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夏保卫战

　　且不管黎元洪其人品如何，总之，随着他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武昌起义算是初步完成了既定战略目标——革命党人不仅控制了武汉三镇，而且成立了军政府。

　　而这意味着，辛亥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正式开始了。

　　武昌起义爆发的当夜，远距武昌千里之外的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一间普通的宿舍内，几个军校生正在小声交谈着。

　　为首的学生名叫何贯中，乃是同盟会会员。何贯中身为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的六弟，在同盟会中人脉很广，所以得以第一时间知晓了武昌起义发生的情况。

　　他显得有些激动：“诸君，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武昌的党人举事了！诸君，湖北新军主力已经入川，所以，这一次成功的希望非常大。起义一旦成功的话，那对清廷绝对是雷霆一击。接下来，清廷肯定会从直隶等地调集大军进行镇压。清军要南下，漕河铁桥是必经之途。诸君，武昌起义不会缺少我等一二人，那么，我们就炸毁漕河铁桥予以声援，你们觉得如何？”

　　“我赞成！”一个长得很是魁梧的学生立刻应和。他是何贯中的室友，名叫李济深。李平时和何贯中走得很近，受何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

　　“那就干吧！我们的实力虽然还无法和清军作战，但是炸毁漕河铁桥却非难事！”其他人立刻应和。于是，何贯中和李济深等人便连夜潜往漕河铁桥，并成功实施爆破。

　　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让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如何贯中所预料的那样，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被震惊了。

　　武汉三镇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九省通衢丢了，全国何保？

　　一贯以办事拖沓的清政府，这回却迅速地做出反应——起义成功两天后，清廷先是撤销了瑞澄职务，命他戴罪立功，改为暂署湖广总督，同时停止永平秋操，令陆军大臣萌昌立刻带部队赶赴湖北，并辖制湖北境内所有新军以及赴援部队。

　　此外，又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舰队赶赴武汉江面，妄想将湖北军政府扼杀在摇篮之中。

　　14日，清廷对赶赴湖北的部队重新编制。将萌昌亲率的陆军第四镇和混成第三协、第十一协编成第一军，由萌昌担任军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任命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军统为载涛。

　　随即，这三个军在萌昌、冯国璋、载涛的率领下向汉口集结。

　　日历往前翻一页，13日，率领部分清兵逃出武昌的张彪接到清廷的命令，获悉朝廷大军已经开出，有了底气的他立刻亲自带兵占领了汉口的刘家庙火车站，并以火车站原有设施构建阵地，妄图在此和南下部队会合，然后以汉口为据点反攻武昌。

　　汉口和武昌仅一江之隔，而且汉口除了部分地区之外已经被光复，可以说，汉口现在绝大多数地区都是革命党人的活动范围。因此，张彪的这一举动自然没能瞒过。

　　很快，汉口的革命党人将这一情报送入阅马场红楼。阅马场红楼作为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所在地，现在已经变成了起义军的总指挥部。

　　逃出武昌的张彪又在这里出现了，而且磨刀霍霍，一副想要大开杀戒的样子。

　　这引起了吴兆麟等人的高度警惕，他和熊秉坤等人仔细翻看地图，揣摩他意欲何为，认为张彪在这个时候占领刘家庙火车站为据点，肯定是在为北下清军打前站，所以一致认为，与其坐等清军在汉口集结，不如主动进攻，拿下刘家庙火车站。

　　如此，将能迟滞清军集结速度，为起义军的壮大赢取时间。

　　他们向都督黎元洪主动请战，刚坐上都督宝座的黎元洪，也正式签发命令，起义军随即在吴兆麟等人的率领下主动出击，向汉口发动进攻。

　　15日，刘家庙火车站的战斗正式打响，而这也标志着阳夏保卫战开始了。张彪败退出武昌以后，一直耿耿于怀，总想着要反攻武昌，亲自抓住那些革命党人割头，这才能挽回自己的一丝颜面。

　　他接到情报，获悉起义军主动来攻，丝毫不以为惧，反而十分兴奋。

　　此时此刻，他手下有2000余人的部队，而且是正规军，步、骑、炮诸兵种齐全。他逃出武昌以后，曾经接受过英国军舰的帮助，并且在瑞澄的斡旋下，和西方诸国驻于汉口长江水面的舰队达成协议，后者将会在必要的时候提供火力支援。

　　因为以上种种，所以他才会表现得如此有恃无恐。

　　刘家庙收复战从一开始就极其惨烈。

　　起义军急于收复刘家庙火车站，所以前线指挥官根本不采取什么策略，而只是一味组织兵力猛打猛攻。然而，刘家庙的清军虽然兵力上处于劣势，但却有长江上的炮舰提供火力支援。所以交锋下来，起义军一次次的进攻不仅无功而返，而且伤亡巨大。

　　起义官兵的巨大伤亡，让一线的指挥官心痛不已，然而，考虑到刘家庙火车站一旦无法及早收复的话，接下来就是清军的大兵压境，起义取得的成果很可能就此付之一炬。在征求了黎元洪的意见以后，他们决定就地募军，吸收了大量的铁路工人还有当地的棚户区贫民参军，从而保持了兵力上的优势。

　　惨烈的刘家庙收复战一共进行了四天，最终起义军巨大的伤亡得到了回报。

　　19号这天，因为来援的清廷舰队炮弹供应不上，在起义军如潮攻势下，张彪率领的清军终于不敌，很快就被击溃。溃散的清军躲入火车沿线的棚户区，随即遭到了火攻，于是溃散变成了溃逃，刘家庙火车站被一举收复。

　　刘家庙火车站的收复，对于阳夏保卫战的意义十分重大。此战的胜利，不仅极大的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更重要的是，湖北军政府因此赢得了汉口的民心。

　　刘家庙一带的枪炮声刚刚停止，汉口城内便响起了鞭炮声。汉口市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欢庆革命军打败清军的同时，也开始了无私的支持军政府的实际行动。商人们出钱出物，平民们送饭送水，而更多的贫民则加入到了革命军的队伍。

　　整个汉口市内，一片热闹景象，就好像盛世过年一样。

　　起义军的骁勇善战出乎了清廷的意料。就拿张彪来说，他开始虽被迫败出武昌，却依旧想着反攻复仇。而这一次失败以后，他终于清醒了，意识到改朝换代乃大势所趋，没必要为朝廷再卖命求荣了，遂携带家眷登上一艘日本军舰，开始了流亡生活。

　　湖北新军的统帅战败流亡，暂代这一职务的总督瑞澄也没能讨到好。一直呆在楚瑜号军舰上密切关注着战势发展还想戴罪立功的他，眼见事不可为，终于意识到大势不可逆转，黯然退往上海。

　　阳夏保卫战一共历时41天，最终以汉阳失陷而告终。

　　阳夏保卫战虽然最终失败了，不过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却有着无可比拟的意义。因为，正是有了这41天缓冲，中国的大地上很快就引发了燎原大火。在这41天里，湖南、陕西、江西、山西、江苏、云南、浙江、贵州、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市纷纷宣布独立，很快，中国全新的政治版图出现了——关内十八省，除了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依旧效忠清政府以外，其他诸省全部被革命党人控制。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王朝制度，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意义在于，正是因为投入到了辛亥革命中，早期的共产党人身心皆受到了一次洗礼。在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以后，他们的思想有了更高层级的平台，从而更能接受从西方从俄国传过来的先进政治理念。就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长沙湘乡驻省中学的礼堂里，一个青年革命党人正在进行着热烈的演讲：“诸君，你们想必已经看到了，清廷腐朽的统治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进步。现在，是我们行动起来推翻它的时候了。我们年轻人，最不缺的就是一腔报国热情，我们愿意为我们国家的进步，奉献出我们的一切。诸君，我们为什么要在武昌发动起义？我们为的就是推翻清廷的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这个新的过渡，没有贵族与平民之分，所有人都能够平等的参与政治……我告诉你们，现在，清廷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正在从全国各地调集大军，想要扼杀我们追求民主、追求进步的正当行动。诸君，值此国家多难之际，你们，还能安心坐在这里读书吗……国家需要你们，人民需要你们！诸君，放下手中的笔，拿起钢枪，保卫属于我们自己的政权吧！湖北人民需要你们，国家需要你们！我们湖北的同志，他们为了推翻清廷的统治，已经走在了前列。他们正在前线与清军浴血拼杀，现在，是我们投入革命，以实际行动支持他们的时候了……”

　　演讲结束了，礼堂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愿意坐在这里听讲演的青年，绝大多数都是具备革命主义情怀的。正处于热血青春期的他们，立刻被演讲者激昂的讲演给打动了。

　　演讲者刚刚离去，听讲者中，一个眉目清秀，神色坚毅的少年就站了起来，他对身边的几个同学说道：“同学们，我们去武昌吧！武昌的起义军正在遭受清廷的围剿，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投身其中，为革命事业做点贡献！”

　　“我去！”

　　“我也去！”

　　几个同学立刻作出回应，就在他们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赶赴武昌时，有个同学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可是，我们的学业怎么办？润之，是不是要和家里商量一下？”

　　润之就是毛**，此时还只是一个显得有些稚嫩的少年：“学业，什么时候都可以再继续，但是战事紧急，我们可以到武昌以后再写信告诉家里。”

　　“可是……”

　　“没什么可是了，就这么说定了，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这事属于自愿，想一起去武昌参加革命军的，立刻回去收拾行李，我们待会就出发！”

　　年轻的毛**，就已经具备了处事果敢、雷厉风行的行动特质。围坐在他周边的，都是和他志同道合、经常一起打交道的同学，而他们对于他这种处事风格已经熟悉了。

　　就在这一年春天，毛**为了表示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在学校里发起并带头剪掉了辫子。当时，他们这一群愿意削发明志的同学里，有好多人尚在犹豫，而他，则联合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将这些人的辫子给剪掉了。

　　这一次前往武昌参加革命军，毛**又是说做就做，这自然让在座的不少同学联想到了剪辫子那一幕。

　　毛**想要去武昌参加革命军，帮助起义军防守汉口，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做好了充分思想准备的。乃至于，当他在前往武昌的路上听说汉口地面比较潮湿以后，还特地买了一双雨鞋带上。

　　毛**首次的参军之旅并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在半路上被当地驻军给拦住了。

　　“前方正发生战事，路上比较危险，你们都是学生，还是回学校吧！”驻军的一名卫兵好心提醒他们。

　　“可是，武昌的起义军不是正需要人员充实队伍吗？你别看我们现在只是学生，等我们手上有了枪，一样可以打清兵！”毛**认准的事情就立志进行到底，他发现这个卫兵比较随和，于是尝试着和他套近乎。

　　这个卫兵倒真是好心，他见毛**等人不听劝，于是透露给他们一个消息：“参加革命军不一定非要到汉口啊，长沙的革命党人也在策划举事，同样需要大量的兵员，你们为什么不就近参军？”

　　长沙一直是革命党人比较活跃的地方，就在武昌起义发生后不久，以焦达峰为首的长沙革命党人就在策划起义。因为湖南新军比较倾向于革命，所以这个卫兵才能获悉如此机密的情报。

　　毛**等人商议了一下，觉得既然前往武昌的道路已经被隔绝，那么回去长沙参军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一行人随即原路返回。

　　很快，长沙起义成功，湖南军政府成立。

　　毛**也如愿以偿，加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左营第一队当了一名列兵。毛**加入新军，一开始十分地兴奋，认为终于找到了报国途径，他一方面接受军事训练，一方面利用军饷订购各种先进报刊和杂志，以关注时局大事。

　　正是在湖南新军当兵期间，毛**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1911年12月25日，上海客运码头，随着一艘自法国马赛驶出的邮轮抵达码头，码头上聚集的一批人立刻兴奋地迎上前去。

　　邮轮前甲板上，孙中山看着码头上的一切，喟然长叹：“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的祖国啊！看看，今日之上海，可有旧时萎靡不振的景象？”

　　因为朝廷的追捕，孙中山近些年一直在海外活动，此刻才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不免近乡情怯。邮轮上的游客几乎下了一半，他这才举步迈上跳板。

　　码头上，特地来欢迎他的陈其美却有些等不及了，孙中山尚在半途，他便迎上去张开了双臂，爽朗的笑道：“总理！欢迎回家！”

　　“走，回家！”看见老部下，心里体味着回家的滋味，孙中山不由笑了。

　　陈其美身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庶务部长，在武昌起义发生后，立即动用手上的青帮力量，发动上海商会、进步青年和江浙革命党人发动了上海起义。

　　起义成功后，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

　　“见过总理，总理，我们胜利了！”陆续有其他同盟会会员过来见过孙中山，所有人脸上无不洋溢着笑意。

　　被他们的情绪感染，孙中山心中的一点回乡怯意也终于消失不见。

　　他踏上上海的土地，久久伫立，然后对陈其美说道：“还是祖国的土地好啊，就是让人心里踏实。”

　　陈其美理解孙中山的心情，他等了一会才邀孙中山上车，和他说起有关起义的相关事情。武昌起义以及阳夏保卫战的具体情况，孙中山已经从电报中获悉了。所以，陈其美现在重点和孙中山讲的，是关于17省军政府代表筹划成立中央政府的事情。

　　“前段时间，我一直呆在南京和其他省份的代表商量成立中央政府的事情。大家一致认为，成立中央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3日我们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商定，就根据该大纲选举总统。不过，在具体人选上却出现了歧义。一部人支持黎洪元，还有一部分则支持黄兴。两方争持不下，加上北面又传来袁世凯同意共和，不少人便认为可以以总统位相逊以谋求其反正。”陈其美说。

　　对于这些事情，孙中山从其他人的电报中已经获悉一些内情，他说：“如果袁世凯真愿意反正的话，让他担任总统一职也并无不可。只是，该消息确切吗？我的想法是，中央政府应该尽快成立，这样才能统一各省份革命党人的行动。”

　　“我正是这样想的，所以才让你尽快回国。你在各个革命团体中声望最高，如果由你当这个总统的话，相信可以消除各方隔阂！”陈其美用期待的眼神望着孙中山。

　　但是，孙中山却陷入了沉吟。

　　在海外奔波多年，他一直寻求外国政府的支持，然而却收获寥寥。而通过此事，他也意识到了，西方列强，包括中国的近邻日本，他们并不愿意中国崛起，所以对于可能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他们都持观望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清政府镇压革命行动。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倾向于让袁世凯当这个总统。我们的国家积弱太久，再经不起内战的折腾了。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不反对暂时挑起这个重担！”

　　陈其美要的就是这句话，闻言立刻笑了：“总理，有你这句话，那么大事就成了！”

　　孙中山回到上海以后，暂时下榻于哈同花园。在这里，他先后会见了黄兴、伍廷芳、汪兆铭、胡汉民等多人，和他们热切地讨论成立中央政府的种种事宜。

　　孙中山为革命奔走过年，虽然因为清廷的通缉一直无法回国，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崇高的声望。他回到上海没几天，各团体的欢迎电报随即接踵而至。12月29日，南京丁家桥江苏谘议局会场，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直隶、山东、河南等17省的45名代表齐聚一堂，在不少军政界以及学界人士的见证下，召开了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大会**由临时议长汤尔和担任，刘之浩任监选员。汤尔和首先宣读了28日通过的选举办法还有3个候选人名单，然后便宣布无记名投票开始。

　　因为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任总统选举，亲临其事的各个军政府代表们的激动心情是显而易见的。众人郑而重之地依次上台，向投票箱投出庄严的一票。

　　投完票后，他们高举空空如也的双手，正对不远处的新闻记者，任由他们拍照，以示自己已经完成投票。

　　很快，代表们就投票完成，随即在刘之浩的监督下，唱票员开始唱票。唱票完毕，刘之浩将票选结果递交给汤尔和。汤尔和肃穆的接过，随即站起来高声唱票。

　　结果毫无意外，孙中山16票，黄兴1票，至于黎元洪，则是一票未得。

　　刘之浩随即宣布道：“因为孙文先生总共获得17张有效票中的16张，我现在宣布，孙文先生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总统！”说完，便带头鼓起掌来。

　　他话音刚落，会场内登时音乐声大作，17省军政府代表以及与会的各界人士全体起立大声欢呼，会场内登时一片热闹景象。

　　选举结束以后，便是商量孙中山就任总统事宜了。

　　众人经过商量以后，最后推选正、副议长汤尔和和王宠惠前往上海迎回孙中山，并于1912年元旦正式举行就任仪式。

　　次年1月1日，在汤尔和和王宠惠的陪同下，孙中山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南京。

　　此时，经过全国各地进步报刊的宣传，孙中山当选总统的消息已经在各地流传开来。其中，在同盟会发展得最好的江浙一带，更几乎是人尽皆知。

　　是日，孙先生将要到南京就任总统的消息在南京每一个街头传递着，南京人自然不愿意错过这个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有万人主动前往火车站迎接孙总统，以期瞻仰其风采，沿街沿途前来欢迎的人更是达到了五万余。

　　民众发自内心的欢迎让孙中山心中暖暖的，看着那一张张兴奋的脸庞，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他欣慰地想：“这至少证明了，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的人民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政府！”

　　晚上8点，南京制台衙门，两个穿着崭新军装的士兵树枪直立着。

　　而在两人的面前，一条红地毯上，两个穿着大礼服、戴着大礼帽的中年人在一群身着盛装的军绅的簇拥下，缓步走了过来。这两个中年人，一个是即将就任大总统的孙中山；而另外一个戴着眼镜的，则是同盟会元老，现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

　　两人甫一出现，围观的人群登时发出了震天响的欢呼声，“孙先生！”“总统阁下！”“中华民国万岁！”的称呼不绝于耳，此起彼伏。

　　听见欢呼声，两人停了下来，孙中山更是转身含笑朝民众挥手。稍后，在胡汉民的催促下，孙中山和胡一起向制台衙门内走去。

　　两人刚刚走到门口，一直肃立在两个卫兵旁边的一个佩戴指挥刀的军官忽然响亮的喊道：“敬礼！”随即，两个卫兵举枪至胸口，摆出了敬礼的姿态。

　　孙胡二人这一次毫不停留，继续走了进去。

　　两个人沿着红地毯一直走进去，然后胡汉民首先登上**台。

　　他先扫视全场一下，示意众人噤声，随即打开手上的文告，宣布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就职仪式正式开始：“下面，有请总统先生宣读誓词！”

　　全场响起了如雷般的掌声。掌声里，孙中山沉稳地走上台，先朝四下点点头，随即打开了自己亲自书写的誓词。而随着誓词被打开，台下登时一片寂然。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文宣誓以后，孙中山又发布了《告全国同胞书》：中华民国缔造之初，而文以不德，赝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

　　“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自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所遇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同胞共鉴之！”

　　《告全国同胞书》发布以后，孙中山随即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孙中山是广东人，他宣誓时的一口粤语，让在场的许多人都听不懂，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众人的心情。因为他们知道，从此以后，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从此以后，中国的历史将掀开新的一页；从此以后，中国将以另外一种身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华民国的成立，放在全世界也是一件大事，因为对于那些惯从清政府谋取种种权益的列强来说，从此以后，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必须要进行彻底修改了。

　　西方列强，包括中国的近邻日本，他们究竟在中国谋取了多少好处？

　　历史淹没在荒烟蔓草之间，现在已经无从详细考证了，不过有证据可寻的是，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前前后后，这些国家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干涉和巧取豪夺。

　　而这其中，或许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日本是伸手伸得最早的。1912年1月的南京，是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的，空气中传递的都是春天的气息。而与此同时，在最先发动起义的湖北武汉，空气中却透着一股灰败的气息。

　　湖北军政府风头最劲的时候，曾经收复武汉三镇，打得朝廷南下镇压大军却难以寸进。然而，随着清廷重新启用袁世凯担任湖广总督，中国当对最精锐的北洋新军进入战场，军政府强劲的进攻势头被遏制住了。到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革命军在与北洋新军的对决中屡屡败退，甚至连武汉三镇也丢了两个。

　　清朝末期至民国初年，是中国最多灾多难的一段时期。

　　外辱内乱，国破民穷，让广大劳苦大众吃尽了苦头，在这种情势下，人民急切地期盼和平。来自民间的呼声和愿望，让刚刚掌握政权的革命党人开始考虑南北对话，以总统之位换取袁世凯支持民主共和政体，也再次被提了出来。

　　而与此同时，北京的革命党人开始重拾起事之初的暗杀手段，决定刺杀袁世凯，以暴力手段铲除这个对南北统一最大的障碍。

　　1912年1月北京的天气，和湖北有些类似，比较阴冷。

　　唯一不同的，湖北是阴湿，而北京则是干冷。

　　1月9日，北京某个胡同的一幢四合院内，18个中青年先后进入，随即，他们进入主人家的书房，开始密谋起来。

　　“民国已经成立，但是武汉战场上革命形势却不容乐观。我们多次在北京组织起义，每次都功亏一篑，究其原因，都是败在袁世凯的手上。我认为，与其坐等袁支持共和，不如武力手段铲除之！诸君，不能再等了——我们暗杀团成立的初衷，就是铲除一切有碍革命的人，现在，是我们行动起来的时候了！诸君，可有勇气与我共谋大事？”说话的是张先培，同盟会会员，他口中的暗杀团，正是他率先组织起来的。

　　“我赞成！只要铲除了袁世凯，北洋军就群龙无首，湖北的斗争形势可能能够扭转！”到会的其他17人，都是暗杀团成员，而接话的是另外一个同盟会会员，杨禹昌。

　　于是，暗杀袁世凯的计划就在这个四合院里商讨决定下来。

　　对这些一无所知，袁世凯一无所知。1月16日上午11时45分左右，东华门外丁字街，他还乘坐着马车，在众护卫的前簇后拥中，缓缓从街面上驶过。

　　袁世凯现在是朝廷里风头最劲的贵人，甚至连清帝溥仪对他都要礼遇三分。

　　贵人出行，街上的行人自动规避。本来还有些热闹的大街，随着这群人的出现，慢慢的寂静下来。很快，街面上只剩下马蹄的嘚嘚声，还有沙沙的脚步声。

　　袁世凯复出出任湖广总督以后，对革命党开始软硬兼施。一方面，他派出北洋军在湖北大力清剿革命军；另一方面，又和革命党人频繁接触，透露出支持共和的意向。而正如他的行动一样，他的内心也在两种选择之间摇摆不定，一时无法做出决断。

　　“国家要强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得到民众支持、肯办实事的政府，很显然，现在的朝廷是无法胜任的！可是，革命党人已经控制了南方17省，他们真的愿意让我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吗……”袁世凯正在车厢里喃喃自语，做着思想斗争。

　　忽然，外面响起了护卫凄厉的叫声：“有刺客！”“保护大人！”

　　早在袁世凯镇压革命起义，成为阻碍革命事业进程的绊脚石以后，张先培领导的暗杀团就将之列为了刺杀对象。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人专事负责收集袁世凯的出行路线以及生活习惯。在决定就近实施刺杀行动以后，很快，袁世凯的活动规律就被他们掌握了。于是，早早的，他们就在袁世凯下朝回府的必经之路丁字街上埋伏下来。

　　他们赖以藏身的是一家布店的二楼。张先培临窗而立，透过窗户的缝隙注视着外面的情况，当袁世凯的车队行进到楼下时，他立刻打开窗户，投下了预备好的炸弹。

　　袁世凯的护卫，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人，警惕性极高，张先培等人这边才有动作，他们立刻警觉地从空气中嗅到什么。炸弹刚刚抛落，靠近马车的护卫立刻扑了过去，用身体将车厢挡得严严实实。“轰隆”一声，炸弹爆炸了，袁世凯的卫队长以及10余个护卫身处炸点附近，被纷飞的弹片所笼罩，当场身死。

　　可惜的是，第一颗炸弹没能炸死袁世凯，张先培等人也失去了再次动手的机会。

　　袁的护卫一边保护着袁世凯离开现场，一边蜂拥进入店铺捕人，很快，张先培等参与刺杀行动的10人当场被捕。几天后，他们悉数慷慨就义。

　　刺杀行动失败了，不过，张先培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袁世凯一度还在摇摆不定，而在经历刺杀事件以后，许是认识到民主共和浩浩荡荡，乃大势所趋。意识到这一点后，他才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南北对话的事宜了。

　　当天晚上，北京城内一片森严景象，军警大批出动，四处抓捕革命党人。

　　朝廷寄以重望的袁世凯复出以后，等于把持了朝政，可就是这样的新兴显赫权贵，居然在京师重地北京城遭到了刺杀，不说他本人有如何想法，他的那帮手下幕僚也绝对不肯善罢甘休。刺杀事件，对袁世凯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天回府以后，他立刻召集长子袁克定，亲信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等人，就南北对话征询他们的意见。

　　“我们的军队在湖北取得节节胜利，革命党已经坐不住了，今天中午针对大人发生的刺杀事件，说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失去耐心了。我觉得，是时候与他们进行正式对话了。军事上我们占据优势，而且，我们还能左右朝廷的风向，总的来说，南北议和，我方绝对能够占据主动。”首先说话的是赵秉钧，南北对话，北京方面的代表就是他，所以他在此事上有绝对的发言权。

　　赵秉钧继续说道：“大人，是时候向朝廷施加压力了，我觉得，从明天开始，你可以称病不朝。朝廷那边，由我和翼夫、馨吾出面斡旋即可。由我等间接出面，您活动的余地也大些，大人，您觉得如何？”

　　南京方面急切希望早日结束内战，完成全国统一大业，所以不惜放弃总统职位。老实讲，这个条件对于袁世凯极具诱惑力。

　　当然了，作为利益至上的政治游戏，袁世凯及其心腹也深知自身的优势——除开军事上的优势，袁的另外一大优势在于，他们现在已经控制了朝政，因此完全可以通过逼迫等相对平和的手段迫使溥仪退位，从而兵不血刃的完成国体、政体的转换。

　　早在南方革命党人向北京抛出橄榄枝以后，袁世凯及其幕僚就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而袁世凯这段时间之所以摇摆不定，一方面是因为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另外一方面，却是不想背上卖主求荣的骂名。现时的袁世凯，还是很在乎名声的。不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对所谓的共和体制并不是完全了解，他的心中未免有点忐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总统究竟拥有怎样的权力，其实是希望获取更大的权力。

　　见儿子袁克定还有几个心腹都看着自己等待表态，袁世凯轻声慢语道：“你们知道的，我并不稀罕这劳什子总统。我现在最在意的，是如何才能让国家强盛、民众安居乐业。有一点很重要，这将来的民国首府，究竟是设在南京还是北京，这一点，你们必须和南方讲清楚。要记住，不管将来的局势如何发展，北方才是我们的大本营。”

　　关于首都的设置地点，这正是南北双方目前分歧最大的问题。

　　依旧是赵秉钧开口，他说道：“将来的总统府，肯定要设在北方。我想，只要我们保持着军事上的优势，南京方面就没有和我们讨价还价的本钱。大人，关于将来的政府设置，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讲！”

　　“是！”赵秉钧站起来，微微鞠躬点头，然后侃侃而谈，“我觉得，要想摆脱革命党的掣肘，我们就必须完全摆脱他们架构政府的方式。具体措施是，同时取消南京政府和清政府，然后，由大人在天津设立一个新政府。”

　　“高啊！”他话没说完，梁士诒拍腿大叫，然后，热切的看着袁世凯说道，“袁公，我赞成智庵兄的办法，这一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实在是上上之策。”说完，他又看着赵秉钧道：“智庵兄，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完全拥有新政府的任免权和制宪权了，届时……”他话没说完，不知道想到什么，自己先“嘿嘿”的乐了起来。

