议,他们都预料到了事情的下一步,都是看到了在保路运动的影响下,在武昌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便决定正式共同推动此事。

  会后,蒋翊武和孙武分别派出代表去上海,找到了当时国内最知名的革命团体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还有宋教仁,希望他们能够派人指导起义行动,以保证起义成功。

  黄兴和宋教仁自然乐于促成这种对反清大业有好处的大事。

  于是在同盟会的推动下,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骨干在武昌胭脂巷密商举事具体方案。当日,他们成立了统一的指挥机关,推举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的会长孙武担任参谋长,并初步决定于10月6号发动起义。

  然而,四川的紧张局势已经让湖北当局产生了警觉,采取种种措施加强防御,另外,约定前来指导起义的同盟会领导人黄兴还有宋教仁迟迟不到,起义被迫延后了。

  10月,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四川出现了第一个独立政府——荣县自治政府。

  9号这天,人在岳阳的蒋翊武坐不住了。

  当天他便返回武昌,随即在位于小朝街的起义总指挥部,与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商量举事时间。蒋翊武的意见是,趁清政府被四川完全吸引眼球的时机,尽早起事。

  “不能再等上海来人了,同盟会没人指导,我们就自己搞!湖北新军大部被端方带去了四川,湖北防御力量被大大削弱。而且根据最新情报,端方已经被杀,现在在四川的湖北新军可以说群龙无首,我们此时起事,成功率将大大增加。一旦起事成功,就可以进一步影响到那些在川新军的军心,也算是支持四川的独立运动了。”

  蒋翊武如此分析道,对起事前景十分看好。

  刘复基、彭楚藩等人都同意蒋翊武的分析,皆认为事不宜迟,起义越快越好。

  正是为了准备起义事宜,孙武等人在俄租界宝善里机关搬运炸弹的时候,因为不小心碰翻了一瓶药剂,导致炸弹爆炸,于是直接导致革命党人名册还有起义布告、旗帜等都被搜走。最重要的一点是,这还导致起义总指挥部位置被暴露了。

  张彪行事雷厉风行,他立刻下令关闭武昌四门,并且出动大批兵丁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爆炸声响起的时候,蒋翊武就在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内,听见爆炸声,不久又见清兵开始封闭四门,大肆搜捕,他意识到已经暴露,危险当前他立刻决定,当晚12点就发动起义——“必须立刻举事,不然的话,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刘复基和彭楚藩等人深以为然,于是便决定分头联络各新军中的革命党人。

  然而,他们还没走出总指挥部,清军已经包围了这里,并且立刻强行进入捕人。早在决定为革命奔走的时候,刘复基和彭楚藩等人就断发明志,所以他们一共6人皆没能幸免,悉数被捕。而蒋翊武因为还留着辫子,才得以逃脱搜捕。他躲过清兵鹰爪以后,没敢继续在武昌停留,而是连日遁往监利。

  刘复基等人被捕和蒋翊武的出走,直接导致各标营的革命党人无法联络。

  起义再次被推迟了。

  清军在小朝街逮捕了多名革命党人次日,立刻将他们斩首,然后进入新军军营开始按册抓捕。很快,张廷辅等多名革命党人在军营被抓捕,随即遭到了杀害。

  张彪是何等聪明之人,此时此刻他已经嗅到不少蛛丝马迹,意识到新军中还隐隐存在着险情,不仅勒令军营官兵严禁外出,而且晓谕革命党人限时自首。

  严峻的形势让新军中的党人深感不安,他们意识到如果再不反抗,不仅诸同志奔走多年经营下的基业将要毁于一旦,而且武昌起义必然将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从此再无可能发生。

  不能坐以待毙了,这是当时许多革命党人一致的想法。

  清军紧闭武昌四门,导致城内的党人无法联络。但是城外的新军军营,朝廷却不可能监管得毫无漏洞。城外军营里的革命党人通过种种手段互相联络,最后,新军辎重队、炮兵营还有工程队里的革命党人联络成功。

  “起义指挥部没了,那我们就重起炉灶!我相信,只要有一人率先发难,那其他各处同志就会立刻响应!”他们随即决定举火为号,即时发动起义。

  张彪连续两日逮捕了近百位党人,杀害了几十位,自认为可以杀鸡儆猴,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当日晚上便有些松懈,回到了第八镇的司令部。然而,他这边坐到桌子边上刚刚端起酒杯想要放松一下,武昌城工程营军营里面就传来了枪声。

  “不好!”张彪当下就扔掉酒杯,想要调兵前往工程营进行镇压,然而他才出得大门,楚望台军械所方向就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冲天,照亮了半边天空。

  楚望台军械所囤积着大量的枪支弹药,那里一旦被占领的话,就意味着起义军将获得充足的军备补给。张彪非常清楚这一点,眼见军械所被占领,他喟然一声长叹,意识到了自己百密一疏,还是错过了平叛的最佳时机。