　　赵秉钧这一办法，早就和袁世凯通过气，所以他听了显得十分镇定。

　　赵秉钧矜持地笑笑，说道：“那么，明天就由我等三人提请召开内阁改良会议。”

　　梁士诒还有胡惟德等人当即同意。

　　次日，袁世凯便上奏隆裕太后，称病不能上朝。而赵、梁、胡三人则按照计划，在朝会上提出解决当前危机，召开内阁改良会议的奏请。

　　随着南京民国政府的成立，清朝的王公贵族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对局势失去了控制，上下不禁哀声一片。此时的朝政，完全由袁氏内阁把持，曾经尊崇一时的清帝溥仪、太后隆裕，在实际统治权力被转移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了傀儡一样的摆设。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有关清帝必须退位、国体必须改革的风声，就在北京城内越刮越盛。为此，清廷曾经最为精锐的武装力量，荣宠一时的八旗兵们，还曾口出狂言，要杀尽北京城里的汉人。然而，朝政都被汉人把持着，八旗兵又不复以前的骁勇，连镇压叛军都必须依赖汉人为主的北洋新军，所以尽管他们口号喊得山响，“要誓死保护吾皇”，最终只是喊喊罢了，随即便被请回位于郊外的大营，再次充当摆设去了。

　　要清帝退位的呼声，即使身处后宫的隆裕太后也有所耳闻，对此，她是愁眉不展，终日以泪洗面。所以，当赵秉钧提出召开改良内阁的奏请，梁士诒和胡惟德等一干内阁乘员附议以后，她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立刻就答应了。

　　由亲贵王公们列席的内阁改良会议，便在这种氛围下召开了。

　　赵秉钧自追随袁世凯以后，就一直充当其马前卒的角色，这一次同样没有例外。会议开始不久，他就直言时局利弊，然后指出首辅大人为了维持如此艰难的局面，已经身处险境云云。

　　在将一众亲贵王公们唬得一愣一愣的以后，他抛出了早就预备好的重磅炸弹，慎而重之的说道：“时局如此艰难，要想度过时艰，办法只有一个，以解散朝廷为条件，交换迫使南京政府同样解散，然后，由首辅大人在天津另起炉灶，成立新政府。”

　　与会的亲贵王公们，事前虽然听到各种各样的风声，明白朝廷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是毕竟事关个人利益太巨，而且整日花天酒地的他们并不了解民间具体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做好和如今穷奢极欲的生活说拜拜的准备。

　　所以，赵秉钧的话刚落地，他们便群起而攻之，纷纷表示反对。其中，叫嚣得比较凶的几个人，更是声言赵秉钧已经被革命党收买，乃是叛逆，应该立刻抓住杀头。

　　亲贵王公们的反应，早在赵秉钧的意料之中，而他的反应十分果决，当场拂袖而去，只余下一群满族老爷们面面相觑，各自心惊。

　　清廷的统治基础，早在百年前就被他们败光了。所以，不管他们如何的反对，再怎么摆没落的王亲贵族的谱，最终也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

　　19日，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三人再次奏请，称人心已去，共和大势已成，君主专制已经难以保全，希望隆裕太后以大局为重，主动逊位以赞成共和。

　　此后几天，他们一方面让北洋军停止军事行动，甚至一度收缩防线以造成革命军势大的假象，另一方面又多次逼宫。而在1月25日，袁世凯更是通电全国，明确表态支持共和，如此一来，终于让隆裕太后意识到，如果再坚持下去的话，不仅统治权不保，只怕连性命也要搭进去了。

　　就在袁世凯通电表态支持共和的第二天，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开了御前会议。

　　许是已经获悉这次御前会议将要议论的内容，又或者说对时局是真的死了心了，昔日“忠于王事”的王公大臣们应者寥寥，相反，几度拂袖而去的赵秉钧却高举着称病的袁世凯的旗帜应召而来。

　　与会的人实在是太少，这更增加了隆裕太后心中的凄楚感。例行的朝见以后，如同前几次一样，赵秉钧再次咄咄逼人的提问：“太后，您可考虑好了？”

　　赵秉钧如此逼宫，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而这一次终于收到了效果。

　　隆裕太后当时就以袖掩面低声啜泣起来，她对赵秉钧说道：“事已至此，一切都好商量，只是还望首辅大人体恤我们孤儿寡母，给我们留一条生路。”

　　赵秉钧屡屡逼宫，在隆裕太后摆出一副恶人嘴脸，不管其他人怎么想，他自己也已经腻歪了。闻听此言，他如释重负，赶紧躬身说道：“太后言重了，首辅大人也是情非得已，他一定会善待贤母子的。首辅大人在派员和南京方面交涉的时候，已经明确提出了，只要太后和皇帝愿意退位支持共和，那么以往的一切概不许追究。”

　　得到了赵秉钧保证的隆裕太后，终于开始正视退位这一问题。

　　虽然难解皇家情节，难以舍弃居住多年的紫禁城，不过一想到这样至少可以保全自己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也能保全皇家血脉，隆裕太后终于狠下心来，于2月3日正式下诏，授权袁世凯全权代表清廷于民国临时政府进行谈判。

　　至12日，溥仪下诏退位，最后一位皇帝走进了历史的坟墓。

　　清帝退位，意味着南北政府就统一谈判的最大障碍被消除，此后几日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军政府的代表开始往来会晤，紧急磋商成立统一政府事宜，而这意味着，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一职已初步完成既定使命，他的临时大总统生涯，正在进入倒计时。

　　两边的会晤，孙中山并没有参与。事实上，从决定逊位于袁世凯开始，并且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以后，他的目光就从政务管理上转移到了基础建设上。

　　受西方国家工业繁荣的影响，孙中山理想中的中国是如此景象：工厂遍地、机器轰鸣、高楼大厦矗立于城乡，火车轮船往返于原野，全国各地皆一副大生产景象。就在北洋一众人在赵秉钧的率领下频繁面圣逼宫的时候，已经处理完内阁官员任免的孙中山，开始构建自己宏伟的建设蓝图了。

　　这一日，作为总统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走进孙中山的办公室，惊讶地发现他正在一张中国地图上勾画着什么。

　　孙中山看见威廉·端纳来，笑着站起身来，让侍从官为其倒茶。

　　然后，孙中山拉开椅子，将那张地图捧给端纳看，说道：“这是我设想中的中国铁路分布图，端纳，你帮我看看，可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

　　端纳一看，登时觉得眼花缭乱。那张地图上，已经被各种细线勾勒满了。

　　他看了几眼，赶紧移开视线，问道：“亲爱的孙，您确认这游戏拼盘一样的东西，真的是贵国的铁路建设蓝图吗？这怎么有可能实现呢？”端纳认为，要完成如此宏大的铁路建设计划，需要的资金将是天文数字，而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完成。

　　孙中山笑了，他目光炯炯的看着那张地图，说道：“当然，端纳，你不知道中国有多大，所以铁路建设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政府才有可能帮助到那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当然，以中国目前的国力，我们是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个壮举的，所以我们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

　　“可是，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的话，西方的财团是不可能进行投资的——他们肯定会担心，因为时局的问题，他们的收益将无法得到保证。我可是知道，虽然您现在贵为大总统，可是，可是各个省份并不是完全听您的。”

　　“端纳，这和政治无关。铁路建设是有利于民生的问题，只要稍有点经济头脑的人，他们就不会拒绝在本省修建铁路。”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刚开始孙中山对于南北和谈是抱乐观态度的。所以，他才有心情放下政务，转而将注意力投入到经营实业上。然而，袁世凯以及以他为首的北洋政府，他们真的能够当好中国这艘巨舰的掌舵人吗？

　　2月15日，南京，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不久，刚刚完成建制的参议院举行选举，正式通过了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法定程序。随后，他们便开始讨论如何限制袁世凯这位新科大总统的权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想要袁大总统不偏离革命跑道，那么让袁氏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2月18日，在新任参议员议长、同盟会会员林森的任命下，参议员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为专使从上海出发，坐火车前往北京，以迎接袁氏就南京赴任。

　　袁世凯表面上表示同意，实际上却另有想法。2月27日，他下令大开正阳门，以示隆重欢迎蔡元培等人光临，一方面却派出得力手下四处活动，酝酿阴谋。

　　袁世凯表面上摆出的欢迎举动，让蔡元培对完成此行任务充满信心。

　　然而仅仅过了一日，京津便风云突变，袁世凯的兵丁家将们开始发力了。

　　第三镇统制曹锟首先在北京发动兵变，先是纵兵抢掠焚烧，直接造成市内四千余家商户蒙受损失，然后更直接包围了专使下榻处，迫使蔡元培等人避入六国饭店，堂堂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居然要仰仗外国人保护。随即兵变延至保定，然后是天津。

　　彼时的天津可是万国之国，西方列强在津皆有租界。兵变不管有没有危害到租界，总之，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有了出兵的理由，于是乎，袁世凯希望出现的一幕如期发生了：西方列强开始调兵入津，而他也就有了拒绝南下的理由。

　　“诸君不见？洋人大举增兵，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京津安危。作为深孚国人期望的一国之总统，危急时刻，我怎可弃京津之万民而不顾？”

　　前几日被乱兵围在下榻处，让蔡元培等人心有余悸。此种情况下，他们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探察兵变背后的真相。被蒙蔽的他们从迎接专使摇身一变，反而成了袁氏不得已不能南下的见证者。再加上南京的立宪派以及旧官僚及部分革命党人跟着附和，参议院审时度势，无奈只得同意袁氏在北京就职大总统。

　　袁世凯的阴谋得逞，北洋军阀腥风血雨的统治随即开始。

　　3月10日下午3时，对于袁世凯以及他的一帮幕僚们来说，这是十分特别的一刻。因为自此以后，袁世凯——曾经的官宦世家子弟，后来的北洋新军创始人，不久前的清廷内阁首辅，将走向人生的最高巅峰，担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即使与孙中山在南京的就职典礼相比，袁世凯的典礼也算不上隆重（当时孙中山在南京的就职典礼，不少人便认为太过草率了），参与观礼的不过百余人。

　　不过，如果仔细的端详一下观礼者的服饰打扮，却可以发现，这典礼还是很有喜庆色彩的。赵秉钧等人自不待言，一个个衣冠楚楚，衣着打扮极为正式，有穿西服戴礼帽者，也有穿军装佩长剑者。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其他人等，有辫子或者没辫子的就不说了，居然还有直接顶着颗乌青铮亮的光脑壳的。

　　而这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却是几个身穿大红喇嘛服的喇嘛。

　　就职仪式由蔡元培主持，他也是南京方面派过来的代表。

　　蔡元培宣布典礼开始以后，袁世凯在众属下的祝贺声中施施然登台，随即开始宣读其就职宣言：“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杨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冤枉，祈达国家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

　　宣读完誓词，他随即将誓文递交给蔡元培。蔡元培接受誓文以后，代表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随即答谢，表示：“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对于北洋人而言是一次胜利，而对于革命党人而言，却实属无奈之举。革命党人最初的想法，只是同意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而想把持内阁，以便按照他们的理念进行治国。然而，随着北洋军在军事上继续保持巨大优势，一帮立宪党人选择袁世凯当他们的代言人，这一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

　　政治上的斗争向来是最残酷的，虽然未必见血，但是其血腥程度却丝毫不亚于炮火纷飞的战场。这让孙中山觉得放弃组阁权也未尝不可，但是必须用律法加以限制。

　　于是，就在袁世凯宣布就职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参议院在临时约法公布以后，由议长汤尔和亲自去电北京，承认了袁世凯的总统身份的同时，强调：“本院代表国民，尤不得不拳拳敦勉者：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其守之维谨！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从17省军政府都督商议成立中华民国，到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再到溥仪宣布退位、袁世凯继任大总统，这么多大事，就发生在几个月里。

　　毛**自加入湖南新军以后，每月军饷都用来购买报道时事的刊物以及其他进步书籍，他从报刊上看到了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变故。

　　他心中不禁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国家大事难道是儿戏吗？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和政治结缘，毛**无疑正是这样一种人。

　　他在前年春考入湖南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以后，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影响颇深，认为中国只有进行改良才可能获得新生。而在进入长沙以后，因为受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的影响，他的思想有所转变，转而开始支持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现在，在响应革命党的号召投笔从戎加入湖南新军以后，毛**的思想再次发生了改变。此时，虽然革命党人在和袁世凯的交锋中落于下风，而不得不拱手让出革命成果，但是就全国而言，总体的政治空气还是积极向上的。

　　而让毛**发生这种想法改变的，却缘于一次偶然事件。

　　众所周知，武昌起义之所以成功，湖北新军居功至伟。然而，就在武昌起义胜利后不久，在守城新军中，居然有士兵如此回答“革命后，汝等可好”这个问题：“吾人食皇帝俸禄，但知效劳皇上，不知其他。”

　　这则对答，他人本来是作为笑谈来讲的，却使毛**陷入了深思：“革命虽然已经成功，但是，民众的认知水平却极为低下。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有义务改变这种状况。那么，继续读书，从知识层面唤醒国人才是我当下该去做的！”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在参军半年后，毛**选择了退出湖南新军，继续求学。

　　革命已经成功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3月9日，昔日的清朝外务署，今日的总统府，几个身着洋装，高鼻碧眼的西洋人施施然坐在袁世凯的对面，手上捧着前清皇家专用的茶盏，一边品着香茗，一边和身为主人的袁世凯交谈着。

　　袁世凯如愿以偿，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一度意气风发，乃至在就职典礼结束后当晚就在亲信面前狂言：“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言毕狂笑不止。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袁世凯更是要急于表现一把。

　　总统宝座还没有焐热，他便以本大总统为名颁布了多条法令。然而，这三把火才刚刚点着，他的兴奋劲就不得不戛然而止。总统这个职位，固然给予人莫大的权势和荣耀，同时，却也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套用他自己的话说，“作为深孚国民之期望的一国总统”，自然要想方设法改变国内当前民不聊生的现状。

　　彼时的中国，百业待兴，偏偏中央财政系统近于瘫痪，民穷乏金，袁世凯即使有百般手段，却也只能徒叹奈何。另外，他还想着趁早解决南方诸省军事独立的难题，所以迫不及待的要求各省进行裁军，以保持北洋政府的军事威慑力。这更需要庞大的资金予以维系。基于这个现实，袁世凯的幕僚们想到了举借外债的办法。

　　而一直谋求垄断对华贷款的四国银行团，便在此时隆重登场了。

　　“借款不是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总统阁下给予保证，此后，贵国但有需要借款，必须优先考虑银行团！”说话的是英国汇丰银行的代表。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袁世凯一口应承，他接着说道，“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振兴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所面临的情况不过是暂时的，只要四国银行团予以启动资金，那么，很快，我国就能给予诸君以丰厚回报。”

　　四国银行团早在1910年就成立了，而成立初衷就是为了对华实施经济侵略。

　　1910年年初的保路运动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四国银行团和清廷签订了不平等合约。现在清廷倒台，四国银行团将主意打到了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头上。好在他们和袁世凯也算是老熟人了，再次交涉，轻车熟路，彼此之间都有默契。

　　向四国银行团举债以维系政府运转，袁世凯何尝不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但是对于权力的渴望，让他顾忌不了那么多了，只图能度过眼前难关，打牢统治基础。或许在他心中，以泱泱中华之力偿还些许外债实在是举重若轻，他却没想到，随着四国银行团成为新生北洋政府的奶妈，在事关国体尊严的事情上，他等于拱手让出了话语权。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初，就和四国银行团合作无间，这给后面的唐绍仪内阁出了个大难题。

　　唐绍仪原本只是一个小吏，只是因为袁世凯的青睐和提拔，才得以达到如今的高度。不管唐绍仪本人怎么想，至少在袁心目中，唐乃是他的亲信。而唐本人作为一名有过留洋美国经历的海龟，比较欣赏西方民主政治，在政治大方向上倾向于革命党。

　　唐绍仪的这种倾向，在南北和议之初就表现了出来。而孙中山正是因为看出了这一点，才会亲自介绍他加入同盟会。

　　身为袁世凯挑选出来的得力干将，唐绍仪却开始偏离袁的方向路线，转而和同盟会打得火热，这自然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

　　袁世凯之所以耍阴谋手段，不去南京就职而在北京宣誓，正是想要跳出革命党所设置的法律框框，转而达成独裁统治的目的。唐在他的心目中，本来就是一个可供自己驱使的棋子，是要为他达成独裁统治的目的冲锋陷阵的。现在可好，唐绍仪不仅不再听其驱使，反而和同盟会的那帮人打成一片，这自然让袁氏无法容忍了。

　　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个理想家，那么袁世凯无疑就是一个阴谋家。

　　于是，比款事件出炉了。

　　同盟会会员占据绝大多数要位的唐绍仪内阁，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制约袁世凯这个大总统的权力。作为责任制内阁，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初所遇到的难题，现在大部分都分摊到了唐氏内阁的头上。其中，最紧迫的就是财政危机。

　　按照南北和议约定，唐绍仪将会在3月15日左右南下组阁，然而就在他将要成行之际，尴尬的事情却来了——堂堂中央政府，居然连组阁所需要的经费都没有。

　　没钱怎么办？借吧，可是向谁借呢？

　　北京兵变，袁世凯上台以后，四国银行团为了彻底垄断对华贷款，达到侵略中国经济的目的，在私晤袁世凯达成口头约定以后心有不甘，又公开提出“鉴于中国局势不稳，即日起将停止垫款”。并开出恢复垫款的种种条件，那就是自此以后，中国需要举借外债的话，只能选择四国银行团。

　　四国银行团这种跋扈的态度，引起了唐绍仪的不满。他随即条陈袁世凯，撇开四国银行团，和比利时财团达成借款100万的协议，随即带着50万借款南下组阁去了。

　　唐绍仪南下组阁之初，袁世凯对其是抱有热切期望的，希望他能够削弱同盟会的实力，转而打造一个能为自己所用的傀儡内阁。

　　然而，唐绍仪在南京的种种表现，却违背了袁世凯的意志。

　　内阁4月份北迁以后，唐的一系列表现，更加引起了袁氏的不满。于是，当初袁世凯批复了的比款案被袁及其亲信翻了出来，开始成为倒阁的有力工具。

　　4月的一天，袁府书房内，袁世凯和赵秉钧、段祺瑞三人正在低声商议。

　　赵秉钧在唐氏内阁担任内务总长，惟袁马首是瞻的他此刻正在为袁世凯鸣着不平：“唐少川太过分了，他能有今天，靠的还不是慰亭，可是最近他都做了些什么？慰亭，长此以往，对于我们北洋可不是好事啊！看来我们得早作打算。”

　　最近一段，唐绍仪越来越有摆脱袁世凯控制的趋势，有几次，他居然直接驳回了袁世凯下发的公文，乃至袁的侍从武官在护卫袁离开总理衙门的时候，只要见袁脸色不善，便会私下讨论：“今日唐总理又欺辱我总统耶！”

　　袁世凯沉着脸不语。

　　段祺瑞看看赵秉钧又看看袁世凯，慎言道：“我观少川近来的政务处置尚称公正，当不至于吧？”

　　赵秉钧立刻反驳：“芝泉，你竟然也这么说？难道说，你也被孙大炮给收买了？”唐绍仪最近种种逆反举措，在赵秉钧等铁杆北洋想来，肯定是被孙中山给收买了。所以，赵秉钧才会这般说。

　　段祺瑞立刻反驳：“我哪有？”

　　袁世凯也呵斥道：“智庵不要乱说，芝泉的为人我一直信得过的！”他嘴里这样说，看向段祺瑞的目光却透出点复杂的意味来。然后他看向赵秉钧，与其目光相接时递了个眼色过去。赵秉钧本有话含在了嘴中，接触到这个眼神，就立刻咽了回去。

　　很快，段祺瑞和赵秉钧便告辞而去。不久，赵秉钧却又独自回转来。他再次见到袁世凯的第一句话就问：“怎么？芝泉也有问题？”

　　袁世凯摇摇头，道：“芝泉是单纯的军人，有些事情，你知我知即可！”

　　“哦。”赵秉钧若有所思。

　　两个人重新落座后，袁世凯问道：“我有意让熊秉三（秉三，熊希龄的字）和银行团商量借款一事，你意如何？”

　　熊希龄是唐氏内阁的财务总长，伪政府筹款事宜，正该由其负责。

　　赵秉钧看着袁世凯，想到什么，眼前一亮道：“如此一来，唐少川和熊秉三必然会起争执。熊秉三和共和党一直想取而代之，对于他们来说，这可是天降良机。不过，仅仅如此还不够，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嘿嘿，银行团知晓这事的话，那帮洋人绝对……”他话没说完，见袁世凯将右手食指放在嘴唇前，知道这事泄密不得，遂会意地微笑，闭上了嘴巴。

　　发生在袁府书房的这一幕，唐绍仪自然无从知晓。倒是他的一举一动，被袁世凯打进同盟会的卧底瞧在眼里，转瞬就成了袁氏书房的议论主题。

　　很快，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静等唐氏内阁向自己摇尾乞怜的银行团，首先知道了唐氏内阁撇开自己和比利时财团达成借款合同的事。

　　这下子，银行团的各国代表们不干了。他们本来已经将华国贷款视为自己的禁脔，还指望着借此发一笔横财呢，却如何能允许唐绍仪在此时转投他处？

　　四国银行团在摇了半天尾巴以后，终于露出了恶狼的真面目。

　　在与熊希龄为首的财务部洽谈借款事项时，他们一改以前的合作态度，转而处处刁难，不仅立刻停止了借款商谈，而且提出质问书，将熊希龄堂堂财务总长当作了出气筒。熊希龄在银行团受尽了不公平待遇，自然要找地方泄气。

　　正如赵秉钧所说的那样，熊希龄为首的共和党人本就有推倒唐氏自己重起炉灶的想法，而比款事件无疑正好给了他们攻讦唐的理由——共和党掌握的舆论工具首先发难，不停抨击比款方案，认为造成今日之借款僵局，系由唐滥借比款、挥霍无度造成的，唐此举实有卖国之嫌疑。而在5月20号的参议院会上，更有共和党的议员指出，唐此举“实陷吾民国外交地位之一败涂地……实致吾民国将为埃及之恶因”。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国内党派林立，大大小小居然超过100个。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最残酷的，共和党早就有推倒唐氏内阁，转而由本党重新组阁的想法，而比款事件正好遂了他们心愿。

　　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随着各大报纸期刊争相报道此事，在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推动下，唐氏卖国贼的嘴脸浮现在世人面前。最盛时，不仅大多数国人深以为然，便是一些同盟会会员也开始质疑唐绍仪，这立刻将唐氏内阁陷入危险境地。

　　野心家中，自然有阴谋家袁世凯。

　　进入6月以后，袁见唐氏内阁已经成为过街老鼠，随即亲自挂帅，开始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进行收官之战。他首先将自己和比款事件撇得一干二净，表示比款系由唐绍仪一手促成，自己并不知情，转而又在王芝祥总督直隶一事上大做文章，无视内阁副署权，竟然跳过内阁直接任命王为南方军宣慰使。

　　早在唐绍仪准备组阁的时候，关于由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的任命，就已经获得了直隶省议会的通过和袁世凯的首肯。而事实上，这也是革命党人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的交换条件。孙中山当时的想法是，律法上有《约法七章》，军事上有王芝祥，必然可以切实起到制约袁世凯的作用。加上唐绍仪已经加入同盟会，唐氏内阁其实就是同盟会主导的内阁，即使袁世凯在大总统职位上有什么不纯洁的想法，也无法动用太多力量去实施。所以，他才会放心地去考虑百年筑路大计。

　　理想家和阴谋家的差别就在于此了——孙中山愿意从积极乐观的一面去看待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而后者也有足够的阴谋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虽然民主共和在国内是大势所趋，但实质上起决定作用的依旧是军事实力。说白了，谁的拳头大谁说话管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怎么可能让同盟会将领总督直隶，而让自己处于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监控之下？

　　袁世凯跳过内阁自行任命王芝祥成功，加上之前的比款案，直接让唐绍仪内外信用尽失。这种情况下，唐绍仪已经无法在内阁总理的座位上继续坐下去了。

　　6月15日，在内外交困之下，心灰意冷而感到极度疲惫的唐绍仪请赵秉钧向袁世凯代呈辞呈以后，离开了北京。

　　唐绍仪辞去总理职务后，去天津养病。

　　这看似是唐绍仪一个人的失败，事实上却是同盟会在与袁世凯为首的旧封建势力较量中的完败。唐绍仪虽然加入同盟会时间较短，但是因为他和蔡元培还有宋教仁走得极近，旦逢要议都会征求两人的意见，所以他的立场其实是代表了同盟会的。

　　遗憾的是，此时的同盟会人并没有意识到政治话语权的重要性，他们掌控的舆论机关也没能及时搞清立场，发动反击给予唐绍仪以支持，因此错失了一次真正架空袁世凯，行使内阁制的机会。

　　促使唐氏内阁倒台，是袁世凯谋求独裁统治取得的关键性胜利。

　　此后，随着袁世凯独裁者的真面目渐渐暴露无遗，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想要再行政治手段进行制衡的时候，却已经为时已晚了。

　　唐氏内阁的倒台，让革命党人谋求西方式民主治国的政治诉求遭到了沉痛的打击。而随着惟袁世凯马首是瞻的几个党派合并成共和党，开始为袁氏进行独裁统治摇旗呐喊之时，同盟会人终于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在孙中山、宋教仁等人的领导下，联合其他革命党派，于是年8月合并成立了国民党。

　　孙中山、宋教仁成立国民党的初衷，是为了团结进步力量，从而在过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拥有组阁权。以宋教仁为首的进步人士，此时还抱有以责任内阁制衡总统权力的期望。国民党的成立，正是他们将这种期望付诸于实施的一个步骤。

　　然而这一次，他们依旧低估了政治的残酷，低估了袁对于独裁势在必得的信心。

　　袁世凯得以取代孙中山，成为实际上的中国民国第一任总统，其实获益责任内阁良多。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革命形势呈燎原之势，清廷决策者无奈之下决定复用袁世凯。而后者正是以成立责任内阁为要挟而同意复出的。袁世凯利用责任内阁渐渐架空了清廷，最后甚至不动刀枪逼迫溥仪退位，这正是他在南北议和中最大的优势。

　　正是因为亲身体验过责任内阁的威力，所以在成为大总统以后，袁世凯视责任内阁为洪水猛兽，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唐氏内阁，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进行阻止。1913年2月，时隔一年以后，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国会选举开始了。选举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以原同盟会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国会多数议席席位，获得了内阁组阁权。

　　随即，在国民党内部会议上，宋教仁获得绝大多数党员代表支持，被推举为内阁总理人选。

　　宋教仁，字遁初，湖南桃源人，生于1882年，是同盟会元老，与孙中山、黄兴多有旧交，一起为革命奔走多年，被誉为“国民党三元首之一”。宋曾经留学美日，因此对西方民主式政治颇多了解，更因为在日本时专修过法律，所以精通律法事务。

　　宋教仁致力于共和，短暂的一生都为此奔走，而他的遇刺身亡也与此有关。

　　宋教仁被推选为总理人选以后，自然要赴北京上任，而就在他自上海沪宁车站准备等车前往北京的时候，变故突生。

　　准确的时间是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0分左右。

　　宋教仁和相送的黄兴、陈其美等人正在专为议员设置的休息室内待车，吴仲华跑进来说道：“火车已经进站，遁初可以上车了！”

　　宋教仁站了起来，率先出门向车站入口的检票处走去。黄兴、陈其美等人紧紧跟上，一行人鱼贯而行，在人群中颇为瞩目。宋教仁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将要发生，他走到检票口，将票交给检票员，然后静静的等待对方检票。

　　“先生，您的票！”检票员检完票，将票交还给他。

　　宋教仁正伸手去接，忽然“呯、呯、呯”连贯三声枪响，他只觉得腰间一阵剧痛，整个人登时疼得弯下了腰。

　　“我中枪了，有刺客！”宋喊完这句话，便疼得满头大汗，再也站立不住。

　　黄兴此时和陈其美正在宋的身后交谈着什么，突然发生的变故，让两人仓促间都没有反应过来。宋教仁的神智还算清醒，他一手扶住黄兴，一手指向一个方向。

　　黄兴等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个身着黑呢军装的矮壮汉子匆匆钻入人群，随即不顾一切地飞奔逃走。

　　宋教仁作为国民党目前实际上的领导人，又将出任内阁总理，送行者颇众。

　　其中，于右任等另一群人不知道宋已经出来检票登车，还在议员休息室内。听见枪声，于右任赶紧跑出来。他一路小跑到检票口，发现被枪击者是宋教仁，大吃一惊，立刻组织人手一边去追击凶手，一边赶紧送宋去医院。

　　于右任亲自出去寻车，和黄兴把宋教仁抬上车以后，一边让送行的部分人继续追击凶犯、报警抓捕，一边让司机加快速度，立刻赶往附近的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

　　宋教仁此时已经疼得脸上一片惨白，不过神智却依旧清醒。

　　自参加革命始，宋教仁对今天这一幕其实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于右任探身轻声询问他怎么样，宋教仁伸手将于的头拉到胸前，喘息着说道：“我痛得很，只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相托——我在南京、北京以及东京的存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以后请诸位帮忙照料；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宋教仁做为预备内阁总理，在上任前遇刺，立刻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让人感慨良多的是，宋教仁在临死之际，犹对在中国实现民主法治抱以幻想，指望袁世凯看在自己一死的份上，从此化伪为诚、化私为公、化蹂躏民权为保障民权，以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

　　宋教仁的死，对当时初具雏形的****政治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宋教仁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他的死，不仅让中国少了一个熟悉西方法律典故的大贤，而且还成为了一场即将到来的内战的***。

　　宋教仁被刺时，孙中山正在日本长崎考察当地铁路以为国内建设之借鉴。

　　宋被刺的消息传到日本，他即刻从长崎返回国内，并且亲自参加了宋的追悼会，赠挽联曰：“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虽然在当前中国究竟该采取何种政治体制的问题上，孙中山和宋教仁是有分歧的。不过，从此联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宋的坚持是持肯定意见的。

　　宋教仁遇刺，并不是民国暗杀风潮中的第一人，但是因为其遇刺时的特殊身份，该案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黑幕却耐人寻思。

　　司法机关介入宋案进行调查，渐渐的，幕后主使开始浮出水面。

　　宋教仁的追悼会结束后不久，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办公大楼会议室内，孙中山召集国民党主要干将召开了一次会议。

　　开会伊始，在孙中山的倡议下，所有人脱帽默哀三分钟以示向故去的代理理事长致敬。然后，孙中山进行了开门见山地说：“诸君，遁初遇刺案虽然还没有最终审定，但是幕后凶手究竟是谁我想诸位已经有了共识。听闻遁初遇害的消息，我是悔不当初啊！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但是，正如遁初临去前所说的那样，我们绝对不能放弃责任和理想。诸君，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们革命的初衷是什么……我以为，既然已经无法采取政治手段对袁慰亭进行挟制，那么，我们就拿起武器来打倒他！遁初不能就这么枉死，新生的民国也不能就这样被一群旧封建军阀所败坏掉，现在，是我们再次发动革命的时候了！”

　　国民党系多党派合并而成，此时尚处于融合期，并不存在谁家一言堂的情况。

　　孙中山刚刚进行完比较激进的发言，黄兴就站起来表示反对，认为宋案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就应该走司法路线解决。

　　“遁初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够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法治国家，所以他在弥留之际，才会留言给袁总统。他这是希望以自己的死感动袁慰亭，让他支持责任内阁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擅自走革命路线的话，是不是有悖遁初的苦衷？”黄兴担心地说。

　　因为黄兴等人的坚持，这一次会议，国民党高层最终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然而，因为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判断是准确的，所以这一次会议事实上已经为“二次革命”打下了伏笔。

　　4月末，袁世凯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终于不可调和，“二次革命”在所难免。

　　一直积极筹谋独裁统治的袁世凯，终于露出了他反动的一面，在4月26号这一天，他径直跳过国会与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团签署借款协议，导致维系北洋政府和国会之间相安无事的最基本的信任消失，双方随即撕破脸皮，进入军事对抗。

　　国会认定借款协议非法，国民党阵营里的三位总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袁世凯则直接下令免除李、胡、柏三人的都督职位，并且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直接将交锋从政治局面扩大向军事方向。

　　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随即召集旧部在湖口成立了讨袁军总司令部，开始公然和北洋军进行军事对抗。

　　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同样拉起了讨袁大旗，并且宣布江苏独立。

　　黄兴乃是国民党的一面旗帜，他的举措很快得到了其它省份的呼应。很快，安徽、上海、湖南、四川、福建、广东等省份纷纷宣布独立，一时中国大地上反袁声起。

　　然而，因为缺少必要的群众基础，“二次革命”并没有像孙中山所预料的那样，能够势如破竹地攻破北洋军阀的壁垒，起到立竿见影的革命成效。

　　先是黄兴的江苏讨袁军在徐州败给了冯国璋的北洋第二军，不得不退回南京；

　　然后是上海的陈其美讨袁军指挥部被租界所解散……

　　不过区区半个月后，讨袁军就连遭败绩。

　　军事上寸功未竟，舆论上又遭到一致反对，黄兴眼见胜利无望，离宁出走。

　　而黄兴这样的旗帜性人物一旦出走，带动力量是非常明显的，整个讨袁军登时士气全无，南京居然不费北洋军一枪一弹的便被收复。

　　北洋军占领南京不久，8月11日，原汉口军政府少将参谋长何海鸣再次拉起独立大旗，整合近2000余士兵与北洋军展开血战。但无奈寡不敌众，毕竟人数太少，他们在坚持了21天以后，终于不敌张勋的武卫前军，南京再次被北洋军攻克。

　　此时，广东和江西都已经落入北洋军之手，而其他省份看形势不对，则纷纷取消独立。于是乎，“二次革命”以失败降下帷幕，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国民党骨干沦为通缉犯，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

　　“二次革命”起事匆匆，结束也匆匆，非但没能达成战前夙望——革袁世凯的命成功，反而让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的统治基石更加牢靠。

　　随着北洋军进入南方各省，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浴血奋战取得的军事果实一点点被耗干，理想派的资产阶级进步人士或者坐牢或者流亡海外。彼时的中国，就好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刚刚从一个漆黑的巷子里逃出来，然后又进入了另一个漆黑的巷子。

　　后来的共产党领袖中，陈独秀是唯一参加了“二次革命”的。

　　陈独秀作为安徽境内早期反清组织岳王会的总会长，革命成功以后，一度担任了安徽军政府都督府秘书长一职。当柏文蔚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安徽独立的时候，他也跟着加入了反袁大军。然而，因为柏文蔚空担着安徽讨袁军总司令的职衔，对军队并没有实际掌控权，所以从一开始，安徽其实就是假独立。讨袁军才现颓势，军队的实际掌控者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就揭下了假独立的面纱，宣布拥袁。

　　“二次革命”彻底失败后，陈独秀也因此被捕入狱。

　　正是这段经历，让陈独秀开始质疑自己之前一直追求的西方资产阶级形式的民主是否真的适合中国，从而为他后来乐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打下了伏笔。

　　“二次革命”的失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而对于后来的共产党人来说，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课。“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革命并没有得到国人的支持。没有群众基础，又没有强有力的正规武装和有着坚定信念的军事指挥统帅（黄兴在初战失利以后即不辞而别，未尝不是因为缺失必胜信心的体现），这也就难怪革命最终会失败了。

　　不过即使这样，也不能怀疑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纯洁动机。

　　孙中山之所以不惜付诸于战争这种最是劳民伤财的激烈手段，就是希望能够大痛一次，从而彻底割去影响国家向现代化进步的毒瘤。

　　历史，似乎总是要和想要创造它的人开一些恶意的玩笑。

　　让孙中山为之郁结和不解的是，他发动辛亥革命的初衷——追求统一中华的目标，居然因为“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借袁世凯之手得以完成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随着革命党领袖纷纷避走海外，国内民心思定，这种情势下，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统一全中国，其实是顺了民心应了国情而且没有任何阻碍的。

　　如果袁世凯有孙中山那般追求的话，这无疑是中国之福。

　　可惜的是，袁世凯自始至终就没有过要一个****的标准和觉悟，他目光的焦点，始终停留在自己的独裁统治上，这也就让中国失去了一次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机会。

　　10月6日，袁世凯毫无疑问地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总统，而在拿掉了总统前面的“临时”二字，袁世凯的独裁者真面目也越发地清晰起来。

　　首先，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组织，随即解散了国会；紧接着，颁布了秉承他个人意志的《中华民国约法》，将权力集中于总统一身，以一人治天下。

　　至此，新生的中华民国经过袁世凯的改造，已经隐隐呈现出“袁氏天下”的迹象。

　　1913年、1914年这两个年份，对于袁世凯这个枭雄来说，无疑是其步入人生巅峰值得纪念的两年。而对于共产党的领袖毛**来说，这两年同样值得纪念。

　　因为正是在这两年，他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不仅获得了众多良师，而且还获得了一干共同探寻救国救民之道的好友，另外他还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份爱情。

　　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的日子，对于毛**以后的思想成长、走上革命之途，帮助是巨大的。这其中，不仅因为长沙第一师范当时聚集了众多真正以教书育人为本的好老师，更因为那里还聚集了一大批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进步青年。

　　毛**在第一师范就读的那几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无疑是杨昌济。

　　凭心而论，单从成绩上来说，毛**并不算是一个好学生。这也是他就读长沙第一师范的时候，引起老师褒贬不一的原因，因为在学业上他居然是个偏科生。

　　毛**偏科严重，最严重的时候，国文等科目全班列第一，但是数学等科目却倒数第一，如此巨大的差异，自然让他被视为问题学生。幸运的是，当时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老师，大多都是深明事理的，所以，毛**虽然因此得到了一些老师的贬责，却也因此得到了另外一些老师格外的垂青。

　　这些对他格外垂青的老师里，杨昌济当属最重要的一人。

　　杨昌济，湖南长沙人。因为有过留学日本、英国的经历，他回国以后，即受到了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赏识。后者一度邀请其担任湖南的教育司长。

　　然而，杨昌济在国外受西方国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政策的影响，深感中国之现状和教育落后、人才缺失有莫大关系，所以毅然放弃高官厚禄，投身于教育。

　　杨昌济的这个决定，对于毛**还有蔡和森以及后来的新民学会，影响都是巨大的。甚至不夸张的说，新民学会得以成立，杨昌济所起的乃是导师的作用。

　　这个导师，不仅在于学术上，更在于思想和行动上。

　　杨昌济非常注重自学，即使在当时教授任务繁重，同时担任三四个学校课程的时候，他依旧利用点滴时间进行自学，而且坚持不懈。他还坚持天天写日记和读书笔记，每日不辍。正是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从就读长沙第一师范时就开始制定自学计划，并且坚持记读书笔记。而他这一年轻时就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一生。

　　杨昌济对于毛**、蔡和森等人的影响，还体现在个人理想的制定上。

　　在这一方面，他对学生们讲得最多的是，“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乃人生的最高境界。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要有远大的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和技艺以便服务于社会；其次，不要谋官，不要混世，不能只为个人打算，而要做一个公正、有道德、有益于社会的人。

　　杨昌济对于毛**等新民学会会员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向他们推荐《新青年》等进步杂志，让他们接触到进步思想以及理论。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向《新青年》投稿，论述健康新生活等理念，而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毛**才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

　　及至后来，杨昌济不仅在课堂上对毛**等人倾心相授自己毕生所学，而且还在课后邀请他们赴自己的宅邸，进行课学以外的关于人生和政治的讨论。而这些，都给毛**以后的人生道路以巨大影响，乃至他在交友论道的时候，都要订下君子协议，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宁可不做朋友。

　　毛**和蔡和森以及萧子升等进步学生经常结伴出入杨府，这不仅促使几人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友。而且，随着年龄渐长，毛**的第一份爱情也在这里生根发芽了。

　　杨开慧作为杨昌济的女儿，自然而然有许多接触毛**的机会。

　　就在杨昌济和几个学生讨论治学做人、时事利弊和救国救民这些虽然意义深刻、实际上却显得枯燥无味的大事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杨开慧就开始喜欢静静地坐在一旁，托着下巴，开始当起一个勤奋好学的旁听生来。

　　杨昌济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教书育人，没时间去关心女儿的变化，而情窦已开的毛**，却不可能注意不到那双对自己特别关注的大眼睛。

　　于是，慢慢的，爱慕的种子开始在少年人心中萌芽，随即生根抽开枝叶。

　　对于杨开慧来说，那一天是毕生难忘的日子。因为自那一天以后，她和毛**之间的那层纸终于被捅开了。

　　少女时代的心思，很多时候其实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虽然只要毛**出现的时候，杨开慧心中就会产生酸酸甜甜的异样感觉，但是她却不敢正对他的目光。于是每一次，只有在他离开的时候，她才敢放纵自己的视线去任意捕捉他的背影。

　　少女的心思，或许瞒过了父亲，甚至迷惑了自己，但是却没能瞒过毛**。

　　这一次，毛**在离开不久之后，居然从后面绕了回来。

　　毛**嗓门很大，而且讲话带着一股浓重的湘潭口音，于是乎，当他在少女的背后忽然开口：“小霞，我就在你的背后，你要看，就看个仔细喽。”少女那一刻的惊喜，简直无法用词语来加以形容。两个人之间的那层纸被捅开了，于是，毛**也就成了少女口中的“坏人”——“你好坏哦！哪个看你啰！”

　　在长沙的五年，是毛**的思想走向成熟的五年，也是他告别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两个偶像，开始走近孙中山、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五年。

　　而意外收获的爱情，无疑让他的心智更加成熟和坚定了。

　　如果说，五年之前，当他刚刚离开湖南新军，而在为就读什么学校才能从父亲那里要到学费而伤神的话，现在他的心中，这些俗务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世界正在向他完全的敞开，当旧中国以破败、落后的景象在他面前毫无秘密可言的时候，他的心中对于自己将来要走的路，已经有了初步的决断。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有了组建一个学会的想法。

　　当时，在毛**身边，持这一想法的还有蔡和森等多人。说到毛**和蔡和森之间的友谊，长沙第一师范校园内的那一座君子亭就不得不提，因为他们二人的友谊，正始于这座普普通通的亭子。

　　和毛**一样，蔡和森也是受杨昌济影响最深，经常向杨先生求知识求如何做人的学生之一。而他和毛**之间的第一次会面，却是因为“倒张事件”。

　　1915年时，湖南第一师范忽然传达了一条湖南省议会颁布的规定，规定自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人每月必须交10块钱学杂费。而这，自然遭到了那些家庭条件不好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而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学生的反对。而毛**等原来就读于第四师范后来并入第一师范的学生，因为还要多缴纳半年的学杂费，所以大家尤其反对。

　　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幕很快就被曝光了出来，原来是第一师范校长张干在省议会开会时出此下策，这在学生中间引起轩然大波。为了媚上，校长居然以牺牲学生利益为代价，这种人还配当一校之长吗？于是，一场以倒张为目的的**开始了。

　　第一师范的学生们们开始大量印制传单，列举张干的种种劣迹，诸如“不仁、不义、不孝、不悌”等等，想通过舆论搞垮张干的名声，好迫使其主动请辞。

　　毛**开始并没有参与**，彼时的他受杨昌济的影响，正在紧张地自学。然而，身为第一师范的一分子，而且自身利益受到了伤害，他对**还是非常关注。他也看到了这些传单，但他认为这些并未切中张干的要害，所以很是不以为然。

　　彼时，蔡和森作为**的发起人之一，正在极力拉拢更多人入伙。他获悉了毛**的态度后，觉得他也许会有更好的办法，于是带着几个**骨干亲自上门请教。

　　彼时，毛**正在君子亭中看书。

　　当蔡和森等人找到他的时候，他接过一张传单，看了看说道：“我们是反对张干当我们的校长，又不是反对他当家长、族长，所以，所谓的‘不仁、不孝、不义、不悌’其实已经跑题了。既要赶走他这个校长，我们就应该在他的本职工作上做文章。”

　　蔡和森深以为然，遂奉上笔墨纸张虚心请教说：“润之兄，既然你这么说，那么心中肯定已经打好腹稿了，那么，就请你帮我们起草一份好了！”

　　在毛**心中，确实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于是就在君子亭中，他以《驱张宣言》为题，笔走龙蛇，很快写好了洋洋洒洒千余驱张文字。

　　蔡和森接过一看，立刻连连称妙，再看向毛**，目光已经不一样了。

　　《驱张宣言》以尖锐的笔触，批评了张干对上奉迎对下专横、办事无方的劣行，做校长期间，有贻误青年教育之嫌疑。传单一发出，立刻就轰动了全校。

　　正因为此事，蔡和森和毛**开始交往，而两人随即便发现双方在对时政的看法上有着惊人的一致。于是，“恰同学少年”般的同学生涯开始了。

　　从那以后，蔡和森等人就经常去找毛**一起讨论当今形势和国际动态，渐渐地，大家的话题转移到一个题目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天天向上？这个问题涉及广泛，不是一两个人就能论述全面的，但在毛**心中，“集合同志，为共同的生活创造新环境”的想法却油然而生了。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围绕在杨昌济身边，接受其积极向上人生观影响最大的一批一师的进步青年自然而然地就走到了一起。

　　新民学会的筹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毛**等人的思想成长历程是分不开的。而谁也没有想到，在此期间，国际上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事却正在拉开帷幕。1914年8月5日，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一天并没有出奇之处。

　　袁世凯担任总统的北洋政府统一了全国以后，虽然政治上依旧波谲云诡并不平静，但那是统治当局的事，普通民众们心里，依旧“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

　　而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从7月28号开始，天空就变得不一样了。

　　这种变化，自从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而直到7月28号这天才开始真正体现出来，因为矛盾的一方，奥匈帝国终于率先向塞尔维亚宣战了。

　　战争是解决矛盾的最暴力也是毁灭性最大的手段，有的战争是为了带来和平，但是有的战争，却仅仅是一些野心家达到权欲的工具而已。

　　毫无疑问，“一战”是人类文明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

　　“卖报了，卖报了！特大消息，欧洲打仗了，就在昨天，德国向比利时不宣而战！”7月末的中国，大部分地方都已经比较炎热，城市里面尤甚。但是炎热的天气却无法阻止底层的民众们为生存而奔波。几乎在每个大中城市，为了给家里多挣一份口粮，报童们在领到当天的报纸以后，立刻走上街头吆喝起报纸上的重要消息来。

　　民国的成立，不管现政府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有一点毋庸置疑，民众的言论自由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这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国人从“不谈国事”向“竞谈时务”转变；引导大众舆论的报刊上，也开始出现批评政府、揭露时弊的文章。于是乎，发生在遥远西方的事情，也成了受国人关注的“天下事”而频繁见诸报端。

　　甲午一战，中国引以为豪的北洋舰队完败于日本，使得当时的国内精英终于从几千年的春秋大梦中惊醒。曾经的泱泱大国，居然沦落到被日本这个弹丸之国肆意欺凌的地步，不管当时的清政府是如何想法，对于当时多数为海归派的知识精英而言，他们内心受到的震撼是巨大的。已经败落的东方文明古国，出路究竟在哪里？

　　他们中的一些人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提出理论说，国际化、民族化才是当前中国唯一之出路：中国要想追赶上世界发展之潮流，首先必须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只有进一步融入世界秩序，成为秩序的制定者之一，国家才有复兴的希望。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在进入统治阶层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为之奔走了。

　　“一战”的爆发，对于欧洲人而言是一场浩劫，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却正是最佳的加入国际社会，成为战胜国一份子的机会。

　　天津，一幢公寓内，一个梳着分头、正在晨读的中年人听见门外报童的呼喊，立刻放下了手上的书，兴冲冲地跑了出去。

　　“我买一份报纸！”他对门外的报童喊道。

　　“好咧！”报童迎过来，接过他手上的角子，然后递过来一份《大公报》，他习惯性的想要找零，却被中年人挥挥手。

　　“剩下的钱给你买烧饼！”中年人说，目光已经落在报纸的头版上，再也挪不开了。

　　“梁先生，这怎么好意思！”报童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受他的打赏了，羞赧地说。

　　被称为梁先生的中年人却已经迈进了院门，他的全副心神都被报上的内容所吸引，根本没听见报童的话。这个梁先生，正是梁启超。此刻，他一边走着一边读报，脸上现出一片潮红色，口中喃喃道：“太好了，太好了，天赐良机啊！”

　　梁启超因何事如此激动？没错，正是因为“一战”打响。

　　别的国家打仗，梁启超却兴高采烈，并不是他太幸灾乐祸。如果身处当时的中国，知晓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一定会感同身受。

　　在如饥似渴地将那篇介绍德国对比利时不宣而战的新闻看了又看以后，梁启超早饭都没吃立刻伏案疾书，他先是连续写了两篇关于欧战爆发与中国关系的文章，让管家前去邮寄投稿，然后犹嫌不够，又奋笔给当时内阁上书，提出：“欧战的打响乃中国千载难逢之机遇，我们绝对要善加把握！这将是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绝佳之机会！”

　　梁启超人称“舆论娇子”，可见其对于舆论的影响力。

　　而袁世凯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在当选临时大总统以后，一而再再而三电请其回国。梁启超回京那天，袁世凯更是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以致于让见惯了大场面的梁启超都有些晕晕然，觉得自己似乎真成了北京城的中心，其他人都是陪衬。

　　袁世凯以擅于谋划出名，他如此大张旗鼓的欢迎梁启超回国，自然不可能真因为自己求才若渴，所以才若嗔若狂。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千金买马骨，好让更多千里马投奔自己，从而赢得政治上、人格上的良好名声，以方便自己坐牢总统职位。

　　现在来看，袁世凯当时煞费苦心的举措，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梁启超就任司法总长后，组建进步党与国民党大唱对台戏，正便宜了袁世凯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

　　而在“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力量被袁世凯以武力加阴谋削弱后，梁启超作用也就完成了。随即，他和进步党便被赶出了内阁，这是他入阁之初万万预料不到的。

　　这件事上，梁启超算是上了袁世凯一个恶当。当然，他并没有因此就耿耿于怀，一旦发现“一战”可以让中国有利可图，他便不甘寂寞，转而重新登上舆论舞台了。

　　欧战打响，认为中国可趁机大占便宜的，并不是梁启超一人，而是一大群人。

　　这群人的共性是，大多数皆为有留学经历的，或者就是通过其他途径接触过西方文明并深以为然的。而在这群人中，比较给力的有处于决策层的梁士诒和张国淦等人。

　　其中，梁士诒更是就中国参加“一战”之利弊提出了具体的条陈，他认为：一可从德国人手里夺回其自1898年即占据的青岛；二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三可在战后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以至直接参与国际事务。

　　而就在国内的进步人士纷纷在报刊上发文，又向政府呼吁参加一战的时候，11月7日这天，让国人揪心的事情发生了。日本在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之时，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公然出兵青岛。

　　在“一战”爆发之初，梁士诒和张国淦就一直极力主张中国参战，其中就有提防日本的用意。一战爆发伊始，随着日本对德宣战，已经察觉日本企图的德国政府出于军事考量，主动向北洋政府提出，愿意将1898年租界的胶州湾交还给中国，以图借助中国的军事力量抵御日军的攻击。这对于北洋政府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然而，就在北洋政府斟酌利弊，准备接受德国建议的时候，日本却警告说，因为日本已经对德宣战，所以中国政府如果接受德国的建议，日本将视为中国对日宣战。

　　不仅如此，日本还要求北洋政府划山东黄河以南地区为德日交战区域，撤退胶济铁路沿线中国军队。日本如此强横无礼的要求自然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拒绝，然而彼时的日本，无论国力还是军力都远超中国，所以尽管没得到中国的首肯，日本依旧于8月底从龙口登陆，随即公然对胶州湾用兵。

　　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不敢得罪日本，在日本造成出兵的既定事实以后，北洋政府无奈之下只得于9月3日照会驻京各国使馆，言明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希望交战双方能够保护中国居民财产。

　　北洋政府的妥协，让日军更加肆无忌惮。不仅在中立区大肆掳掠，更出兵占领胶济铁路沿线。而随着英国军队也在崂山——青岛这块本属于中国的土地，中国人在这里完全失去了统治权和话语权。

　　其实，早在“一战”开打之初，袁世凯在梁士诒和顾维钧等主战派的影响下，就曾为收复青岛试探过英国驻华公使兼协约国驻京外交团首领朱尔典，提出中英联合出兵青岛攻打德军。奈何朱尔典没有接受，以致日本在华阴谋得逞，青岛公然被其侵占。

　　看着两个强盗为了自家的一块土地而大打出手，这种感觉是极为难受的。这自然极大的刺激了主战派，他们主张参战的呼声更高了。彼时，在《东方杂志》、《甲寅杂志》、《大中华》、《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等刊物上，主战派呼声不断，其中，刘叔雅更在《青年杂志》上载文，呼吁青年应认识到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强权即正义，一个国家只有凭勇气、实力才能赢得国际社会尊重，他激励国人不怕牺牲，放手参战。

　　《青年杂志》乃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建的进步杂志，1916年9月1日改为《新青年》，并于1917年初把编辑部迁至北京。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初衷，就是为了从各个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攻击，而在宣传参加一战一事上，它也发挥出了舆论旗帜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新青年》从1918年1月发行第四卷第一号开始，就改用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从而带动其他刊物跟风，从而发动了一场使用白话文的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化事业贡献颇巨。

　　《新青年》的主要读者，皆为当时的进步青年，而正是因为这一个原因，主战派才频繁在该刊上屡屡发表参战呐喊。而他们的呼声，经过《新青年》等刊物的放大，对促进中国最后参加一战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效。

　　1914年底的参战诉求被朱尔典拒绝，并没有让梁士诒为首的决策层主战派产生退缩。相反，因为日本咄咄逼人，他们促成中国参战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1915年1月18日，袁世凯的总统府内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

　　之所以说其特别，盖因为其虽然长着一副和中国人差不多的面容，但是其神情姿态却处处透出一股子有别于中国人的戾气。袁的侍从武官们有人是第一次见到此人，开始还奇怪为什么此人长着一副中国人的脸，神情却让人觉得如此别扭，稍后等他们从同僚口中得知此人乃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方才醒悟过来。一个刚刚礼貌的将日置益迎进来的新晋侍从当场朝地上啐痰一口，说道：“晦气！居然是日本人！”

　　日本人公然侵占青岛，已经引起了稍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反感。不管高层因为何种原因而对日本人继续保持礼遇，这些侍从武官对日本人却是殊无好感。

　　日置益已经不是第一次密晤袁世凯了，而这次他之所以如此盛气凌人，盖因为身怀特殊任务。为了完成任务，擅长于在各种场合扮出各种嘴脸的他才会做出如此姿态。

　　“总统阁下！这是我国政府向贵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出于对您的爱护，还请妥善保管！如果泄密，您知道的，我国的军队正在黄河边上，他们随时可以北上。”日置益和袁世凯会面以后，开门见山的说道，随即掏出了上书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书。