  张彪明显低估了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能力。

  率先发动武昌起义的是一个名叫熊秉坤的共进会军代表。

  熊炳坤当兵的时间不长,却已经发展了200余名会员,而有这200余人做先锋,一场划时代的起义便已经足够发动了。

  工程营军营里忽然响起枪声,门口戒严的清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撂倒在地。

  击溃了军营门口的清兵以后,熊秉坤他们毫不停留,立刻朝楚望台军械所进发。此刻,在军械所当值的官兵里,就有革命党人吴兆麟。有吴兆麟策应,起义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那里。

  楚望台军械所有着武昌城内最大的军备库,缴获了那里的数万支步枪、数十门炮、数十万发枪弹以后,起义部队迅速武装起来。他们随即推举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并号召各标营起义官兵向军械所靠近,很快,起义官兵就达到了3000余人。

  “听我说,趁瑞澄和张彪没有反应过来,我们立刻攻打过去!只要占领总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武昌就算完全光复了。同志们,为了我们的理想,前进!”吴兆麟在3000余起义官兵面前发表了简短的演讲以后,随即将起义军分成三路,一路攻打总督署,一路攻打第八镇司令部,还有一路则负责监视那些保持中立的湖北新军。

  听见枪响,瑞澄预感到大事不妙,当时就吓得脸色发白,瘫坐在了椅子上。

  起义军这边才一发炮,生性怯懦的瑞澄担心起义军攻破督署会秋后算账,追究自己杀害党人旧事,当下命手下砸破了督署后墙,然后窜上了楚瑜号军舰,连夜逃走了。

  张彪在发现楚望台军械所被起义军攻占以后,就意识到单凭第八镇司令部这点兵力,进行镇压已经不现实了。不过,他还抱有一丝奢望,指望着汉口以及汉阳的援军前来支援,所以仗着司令部墙高炮利,一度想要负隅顽抗。

  不过,在起义军占领了司令部附近的高地,并且用火炮进行连续轰击以后,他意识到事不可为,遂心有不甘地带兵撤离司令部,然后率本部人马撤出了武昌。

  张彪撤出武昌,就意味着,武昌已经完全被起义军所控制了!

  武昌起义,成功了!

  武昌起义的胜利,就好像黑暗中的一点星火,让长期处于黑暗中摸行的中国人看到了光明的曙光。正是在积极投身于革命的行动中,中国共产党的先辈们一步一步成长起来,逐渐走向历史前台。

  武昌军事行动的胜利,让汉口还有汉阳的革命党人信心倍增。他们因势利导迅速发动起义,很快,汉口还有汉阳也被光复。

  而随着武汉三镇被起义军掌握,革命党人建立政权的基础便有了。

  11日,武昌阅马场红楼,刚刚从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党人齐聚于此,他们甚至来不及换去征战的衣服,就这么扛着枪带着征尘站在红楼前的广场上。所有人脸上都充满喜悦,他们互相问候着、交谈着起义进程中发生的故事,对于将来无不充满了期望!

  起义胜利了,接下来就会组建革命党人领导的政府。新政府崇尚民主,在新政府统治下,所有人等将没有贵贱之分,大家将完全平等。

  红楼门口,吴兆麟、熊秉坤等起义临时指挥官们正在热切讨论的正是组建军政府的事宜。

  “这仅仅才是开始!”吴兆麟首先郑重告诫众人,“清廷绝对不会甘心失败,一定会调集重兵进行镇压。当务之急,必须尽快组建临时政府,推选一个领导人。只有这样,才能群策群力,调动广大军民的积极性,全民总动员来打赢这一仗。”

  他接着又说:“可惜蒋总指挥不知所踪,孙参谋长又身负重伤,他们中只要有一个人在此,我们现在也不会这么被动了。”

  熊秉坤很同意吴兆麟的判断和远见卓识,他说道:“组建政府,推选一个深孚众望的领导人乃当务之急。我们向上海同盟会总部求助怎么样?要我说,军政府最好的总督人选非孙文先生莫属。”

  “孙文先生乃同盟会*****,如果由他担任新成立的军政府都督自然是最合适的。可是,我们根本联系不上他。其实也非孙先生不可,同盟会许多领导人在这方面都富有经验,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能胜任此项工作,可是,即使现在就联系,时间上还是来不及。我的意见是,干脆在本地人中寻找吧。这个人只要在当地有一定声望,能够利于我们在地方上开展工作就行了!”

  “黎元洪怎么样?”一个党人说道。

  他刚提出这个人选,立刻就遭到了他人的质疑:“那个被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清辫军协统?不妥吧?他明显不是我们一路人。”

  “可是,除了他还有谁能符合这个条件呢?黎元洪在新军中声望不错,由他出面的话,至少会避免新军中意志不坚定者倒向朝廷。”

  众人争执不下,最后让吴兆麟拿主意。

  吴兆麟想不到其他人选,无奈之下,遂同意推举黎元洪为都督。

  于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和武昌起义还有革命党人毫无关系的黎元洪,最后居然坐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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