　　日置益每次前来总统府都不会有好事。而因为有求于日本人，所以袁世凯虽然每次都胆战心惊，却也只能装出一副欣然的样子。长此以往，日置益的脾气自然见长，而袁世凯也表现得越来越谦恭有礼，渐渐失去了一国之元首该有的威仪而不自知。

　　在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总统，并且修改大总统选举选举法，暴露出其企图将总统职位世袭的意图以后，日本大隈重信内阁便吃准了袁的软肋，继而威逼利诱百般花招尽出，让袁无法招架。在这种情势下，大隈重信更进一步，提出无礼的二十一条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置益放下《二十一条要求》，随即便告辞。

　　而袁世凯先是暴跳如雷，连着摔了几个茶盏，嘴里骂着：“日本人欺吾太甚！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终于，他发泄得差不多了，随即向个被放了气的气球一样瘫坐在椅子上。

　　足足坐了半柱香的功夫，袁世凯这才有气力拿起文书，虽然对于所谓的《二十一条要求》已经有了极不好的预感，然而侥幸心理作祟，还是让他打起精神逐条细读下去。却越看越心惊，乃至终于再次暴跳如雷。而这一次，他没有再做摔茶盏之类的迁怒举动，而是立刻喊来自己的心腹秘书蔡廷干，让他去请自己的苏格兰顾问莫理循。

　　很快，莫理循就应召而来。此时的袁世凯，已经从会客室转到了书房，而他的神情也已经恢复平静。

　　“总统阁下，有什么事吗？”或许因为是外国人的缘故，莫理循对于上位者袁世凯很尊重，在袁世凯正式就任总统后，一度在《泰晤士报》上发文为其吹捧，更声称，袁氏一旦辞职的话，中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袁世凯政府的目的在于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它将融合美、法两国制度之精华、瑞士宪法之先进处、大不列颠制度之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教仁遇刺案的最终审议上，也正是因为他主张“为了国家的尊严的人民的声誉，在此时进行调查是不智的行为……”从而搁置了赵秉钧内阁关于建立一个有外籍人士参与的公正法庭对宋案另行调查的诉求，从而导致宋案内幕最终沉入迷雾而不能昭示天下。

　　投桃报李，袁世凯对莫理循也相当尊重，虽然在莫看来，袁世凯所谓的尊重仅仅局限于让他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发表见解，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两个人之间的交情。

　　“莫，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袁世凯开门见山的说道，随即将《二十一条要求》递了过去。

　　莫理循迷惑的接过来，然后只略微扫了一眼，他那碧蓝色的眼睛就睁大了。他急切的问道：“总统阁下，您答应了？”

　　“当然没有！”

　　“那么，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呢？”

　　“我需要西方的帮助。莫，你知道，现在的中国根本不是日本对手，因此，我不得不在事关国土等重大事体上进行有失国体尊严的让步。但是这一次，日本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不能容忍！”

　　“明白了，这件事就交给我去办吧！”

　　“太感谢了！莫，你给予我的帮助，我会铭记终身的。”

　　“总统阁下言重了，能够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不过，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对于袁世凯的感激姿态，莫理循脱帽致谢。随即，他便开始付诸行动，就在袁世凯的书房内誊抄了《二十一条要求》，然后在袁世凯的注目下，堂而皇之地偷盗了出去。

　　袁世凯此举，实属无奈，却也是他最后的反抗了。

　　但他却不知，在当前强权即正义的国际环境下，即使西方列强愿意帮他出头，可是被欧洲战事牵扯住军事主力的他们，真的能制约到远在万里外的日本吗？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

　　日置益步步紧逼，袁世凯为了拖延时间，不得不通过更换外交总长这个愚笨的办法来争取时间。更换外交总长后，见莫理循依旧没有行动，他又请自己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回国证实此事。

　　莫理循在此事上倒是真心帮忙，他随即联系了自己的好友，曾经在孙中山就任总统时担任其政治顾问的端纳，通过《泰晤士报》披露了《二十一条》要求的具体内容。

　　《二十一条》的披露，立刻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英、美、俄三国政府分别电令本国驻日本公使，让他们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获悉中日秘密谈判之具体内容。面对西方列强，日本政府没敢再像对待北洋政府一样仗势欺人，无奈之下，只得公布了其中无关紧要的11项条款，却隐瞒了其中至为关键的第5条内容。

　　日本人的诡辩欺骗了国际社会，加上莫理循和端纳并不能代表中国官方，因此并没有引起英、美、俄三国关注。莫理循和端纳见状，遂将二十一条要求全文递交给各国驻防公使馆，希望能够引起各国注意，从而制约日本废除《二十一条》无理要求。

　　遗憾的是，随着“一战”战事升温，英、美等国根本无暇东顾，日本又频频采取武力手段进行威吓，莫理循和端纳的努力最终还是没能发挥作用。

　　《二十一条》要求被公开，日本政府更加肆无忌惮，而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各地反日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活动屡屡爆发，这给了当时与日谈判代表极大的动力，他们一再拒绝条约部分内容，要求修改其中有关丧权辱国的细则，一度取得主动权。

　　然而，当时的国际秩序乃强权即正义，拳头没有人家大，说话自然没人家管用，加上袁世凯复辟之心已动，痛脚被日本人捏在手里，所以纵然全国一片反对叫骂之声，最后，以袁世凯马首是瞻的北洋政府，依旧还是于5月9日接受了该条约。

　　如果说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初，“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国家安定统一，以能够快速加入国际社会的进步人士对袁还抱有热切期望的话，那么在《二十一条》签订以后，袁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信用已经丧失殆尽了。

　　《二十一条》签订后不久，日本各主要媒体开始大篇幅报道此事，大肆鼓吹这是日本在东亚取得的又一次外交上的重大胜利。日本国内狂热的庆祝活动，深深刺激了那些在日中国留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日留学生发起了各种抗议行动。

　　而在这些抗议者中，后来的共产党早期领袖李大钊因为写了一篇名为《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而开始崭露头角。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李大钊赴日本读书，本是抱着向日本学习先进治国理念以回报国家的想法，然而受《二十一条》的影响，使他意识到，现时的中国固然需要西方先进的知识，但是更需要能够警醒国人、武装国人思想的先进主义。

　　就在《二十一条》签订后不久，深以此为耻的李大钊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毅然回到了北京，开始其教书育人，用思想武装国人的文化斗争之途。

　　《二十一条》的签订，对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强烈的羞辱笼罩在国人心头，他们从来没有如此迫切的希望加强国家的力量。正是在这种大气候条件下，一场彻底改变国人思维方式，引发中国思想大地震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呼之欲出。

　　《二十一条》的签订，对于那些一直在积极奔走，呼吁政府参加“一战”以改变国家国际地位的进步人士来说，又是一次沉痛的打击。就在5月9号袁世凯正式接受条约那天，在北京全国教育联合会，梁启超等人相聚一堂，议定将这天定为“国耻日”。

　　虽然加入“一战”的努力一再受挫，但梁启超、梁士诒等人并没有放弃。就在这些社会精英们为之奔走呼号之时，又一件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发生了。

　　在签订《二十一条》、获得日本的支持以后，袁世凯连最后的遮羞布也不要了，他不再满足于总统世袭，为了更上一层楼，他居然做起了皇帝梦！3月的一天，梁启超府上来了两位客人。

　　因为两人已经是常客，而且其中一人还是贵客，所以梁府的管家十分热情的将他们迎了进来。两个人进了梁府也不见外，径直奔书房而去。

　　梁启超正在写一篇文章，得到管家禀告，获悉袁大总统的太子爷又来了，他已经有些不耐烦，然而在面对两人时，他却也只能收敛真实的表情，脸上堆笑以示亲切。

　　袁大总统的“太子爷”袁克定前来，陪他的正是有其“参谋长”之称的杨度。

　　杨度和梁启超都曾经留学日本，而且一度同为立宪派精神领袖，其实是老熟人。不过，因为早在日本的时候就因为政见不和而分道而行，所以，离开日本以后，随着两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同，近几年已经几无交集。

　　杨度和梁启超重逢，是在前几日于袁克定专门宴请梁启超的私宴上。

　　梁启超并不反对专制，这也是他当初能够成为袁世凯千金买马骨的那匹马的原因。梁启超在专制问题上的态度是：在共和国名义不变的前提下，一个独裁的总统自由决定传子还是传贤无伤大雅，是保持社会稳定最好的制度。

　　正是因为梁对待专制一事是这样的态度，加上他又是国内文化上的巨匠，所以袁克定在充当了父亲复辟的参谋长以后，开始积极准备袁世凯称帝事宜的时候，才会首先想到拉拢梁启超入伙。

　　但是，袁克定却没搞清楚这点：梁启超虽然不反对袁世凯专制，但是却坚决反对其称帝。所以，虽然他软话说尽，甚至不惜拉来梁的旧识杨度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梁就是油水不进，无动于衷。当袁克定逼急了的时候，梁启超就当起锯嘴葫芦一声不吭，袁太子对此也毫无办法。

　　袁克定和杨度再次登门，这一次，却不仅仅是拉梁启超入伙这么简单了。

　　随着袁世凯58岁的寿辰越来越近，有着“58岁恐惧症”（袁氏家族近4代男丁13人只有一人活过58岁，其他12人皆在58岁之前身故，这让袁世凯十分担心自己也活不过58岁。于是，在过完57岁生日以后，他开始为自己的儿孙做打算了，其将独裁统治推向巅峰的种种举措也随之而来）的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了。

　　而秉承父志、想当太子的袁克定自然急父亲之所急，开始加快造势之举。

　　在杨度的建议下，他决定成立专门的部门进行这项工作，同样因为杨度的建议，在决定人选的时候，他首先便想到了梁启超。

　　“梁先生，近来民间关于改总统制为帝制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可是，国人多愚昧，这个时候，正需要您这样的大贤登高一呼为民众解惑啊！先生，不为别的，只为了国家的长期安定和稳健发展，您也不应该置身事外。先生，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建立‘筹安会’统一筹划此事。‘筹安会’将由国内最知名的贤者达人组成，如果您能加入的话，这也是再次提高您声望的好事啊！”

　　袁克定在梁启超屏退管家以后，随即循循善诱地开口相劝。

　　杨度紧跟着说道：“卓如兄，现下国内的情况你也清楚，虽说袁大总统名义上是国家之最高领袖，可是各地都督跋扈，兵祸已经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这种情况下，废除共和，建立帝制已经是大势所趋。老兄，你在日本的时候就忧国忧民，一切皆以国事为重，此时，事关可改变国家现状之国体大事，你可不能为一点虚名就退避三舍啊！”

　　梁启超之所以最后离开袁世凯，就是因为看出了袁的称帝野心，却又规劝无望，这才失望离去。他情绪最激愤的时候，曾愤然写下《亦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欲在报刊发表，要狠狠地将袁世凯一军，而袁克定和他打交道就缘于那个时候。

　　那一次，他受袁世凯授意，带着20万大洋来交换梁放弃发表该文章。虽然最后梁启超并没有同意，两个人却接上了头，从而给了袁克定继续亲近梁启超的机会。

　　袁克定和杨度两张铁嘴左右开弓咄咄相逼，梁启超却始终面带笑意只做聆听状，而不发表任何见解。袁、杨二人嘴巴说干，连着喝完两盏茶，见梁依旧不为所动，只能黯然离去。

　　梁启超缄默不语的态度，激怒了袁、杨二人。

　　在离开梁府回京的路上，愤愤不平的杨度向袁克定保证：“云台你放心，‘筹安会’又不是非梁启超加入才可成事，我向你保证，最迟今年底，我就将‘筹安会’的架子给搭起来！”

　　袁克定如此重视梁启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袁世凯的影响。正是因为亲自参加了欢迎梁启超回京的欢迎会，见识过了其超高的人气，他才会如此殷切的希望在称帝一事上得到梁的支持。他自视在对待梁启超的态度上，自己已经足够谦恭有礼了，然而后者却油盐不进、一点面子也不给，这也让他开始厌烦继续与其打交道了。

　　现在得到杨度的保证，联想到杨度在北京文化圈中广泛的人脉，袁克定对其信心倍增，遂拍拍杨度的肩膀说道：“皙子，那就万事拜托了！”

　　杨度没有辜负袁克定的期望，1915年8月，杨度在多方奔走以后，终于找到了可托付大事的志同道合者，于是，“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正式成立了。

　　却说梁启超，在送走袁、杨二人以后，他意识到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已经不可遏止，而且其发动时间应该不会太远，不禁忧心忡忡起来。旋即，他想到了身在北京的学生蔡锷，想到两人的约定，梁启超郁结的眉头不禁稍稍解开了一丝。

　　蔡锷，字松坡，湖南宝庆人。蔡锷和梁启超的师生之情建立于1898年，是时梁启超为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他对当时只有16岁的蔡锷就已经格外赏识，而在他1898年因为戊戌变法逃亡往日本以后，师生两人因为都对西方政治和文化抱有探索的兴趣，这让他们的师生情谊越发的深厚，既至两人在国家事务上有相近的见解，而成为政治上的盟友，他们的关系已经是介于师友之间。

　　武昌起义发生时，蔡锷正担任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早在武昌起义发生前，新军第19镇中就因为大量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归来的激进青年军官的加入，而大肆从事反清活动。彼时的蔡锷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心中已经有了是非决断。因此，在同盟会领导人邀他加入时，他虽没答应却做出保证：一旦发生革命，将给予绝对支持。

　　1911年11月1日，云南起义官兵在五华山成立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公推为都督。蔡锷成为云南军政府的最高决策者以后，立刻按照自己的设想治政治军，很快，云南就在他的治理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南北议和的时候，希望国家尽早完成统一的蔡锷，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总统，而在唐绍仪内阁陷入财务危机而发生“比案”时，他率先在全省发行爱心公债，以缓解唐绍仪内阁的财政危机。以上种种，使得他即使远在西南边陲，却依旧被袁世凯所瞩目，也就有了接下来的奉调入京。

　　当然，袁世凯调蔡锷入京，并不是看中了他的才华，而是出于防患于未然。蔡锷在云南军政界的作为，对于当时的云南人民来说是造福社会，但是对于一心谋求独裁统治的袁世凯而言，却是边患的雏形。

　　因此，蔡锷进京以后，袁世凯虽然授予一连串的职衔，实际上却不给予一点实权，反而派人进行监视，实际上等于将蔡锷变相软禁了起来。

　　对于袁的种种伎俩，年轻但是却久经沙场的蔡锷，如何看不出来？

　　于是民国史上，一代名将与一代名妓的绝版爱情，便在这种政治空气污浊不堪的非常时期隆重上演了。

　　蔡锷初到北京，对袁世凯是抱有幻想的。在他担任全国经界局督办的那段时间里，他一边领导经界局工作，一边与自己在东京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的挚友，与他共称“中国士官三杰”之一的蒋方震、阎锡山等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他们希望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以应对周边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形势。

　　然而，袁世凯醉心于独裁统治，并且渐渐不满总统世袭，转而想当中华帝国的皇帝。随着袁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深以为耻的蔡锷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随即开始韬光养晦，以期瞒过袁世凯的耳目，好为将来武装反对袁氏复辟积蓄力量。

　　明面上，蔡锷开始频繁出入风月场所，以展示自己不关切政治，没有什么野心，而暗地里，他开始频繁潜入天津，与曾经的老师梁启超取得联系，并且通过梁与云南军界保持密集联系，遥控云南军界，秘密准备以武力讨袁事宜。

　　蔡锷和一代名妓小凤仙的相遇相识，正始于他看清袁氏独裁者真面目，开始刻意颓唐潦倒，而屡屡进入八大胡同的那段时间。

　　毕竟不是风月场上的惯客，而且不管蔡锷如何伪装，经年的军政大员生涯已经在他身上形成了强大的气场，所以他第一次与小凤仙相会，就被她看破了身份。

　　是日，蔡锷一身平凡商人打扮进入了小凤仙所栖身的妓院云吉班。

　　妓院老鸨没有小凤仙的眼力，又狗眼看人低，见他妆扮平常，眉目间又没有风流外露，遂将他引进了姿容一般，但是却性格古怪的小凤仙的闺房。

　　谁知，自幼就出来闯荡江湖的小凤仙阅人无数，居然一眼就看破了蔡锷。

　　两人寒暄几句，小凤仙遂直言不讳地问道：“敢问先生从事何行何业？”

　　蔡锷第一次扮演其它角色，颇有兴致，眼睛眨了眨诡称道：“鄙人区区行商一名，不知入不入得姑娘慧眼。”

　　见他不说实话，小凤仙的嘴角立刻就翘了起来，嗤笑道：“先生休要欺我从事贱业就假言相欺，我虽然猜不出先生具体行业，但是却可以断定，先生绝非商人。”

　　说完，小凤仙绕行蔡锷一圈，仔细打量一番说道：“先生的气质非凡，似先生这种气质的，小女子还是第一次见。”

　　蔡锷有点愕然，没想到一个风月女子居然有如此眼力，他这些年接触的大多是具备西方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对于妓女并无多少偏见，不禁来了兴趣，问道：“北京这么大，来来往往这里的人何其多，其中不乏王公亲贵、名流才子，你怎么就断定我与他们不一样呢？”

　　此时此刻，小凤仙对于他身上的气质已经有了定义，闻言说道：“现在这个乱世，国将不国，就是王公亲贵、名流才子，身上也大多带有糜糜气息，倒是从先生身上，我瞧出一股英雄气概。先生虽然衣着打扮一般，长得也不算俊美，但是单凭这股子英雄气概，已经足以让我小凤仙倾心了。”

　　一个妓女侃侃而谈，出口成章不说，难得的是居然契合时务，而且敢于无视自身轻贱堂皇表白，这让蔡锷越发惊讶，他试探着问道：“何以见得呢？”

　　小凤仙是七窍玲珑的人物，此时心中已经有了揭破他身份的办法。

　　她假意叹息说：“我仔细瞧你的样子，外表欢愉，实际上心怀郁结，那定是有什么大的心事。似你这等英雄人物，所怀心事自然与时局有关。我虽然是入了贱业的一介女流，可是却也知道一些时弊，只要你不嫌弃，说不定我能为你解忧开怀。只是似你等英雄人物，只怕看不起我。”

　　小凤仙说话特别，观人极准，难得是心中居然怀有天下，这让蔡锷吃惊之余对她不得不刮目相看。他装作随意的样子浏览室内布置，目光被案上呈放的纸卷吸引，见其上墨迹未干，而字迹清秀自然，浑然不带一丝功利气息，心中更是怦然一动。

　　再看小凤仙时，蔡锷便觉得这女子姿容虽然算不得极品，但是胜在气质优雅，有大家气息。忧虑的情愫忽然被眼前女子所吸引，这几日纠结他的国事暂时被这女子的姿容挤过一旁，他的嘴角不自禁露出了一丝笑意。

　　小凤仙自他进来，视线就被他紧紧黏住，此时见他露出笑意，知道是自己让他暂时放开了心结，心中很是高兴，问道：“先生终于展露笑容，却是为什么事呢？”

　　蔡锷自忖身份特殊，来此又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如何敢与她交底。

　　他装作随意的去翻案上的书卷，发现其中有很多对联，有意岔开话题，便问道：“这么多对联，你最喜欢哪一副呢？”

　　殊不知，小凤仙所期待的正是蔡锷能够将话题转入这方面，于是赶紧上前说道：“这些对联，不过泛泛之词，你是英雄人物，可否赐下墨宝？”说完，不等他同意，便拉过一张空白的宣纸，又磨墨濡笔递过去，然后殷切地看着他。

　　佳人殷殷相期，蔡锷无法拒绝，微一沉吟，落笔写道：“自是佳人多颖悟，从来侠女出风尘。”然后，他想了想，又在上款落笔：“凤仙女士灿正。”

　　这一联其它的且不说，其中并无一丝一毫看不起小凤仙的意思，而“侠女”、“风尘”两词更自然的透出浓厚的英雄情结，小凤仙只是轻声一念，登时便收敛不住自己的情丝，乃至差点忘了自己要他留下墨宝的初衷。

　　见蔡锷有收笔的意向，小凤仙赶紧伸手拦住，说道：“先生既然没有轻贱小女子之心，在上款写上小女子的名字，为什么不肯留下尊号呢？你我虽然贵贱悬殊，但是大家都在京城厮混，今日有缘相逢，即使先生是朝廷钦犯，也大可不必隐姓埋名。难道先生觉得我是心有歹意？”

　　蔡锷不知道小凤仙让自己赠联所谋就是名姓，推辞不得，只得抱侥幸心理，落款“松坡”，指望她不识自己的字，从而蒙混过关。

　　然而，蔡锷却低估了自己的名气。

　　说来也是，29岁做都督，一国经界局督办，又是太子爷的老师（袁世凯曾让袁克定拜蔡锷为师学习军事），蔡锷即使想低调却也不行。

　　看到“松坡”二字，小凤仙当时就问道：“松坡？难道你就是最近被京城人争相谈论的云南蔡都督？”随即再次端详蔡锷一番，对他因何来此做出猜测……

　　一代名将与一代名妓，便如此以无巧不成书的方式相遇相知了。

　　小凤仙虽然身为风尘女子，却识大体知时务，在许多大事的见地和坚持上，尤胜当时纵横北京的大名流和大文人，这让当时许多身为昂贜七尺的男子何等汗颜。

　　当时，蔡锷正苦思报国之策而心情郁结，小凤仙这个红颜知己的出现，可谓正逢其时。而她后来在帮助蔡锷逃离袁世凯监控一事上也出策出力，于讨袁护国战争也有莫大贡献，这些使得她的芳名得以和蔡锷这一代军事奇才相提并论，从而流芳千古。

　　事实上，蔡锷正是有小凤仙做掩护，才得以避开耳目频繁私赴天津，与梁启超商量应对之策。而随着筹安会的建立，袁世凯在称帝一事上越来越肆无忌惮，蔡锷在和梁启超相商以后，遂决定先去日本再回云南，在适当时候发动起义，为护国而战。

　　单从才情而言，杨度这个曾经一手写下《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长》和《实现宪政程序》的一代俊彦可谓天之骄子。然而，因为其太过热衷于权利而且又看不清大势所趋，最终只不过担当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出活闹剧的配角而已。

　　筹安会成立以后，杨度自认总理事长，开始组织当时附袁世凯的一帮文人政客从各个层面为袁世凯称帝创造条件。

　　他们先是带头向参议员递交请愿书，公然呼吁恢复帝制，随即便开始秘密组织各种请愿团。于是，北京的大街小巷之间一夜之间冒出了若干请愿团。甚至最后，连“妓女请愿团”还有“乞丐请愿团”这两个独具中国特色的请愿团体都出现了。

　　各种请愿团的请愿书雪片般覆盖了各大舆论报刊，见在舆论上已经造势成功，杨度更进一步，一边秘密联系各省都督，要求他们限期通电呼吁袁世凯称帝，一边令各省开选国民代表，竭力为袁世凯称帝打造民意难却的名声。

　　10月28号，在杨度等人竭尽心力的奔走下，国民代表开始就国体问题进行投票。到了12月11日，参议院在全国众口一词的劝进声中开始就解决国体问题进行总开票。

　　开票结果自然是如袁世凯所愿，全国各地国民代表1993人一致同意成立君主立宪制。各省军政长官也适时上书推戴：“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运，传之万世。”

　　至此，袁世凯称帝已经完成了民意基础，也算完成了在他看来最为艰难的程序，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袁世凯一边授意梁士诒和步兵统领江朝宗两人作为专使与已经退位的清帝溥仪交涉，要求溥仪放弃帝号，一边开始将目光转向对称帝可能产生最后威胁的一干人等。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蔡锷远遁海外就势在必行了。

　　就在袁世凯极其幕僚大造舆论，为上演其称帝这出活闹剧而紧锣密鼓做最后冲刺的时候，蔡锷、小凤仙及蔡的家人也在为蔡的出逃上演着一出家庭闹剧——蔡锷的妻子刘侠贞在忍耐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因丈夫彻底流连一个风尘女子而大吵大闹。她不管不顾地在云吉班所在胡同口破口大骂，终于让袁世凯对蔡锷失去了戒心。

　　袁世凯在连续几日听了属下的汇报，又派出亲信以劝解之名登门证实以后，对蔡锷有了全新的认识：“没想到蔡松坡居然是这等人，看来我之前都白担心了。”

　　而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蔡锷和小凤仙最后一次会面，就在蔡锷离开北京远赴日本之前。

　　是日，两人尽情的在北京各名胜景点流连了一天，到约定的晚上10点钟左右，分手的时候到了。不顾旁边有几个蔡锷还有梁启超的亲信看着，两个人深情拥抱，小凤仙为他唱了几首歌，最后一首她是流泪满面唱完的：“你须计出万全，力把渠魁殄灭！若推不倒老袁啊，休说你自愧生旋，就是侬也羞见先生面。要相见，到黄泉。”

　　蔡锷纵然铮铮铁骨，却也禁不住断肠柔情。

　　他当时就止不住泪下滚滚，抱住小凤仙说道：“现在说什么都是假的，我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和你携手偕老直至黄泉，凤儿，万请保重！”

　　1915年12月13日上午9时，袁氏称帝这幕活闹剧终于进入高潮。

　　是时，在北京居仁堂，袁世凯身着汉服、汉冕，挺着日益肥茁的肚子，接受北京及周边地方文武百官的朝贺。可笑的是，似乎想表示自己与清朝皇帝的不同，袁世凯预先关照参与朝贺的官员，要求他们只要鞠躬即可，万不可实施跪拜。

　　然而，真到了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被袁大皇帝的威势所慑，许多官员居然情不自禁的趴伏下来，行三拜九叩大礼。袁世凯当时面南而立，目睹此状也是无可奈何，只好向跪拜者连连点头，以示接受。

　　袁世凯当上了中华帝国的皇帝，然而仅仅过了12天，25日这天，云南忽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发动讨袁战争；紧接着，英美等五国要求本国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施压，对其称帝提出质疑，袁世凯的皇帝宝座还没焐热，内外情势就骤然急下。

　　而让其倚为称帝基础的民意，此时也终于土崩瓦解了。《新青年》自创刊以来，陈独秀和李大钊当属两面大旗。

　　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一事上，早在1916年初当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大肆鼓吹君主立宪制的时候，陈独秀和李大钊就同时在《新青年》上载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陈独秀书《一九一六年》和《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写《民彝和政治》、《青春》，对君主立宪制的危害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两个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利用自己在进步青年中的影响力，痛声疾呼反对帝制。他们进步的声音因为《新青年》得到很多传播，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因为《新青年》而走到一起，这其中便包括远在长沙的毛**。

　　如果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先行者，那么可以说他们所倚仗的传播阵地正是《新青年》。

　　《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宣传阵地，不仅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一事上与当时以杨度为首的“六君子”进行了口伐笔诛式的论战，而且还在思想文化形态上和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康有为作为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袁世凯在决定称帝以后，一度想请其出山，以拉拢仍旧对前清忠心耿耿的保皇党人，然而却遭到了其“只知有吾皇”的拒绝。

　　作为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康有为倒是一心想要复辟，但是他心中的皇帝却只有当时的废帝溥仪。所以袁世凯虽然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但是最终也只能怏怏而归。

　　为了君主立宪，康有为可以说穷一生为之奔走。然而，正如他所执著的儒家教义因为不适宜于当时中国而注定要被淘汰一样，他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制因为缺乏成立的基础，最终也只能归于历史的垃圾箱。

　　文化上的交锋，或许不如战争来得直观血腥，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其影响却远比一场战争更加深远。

　　袁世凯要称帝，文化上就必须重拾清朝遗穗。于是，尊孔重道便被秉承他意志的一干文化名流抬了出来。康有为一生始终信奉儒家道义，对于尊孔自然不会反对。为此，他还特意致电黎元洪和段祺瑞：“祭孔须行跪拜大礼。”声称：“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言外之意，人的膝盖生下来就是为了跪拜用的。

　　袁世凯意欲称帝，康有为虽然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但是却因此对清朝的复辟大业更加充满了信心。在和一干保皇党人讨论时事之际，康有为如此评价袁世凯称帝：“袁慰亭不是自诩共和的拥护者和保卫者的吗？他现在为什么想到称帝，很显然，在中国，共和根本就没有生存下去的土壤。诸位，我等谋求的大事，成就可期啊！”

　　袁世凯一心称帝，其真正的最大倚仗其实来自于北洋军。

　　在强权即正义的时代，无疑拳头是最能够决定一切的。然而他始料未及和有所失察的是，袁世凯一心栽培的太子——袁克定却不像他想象的那般才堪大用。

　　袁世凯成功称帝，袁克定作为筹划此事的参谋长，居功至伟，这让他难免产生自负情绪。于是在与冯国璋等乃父老部下的相处时，根本不管对方何种感受，只似习惯性地摆起太子爷的架势，处处气势逼人，这让冯国璋等人不免心生寒意。

　　他们随即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袁世凯百年之后，这中华帝国的皇帝肯定是袁克定接着做，真到那个时候，还有他们这帮前朝老臣的好日子过吗？

　　在袁世凯倚为左膀右臂的北洋将领中，为其导演的这场称帝活闹剧里，有两个人绝对是重量级角色，他们就是段祺瑞和冯国璋。

　　从一开始，段祺瑞就是袁世凯称帝的坚决反对者，而他因此于6月28日被袁免去陆军总长职务，并因此和袁的矛盾激化，两人随即从曾经亲密无间的属僚，转变为如今不水火不容的政敌，而这也成为袁世凯日后黯然死去的一大促因。

　　与段祺瑞一开始就表明反对帝制的态度不同，对于袁世凯一直心怀感激之情的冯国璋，在听到相关传闻之后，第一反应是十分讶异，不明白一向英明果决的袁大总统为何在这个时候犯糊涂。而且，他自视自己为袁的心腹，袁在这等大事上应该不会绕过自己。所以为了亲自向袁世凯求证此事，特地跑去了北京。

　　袁世凯当然不肯承认，他在冯国璋面前信誓旦旦地说：“华甫，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哪一个不是为了子孙后代才开创帝业的？可是你看看我，长子克定是个瘸子，次子克文又一心只想做个名士。其余诸子皆为纨绔，不堪大用。我要做这皇帝做什么？再说了，我今年都57岁了，你听说过有50岁以后的开国皇帝吗？”

　　冯国璋信以为真，然而等他回到南京，却接到筹安会发来的密电，要求他限期上请愿书，拥戴袁氏称帝。这样一来，他便是再坚信袁世凯的为人，却也不得不信了。

　　偏偏在此时，已经对他不放心的袁世凯开始调布军力防范于他，而这直接导致两人关系决裂。昔日的属僚一旦撕破脸皮，袁世凯便不忌讳对冯国璋动手了，可是冯国璋远在南京，不比段祺瑞就在北京而无法采取软手段进行对抗。袁世凯想通过升京官将冯国璋调离地方使之脱离部队，冯国璋则通过辖地军民通电挽留然后再适时装病拒不奉诏。袁世凯也不敢逼其太甚，冯国璋遂得以赖在南京，积蓄力量等待反击。

　　既至袁世凯称帝，蔡锷率先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而全国各地舆论又讨袁声一片，冯国璋何等察言观色的眼力，于是病也就“自然而然”地好了，他随即于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开始公开反对帝制。

　　冯国璋登高一呼，南方诸省北洋系将领眼见护国军攻势凌厉，自己稍有不慎极可能丢掉得之不易的都督职位，立刻奉冯为北洋派中反对袁世凯的中心人物，跟着举起反袁大旗。冯国璋成为中心人物以后，一方面积极与孙中山和蔡锷为首的护国军领袖通电联络，共商讨袁大计，一方面又联合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人向各省都督发出寻求解决时局的密电，利用倒袁之机，赚取个人名声。

　　冯国璋等北洋系的反叛，对于袁世凯的打击是巨大的。

　　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冯国璋等人联合起草的“五将军密电”送呈袁世凯面阅的时候，袁世凯瞥了一眼立刻就气得晕了过去。

　　而杨度等人看完此电文，更是一个个瞠目结舌，一时失语。

　　瞬间从国人拥戴的中华帝国皇帝沦为孤家寡人，这种巨大的落差给予袁世凯的打击是巨大的。皇帝肯定是当不成了，那么就继续当大总统好了。出于这样的想法，自觉在北洋系中还拥有一定威望的袁世凯，遂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然而这一次，袁世凯却高估了自己在昔日部下心目中的地位。其他人不讲，冯国璋和段祺瑞这两人，便是他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一道坎。冯国璋在讨袁后期如此卖力的演出，岂是仅仅废除帝制就能够满足的？况且，“五将军密电”泄密以后，他自认为和袁世凯之间的裂缝已经无法弥补，与其继续在其手下当差，有被穿小鞋的危险，莫如一竿子打死，让袁氏永世不得翻身，如此自己才可高枕无忧。

　　出于同样想法，段祺瑞又岂肯放过这个打倒袁氏的绝佳机会？

　　于是，两人一个在外埠、一个在京城大唱双簧，袁世凯每日忧惧度日，终于于1916年6月6日这天黯然离世。称帝这出民国活闹剧，至此也就降下了帷幕。

　　袁世凯一死，蔡锷和孙中山领导的护国运动算是取得了胜利，不过南方诸省乃至全国北洋系的力量并没有遭受多大损失，所以国民党并没能抓住这个机会趁势而起。

　　讨袁护国运动真正受益的，是段祺瑞和冯国璋。

　　作为北洋系将领中的元老级人物，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和冯国璋的声望一时高涨，得以顺利领导北洋系，而北洋军浑厚的军事力量，则成为他们平步青云最大的倚仗。

　　在这场反袁反帝的斗争中，同样取得胜利的还有另外一些人，那就是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首的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先贤们。他们合力打造的《新青年》，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一事上和保皇党为首的封建势力就中国当时的文化路线口伐笔诛，虽然只是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是却因此成为当时进步青年心中的文化旗帜。

　　单就倒袁护国一事而言，蔡锷居功至伟，而冯国璋和孙中山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孙中山，这个富于理想主义的革命家一生最大的抱负就是统一国家振兴中华，所以当国家和民族需要他的时候，他肯定会义不容辞的挺身而出。那么冯国璋呢？冯国璋为什么反袁呢？从袁世凯死前几日南京发生的一件事，或许可以窥出些许端倪。

　　5月18日这一天，在南京的前清谘议局，冯国璋召开了由未独立省份督军或者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伊始，冯国璋首先讲明了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

　　他说道：“今日之国家大势已经明朗，袁大总统为了一己私欲引起全国民愤，即使他已经宣布取消帝制，但是民心已失，如果任由他继续担任大总统，无疑会对我北洋在民间的声望造成极其不好的影响。我等和诸公的将军作为北洋中坚，怎能坐视这种现象发生？所以，我以为，我们应该联名上书对袁大总统进行劝诫，让他为了我北洋的未来，主动放弃大总统职位。如此，不仅可减少国人对他之前所行糊涂事的恶感，而且，还能保有指认下任大总统之权利。当然，这个人选必须由我和诸省的将军来定……”

　　说到这里，其召集这次会议的用心已经毕露无遗。

　　今日的与会者，都是在民国政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谁没有一颗七巧玲珑心？虽然各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因为和冯国璋的关系有远有近而立场有所不同，但是大势所趋，推选冯国璋来代替袁世凯似乎也未尝不可。反正，出于利益交换的原则，今日大家出了力推选过冯国璋，将来冯国璋必然也要有所报答。

　　冯国璋之所以召集这次会议，其实是应袁世凯的要求。

　　当然了，袁世凯派亲信阮忠枢过来本是向冯国璋求情，希望能够保住自己的总统职位的，而冯国璋却南辕北辙，将之变成了解决他个人地位的会议。

　　冯国璋侃侃而谈，大讲了一番北洋现在所面临的危机以及解决的办法以后，他安排的幕后推手，某省代表立刻符合：“冯都督所言在理，当前，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只有在我们北洋老人中找一个人取袁而代之。而鄙人觉得，这个人选非冯都督不可。”

　　这位代表的话，其实是冯国璋亲自授意的。

　　此刻，冯国璋正眯着眼静听，并期待着得到众人一致附同，忽然一个中等身材，留着部大胡子的中年军官站起来大声骂道：“冯华甫，你好不要脸！袁大总统代尔不薄，值大总统为难时刻，你不思图报也就罢了，居然还妄想取而代之，你还是人吗？”

　　这位大胡子，正是新任安徽省布政使倪嗣冲。

　　倪嗣冲这番话骂得够狠，冯国璋的脸当时就变得煞白，他心中十分后悔为什么邀请倪嗣冲过来，嘴上竭力辩解道：“倪丹忱，你休要血口喷人。我这也是为大总统考虑，要不然的话，我直接去和蔡松坡、孙中山等人谈判即可，为什么还要费心劳神和你们在此磋商？大总统称帝之举，倒行逆施已经尽失民心，你想过没有，南面革命党人可不仅仅要他下台，还想要他性命呢。我们这些老部下上台，好歹能护他一时。怎么？难道你想让孙中山当总统吗？”

　　“老子不管，国家的总统，老子只认大总统一人。大家听我的，我们联名通电，力保袁大总统。我就不信了！南面的那帮软骨头真敢和我们北洋较真！”

　　在其他北洋系将领的劝解声中，冯国璋和倪嗣冲的骂战并没有升级，然而，正因为倪嗣冲这么一搅合，冯国璋精心准备的这个会议不仅什么也没办成，反而被当作一个笑话而被搬上了第二天的报纸。

　　本来，因为冯国璋在倒袁关键时期所起的作用，他倒是很有可能成为新总统的人选的。可是因为他表现得太急切，又没能调和好北洋派系内部的矛盾，所以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非但没能成功的逼袁世凯下台，反而让自己急于当总统的嘴脸暴露在世人面前。而他之前苦心经营下的良好形象，也因此毁于一旦。

　　群龙不可一日无首，国亦不可一日无君。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顺理成章的成为新任总统，但国务总理段祺瑞并不服他，随即两人之间就爆发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府院之争”。

　　袁世凯死了，但是他给中国社会留下的恶劣影响并没有因此消散。而受他影响至深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作为他曾经的亲信手下，自然毫无疑问。而作为袁世凯名义上的副总统、实际上的政敌的黎洪元，受袁世凯的影响也颇为深远。

　　袁世凯为了实现独裁，通过种种手段——诸如刺杀宋教仁或者借二次革命打击国民党，一步一步的将利于中国走向宪政的人才和组织赶离了中国政场。

　　袁世凯似乎只是图自己一时之快，却让当时的中国从此与宪政无缘，乃至他的后继者因为没有相应律法的约束，而毫无忌惮地追求权力，从而让后世的中国当权者都一个个陷入追逐权力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从这个角度来说，段祺瑞还有黎元洪其实都是受害者。他们因此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结果却便宜了另外一群小人。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中，有一部人马无论是建制和服饰，都与其它各军不同，这就是张勋率领的所谓武卫前军。

　　张勋虽然迫于大势不得不追随袁世凯，但是自始自终都没有放弃过复辟。

　　袁世凯的死对于张勋来说是个机会，他先是借机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然后更秘密和段祺瑞达成协议，愿意以七省独立作为要挟，帮他挟制黎元洪。

　　“府院之争”，黎元洪本来就斗不过段祺瑞。他能当上这个便宜总统，追根溯源还要感谢武昌起义军将他从床底下拉出来。当时的中国政场，虽然维系着名义上的统一，依旧顶着民国的帽子，实际上却是一帮军人干政的舞台。想说话有人听，只要有足够的枪和人马就行。黎元洪有人和枪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现在，张勋又帮段祺瑞整合七省北洋势力，宣布独立并扬言要北伐。黎元洪光棍一条，登时一筹莫展。

　　这七省独立，就有张勋的功劳。

　　而他做这些的目的，都是为接下来示好黎元洪做准备。此时，他已经就任安徽督军，而且，七省同盟经他发扬光大，也变成了十三省同盟。就在黎元洪焦头烂额之际，他上书北京提出，自己作为十三省同盟的盟主，愿意带兵进京居中调停。

　　这于黎元洪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当即同意并且积极努力安排张勋进京事宜，于是张勋的复辟大计终于得到了实施的机会。

　　继袁世凯称帝这一幕活闹剧之后，又一幕复辟活闹剧又要登场了。

　　“辫帅”张勋在黎元洪的邀请下，率领他的5000辫子军进京了。在当时人人争先恐后竞相剪去发辫，以示进步告别鞑虏统治的民国初期，张勋和他的5000辫子军自安徽一路招摇过市乘火车开往北京，其引起的骚乱和影响可想而知。

　　此前，黎元洪与张勋并无多少交集，所以对于其一直留着长辫，且不许部下剃头的事情一无所知。而等他明白张勋及其部下头上那大辫子所代表的真正含义后，却一切晚矣。成功进京的张勋自以为复辟在望，可就不再掩饰自己的复辟大业了。

　　辫子军一路招摇进京，沿途，康有为等一批保皇党人欣喜若狂，纷纷跟进。

　　很快，他们就在北京集合，随即成为北京政治场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主导力量，于是一幕逼宫黎元洪，让其还政于前清帝溥仪的复辟闹剧至此拉开帷幕。

　　张勋复辟既是一场闹剧，因此反映出的众生相也就形态各异、丑态百出，足以拍成一部喜剧以娱乐世人。

　　先说说号称“文武双圣”的康有为和张勋。

　　复辟期间，作为心怀旧主的复辟派，一根辫子自然是少不了的。而纵观当时围绕在溥仪身边的文武大臣，偏偏康有为的辫子长不盈尺，所以自然遭到那些忠贞的复辟派攻讦。而康有为怎么为自己辩护呢？他说道，我戊戌年就逃往海外，不得不剪发易服。辛亥国变后才返回，立刻开始蓄发，距今不过五年，能有这么长已经了不起了。

　　想到复辟成功之后，溥仪自然要对有功大臣进行犒赏，而贵为“文圣”的康有为，自以为宰相之位非己莫属。不过，因为他没有大胡子，而且清朝历史上就没有不是大胡子的宰相，于是一心想要当宰相的康有为，居然动了一番心思，耍了一个花招，买回生须水日日涂时时涂，以希望能早日长出大胡子，好胜任宰相一职。

　　张勋呢？当段祺瑞和冯国璋相继开出价码，各出10万买他的人头的时候，他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洋洋自得，对康有为说道：“当年你流亡海外的时候，朝廷也不过出10万银子买你的人头，如今我却是两个10万。唉，我要是会变身之法就好了，先变出一个张勋来，那岂不就可以多赚10万块了？”

　　复辟期间，不甘人后的并不止“文武双圣”，当时北京城内的各色人等，皆卖力的在这出闹剧里扮演角色，纷纷以忠于故朝、心怀旧主自居。几乎一夜之间，各家服装铺里的清朝衣服都被抢购一空，甚至连寿衣店的那些清朝款式的寿衣都因此告罄。

　　而这一切，对于当时身居北京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来说，无疑造成了巨大冲击，也让他们对封建思想在国民中的根深蒂固有了全新的认识，要想改变这种现状，仅仅论文载道是不够的，而必须发动一场文化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让国人摆脱封建思想的毒害，从而认识到“赛”、“德”二先生对于国富民强的重要性。

　　和袁世凯称帝相比，张勋复辟还不值一提，因为基础差得很多，所以注定只能是历史长河里偶尔泛起的一簇小浪花，根本不足以改变历史既定趋势。

　　从7月1日张勋和康有为拥戴溥仪复辟，到7月12日段祺瑞率东路讨逆军攻进北京，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张勋复辟这出闹剧仅仅维系了12天而已。

　　有“府院之争”，才有张勋复辟，但复辟收场后，“府院之争”却没有结束。

　　因为袁世凯一再僭越权力，加上宋教仁这个宪政元勋被刺，孙山等国民党人被赶离中央政治舞台，所以民国开国之初的《临时约法》完全失去了效用。于是，在结束张勋复辟以后，一干原北洋系的军国大佬们，开始上演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争夺战。一时，全国各地派系军阀林立，而这直接将中国拖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

　　《临时约法》是当初孙中山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总统权力过于膨胀，而煞费苦心制定的，现在居然遭到了段祺瑞之流的蔑视，这自然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度愤慨。

　　“二次革命”的失败，对孙中山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不仅因为这让其为之奋斗了大半生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国内革命形势骤然被摧毁殆尽，还因为从此之后，中国政治就陷入了一个习惯以武力作为最终解决手段的历史怪圈。

　　流亡日本的那段时间，无疑是孙中山人生旅途中又一段最为灰暗的时光。而他之所以能够快速走出阴影，并且东山再起，是和一个伟大的女性分不开。

　　她，就是后来被国人尊称为“国母”的宋庆龄。

　　1913年，因为姐姐的关系，宋庆龄到孙中山身边担任其秘书。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从此以后，她竟然就离不开这个男人了。而她也因为自己这个选择，从此就和中国革命永远地连在一起了。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然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毫无疑问，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在“二次革命”后依旧能心无旁骛地从事革命大业，宋庆龄居功至伟。

　　不管在日本的斗争条件如何艰苦，不管国内的形势多么复杂，孙中山以及团结在他身边的国民党员，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继续斗争。而这一次，段祺瑞直接无视《临时约法》和国会，这让孙中山意识到，是该进行反击的时候了。

　　于是，在经过精心准备后，他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璧光以及西南将领，在国民党民意基础比较好的广东成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政府。

　　因为政客道德沦丧，军事力量失去监控，受伤害最深的自然是平民老百姓。而在这种今日段政府、明日冯政府、后日徐政府的民国乱战年代，有一群人不应该被国人所忘记，而他们就是那些始终致力于中国参加“一战”的海归精英们。

　　从袁世凯时代，他们就在为中国参加“一战”而奔走呼号，而到了1916年7月，随着“一战”中最大的战役索姆河战役打响，他们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成效。

　　索姆河战役打响之初，虽然英军投入了全新的武器——坦克，但是无济于事，面对德军号称的“最顽强的防线”，英法联军一个月的伤亡数字竟然达到了16万人。

　　面对如此巨大的伤亡，一度因为日本琵琶别抱的威胁，而将中国参战要求置之度外的英法两国，终于将目光投向了人口众多的中国。

　　于是，在1916年由梁士诒提出的“以工代兵”参战计划为英法两国政府所重视。

　　中国以海归精英为主的外交政策群体多年努力终有成效，中国成功参加一战。然而，海归精英们籍此让中国加入国际社会，跟上世界步伐的设想，真能够实现吗？就在国内一帮军阀们为了地盘和权力打得不可开交，欧洲战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一场在世界范围之内引起政体国体大规模碰撞的革命发生了。

　　1917年11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大学陈独秀的宿舍内，一场热烈的对话正在进行。

　　参与对话的只有两个人：梳着分头，神色坚毅，约莫三十四、五岁年纪的陈独秀；再一个就是戴着副眼镜，上唇和颚上皆留了浓密的胡须，约莫三十岁左右的李大钊。

　　首先发表论述的，是较为年轻的李大钊。

　　他显得有些激动，说话之间，动辄就挥舞起拳头，给人一种铿锵有力的感觉：“俄国发生革命了！真正属于庶民的革命！参加革命的是农民还有工人，真正的无产阶级——也只有他们，才会全身投入这种彻底改良社会，粉碎一切旧道德、旧制度的革命！俄国和我国的情况何其相似！都是农业大国，资本阶级刚刚成型，而且刚刚发生过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我觉得，共产主义才是真正适用于我国的主义……”

　　陈独秀跟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李先生的观点，我是赞同的。当今的中国，已经经过实践证明了，西洋和东洋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无法改变中国现状，让我们的国家变得富强、人民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俄国发生的这场革命，是一场及时雨啊。他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崭新的、上进的、朝气勃勃的政党，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主义。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的国家在未来的道路上，多了一个选择。当前的中国，就好像一个已经病入膏盲，却又遭遇误诊的病人一样，无论是政治还是思想都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俄国发生的这场革命，无疑正是我等在苦苦追寻的。当然，这是一项复杂而伟大的工程，甚至需要我们几代人的付出。和俄国相比，我们国家的人民受教育水平太低了，这限制了他们接受先进知识和理的速度。所以，国家要振兴，提高民众素质是当务之急。泱泱中华，一度的天国为什么会沦落到如今的地步，教育上的落后是根本原因。教育！只有普及教育，使得全国人人识字，人人明理，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发生在俄国的这场革命，我基本上是欣赏的。但是我认为，军事革命虽然能够彻底的解决矛盾，但是成本太高了，因为这需要牺牲太多的国人的生命。诸君，这几年，我们国家死的人还少吗？所以，我觉得在此之前，以笔头、报刊为武器，发动一场不流血的文化革命是必须的！我们要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彻底荡涤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建立文明的、进步的、民主的新思想、新文化……”

　　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中国最先对共产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并意识到它对于彼时中国意义的两位先贤，他们之间的对话，不仅仅给进步青年以指路明灯的作用，而且他们也能从交谈中吸收到营养，从而丰富和成熟了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

　　陈独秀的话，让李大钊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而就在其他人如痴如醉的沉醉在陈独秀的言论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他再次开口道：“俄国之所以会发生这场革命，并不是偶然的。列宁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从而迅速的掌握局势，我认为，这和他们一直坚持的马列主义斗争路线有莫大的关系。这几日，我都在搜集整理列宁在宣传马列主义所采取的措施，由此很受启发……”

　　这一场小规模对话，或许史无所载，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所起的作用却是决定性的。从那时起，在中国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念头，第一次在李大钊心中萌芽了。

　　作为《新青年》杂志的两位主笔，陈独秀和李大钊对于当时在黑暗中摸行的中国的那些以救国救亡为己任、有着强烈危机感的上进青年们来说，就是两盏指路明灯。他们的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句话，对于有幸能够聚集在他们身边，时常聆听他们教诲的北京各所大学的进步青年们的成长，都是有着非凡指导意义的。

　　李大钊接触共产主义著作较早，理解也比较深入，从那时开始，他就已经在考虑马列主义于中国的意义了，所以“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才会如此欣喜若狂。

　　陈独秀这段时间工作的重点，是推动新文化运动，以此唤醒世人良知，让人们在“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帮助下，推动社会进步。《新青年》杂志就是他创刊的，李大钊更是他的至交，在《新青年》杂志上能够那么频繁地刊登宣传马列主义、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这本身已经是他的政治倾向了。

　　1917年中国的暗潮云涌，其实根源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的胜利，于世界来说，从此世界上诞生了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而且首度出现了由共产党人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此，国际上的无产阶级有了奋斗的目标，那些被殖民的国家的反抗者们，在选择斗争方法的时候，也多了一种政治手段。

　　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绝对非同小可。如果非要做一个比喻的话，那么，十月革命胜利于彼时中国，那就是一盏明灯、一丝曙光、一个希望！

　　彼时的国人对于改造国家的决心，今天我们已经只能在浩瀚史海中寻到一些点滴了。然而便是这些点滴，已经足以让我们籍此翻开历史厚重的真实了。

　　不知道多少先贤和先烈以此作为人生的目标而在奔走呼号战斗着，他们渴望国家和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于是那些一度强悍的西方国家的政权模式，成为他们思考本国未来走向的借鉴。这时，与中国社会有着那么多相似之处的十月革命，对于他们的影响可想而知，原来在资产阶级政权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国家模式！原来，最底层的无产阶级也可以翻身做主人！原来，落后的中国真正需要的是这样的主义！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予西方世界的是一颗震耳欲聋的炸雷的话，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则是带来带来润物细无声的绵绵细雨的春雷。

　　十月革命发生之前，还有一件事对当时国人们的思想走向影响至关重要。

　　中国的外交政策群体在奋斗了将近多年以后，终于收获了果实。虽然当时的中国政局以及军事上都呈现着让人心寒的乱象，但是中国终于8月14日对德宣战了。

　　在中国对德宣战一事上，时任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君劢贡献很大。

　　一战刚开始时，张君劢正在德国进行军事考察。正因为亲眼目睹了战事的进展，他在1916年回国以后，立刻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建言，认为德国败绩已显，这个时候加入协约国将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国要想在战后修正前清王朝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正是天赐良机。只要在战争中立功，那么国家之形象必然能够得到改变。

　　张君劢对于欧战的见解，无疑坚定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参加一战的决心。不过，欧战却没能因此就成为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天赐良机。

　　这一切，要从1918年初发生的一件事说起。

　　1918年的中国，总统大位虽然是冯国璋的，但是实权却被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牢牢控制在手中。彼时，北洋系出身的将领为了争夺国家控制权，你方唱罢我登场，把政治舞台当作戏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夺权大戏。

　　军人主导了政治，政客们反而被迫靠边站，或者只能跟在军人身后充当旗手、鼓手的角色，这便造成了如此恶果。不管是谁在台上，国家的经济以及民生建设始终都处于放羊状态，如此又形成了喜剧的一幕：泱泱中华，堂堂大国，居然连维系政府运转的费用都没有。于是乎，又一出借款闹剧上演了。

　　这一幕闹剧的主角是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日本。

　　日本人刚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以对德宣战为借口侵占了青岛，正为国人极度痛恨并怨愤着，按说中国政府不该在这时和日本有任何交集才对。然而段祺瑞为了所谓武力统一，又为了打倒和自己处处做对的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什么都顾不上了。

　　日本为段祺瑞大量提供贷款，自然不可能是因为侵占了青岛而才有的愧疚之举。

　　日本人的谋划深远着呢，他们这是为了长期侵占青岛而在放长线钓大鱼呢。

　　这不，就在段祺瑞和冯国璋为了武力还是和平统一闹得不可开交大有一言不合即大打出手之势时，日本人精心炮制的《借款合同》出台了。他们明确告诉段祺瑞，想要继续借款可以，但是必须答应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那自然是山东问题了。

　　在日本人主导，段祺瑞政府妥协下，一则有关山东问题的“换文”达成了。

　　双方在山东问题上，共达成以下条约：

　　日本在胶济铁路沿线的军队除在济南驻留一部以外，其他的悉数撤到青岛；

　　因日军撤走造成的胶济铁路沿线警备力量的缺失，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填充；

　　作为对日本的补偿，胶济铁路从此将以中日联营的方式存在……

　　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这次换文，因为是瞒着国人进行的，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不过因为这根本就是一则卖国行为，所以将注定为国人所不齿。而这，就直接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埋下了***。

　　1918年的北京，因为段祺瑞为代表的皖系和冯国璋为代表的直系两派军阀的较量，京师重地的政治空气中始终透露出一丝波诡云橘的气息。

　　就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北京大学为阵地，以《新青年》为旗帜，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另有一群文化小丑正秉承段祺瑞的意志密谋着成立一个俱乐部。

　　俱乐部的发起人是徐树铮和王揖唐。这两人作为段祺瑞的亲信，在冯国璋于1918年2月17日策划通过《修正国会组织法》以后，为帮助段祺瑞继续坐实实权内阁，赶走与其处处作对的总统冯国璋，开始奔走于北京的安福胡同。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从日本得到的借款和虚报军队人数贪污到的空饷，以金钱攻略收买那些未来的国会议员们，从而达到控制选举的目的。

　　安福俱乐部的成立，是段祺瑞和冯国璋交锋中的又一次胜利。

　　1918年8月，随着安福俱乐部的成员获得国会选举多数席位，王揖唐和梁士诒成功入主参议两院。终于，段祺瑞全面掌握了北洋系的政治主动权。

　　随即，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王揖唐和梁士诒发动动议，直接将冯国璋赶下了台，而将徐世昌这个四面圆滑的老好人迎上了总统宝座。

　　而就在该年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协约国民众的欢呼声中，终于降下帷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开打，一直打了4年，现在终于结束了。而在此过程中，遥远的欧洲，第一次大批量的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如果说1914年打响的“一战”离中国普通民众还比较遥远，那么1918年“一战”结束的时候，中国普通民众就感受比较深刻了，因为对于中国许多人家来说，还远在欧洲的多达13万人的中国劳工，终于因为“一战”结束可以远渡重洋与家人团聚了。与太多中国人息息相关的事情，自然引起了国人的普遍注意。

　　当时国内以海归精英为主的外交政策群体，之所以忽略平民的感受，同意英法等国家在中国征召13万健壮（当时赴欧洲的劳工，都要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的中国劳力，出发点无疑是好的。而如果要强调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什么错误的话，那么没有弄清楚日本和英法美等国家达成的密谋，幼稚的以为国际上还存在公正的秩序，则可视为可原谅的罪过。当然了因为没有真正的决策权，事实上从1917年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开始，他们在“一战”问题上的影响力就已经戛然而止了。

　　所以，他们所期待的能够在巴黎和会上改变国家地位、借国际力量对抗日本、夺回山东主权等设想，从这个时候开始，其实也就已经是镜中花、水中月了。

　　1918年，对于欧洲乃至全世界来说，是结束战争进入和平的一年，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年则是政治上出现寡头（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政府），文化上呈现百家争鸣，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积蓄能量准备爆发的一年。

　　这一年，对于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正是在这一年，在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毛**、蔡和森等人，已经开始进行革命方式上的勇敢尝试了。

　　首先说说毛**和蔡和森。

　　1917年夏天，蔡和森从长沙第一师范毕业了。好友毕业，行将走上社会，作为挚友的毛**自然要和他就以后的中国的革命问题进行探讨。

　　“学长，你对以后有什么想法吗？”两个人提着蔡和森的行李，从宿舍一路往校门口走去。

　　“润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这几日，我一直在想杨先生去北京前对我说的那些话。个人的力量确实太薄弱了，我们之前所讨论的那些问题，以个人的力量是没办法实现的。我有个想法，长沙城内拥有我们这般思想的青年并不在少数。与当前的社会大环境相比，我们一两个人确实不足以改变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呢？大家一起思考，一起身体力行，我想，渐渐的，我们会影响到更多的人，逐渐会聚成比较强大的力量。”

　　蔡和森静静地听着，忽然顿悟道：“你的意思？我们成立一个组织？就像孙中山先生一样？”

　　彼时，孙中山作为国内最具革命精神的革命家，是蔡和森以及毛**这类上进青年的偶像。毛**还没想过要和孙中山比肩，他认真想了想说：“以我们现在的情况，走这一步尚为时过早。毕竟，我们的思想还不成熟。而且我觉得，孙先生所坚持的理念，似乎并不是改良国家的最好办法。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先成立一个学会，多找一些志同道合者，大家一起讨论关于人生社会问题，集众人之长，才可以找到出路……”

　　“润之，我支持你。这样吧，我回去以后会立刻说服我父亲，搬到长沙附近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聚会的地点了。”

　　正是缘于这一段对话，蔡和森回到老家不久，就动员母亲举家搬到了长沙岳麓山荣湾镇的刘家台子。而从那个时候开始，毛**等人便成了蔡和森家的常客。

　　正是在蔡和森家，毛**和蔡和森二人开始讨论关于成立组织的事情，并且于这一年的秋天正式开始行动起来。

　　当时的毛**，虽然年纪还轻，但是在大事的处理上已经颇为老练和熟稔了。

　　为了寻求志同道合者，他取“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长沙城门以及各校门口张贴了一张启事，启事正文以“嘤鸣求友”开头，行文则是“征求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

　　这则启事张贴了几日，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关注，慢慢还是有名字被提了出来。不过，众人在讨论一番以后，又觉得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于是一一舍弃了。

　　13个人都在冥思苦想，但是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

　　蔡和森看着自家院落外瑰丽的秋景，也不知道想起些什么，忽然自言自语地念道：“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然后，他忽然一拍大腿，兴奋的说道：“诸君，我看就取为‘新民’好了。‘新民’，意味着我们都有追求进步之心，执意通过革命改造这个社会。你们觉得如何？”

　　蔡和森刚才所念的那番话出自《礼记·大学》，当他念的时候，众人就若有所思，现在听他这么一解释，登时个个称好。毛**说道：“新民学会，不错，这正是我等成立学会的初衷，我看就起这个名字好了，又响亮顺口，蛮好蛮好。”

　　其他人也表示表示赞同，于是中国在十月革命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就此确定下了名字。有了名字，下面就是领导人选以及学会宗旨了。

　　而毛**作为召集人，又一向在与会者心目中享有威望，自然而然被推举为总干事。不过，毛**却以自己尚在读书为名婉拒了。于是，于1915年毕业于长沙第一师范，任教于长沙楚怡学校的萧子升被推为总干事，而毛**和陈书农则为干事。

　　推选学会负责人的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而在学会究竟选取怎样的宗旨上，这群皆以救国救亡为己任的上进青年则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之所以会辩论，是因为大家政治信仰上的差异导致的。

　　此时的毛**和蔡和森，因为是《新青年》忠实读者的原因，已经初步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理论，所以在思想认识上，他们是倾向于共产主义的。

　　而萧子升，虽然和毛、蔡二人合称“湘江三友”，但是思想上比较激进的他，却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

　　思想认识上的差别，自然让他们在学会宗旨的认知上产生了分歧，于是一场辩论在所难免。当然，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这场争论对于新民学会健康成熟的发展是有益无害的。就在经过激励的争辩以后，学会的宗旨也被确定了下来。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当时的毛**等人才二十四五岁，就能以这种远大目标激励自己，眼光之独到，品行之高洁，真是令人神往。

　　学会宗旨有了，以此为中心的条规制度的制定也就顺理成章了。而随着会规等一系列条款制定的完成，新民学会作为一个严谨的革命组织就正式完成了组建工作。

　　新民学会的成立，是毛**、蔡和森等人积极要求上进，实现人生抱负的尝试性革命举动，是他们在思想上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长期坚持以《新青年》等为工具，在全国宣传科学和民主，推动新文化运动结出的果实，是对他们工作成果的一次确认。

　　新民学会的成立，因为其进步性、革命性，很快就成为指导湘籍青年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的精神旗帜，这也拉开了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起的序幕。

　　在新民学会成立的当天，毛**虽然婉拒了总干事一职，不过因为萧子升即将赴法国勤工俭学，毛**实际上成了学会的具体负责人，这也是他最早的革命实践活动。

　　而随着李大钊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频频宣传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常常阅读《新青年》的毛**，自然也接触到了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等先进事物。

　　新民学会对于会员有着严格的要求，所有自愿加入学会的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如下生活守则：如不赌博、不嫖娼、不懒惰、不虚伪、不浪费等等。而为了切实起到革新学术的目的，会员们会定期举行会议。

　　正是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毛**提出了一个动议：“在俄国和东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为了学会长久的发展，是不是可以定期选派会员前往俄国或者法国，以研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的情况，加以比较、选择，从而找到改造中国的道路和办法。”

　　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萧子升的赞同。而这也为学会后来在国内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这一重大运动打下了基础。

　　新民学会的成立，放眼全中国，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作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先行者，李大钊此时也正在北京筹建着类似的革命团体。

　　1918年6月的北京，天气已经比较炎热了。然而，在李大钊的心中，天气的炎热，却并不比内心的焦灼更让他不安。

　　随着段祺瑞和冯国璋之间的争斗越来越表面化，随着南方一带的内战有扩大化的趋势，随着日本在山东越来越咄咄逼人，中国委实已经到了败亡的边缘。

　　“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立刻行动起来！不仅仅在文字上，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志加入我们，我们需要团结全国的上进青年，唯有如此，才能解救我们已经深度破败的国家……”

　　北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身着长衫的李大钊，正对着下面几十人慷慨陈词。

　　而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东京的一间茶室内，几个中国留学生正在谈论着什么。

　　发起这次聚会的是王光祈，就在国内一些人还在对列强干涉山东问题持乐观态度的时候，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因为近距离接触日本社会，了解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舆论走向，所以越来越焦急，恨不能立即和日本政府正面交锋。

　　王光祈说：“北洋政府究竟和日本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才导致日本人对山东问题如此乐观？我们为什么来日本？为的是能学有所成，好回报自己的国家。可是，山东都要被日本人侵吞了，现在，我们如何还能静下来治学呢？不行，绝不可以。我们难道就只能捧着书本而什么也做不了吗？不！我们应该起来抗争……”

　　在日本，抱有王光祈这样想法的绝不止一人，而这其中，便包括周恩来。

　　周恩来是1917年9月来日本求学的。

　　从小就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自勉的周恩来，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以后，立刻到日本留学，他的初衷正是要从日本汲取对改造国家有利的思想学说。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让周恩来在不久之后就不得不为山东问题而奔走，希望籍自己与日本同志的一点微薄力量，能够为解决山东问题提供助力。

　　在日本的周恩来，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在长沙的毛**、蔡和森，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面，但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他们的相会已经为时不远了。

　　作为《新青年》的热忱读者，作为深受李大钊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上进青年，毛**对李大钊是发自内心的尊崇的。而他在北京最先见到的，就是李大钊。

　　早在新民学会成立之初，毛**就有组织会员定期去俄国或者法国求取革命真经的想法。而在1918年8月，他这一想法已经趋于成熟了。

　　8月3日这一天，在一次学会的聚会中，毛**再次提出了他的这一想法。

　　“我们必须走出去。这几日，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辛亥革命最终会失败呢？我个人觉得，这也许和他所借鉴的西方列强的强国之路并不适合于我国有关。比较一下我国和其他国家在崛起之前的情形，我觉得，我国现在的状况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很相似。当然了，这只是我基于从报刊上看到的文章进行的个人推断。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还需要我们去亲身体会……杨先生前段时间来信说，北大的蔡元培校长等人发起的法华教育会一直在组织勤工俭学留法活动。我觉得，这正是我等走出去的机会。我有意组织湖南同道一起去北京参加此项选拔，你们觉得如何？”

　　留法俭学会的成立始于1912年，由当时身为京津同盟会的负责人李石曾等人发起组成，并受到了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赞赏和大力支持。正是在他的帮助下，留法俭学会成立当年就在北京成功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并先后组织了80余人赴法。

　　而不幸的是，在1914年，留法俭学会因为带有浓重的同盟会背景，遭到了袁世凯的仇视，被迫停办。国内办不成，流亡法国的李石曾便试着在留法华工中推行工余求学，并于次年成立了勤工俭学会，还在1916年在巴黎成立了华工学校。

　　李石曾此举，在当时对于开拓中国青年视野，培养人才具有巨大的意义。

　　因此，蔡元培对此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不仅亲赴巴黎授课，还和李石曾、吴玉章、欧乐、穆岱等中法人士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促进中国之经济发展”为目的，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1917年，华法教育会在北京也成立了总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已经成了该会最主要的工作。

　　赴法勤工俭学对于当时的进步青年来说，其诱惑力无疑是巨大的。而始终想着组织会员定期去俄国或者法国考察学习的毛**，在接到杨昌济传回的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以后，立刻觉得这是一次机会，而他的这一想法，也得到萧子升等人的一致赞同。

　　这也就有了毛**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毛**是抱着赴法勤工俭学的目的去北京的，他甚至就是当时的湖南赴京青年的领袖，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去成法国呢？

　　经济窘迫是一个主要因素。

　　当时的华法教育会虽然担负组织任务，但是却不包揽全部费用。而当时初到北京的毛**不仅身无分文，还在湖南为帮母亲看病而欠下不少债务。所以虽然是抱着赴法留学的目的来的北京，然而真的到了北京，他却不得不开始为生计奔波起来。

　　还有一个原因，则和华法教育会对留法学生的筛选条件有关。

　　既然是勤工俭学，那么一定的技能还有法语学习便是必不可少的。而此时的毛**，却热衷于新闻和哲学的研究，并不愿意在技能以及法语学习上花费时间。

　　最后一个原因，则和杨开慧有关。

　　那时的杨开慧主修新闻，并不想出国求学，而她的这一决定，对于因为债务等问题已经在留学与否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毛**，自然产生了一定影响。

　　毛**因为留法而奔赴北京，虽然最终没能成行，却因此得以和李大钊共事，并确定了和杨开慧的关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未尝不是毛**北京之行的两个收获。

　　毛**等人进京以后，首站是在北大任教的恩师杨昌济家。

　　作为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蔡和森听说此事以后，也请假前来相聚。

　　是日，在杨昌济家，湖南留法团的25个青年加上蔡和森、杨昌济齐聚一堂，众人谈论人生理想，气氛空前热烈。

　　出于男女有别的考虑，已经17岁的杨开慧，没有参加他们的宴会。

　　席间，已经为留法一事咨询过蔡元培的杨昌济告诉学生们，因为欧战尚未结束，所以赴法一事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杨昌济是赞成弟子们去法国进修的，所以他又接着说道：“你们不要着急，我已经和蔡校长说了，他近期就会抽空见你们。届时，他会帮你们引荐华法教育会的相关人士。”

　　作为前朝翰林，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毛**等人的心目中，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想到他会亲自引荐去和华法教育会的人交涉，众人不禁都对赴法之事充满信心。

　　然而，事实却让大家失望了。

　　在蔡元培引介下，他们确实很快就和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先生见了面，然而后者却不无遗憾的告诉他们，因为经费有限，教育会不可能一次帮助这么多人赴法，想要赴法者最少自己得准备买船票的钱，而且还必须具备一技之长和学会一些的法语。

　　彼时，从湖南长沙赶赴北京的费用已经很昂贵了，众人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购买去法国的船票。李石曾的话就好像一盘冷水，登时将不少人心头的热情给浇灭了。

　　毛**作为赴京留法团的组织者，自然而然遭到了一些人的诘难。甚至有人提出，要求毛**归还他们的筹款，以便回湖南去。面对这种情况，毛**虽然身无分文，却慷慨承诺，只要这次赴京留法团还有一个人没有去成法国，他就一直呆在北京。

　　北京的生活费用很高，1个月就要6块钱左右，没有办法之际，毛**只好去找杨昌济，请他帮忙介绍一份工作。

　　恰好，彼时李大钊负责的北大图书馆正缺少一名管理员，于是，杨昌济便向李大钊推荐了毛**。杨昌济亲自带着毛**去见李大钊，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毛**一见李大钊，登时就很没礼貌的叫道：“是李先生，我认识的，是李先生！”

　　“润之！”对于学生的失态，杨昌济有点尴尬，他不满地压低声音提醒他。

　　李大钊也感到奇怪，不明白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认识自己。

　　但毛**呢，此时却显得兴奋异常，面对老师的提醒，他也不做任何解释，而是开口背道：“我们这几天庆祝胜利，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政府，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杨昌济听得眼前一亮，明白了学生失态的事由。

　　而李大钊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毛**背诵的这一段，正是李大钊在中央公园演讲的《庶民的胜利》中的一段。

　　这一段时间，因为一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中国是协约国一份子，所以，北京街头被一股狂热的庆祝胜利的气氛所笼罩着。

　　毛**适逢其会，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并有幸聆听到了李大钊的演讲。

　　东单牌楼，这里曾经因为德国政府的蛮横无理而留下了一座“克林德碑”。

　　“克林德碑”是光绪帝为了熄灭德国政府的怒火，而为其在中国被杀死的驻华公使克林德所立的一座碑。在国人眼中，“克林德碑”就是耻辱的象征。现在，随着协约国获胜，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克林德碑”也就成了国人清洗那段耻辱的目标。

　　东单牌楼附近的大街上，被如潮的欢庆胜利的人群塞满了，狂喜的人群涌向“克林德碑”，在一片欢呼声中，将之推倒并换上了“公理战胜碑”。

　　当时的国人以为，既然中国是战胜国，那么自然可以在战后和会上获得话语权，从而得以废除前清和列强制定的种种不平等条约。是时，蔡元培、李大钊等人也持这种想法。所以他们才会组织北大学生举行各种集会，以欢呼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李大钊正是在此背景条件下，于11月月末在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该篇演讲稿随即被刊载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迅速影响了一大批人。

　　而毛**就是其中一份子。

　　毛**恰逢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便记住了其中十分精辟的段落。后来，他又在《新青年》上看到这篇演讲，喜爱之下屡屡诵读，居然将全文都记下了。

　　杨昌济以前和李大钊闲聊的时候，已经不止一次地提起过毛**的才干和觉悟，李大钊本来不以为然，而现在，在近距离感受了他对国事的热情后，他也觉得毛**确是一个优秀的青年。于是，毛**去图书馆当管理员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毛**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其将来的政治信仰所起的作用却是决定性的。因为那段时间，也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以及《新纪元》这些重量级檄文，向全国民众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时期。

　　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连续刊文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且推出一系列介绍共产主义的译作。毛**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汲取到其中的营养。这也是毛**为什么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的原因。

　　彼时的北京大学，乃是各种先锋学派还有研究学会的集结地，如蔡元培担任会长的新闻研究会，胡适等人发起的哲学研究会。毛**因为李大钊的关系，得以以北大旁听生的身份和蔡元培、胡适这一类文化上的大贤一起讨论时事，研究学术，这对于他文学修养的提高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成熟，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也正是在和蔡元培等人的接触中，他才会产生如此想法：自己连本国的许多事情都没有弄清楚，哪有功夫去研究外国？而这也是他后来不再热衷于赴法的主因。

　　毛**第一次去北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北大，而他和陈独秀的第一次相见，也正是在那里。

　　毛**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负责办理借书事宜。

　　而这，给了他和陈独秀第一次见面的机会。

　　如同对李大钊心仪已久一样，对于陈独秀这个《新青年》的创刊人、进步青年心目中的领袖旗手级人物，毛**也是慕名已久。当他看见借书登记的签名档里写着陈独秀三字的时候，其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您是陈独秀先生？”

　　“你是？”陈独秀此前已经从李大钊口中听说过毛**，耶知道李大钊身边刚来了一个十分上进、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大热情的青年。

　　不过，陈独秀却没有将毛**和眼前这个青年联系起来。

　　得到确认，毛**更加地激动，他恭敬地回答：“我叫毛**，湖南长沙人，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忠实读者。陈先生，我能够向您讨教一些问题吗？”

　　“你就是毛**？听说你在长沙成立了一个在当地青年之中很有影响的学会？当然可以！”陈独秀连忙说道。对于他来说，今天的这一幕并不罕见。

　　作为当时对中国进步青年影响最大的几个人，事实上，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而每一次，他都会尽量抽出时间来为对方排疑解惑。而对于毛**，因为知道新民学会的事情，所以陈独秀对他也是有着浓厚兴趣的。

　　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交流就这样发生了。

　　与陈独秀不过10分钟的会面过程，却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民学会的成立，其中就有《新青年》的影子，而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刊人，由此可见他对于新民学会会员的影响力。在毛**心中，彼时的陈独秀无疑是一位大贤，是一位革命先行者。所以但凡他关于新民学会有什么问题，他都悉心回答。

　　而得知新民学会的成立，《新青年》影响甚巨，陈独秀也很欣慰……

　　是时的毛**，和杨开慧已经确定了恋人的关系。他每天下班的第一件事，基本上就是去杨家向杨开慧报平安。而今天，因为和陈独秀的相逢交谈，使得他一整天都显得特别兴奋。而这兴奋劲头，一直保留到了他和杨开慧见面。

　　在杨开慧心目中，毛**是一个非凡的人，是注定要成就大事的，为此她十分倾心于他，甚至在日记里写道：“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了他的许多事，看见了他的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

　　不过这天的毛**，见面之初就让杨开慧感到有点不寻常，她不禁问道：“发生什么好事了，让你这样高兴？”

　　毛**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先生了，陈先生见解精辟，敢作敢为，正是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这几天，我在北京见到了不少人，但是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

　　作为一个进步青年，杨开慧也久闻陈独秀的大名，她当时也笑着说道：“难怪你这么高兴，能够和陈先生对话，这确实是值得骄傲的事情。那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他问起新民学会的事情。霞，看来我们成立新民学会是对的，我们的国家，正需要这样的组织。嗯，现在，我对于改造国家更有信心了。我们的国家当前虽然破败，但是有这么多人在为她的进步而努力，她最终肯定是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的！”

　　毛**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对于其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其作用却是不容替代的。而这一切，和北京的社会氛围无疑是分不开的。

　　在北京，毛**不仅加入了新闻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等比较专业的学术组织，而且还加入了一些具有一定政治倾向的革命组织。比如由李大钊和王光祈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以及邓中夏为总干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

　　早在1918年6月份的时候，李大钊就在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而奔走了。而该学会的正式成立，却是在1919年7月1日。毛**因为工作在李大钊身边的缘故，自然而然就受到不少影响，所以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少年中国学会的政治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它所吸收的会员中，首先李大钊是召集人；其次向往十月革命的一些人，比如毛**和恽代英；再次是以王光祈为首的留日回国学生；其它则多为北京的在校进步学生。

　　如果说毛**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是因为受李大钊的影响的话，那么他加入平民教育讲演团，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其时，正逢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北京大学校园内，几乎每天都有进步学生在进行讲演，而毛**和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邂逅，正缘于当时身为讲演团骨干的张国焘为召集会员而进行的一次讲演。

　　张国焘当时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他的讲演中也自然流露出来，这对于具有同样倾向的毛**也很有吸引力，因此毛**也加入了这一组织。

　　1919年年初，“一战”结束，协约国一方取得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让当时的国人特别是进步人士，因此备受喜悦和振奋。但好景不长，随后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全面失败，却引发了国人愤慨，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文化运动。

　　彼时的国人，在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初具规模的大气候下，在深受前清遗留下来的国耻情绪的影响下，忽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进而掀起一场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的文化运动，这个结果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而同一时期中国国内众多进步团体的出现，则在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就在毛**在北大一边作为旁听生，如饥如渴地吸收知识、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养分，一边参加各种团体活动的时候，他未来革命生涯中的亲密战友们，此时此刻也正在为改变中国的命运而奋斗着。

　　1918年5月，为了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周恩来参与并领导了在日留学生的抗议示威活动。在敌对国的领土上进行抗议示威活动，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单纯热情的爱国留日学生们，因此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

　　这激起了全体留日学生的愤慨，为了反抗这种暴行，他们随即罢学回国。

　　周恩来正是罢学回国者中的一员。他于1919年4月回到国内以后，立刻加入到了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在天津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这一革命团体。并且，在随即到来的五四运动中，天津学生联合会成为进步青年心中的一面旗帜……

　　如果说以陈独秀为首的革命者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旗帜性作用，那么以梁启超等海归精英为主体的外交政策群体则可被视作反日罢学运动的助推者。

　　第一个向国人揭露和谈内幕的，正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国民外交协会。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于1919年2月16日熊希龄府。

　　成立五天后，该会就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

　　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

　　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立实行办法；

　　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

　　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

　　五、力争关税自由；

　　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

　　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该七点外交主张也是正义的客观的公平的。然而，对于当时强权即正义的国际社会，这七点主张却未免有点太理想主义了。

　　所以，中国代表虽然据此向和会提出撤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驻军以及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是因为早在一战开战之初，英法等国就已经和日本达成了秘密协议，所以和会根本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而且还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这自然激起了中国代表的愤慨，他们据理力争，一度让西方列强的外交官们理屈词穷。而偏在此时，日本代表抛出了和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签订的一揽子与借款合同同时生效的换文协议，这一下，感到理屈词穷的，反而成了中国代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于3月6日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如实报告了他从和会上获知的段祺瑞与日本借款和山东问题。

　　该电文被国内的一些媒体获悉，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对于翘首以待等待代表们从和会上领回丰硕胜利果实的国人，这无疑是一晴天霹雳。

　　彼时，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频繁和国内通电，并没有妥协的意思。

　　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该通电所载内容，正是彼时国民最期待的内容，于是在国民当中引起了共鸣。国内各个进步刊物纷纷载文以示支持，一时，要求日本“还我青岛”的呼声不绝。

　　4月19日和30日，巴黎和会举行正式会议，虽然遭到了中国代表的反对，但是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还是形成了。《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条详细说明了山东问题，明文指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全让与日本。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余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有所不利。

　　同日，上海的《大陆报》发布“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北大的学生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因，率先获悉了这一消息，一直对和会充满期待的青年们，立刻就被这个消息惊呆了。

　　“不好了！和会拒绝了我国的要求，要把山东交给日本了！”北大校园里，热心的学生奔走相告，很快，这则消息就传遍了北大校园，并且开始向北京其它学校扩散。

　　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方豪，随即给各校学生代表发出通知，即日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商量，最后决定两天后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团，示意可以在协议上签字。

　　此事为国民外交协会获悉，当日，该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上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5月3日，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

　　蔡元培从会上获悉了和会的种种情况，回校以后，将之向聚集在校门口的学生做了转述。然后，他又召集了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向他们通报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决定，并且阐明了自己对此事的态度，认为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义务在即将到来的运动中发挥指导性的作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都深以为然，他们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决定要对学生们进行安抚和指导，以引导他们正确面对此事。

　　同日晚，北大学生联合会召集召开的全体学生临时大会如期举行。

　　会议开始后，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各校代表陆续到达。最后形成四条决议：一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是通电中国代表团，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是通电各省5月7日国耻日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四是定于5月4日在北京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代表齐聚法政专门学校，就游行路线等问题进行商谈，最终推选北大学生傅斯年为总指挥，并就口号等问题达成统一意见。

　　下午1时，游行开始，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北大联合会、工学会等团体以及一些进步学生的组织下，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汇聚。

　　自昨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以后，徐世昌便意识到可能会发生游行示威活动，于是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让他这几天提高警惕，不要让学生惊扰了外国驻华使馆，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纠纷。大总统有令，吴炳湘自然不敢等闲视之，在他的安排下，警方在天安门附近增加了警力。当然，在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面前，这些都已经不能构成他们前进的阻碍。

　　爱国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扰，先是于天安门集中，然后他们竖起“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条幅，其中，北大的学生更是打着“还我青岛”的血书开始向使馆区进发。途中，他们一边高呼口号，一边要求打倒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币制局总裁陆宗舆。

　　游行队伍在向使馆区移动的时候，遭到了使馆区巡捕的阻拦。不过，面对如此庞大的、带着滔天怒气的学生队伍，巡捕们也不敢太过分。很快，双方就达成协议，由巡捕代为向英法美意四国使馆转呈陈词书。陈词书送了进去，然而除了美国使馆予以接收外，其他三国使馆皆拒绝接收。

　　这激怒了参加游行的学生，中国的土地居然不让中国人通过，这让本来就情绪激动的游行学生感到更加耻辱，其中由高师的进步学生组成的“工学会”反应尤其激烈。

　　“工学会”是由高师学生匡互生等人发起成立的进步组织，该组织一向致力于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高师及周边学校影响甚大。而匡互生因为在中学时就参加过辛亥革命，更有其国文老师为掩护他逃走而被杀害的惨痛经历，所以一向是以暴制暴言论的支持者。头天晚上，就在北大召开的临时大会上，他就提出要采取激烈手段进行抗争，而这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而他本人更是为此写下遗书。

　　使馆区不让通过，匡互生在人群中大声呐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往曹汝霖家里去”。学生们轰然响应，很快，队伍便开始往曹汝霖家所在的赵家楼涌去。

　　傅斯年见势态有点不对，忙竭力阻止，然而在已经被怒火点燃的学生面前，他的话根本起不到作用。

　　游行队伍很快聚集于赵家楼曹宅门口，然而已经得到消息的曹汝霖却躲了起来，任凭学生们如何呼唤，就是不肯露面。

　　匡互生等人在昨晚议定要采取激烈手段进行抗争以后，就派人盯住了曹汝霖的行踪。得到了曹汝霖就在家中的确切消息以后，匡互生围着曹府高大的围墙绕了一会，发现大门右侧有一个窗户，他登时有了主意。匡互生少年时代练过武功，身体素质极好，就在其他学生高呼着“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并且开始将手上能扔的东西都扔进曹府泄愤的时候，他一跃跳上窗台，先是一拳将窗户玻璃击得粉碎，然后双手用力一扳，居然把窗户上的小钢筋拉弯了。随即，他便跳进了院子。匡互生的举动，引起了学生们的注意，有四五个已经做好牺牲准备的学生紧跟着爬了进去。

　　曹宅里，吴炳湘派来的十几个警察早就被游行队伍的声势震慑住了。他们看见匡互生等人跳进来，先是目瞪口呆，继而竟自动取下刺刀并且退出了枪弹。匡互生等人见警察如此识趣，对视一眼，随即打开了曹府沉重的大门。

　　登时，早就怒火冲天的学生们蜂拥而入。

　　曹宅里，躲藏起来的曹汝霖时时刻刻的监听着外面的声响，听见大门被打开的声音以及学生们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亮的呼喊声，他吓得面色苍白，汗如雨下。

　　曹汝霖躲起来了，本意前来躲避**的章宗祥却意外被学生们发现了。章宗祥一开始倒也光棍，面对横眉怒指的学生，坦承自己做了卖国的事情，现在十分后悔，愿意让同学们打骂出气。然而，当学生们蜂拥而上，开始对其施以拳脚的时候，身上仅仅挨了几下他就吃不消了。“等等……”他抱着头忽然大声喊道，然后趁学生们愣神的机会，拔腿就跑。这一下，学生们更加愤怒了，很快就将他围了起来。

　　有人问道：“你不是让我们随便打的么？”

　　章宗祥此时已经骇得面色发白，他战战兢兢地说道：“本来是想让你们随便打的，可是你们出手太重了，实在吃不消！”

　　“那你签卖国协议的时候，为什么就吃得消呢？”有学生骂道，随即众人围住他一顿胖揍。

　　匡互生进入曹宅，所为目标只有曹汝霖。然而寻遍了曹府却不见人影，这下子他更加愤怒，当即和几个高师的学生寻了一些引火物就要放火。

　　学生们以暴力手段进入曹府并且痛揍章宗祥，这让傅斯年越发觉得不妥，他见匡互生等人想放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急忙以“自己负不了这个责任”为由制止。

　　匡互生为今天做了周密的准备，甚至连遗书都写好了，怎么可能就此罢手，他对傅斯年说道：“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这个责任！”随即取出火柴点燃了引火物。

　　大火一起，这次游行示威的意义便变了。赵家楼火起，大批的军警赶来，参加游行的许多学生撤走不及，有32人因此被捕。

　　赵家楼的一把大火，驻日公使章宗祥被痛揍，这两件大快人心的事情的发生，很快就让这次游行示威活动的消息传遍了全国，而随着各方势力开始对被捕学生进行援救，五四爱国运动之火随即燃遍全国大地。

　　5月5日，为了抗议当局逮捕进步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宣布总罢课。

　　清华大学学生联合会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从中斡旋，他们开始奔走在北京政府各部门之间……

　　同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各校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开始研究解救被捕学生的具体办法。

　　6日，北大图书馆内，张国焘等联合会的骨干向李大钊请教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恰逢陈独秀也在这里，他当即就告诉同学们：“既然**已经成功组织起来，那么就应该坚持下去，不达目地誓不罢休。”

　　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对学生们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话让张国焘等人坚持罢课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之后两日，更多学生加入到了这场运动中。他们在北京各个地方演讲，派发传单，这引起了北京政府的恐惧。于是经过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开始对游行学生实施镇压。当局的态度让蔡元培心灰意冷，他遂于5月9日留下一封信然后离校出走。

　　同日，在5月7号召开的国民大会的影响下，上海各校全部罢课。

　　11日，参加罢课的上海学生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

　　14日，在周恩来等人的召集下，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他们随即走上街头进行演讲并派发传单，一方面呼吁国人向政府施压，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一方面对北京学生的行动表示声援。而在此后，全国各地多个城市的工人和学生组织以通电的方式，表达了对北京学生义举的支持。

　　19日，北京学生正式宣告罢课，他们向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以及当地报社发出罢课宣言，而这随即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罢课、罢工浪潮。

　　6月4日，随着**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十分恐惧，下令逮捕了800余进步学生，而这直接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蔡元培的辞职，于他自己是失意无奈之举，但是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看来，却是当局压迫所致。他们一边组织学生和同事寻找蔡元培，一边在报纸上撰文披露此事，对当局的暴行予以猛烈抨击。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观点影响到了张国焘等人，他们随即在学生联合会上披露此事。学生们听说自己敬爱的校长因为当局的压迫而被迫辞职，一个个义愤填膺，决定要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好帮助校长复职。

　　他们随即派代表去见教育总长傅增湘，与傅商定如下办法：首先请总统下令召回，然后派司长去上海寻找，并即刻去电上海，请蔡元培立刻回京复任。

　　学生们在行动的时候，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在奔走呼号。

　　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在北大召集各校教职员工开会，在会上发言说：“总统对卖国贼曹汝霖、章士钊等人再三挽留，对蔡校长却如此冷漠，此举实在让人心寒。我等献身教育，图的是什么？还不是想要为国家多培养一些人才？如此政府，已经不值得我们为之卖命。”李大钊的话，得到了全场的一致认可，众人争相发言抨击政府，最终达成一致，为了抗议政府举行总辞职。

　　**越演越烈，而随着上海工人和商人于6月5日起加入罢工、罢市的行列，并立刻得到全国各地众多城市的响应，一度保持强硬姿态的徐世昌终于吃不住劲了。无奈之下，他只得摆出妥协姿态，开始逐步释放被捕学生，并且透出风声说，将免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

　　运动似乎达到了预定目标，而这却不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愿意看到的。两人进过密商，觉得这是改造国家的良机，不应该轻易放过，遂决定将运动朝更深层次引入。

　　正是在该想法的指导下，由两人共同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诞生了：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低之要求，如左：（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以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北京市民宣言》因为其“以图根本之改造”现政府的目的，对于现政府的威慑是显而易见的。彼时的北京政府要维系他们的军阀统治，肯定不容许如此言论出现。所以陈独秀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缔造人之一，也因此而被逮捕。

　　宣言起草好以后，首先得以一睹为快的是陈独秀的老乡胡适。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虽然在主义问题上和陈独秀、李大钊有过分歧，但是在改造国家一事的想法上，和陈李二人却有着共同追求。他当晚就把宣言译成了英文，随即，李大钊便和高一涵将之送到位于篙祝寺旁边的一家小印刷所加以刊印。

　　宣言印出来以后，出于谨慎考虑，也是为了试探一下宣言是否有市场，陈独秀决定先在小范围内传播一下。于是他和友人来到中央公园，将印有宣言的传单放在没有人的桌上，并用茶杯压好。然后他们便在一旁悄悄等待，以观察读者的反应。

　　很快，就有人看到了这份传单，读完以后大声叫好，并且立刻进行了传阅。看到这一幕，陈独秀心中有数了。于是，大规模派发传单的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陈独秀的被捕是在6月11日，这一天下午他应友人之邀来到新世界游乐场附近的一家四川饭馆聚餐。这段时间，陈独秀旦有外出，都会随身携带传单，这一次也不例外。而在他想来，新世界人流如织，最是派发传单的好地方。

　　于是，晚上八时许，在聚餐结束以后，他便来到了新世界，潜入第五层的屋顶花园，然后等十点钟四楼的楼台开始放映露天电影的时候，开始大肆抛洒传单。

　　陈独秀不知道，自从五四运动开始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屡屡发表抨击时政、同情学生的文章，就为当局所注意了。所以这段时间，他的身边，其实是潜伏着许多密探的。于是，他这边刚刚开始抛洒传单，那边一群便衣警察就冲出来抓人了。

　　陈独秀的被捕，正值五四运动敏感时期，他又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这两份进步报刊的创刊人、主要撰稿人，因此立刻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各地各种报刊、各个团体、学者名流乃至政界人士纷纷表示对此事的热切关注，强烈谴责当局的倒行逆施，纷纷展开营救行动。

　　为了将五四运动导入更深的层次，陈独秀才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而他因为派发《宣言》被捕，却正好进一步宣传了《宣言》。

　　6月13日，北京《晨报》率先披露了陈独秀被捕一事，这随即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次日，《民国日报》全文刊登了《北京市民宣言》——而随着《宣言》被各报转载，其追求的“以图根本之改造”现政府的目的，渐渐地影响到众多参加运动的学生和工人中去。

　　远在上海正进行南北和谈的孙中山获悉此事以后，当即在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郑重提出此事。

　　孙中山对许世英说：“你们做了‘好事’，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又说：“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许世英当时就汗如雨下，口口声声地表示：“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敬爱的先生被捕，让深受其影响的张国焘还有毛**都为之震惊，他们随即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对陈独秀的支持，并开展营救行动。

　　张国焘利用自己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中的号召力，以联合会的名义致函京师警察厅，提出以下要求：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新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

　　毛**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署名“**”的《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身在长沙的毛**，彼时心中其实是有着小小的遗憾的。

　　因为母亲病重，又恰好好友蔡和森即将从上海赴法，所以在1919年4月，也就是五四运动开始前，他离开了北京，经上海回到了长沙。没能亲历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这对于当时已经有心成立一个组织改造国家的毛**，无疑是一大憾事。

　　遗憾是遗憾，不过毛**也不后悔。因为在长沙，他同样有机会参与到了这场席卷全国的救国运动中。

　　毛**是从蔡和森的来信中获悉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蔡和森和毛**同为“湘江三友”，又有着相同的政治倾向，两个人经常通信以交流彼此的心得。

　　彼时，执掌湖南军政大权的是皖系军阀张敬尧。

　　张敬尧其人贪婪成性，在湖南的统治简单粗暴，所以很不得人心。而湖南青年因为张之洞等人的影响，向来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张敬尧很担心北京的运动会影响到湖南人，让民众起来反对自己，所以执行封锁政策，严密封锁有关北京传来的消息。

　　毛**从蔡和森的信中获悉北京剧变，立刻决定利用新民学会在湖南青年中的影响力开展运动，以响应北京。

　　这一天，毛**正在和几个学会骨干商量具体行动步骤，何叔衡带着邓中夏走了进来。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因为邓中夏和李大钊走得近，因此得以和这个老乡相识。

　　现在在家乡见到他，毛**略感奇怪的同时，也十分兴奋。

　　邓中夏此前已经知道新民学会，而在亲眼见识学会的一干人等以后，他对于此行目的有了更强的信心。他直言不讳的告诉毛**，自己这次回来就是想发动长沙各学校开展运动的，而之所以直接来找毛，则是因为李大钊的举荐。

　　“李先生说你和蔡和森他们创建的新民学会思想上很进步，一定会配合我的行动，所以我就径直来找你了！”

　　毛**对此自然举双手表示欢迎。

　　邓中夏可是有参加火烧赵家楼行动的，他娓娓道来北京运动的前后，让毛**等人都听得热血沸腾心向往之。众人经过磋商，随即决定召集各校学生成立学联，然后通过学联开展各项活动，以声援北京。

　　张敬尧担心长沙的学生们闹事，一直有派密探紧紧盯住毛**等敏感分子。

　　于是，正在毛**等人和长沙各学校的学生代表举行学联成立大会，并且推举负责人和制定章程的时候，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带兵包围了会场，并且强行抓走了新当选的会长彭璜等多人。

　　张敬尧对学联的镇压，并没有起到什么吓唬人作用，反而激起了长沙市民的愤慨，长沙各界纷纷出面营救被捕学生，迫于压力，最终张敬尧只能放人。

　　而这无疑增加了毛**的信心，于是在成立学联组织学生进行罢课的同时，他又发起并成立了国货维持会，开始在长沙城里清查日货并且集中予以销毁。

　　6月5日，可谓是五四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天，上海工人开始大罢工，随即工人力量——纯粹的无产阶级开始成为运动的主要推动者，而这对于陈独秀等人的共产主义道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上海的工人运动开始吸引陈独秀的眼光，并且开始让他正式思考这支纯粹无产阶级的力量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的话，那么该运动对于当时正在上海做生意的蒋介石而言，却是一次极好的夯实政治基础的机会。

　　因为1915年曾经在上海参加筹划“反袁”的上海武装起义，蒋介石在上海是有着良好的口碑和群众基础的。所以，当上海再次爆发类似运动的时候，蒋介石的领袖作用便再次显现出来。那段日子，蒋介石奔走在上海各个运动团体之间，从而成为了一名运动健将。蒋介石是1918年年底抵达上海的。而在这之前，他先后以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等职活跃在南方军界，一度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只是后来因为受到了粤系将领的排挤，这才离职来到了上海。

　　蒋介石本是失意来上海和朋友做生意的，然而因为运动的关系，他却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宋美龄。彼时的宋美龄，正在上海教会中工作。运动开始后，作为受过西方民主教育的她，自然义不容辞地加入其中。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这两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重笔墨的历史人物，在彼时的工潮中撞到了一起……

　　6月12日，随着曹、陆、章相继被免职，大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各地工人开始陆续复工，学生开始复课。

　　6月28日，在国内民意的支持下，在巴黎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言，意义是巨大的。

　　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他们不仅通过领导五四运动而获得了一定的斗争经验，而且也坚定了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决心。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遭遇，让他们终于意识到，所谓的西方民主、文明，并不能改变彼时的国家。而俄国革命的成功、庶民的胜利，才是真正适合中国的途径。

　　五四运动后，随着工人成为运动的主要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在拉开帷幕！1919年12月，在离开北京8个月之久后，毛**作为湖南驱张代表团的团长，第二次进京了。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因为在运动期间和各进步团体进行对抗，终于引起了全体湖南民众的一致反对，而驱张代表团正是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毛**第一次进京，主要活动地就是北大和杨宅。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他在北大有着广泛的人脉，更有着李大钊这样的一位导师和挚友。

　　在他多方奔走下，代表团在北大先后举行了两次声讨张敬尧的集会，而每一次皆有北大学生代表参加，由此在北京政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而正是这一次，在李大钊等五人的介绍下，毛**正式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第二次进京，也让毛**正式确立了和杨开慧的恋人关系。

　　是时，杨昌济，这个给予毛**少年时代最大影响，并且帮助毛**养成诸多良好个人习惯的板仓先生，于1920年1月17日，走完了全部的人生。

　　父亲的离世，对杨开慧的打击是巨大的。而作为杨昌济最喜爱的学生、准女婿，毛**义不容辞的承担起了帮助杨家打理先生后事的工作。

　　这一段时间，毛**奔走在北大以及杨家之间，一方面沉浸在恩师离世的悲痛中，一方面接收着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灌输。而正是在这段时间，毛**阅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立刻他就被马、恩两人的思想深深吸引。

　　随即他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要想改造彼时的国家，非“共产主义”不可，甚至他还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中国只有在俄国的干涉下，才有可能走上富强之路。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燃起了在湖南成立一个书社，以开便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的念头。

　　但毛**并没有立即就执行自己这个想法，彼时的他作为湖南驱张代表团的团长，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彼时，谋求湖南自治已经成为代表团在北京开展各项工作的最终目的，毛**尽心竭力为此奔走，也没有时间彻底考虑政治信仰上的问题。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湖南自治运动最终并没有获得成功。

　　终于意识到这一点的毛**，随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毛**之所以要前往上海，是因为当时陈独秀正在那里开展工人运动。

　　毛**是1920年4月离开北京的，而就在他离开的这个月，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帮助很大的苏联人出现在了北京的街头。

　　这个人就是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是受俄共西伯利亚局远东分局的指派来联系中国的革命组织，准备在中国成立远东共产国际支部的。自此，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中国徘徊。

　　这个幽灵首先现身的地方正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

　　而维经斯基的身份，则是一个记者团的团长，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吴廷康。

　　4月的一天，为绿树红花所环绕的北京大学红楼（北大图书馆所在地）一间办公室内，维经斯基见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旗手李大钊。

　　维经斯基来到北京以后，之所以选择李大钊为第一个会晤对象，是有原因的。

　　1919年1月，经过列宁的努力，成立共产国际的序幕拉开了。俄共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号召成立共产国际：“签署此邀请书的各党各派和组织认为，召开新的革命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实属必要……”

　　这个消息在2月16日经上海的《时事新报》披露以后，立刻引起了李大钊的关注。随即，他便著文表示对成立共产国际的支持：“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的。”

　　正是因为李大钊的这番话，也正因为他长期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宣传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名字也为维经斯基等共产国际中的中国通所知晓。他决定首先与其会晤，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的革命力量已经觉醒了，他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有着成熟建党经验的俄共给予一定的帮助。只要能够成功和中国的革命力量代表取得联络，我觉得中国此行一定可以顺利的完成任务。”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维经斯基走进了红楼见到了李大钊，并且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这一次会晤无疑是历史性的。

　　而见证这一次历史性会晤的，除了两个当事人，再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太雷。彼时的张太雷，是以翻译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的。

　　张太雷，曾名曾让，字泰来，江苏武进人。

　　张太雷191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于1918年开始即投入天津的爱国运动，并发起成立了社会改造社这一进步团体。

　　说到张太雷早年在天津以及在五四运动期间的表现，就不得不提到天津五四运动的另一健将周恩来。张、周二人的相识相交正源于这场影响巨大的爱国运动。如果说张太雷是天津五四运动前期骨干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后期，随着北方运动中心由北京转向天津，时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周恩来开始成为运动的主将。

　　自1920年始，共产国际先后曾经派出多员干将前往中国指导工作，不过维经斯基却是其中人缘最好的。之所以会这样，这和维经斯基的为人有很大的关系。态度一直比较谦和的维经斯基，和中国同志之间的沟通十分容易。

　　对此，张太雷有着深刻的印象。

　　维经斯基和李大钊的初次会面，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际党人的第一次接触。而双方的交谈自然离不开十月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次伟大的胜利！”谈话开始，应李大钊的要求详细介绍十月革命的维经斯基，首先对十月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定义，“它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的时候，提供了一个样板……”

　　对于十月革命，李大钊发自内心的憧憬，他内心十分渴望能够在中国也来这么一场革命。他先介绍了自己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程，又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他特别强调：“……正是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才坚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改造国家的决心。中国积弊太深了，不进行大刀阔斧的革命不足以完成改造。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来自遥远西方的民主革命并不适合于我国……”

　　李大钊和陈独秀之所以要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就是把五四运动深入化，将之发展成一场彻底改造国家的革命。而于李大钊，改造国家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

　　俄共西伯利亚局远东分局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让维经斯基等人来华，正是因为看到了五四运动后期中国革命的走向，这才有了在中国成立远东支部的想法。

　　来华之前，维经斯基对中国这场发生在不久前的爱国运动下过一番研究功夫。

　　他曾经如此评价五四运动：“这确实是很好的机会。五四运动后期，随着上海等大中城市的工人加入其中并且成为主力，贵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的基础便已经有了。工人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只要能够成功动员他们，那么贵国的革命是有相当大的成功希望的。而在此之前，我觉得，贵国必须成立一个具备强大号召力的进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方面，我国以及我党会对你们进行帮助的……”

　　和维经斯基的这番谈话，对于李大钊来说是受益匪浅的。通过维经斯基，他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了十月革命的详情。而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孤军奋战。

　　彼时，对于尚未成型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来说，俄共无疑革命导师。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俄共能够帮助中国进行革命，他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维经斯基打着记者团的幌子，在北京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随着交往的深入，随着李大钊和维经斯基成为好友，他们开始讨论关于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其相关筹备工作，正是始于这段时间。

　　那么，维经斯基为什么后来又将活动中心转往上海了呢？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维经斯基自己的认识。维经斯基在北京活动一段后，发现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资本工业已经初具雏形，但是其涉及面却远远不足以形成压倒性力量，所以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上海。上海作为彼时中国的大产业中心，那里聚集着人口众多的产业工人。而这些纯粹的无产者，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主导革命力量。

　　其次，维经斯基在和李大钊讨论将来的中国共产***人的时候，李大钊向其推荐了陈独秀。

　　维经斯基进京以后，对于李大钊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李大钊受其影响最大的外在表现就是，正是在这段时间，他一直秘密筹划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了。

　　李大钊作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实际上，早在1918年他就和高一涵一起组织成立了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活动的团体。当然，那时他们进行得十分的隐蔽，为了掩人耳目，甚至还利用当时国内一些人在翻译“马克思”时出现的歧义“马尔格时”，将这一团体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

　　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当局的迫害。

　　因为“马尔格时”和“马尔萨士（人口论学说的大家）”读音相近，所以他们在应对当局清查的时候，可以说是研究人口论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巨大贡献的。后来陈独秀以及李大钊创立的《每周评论》，其主要编撰人员就来自该学会。而《每周评论》的人事构成，也保证了它在学术上的偏向性。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直是秘密活动的，随着五四运动后北京的舆论空气有所改善，维经斯基等第三国际代表的到来，李大钊等人将之公开化，只是顺势而为而已。

　　毫无疑问，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并公开，对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计划是有极重要意义的。而事实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初所吸收的成员，几乎都来自这一学术色彩浓厚的团体。

　　维经斯基与研究会的成立有如此大的联系，于是在他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之前，研究会遂决定召集一次会议，并由李大钊向维经斯基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对研究会的工作做出一些指导。维经斯基欣然而往，而这也成了他离京前最重要的一次活动。

　　会上，维经斯基首先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做了详尽的介绍，并强调指出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所谓的帝国主义，其实就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然后，他谈到了中俄两国的国情，从过去谈到现在，又展望未来，认为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帝俄时代的我国经济比西方最少落后50年到100年，工业生产尤其落后。汽车、拖拉机、飞机、电气设备都不能自己制造。钢铁工业的产量比美国落后7倍，比德国少3倍，燃料比美国落后17倍，比英国少10倍。外国资本占全俄总资本近一半，外资企业也占到50%左右……非常惊人的数字，我国想要追上去，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十月革命的胜利，正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呢？具体的数字我没有统计过，但是应该比我国还要差。于贵国而言，五四运动是个不错的契机。五四运动已经充分的揭露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弊端，引发了民众广泛的爱国心，这可以视为他们是渴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贵国的基础还比较薄弱，这正需要研究会的同志进行广泛的宣传。”

　　维经斯基侃侃而谈，他丰富的学识、渊博的知识给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那句“中俄两国国情有相似之处”，让李大钊等人对下面的道路更是充满责任感。

　　李大钊随即致词说：“首先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吴廷康（在中国活动的时候，维经斯基除了在与‘记者团’的同僚们交流时以原来的姓名相称，对外都用吴廷康这个化名）同志对我们的殷切希望，让我们越发感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在当前中国，虽然我们已经通过《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报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地宣传，不过，考虑到我国青年受教育的水平，这显然还远远不够……中国的革命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五四运动发生后，考虑到上海市民觉醒程度较高，比北京市民更容易改造，陈独秀于1920年2月中旬从天津坐船来到了上海。在陈独秀决定去上海后，李大钊就发电报通知了自己在上海的学生张国焘和许德珩，让他们帮忙为陈独秀找房子。

　　于是，陈独秀一到上海，就得以立刻入住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

　　而就在这里，他和维经斯基这个将改变其命运的人物见面了。维经斯基以吴廷康的名义登门拜访，所倚仗的是李大钊的介绍信。李大钊在信中告诉自己的老友：“维经斯基一行来中国是为了寻找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五四运动后期，期待将这场运动导入彻底改造国家命运的陈独秀，已经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理念。因此，对于李大钊将自己看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并没有感到惊讶和意外。

　　会面在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陈独秀首先说道：“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陪同维经斯基登门拜访的，除了他的夫人库茨涅佐娃外，还有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杨明斋将这番话翻译给维经斯基以后，后者谦逊地笑笑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一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再就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这番话，维经斯基是用英语说的，陈独秀听后点点头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适合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这几天，你们先休息一下，隔日，我给你们介绍情况，安排你们见面。”

　　彼时的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国内进步人士之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正是在他的安排下，维经斯基先后接触了聚集在上海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而这其中不乏当时国内的知名人物，比如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蔚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人。

　　这让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当前的中国，虽然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思想不统一，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所以不堪委以重任。不过，或许因为相处的时间比较多些，他对陈独秀的印象很好，乃至他还专门为此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推荐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在上海的日子里，维经斯基还在陈独秀的安排下拜访了孙中山。

　　孙中山因为在营救陈独秀一事上出力甚多，又因为在革命观等方面和陈独秀有着相近的见解，所以陈独秀到沪以后，两个人交往比较频繁，这也是他能够安排这次会面的原因。

　　1920年秋的一天，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接见了维经斯基。

　　作为辛亥革命的发起者，中国国民党的创建人，即使在维经斯基这个外国人心中，孙中山也是相当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也让他在见到孙中山以后，一度难以遏制好奇心，甚而有点失礼地屡屡仔细打量起对方来。

　　此时，孙中山已经54岁了，不过在维经斯基看来，他顶多45岁左右。

　　或许是因为同为革命者，孙中山在交谈中，明显对革命更有兴趣。他先是询问了俄国的革命情况，然后很自然地，话题又转到了辛亥革命身上。

　　半百之年的孙中山，身材挺秀，举止谦和，说话之间附带的手势果断有力，这些都给维经斯基以深刻印象。谈及辛亥革命的话题，孙中山明显兴奋起来，他对维经斯基详细的讲述了袁世凯等军阀如何背叛革命的事情，这一谈，居然就是两个多小时。

　　最后，孙中山又将话题回到苏维埃俄国身上，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刚刚从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广州以及中国南方的斗争与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

　　对于这一点，他提出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提议：“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很难与贵国建立联系。贵国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者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这样，从那里就能够和广州直接取得联系。”

　　而他的这个提议，或许就是后来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前往广州的直接原因。

　　维经斯基的这一次中国之行，用时将近一年，在1921年他离开中国之际，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或者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如同雨后春笋一样林立而起了。

　　自然，这和维经斯基一年来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10月的一天，就在维经斯基还在上海、广州频繁活动之时，在李大钊北京的办公室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与维经斯基是有一定关系的。正是因为他的建议，李大钊才开始正式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就是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前所作的一次伟大尝试。

　　小组成立之初，成员只有3个人，即李大钊本人，以及张国焘、张申府。

　　这里有必要着重介绍一下张申府。

　　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基层组织的3个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还是张国焘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人。而在1920年作为蔡元培的秘书去巴黎以后，他更是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人之一，而且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11月，小组举行会议，重新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在这次会议上，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而张国焘则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维经斯基回国是要经过北京的，这也让他在回国之前得以再晤李大钊，并且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全体成员见面。无疑，这对于刚刚成为小组成员的新晋人员来说，其鼓舞作用是巨大的。

　　这一年，维经斯基才27岁，这让他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充满了青年的热情。

　　维经斯基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的一切言行之中，从来没有中国人与外国人、黄种人与白种人之分，处处充分体现出了平等待我的民族精神，而这无疑让自五四运动成长起来的中国新青年感到非常亲切，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伙伴。而这一点，也是他能够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关系的主要原因。

　　在离开北京之前，维经斯基在和李大钊的一次交谈中提到：“我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各地所建立起来的小组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而他的这番话，让李大钊开始认真考虑召开***********的事情。

　　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所以在张申府的建议下，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是因为早在这一年8月份时，陈独秀等人已经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而是后来通称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比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为晚，不过在五四运动后期，随着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主导力量，而且运动的中心到了上海，在亲自见证了无产阶级迸发的巨大力量以后，他身上的那股巨大潜能终于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了。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人有五位，分别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他们从6月份开始筹建，到8月份，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里正式举行了成立仪式。

　　就在当天，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并且草拟了党纲，首次提出要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对国家予以改造。

　　如果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维经斯基只是起到影响作用的话，那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却受到了他直接的引导。不仅如此，正因为他一手促成了陈独秀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后者又影响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所以事实上维经斯基这个外国革命友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极有渊源的。

　　目光再次回到从北京远赴上海的毛**身上。

　　彼时，虽然还是驱张请愿团的团长，还要为驱张奔走宣传，但毛**的经济是极为拮据的。每个月仅有的3元钱，在当时的上海，是根本不足以维持温饱的，况且毛**还要购买书籍等学习资料，所以这段时间他的生活极其清苦。甚至为了生活，他不得不重拾刚赴北京时的营生，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员帮助富人们洗衣服以维持开销。

　　彼时，新民学会赴法人员还有相当一部分因为种种原因而滞留在此。而作为新民学会名义上的总干事（萧子升已经去了法国），照顾这些人的生活，负责督导他们的学习，就成了毛**义不容辞的事情。

　　因为以上种种，那段时间的毛**每日是异常繁忙的。不过即使如此，他依旧抽出大量的时间去拜会陈独秀，以接受他的教导。适逢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影响下正在紧张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每次和毛**交谈的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问题，这对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并向往十月革命的毛**自然产生了极大影响。

　　就在毛**正在上海近距离的接触中国共产党的雏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他的挚友蔡和森在大洋的彼岸——法国的蒙达尼结婚了。

　　和蔡和森结为伉俪的女子，名叫向警予。

　　向警予，土家族，湖南怀化溆浦县人。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向警予的人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长沙周南女校的才女，向警予和毛**、蔡和森、萧子升这“湘江三友”一样，同是深受杨昌济喜爱的得意门生。1916年夏，向警予在从周南女校毕业后，立刻就做了一件大事——受杨昌济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她以女子之身四方奔走，最终引得诸多进步人士的同情，在溆浦县城西街文昌阁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学堂，并亲自担任校长一职。

　　1919年，向警予应蔡畅之邀，离开溆浦到长沙发起组织了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随即在此基础上，又组织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正是在为留法奔走的时候，她与蔡和森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向警予和蔡和森的结合，曾经一度在彼时传为佳话。他们的结合，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地方，在于向警予不当将军夫人而找磨豆腐的向蔡同盟。

　　向警予当溆浦小学校校长的时候，湘西镇守副使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中她并想娶她为妻。在当时的溆浦，周则范无论是地位还是财势都堪称女子良配。

　　向警予的继母自然乐得高攀，于是欣然同意。向警予却反对无爱情就与人结婚，于是她只身闯进周公馆，当面向周则范表示自己“以身许国，终身不嫁”。

　　周则范身为新派军官，也很开明，并没有为难她。

　　1919年秋，向警予和蔡和森共30余人同船赴法勤工俭学，在漫长的旅途中，二人开始一起探讨学术和政治问题，因为志趣相同而朝夕相处，由此萌发情愫。当然，作为心怀大志的新青年，两人都反对旧式婚姻，而要施行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同盟，所以一直到1920年6月他们才在异国他乡正式结合。

　　他们结婚照在当时堪称理想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二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不仅如此，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整理出版，题为《向上同盟》。

　　但向警予的继母获悉此事后，却气愤地说：“现成的将军夫人不做，却去找个磨豆腐的（当时，蔡和森在李石曾开的豆腐公司打工）。”

　　毛**闻讯却极为高兴，他在这一年11月26日给蔡和森写信表示祝福，对两人的做法大加赞赏，并在信中调侃道：“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

　　毛**给蔡和森去信是11月的事情，而就在向蔡结成同盟的时候，彼时的他，还在上海继续为驱张大声疾呼着。

　　也正是这段时间，他在陈独秀的家中，认识了李汉俊、李达等人。

　　李汉俊和李达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其中李达更当选为分管宣传的中央局成员。

　　李达，字永锡，湖南零陵人。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后创立的《共产党》杂志的主编，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贡献卓著。

　　《共产党》杂志正式创立于1920年11月7日，对于当时的上海报界来说，这是一份秘密而又公开的新杂志。之所以说它秘密，因为这份杂志的编辑部地址保密，杂志的印刷和发行也保密，杂志上所有文章作者也一律署化名。而之所以又说它公开，那是因为，这份杂志每期的要目广告，都会刊登在相应期份的《新青年》杂志上。

　　《新青年》对于当时进步青年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这也使得这份新杂志广为人知。陈独秀等人之所以要以共产党直接作为刊名，其用意其实很明显，那就是表明这个小组肯定会迈向实质性的一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

　　杂志之所以选择在11月7号这天创刊，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11月7日有什么特别意义吗？只要听一听维经斯基这天在上海发表的题为《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的演说，一切就会清楚了。

　　“今天是公历11月7日，正是3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翻资本家和军阀，组织劳农议会共和国的成功日！也可以说今天是全地球各国劳动者的庆贺纪念日……”

　　陈独秀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天创立《共产党》月刊，就是为了响应维经斯基的演说，以此为全中国劳动者道贺。而他在创刊号上的《短言》，也毫不避讳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就是要“跟着俄国共产党”，“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共产党》发行量每期5000份，而随着它通过各种渠道传向全国各地，共产主义的种子迅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李汉俊，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湖北潜江人。

　　李汉俊作为有过留日经历的海归，他最早信仰马克思主义源于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中，李汉俊是最为博学多才的一位，他精通日、德、英、法四国外语，因此得以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也成为早期马克思学说的翻译大家。他于1918年回国后，先后参与创建包括《劳动界》在内的多份宣传马克思学说的报刊，这些奠定了他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地位。

　　如果说毛**1920年在沪的那段时光，政治言行上受陈独秀影响甚多的话，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他受李汉俊的影响是最大的（五四运动后，李汉俊以人杰、汉俊、汗、先进、海镜、海晶、厂晶等笔名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60多篇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关的译文和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毛**、周恩来、董必武等人，他们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李汉俊发表的译文。在上海这段时间，对毛**而言无疑是艰苦的。

　　彼时的上海，全工人家尚不能保证温饱，毛**他们一众人半工半读，根本无法保证基本的生存问题。在上海的这段日子，唯一能让毛**感到欣喜和安慰的，就是经常能够和陈独秀、李达等人交流学问和思想，探讨马克思主义。

　　进入7月，随着谭延闿率湘军入湘，张敬尧出逃，驱张代表团完成了历史使命，毛**随即准备返回长沙，临走之前，他去拜会了陈独秀。

　　这是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最后一次见陈独秀，而正是这次见面，陈独秀委托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回去以后在当地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对他说：“润之，你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了，现在，我们应该进行更深入的工作。俄国共产党派代表来指导帮助我们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的一次机遇，我们应该牢牢抓住。我读过你写的《民众大联合》，你在里面的一些想法，和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契合的。润之，你知道《湘江评论》为什么会被查抄吗？因为你已经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要想《湘江评论》这类先进的报刊得以光明正大地存在，我们就必须进行革命，推翻腐朽的落后的封建军阀。现在，我们正在想法设法在全国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我希望你回到长沙以后，能够动员当地的进步力量，也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润之，你能做到吗？”

　　《湘江评论》是毛**在五四运动期间创办的一份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目的的刊物，因为和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大唱反调，屡屡揭露其反动面目，因此被粗暴的查抄了。而《民众大联合》正是毛**在此期间为了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而写就的。

　　“先生，我会努力的！”毛**如此答复陈独秀。

　　后来证明，毛**的努力也确实是成功的！

　　初回长沙的毛**，所享受的是英雄般的待遇。作为驱张代表团的团长，他的工作得到了长沙各界的认可，包括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闿在内，他们组织了盛大的仪式欢迎驱张英雄的回归。这热烈的气氛让毛**对湖南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让他不禁联想到：或许，不需要过激的革命，湖南就能真正的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但这样的想法，毛**却没能保持多久。

　　诚然，谭延闿确实要比张敬尧开明进步得多，但是对于以追求湖南自治的毛**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在上海的遭遇对他是个刺激，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了社会是多么不公平。而陈独秀等人的努力，则让他意识到，要想让国家早日走上强盛进步之路，非有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俄国的帮助不可。

　　毛**回到长沙的第一件事，不是响应陈独秀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而是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加紧筹备文化书社。在和何叔衡、陶斯咏等新民学会会员交谈时，他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启迪民智，而启迪民智的方法，就是开办书店，传播文化。

　　彼时，谭延闿身上的文明、进步外衣还没有揭落，他听说毛**要开办书社，不仅口头上给予大力支持，还亲自题写了“文化书社”四个字。

　　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日为8月2日，而真正投入营运却是9月9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书社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这正是当时囊中羞涩的毛**所不具备的，而本着为稳固信用起见，毛**也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就在这个时候，毛**想到了李大钊。

　　毛**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就源于李大钊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联合胡适，立刻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两人出面介绍，毛**得以免去押金，从而得以从北京大学出版部源源不断地获得书源。

　　“文化书社”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毛**响应李大钊号召经营这个书社，目的就是为在湖南建立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所以在经营理念上，书社自始至终坚持专经售新出版物，而且在售价上仅仅只比进价多收手续费和邮费，所以在长沙相当地受欢迎。

　　文化书社一共存在了七年，而随着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后期，这里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秘密联络机构。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创立于1920年11月。

　　而早在是年10月10日那天，一直和平相处的谭延闿和以毛**为首的长沙激进青年，终于撕破了脸皮。

　　原因还是湖南自治。谭延闿明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承认要推行湖南自治，要还政于湘人，以实现湘人治湘，然而背地里却在加紧收拢权力。

　　终于看清谭延闿真面目的毛**，开始在报刊上撰文对之加以抨击，而这直接导致和谭延闿矛盾升级，终于谭延闿再也顾不得体面，公然指使军警上街抓人。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开始认真考虑陈独秀的委托，在何叔衡以及彭璜的帮助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

　　何叔衡，字玉衡，湖南宁乡人。

　　何叔衡的求学生涯也堪称传奇。时年已经37岁的何叔衡，和年仅17岁的毛**一同考取了长沙第四师范，并且结为挚友。而在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以后，他作为一个中年人更是频繁参加毛**这类年轻人组织的活动，并因此加入了新民学会，又和毛**一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虽然和毛**等人年龄相差很大，但是同样的信仰追求、一致的救国救亡决心，让何叔衡一直是长沙革命运动的领袖级人物。

　　也因为这个原因，当上海小组在发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得以和毛**一起当选为长沙小组的代表赴沪。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11月，而在之前一个月，在武汉，紧接上海和北京两个小组以后，第三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准确称呼，应该叫做“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

　　上海小组成立以后，为了尽快完成建党的筹备工作，经过开会讨论，决定派湖北籍的组员李汉俊和刘伯垂回武汉，以便于在当地成立党组织。

　　作为湖北人，李汉俊和刘伯垂有着地利之便，他们先后回到汉口，便立刻联系当地进步青年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等人，一起商议建党事宜。董必武，字洁畲，湖北黄安人。

　　作为有过留日经历的海归，董必武最先信仰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来接受了国民党的领导。董必武在参加倒袁运动时，曾经先后两次入狱，正因为这番经历，他在1916年出狱后再次赴日，然后直到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董必武才于1918年重新返回国内。

　　辛亥革命的成功，二次革命的失败，加上护法运动迟迟没有进展，这无疑让董必武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及至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董必武的信仰终于发生了重大转变。

　　董必武得以参加武汉小组的筹建，刘伯垂起了居中穿针引线的作用。

　　刘伯垂和董必武同为湖北人，又一起留过日，并加入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两个人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刘伯垂信仰的转变和董必武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响应孙中山号召从日本回国后，不满护法政府未能摆脱军阀统治，遂于1920年夏秋之交辞官前往上海，随即经陈独秀的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然后步李汉俊后尘，被派回湖北筹建武汉支部。

　　“一大”的另一个代表包惠僧的入党介绍人，则是陈独秀。包惠僧在北大就读期间，不仅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还因此受到陈独秀以及李大钊的特别照顾。陈独秀在决定筹建中国共产党以后，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昔日这个进步学生。

　　武汉小组作为支部形式成立，在成立之初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此他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高调地在武汉中学、武昌高师、省立一师、省立女师等学校组织进步学生研究会，以此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不仅如此，包惠僧还提出了“通过劳工教育、劳工组合、劳工俱乐部来提高工人的觉悟”的主张。在此主张指导下，董必武等人把平民夜校、识字班办进了纱厂、烟厂、兵工厂，最终达到了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盛况。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武汉小组的宣传可以说是最成功的。而这也为后来的南昌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当初积极从事此项活动的董必武等人所没料到的。

　　如果说武汉小组的成立背后有陈独秀的影子，那么济南小组的成立，背后站着的就是李大钊。而“南陈北李”这一称呼，或许就是因此得来的吧。

　　换一种说法，与武汉小组是在上海小组的指导下成立不同，济南小组的成立则带有更多的自主成分。

　　提到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就不得不提到王尽美和邓恩铭。

　　王尽美，字灼斋，山东莒县人。

　　无疑，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又一传奇性人物。作为一个佃农家的儿子，他是因为在地主家伴读才有机会识字的。而在小学毕业以后，因为经济原因，他被迫回家务农了两年。就是这专务农事的两年，他通过自学居然考上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王尽美进入山东第一师范之前留下的诗中，似乎便可以一窥他当初的志向：“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王尽美是在五四运动中和邓恩铭相识，并且结交为挚友的。

　　同样作为农民的儿子，邓恩铭和王尽美在人生理想、抱负方面有着很多相同之处。这也让他们在五四运动中得以并肩战斗，成为山东学生运动的领袖级人物。

　　1920年秋，两人又发起成了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开始研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此后受李大钊的影响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接受马克思理念。

　　随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他们深受启发，遂开始联系李大钊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并在李的帮助下，于1921年春天成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在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一共建立了8个小组，而这8个小组的建立，无不与“南陈北李”有莫大的关系。

　　尤其是广东小组的建立，和陈独秀1920年12月的广州之行是不无关系的。

　　说到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就不得不提到一份报纸——《广东群报》。而提到《广东群报》，则不得不提到陈公博。因为该报纸正是陈公博联络一干同学以及进步人士创办的，而且他还担任了总编辑一职。

　　1920年的广州，正如陈独秀在上海所评价的那样，青年思想进步，群众基础很好。但是，这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当时的广州真实的情形是，虽然粤军回粤，桂系军阀被赶离，然而，内部却动荡不安。政治上，胡汉民和陈炯明摩擦不断；军事上，许崇智和陈炯明同样对抗不断；加上彼时的国民党既无组织，有无活动，更没有宣传，这让陈公博不免有点寒心。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在广州发挥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些都吸引了当时陈公博的政治眼光，让他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

　　彼时的陈公博，做事还是很有魄力的。他立刻就联系了谭平山、谭植棠这两个挚友，开始一起创建了《广东群报》。

　　因为陈公博等人创建《群报》的早期目的，就是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所以得到了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他专门为该报的创刊号撰文《敬告广州青年》，而以他当时在的影响力，这无疑等于给该报做了广告。瞬即，该报成为当地进步人士最为欢迎的报刊之一，而这，为共产主义在广州的传播，无疑起到了极好的推动作用。

　　与其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过程相比，广东小组无疑是最为曲折的。

　　孙中山和维经斯基的交谈起了作用，为了和中国革命力量保持联系，苏联政府果然派出了代表来广州成立通讯社。当然，这只是个借口，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来广州与当地革命力量建立联系，以便在当地建立党组织。

　　这两个分别叫斯托杨诺维奇和佩尔林的苏联人，到了广州以后，便开始幽灵一样在各个社会团体以及进步人士之间游走，而在他们的拉拢下，广州的一干无政府主义者上钩了，于是一个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共产党组织突兀般地出现了。

　　《广东群报》作为最热衷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报刊，按说它的创刊人以及编撰人员才更像共产主义者。然而，对广州革命行情浑浑噩噩的斯托杨诺维奇和佩尔林，偏偏放过了他们。

　　而这种情况，直到陈独秀的出现才得以解决。

　　陈独秀是应当时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由上海前来广州就职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的。彼时的陈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需要陈独秀这样的名人装点自己革命家的门面，而陈独秀也看中了广州的大好革命形势。

　　双方一拍即合，陈独秀于1920年12月下旬来到了广州。

　　陈独秀的到来，对于陈公博、谭平山以及谭植棠绝对是值得欣喜的事情。他们已经听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事情，都有心加入这一革命组织。他们立刻找上门来，和陈独秀就成立广东小组的事宜展开磋商。

　　陈独秀此来广州，正有在当地组建支部的用意，对于三人的革命热情，自然十分乐意接受。商谈中，两个俄国人组织成立的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支部自然遭到了他们一致抨击。陈独秀也不赞同将无政府主义者拉入共产主义小组，随即他出面与斯托杨诺维奇以及佩尔林进行交涉，将这两个俄国人也拉进筹建广东支部的行列。

　　次年3月，经过陈独秀的奔走，广州小组终于成立了。

　　当时的成立大会，包括陈独秀和两个俄国人在内，一共有9个人参加，会上，谭平山被推举为书记，而谭植棠和陈公博则分管组织和宣传。

　　陈独秀的广州之行，不仅促成了广州小组的建立，而且还影响到了一个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

　　陈独秀从上海赴广州是乘船沿水路前往的，在轮船短暂驻留香港时，香港政府“视学员”林昌炽、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还有一个小学的老师李义宝，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登船求见，请教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彼时，正竭心竭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传播的陈独秀，自然乐意为这些进步青年排疑解惑。而他对三个香港青年所讲的话，直接影响到了他们以后的人生，于是，就有了后来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

　　陈独秀赴粤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而这直接决定了《新青年》今后的政治定位。事情是这样的，在决定赴粤任职以后，陈独秀交代工作和党务问题时，将上海小组的工作交给了李汉俊，而将《新青年》交给了陈道望。

　　彼时的《新青年》，虽然编辑部已经迁到了上海，但是胡适等人却依旧担任着编辑和主要撰稿人的角色。所以在处理好这些事情以后，陈独秀给北京的胡适和高一涵打招呼，告知了对《新青年》的人事安排。

　　这引起了胡适的不满。

　　早在五四运动后期，胡适就《新青年》的政治走向问题就已经和李大钊有过论战，提出“要问题不要主义”，而因为最近几期的《新青年》上刊登了陈道望翻译的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他终于看不下去，忍不住了。他立刻回信陈独秀，提出要把《新青年》编辑部搬回北京，随即致函李大钊和鲁迅，提出：“《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

　　胡适所谓素不相识的人，自然就是陈道望了。

　　而胡适之所以对陈道望极其反感，正是因为陈道望接手以后，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了进去，而且旗帜鲜明的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对于一贯坚持“要问题不要主义”的胡适，自然是不可能接受的。

　　胡适“拯救”《新青年》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愤慨之下，毅然选择了和《新青年》分道扬镳。如此一来，《新青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宣传工具的名声就真的坐实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包括海外的两个小组，中国已经有了8个共产主义小组，而这其中，唯一没有派代表参加“一共”的是巴黎小组。

　　那时的交通工具实在是太落后了，而巴黎距离中国又如此遥远，这应该是巴黎小组没能派代表参加这次盛会的根本原因。

　　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时间和广州小组差不多，而他的创建人正是张申府。

　　和国内其他小组的成立大都只是受到“南陈北李”中一人影响不同，巴黎小组的成立，却是“南陈北李”共同努力的结晶。

　　张申府赴法的事情决定下来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先后在北京和上海都就在法国留学生中间发展党员并建立组织的事情委托过张申府。而1921年春张到了法国以后，第一个发展的党员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刘清扬。此后，他们又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

　　和当初的毛**一样，周恩来赴法也是受法学教育会的影响。

　　作为与刘清扬同为受“觉悟社”委派的留学生，他在1920年11月2日乘坐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来到了法国。而在他出发21天后，11月23号，刘清扬启程赴法，而巧合的是，她和张申府坐了同一条船，这也是她先于周恩来加入共产党的原因。

　　周恩来和刘清扬与张申府的结识，源于一场1920年8月16日发生在北京陶然亭的座谈会。

　　五四运动期间，“觉悟社”的一干进步青年为支持北京学生的救国运动，曾经组团进京，而正是这次经历，让他们和北京的许多学校的进步团体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并且经常相聚探讨改造社会和国家的办法。

　　8月16日的这场座谈会，北京一共有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以及青年工读互助团等四个团体代表参加。而李大钊和张申府作为当时北大著名的教授和讲师，同时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亲历了这场座谈会并做了发言。

　　李大钊和张申府彼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他们的讲话自然给了周恩来等人以深刻的印象。也正是从那一次座谈会以后，张申府便和他们成了同道兼好友。

　　周恩来原来的理想留学地是伦敦，他先到巴黎然后转往伦敦，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感到生活费用太高，于是又打转回到了巴黎。而在旅途中，他遇到了一个和自己乃至未来的新中国都大有渊源的外国人——越南人阮爱国（即胡志明）。

　　命运有的时候真是神奇啊，当时还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周恩来，居然能在欧洲于茫茫人海中遇到将来的国际老朋友，这只能说是命运使然了。

　　胡志明当时的政治身份是法国共产党党员，他在了解了周恩来赴欧目的以后，随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身份，义不容辞地向周恩来讲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和理论，这无疑让在国内对此已经有一定认识的周恩来更加心神往之。

　　这一次旅途因为结识到了阮爱国，在周恩来看来是让人愉悦的。他回到巴黎不久，便听到刘清扬和张申府也在法国的消息。有心要和两个好朋友分享阮爱国的精神食粮的周恩来，立刻动身去寻找他们。于是，就有了上面所描述的一切。

　　周恩来加入不久，赵世炎和陈功培持着陈独秀的介绍信和张申府接上了关系。而这五个人随即成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者，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巴黎，又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

　　巴黎这个欧洲城市能够出现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这和彼时国人的留学集中地是有一定关系的。而东京作为当时中国首选的另一个留学集中地，在施存统的组织下，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施存统的共产主义之路，和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就读时在《浙江新潮》杂志上所刊发的一篇讲新式孝道的《非孝》有关。

　　1920年4月间，施存统和俞秀松打算从上海去福建漳州投笔从戎，投奔当时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在上海驻留时，经俞秀松介绍，他认识了戴季陶，又经过戴的介绍，转而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施存统因为《非孝》而引发了“一师风潮”，并因为“一师风潮”而广为人知。

　　戴季陶和陈独秀都十分欣赏写出《非孝》的施存统，当他们听说施、俞二人要去投靠陈炯明时，就说服他们投靠军队，不如投靠工厂。两个人遂留在了上海，准备进厂做工，而偏在这时，施存统的肺病犯了，于是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

　　其时，恰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已经深受陈独秀思想影响的施存统，遂和俞秀松一起加入进去。

　　而他们加上陈独秀、陈公培以及李汉俊，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五个党员。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帮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前往日本学习和养病。他到达日本东京后，一边学习和养病，一边和陈独秀、李达保持联系，并在两人的介绍下与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旅日小组或东京小组。

　　东京小组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因为彼时大多留学生因为反抗日本军国主义霸权而返回了国内，所以发展非常缓慢。及至中共“一大”召开前，成员就只有他们两人。

　　当接到上海小组李达和李汉俊寄来的信函，要求他们派代表回国参加“一大”时，两人先是互相推选对方为代表，然后因为周佛海已经多年没有回国了，所以最后决定由周代表东京小组出席“一大”。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地方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和俄国人维经斯基关系很大，后者给予了中国人很大的帮助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则和另外一个俄国人以及一个荷兰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个俄国人就是取代维经斯基，以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这三个机构代表身份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尼克尔斯基。

　　而另外一个荷兰人，则是当时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

　　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一大”的召开，正是在这两个外国人倡议的。

　　和各地小组成立时的经历相比，中共“一大”的召开过程，可以用波澜起伏、有惊无险来形容。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受共产国际委托于6月到达上海，随即开始催促上海小组发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正是马林的到来，引起了当局的高度警惕。

　　这里有个国际大背景值得一提，巴黎和会召开以后，随着《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等和约的签订，所谓的凡尔赛体系国际新秩序被建立起来。

　　而这其中，对于红色苏联的围剿，也开始成为各国政府所关心的大事。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早在其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以后，就成为各国警方密切关注的目标。而这各国中，自然也包括中国。

　　之所以说马林来头不小，因为单就身份和所担任的职务而言，经由列宁亲自推荐给共产国际的马林，可比维经斯基这个仅仅是西伯利亚局远东分局的代表要高得太多了。而事实上，马林前来中国，为的正是完成维经斯基未竟的任务。

　　马林在亚洲一现身，立刻引起了各国警察的注意，而在他进入中国境内之前，因为在新加坡会见了印尼的共产党人，因此引起了印尼总督府的注意。

　　印尼总督府随即发电通知荷兰驻沪领事馆，并且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随即又向荷兰驻华公使汇报此事，后者再将之通知给中国当局。所以，马林刚刚出现在上海，便被密探盯上了。

　　而这个密探，就是后来因为闯入中共“一大”会场而因此成名的程子卿。

　　马林被盯梢，因此参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也成了警察密切关注的危险分子。

　　首先被关注的就是李达和李汉俊。

　　此时，因为陈独秀去了广州，因此李达代行书记一职，负责上海小组的日常工作。首先和李达取得联系的，不是马林而是尼克尔斯基。

　　尼克尔斯基在马林之前来到上海，不过因为语言障碍（尼克尔斯基只会俄语，英语则只会简单的几个词句，而精通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德语、日语、英语、法语说得溜顺，却偏偏不会俄语），他见到李达以后，虽然表明了身份，却没能进一步的沟通，并表明自己的来意。好在这个时候，马林出现了。

　　马林精通俄语和英语，于是由他和李汉俊居中翻译，李达、尼克尔斯基、马林和李汉俊四人就召开“一共”的事情达成初步统一意见：鉴于马林已经被租界巡警所注意，因此越快越好。

　　经过进一步的磋商，最终决定各地与会者代表人数，不管小组成员多少，统一两人，而路费将由马林提供。于是马林以每人一百元的标准，拿出了共产国际给予的经费。随即，李达和李汉俊开始分别向各小组发出邀请信。

　　陈独秀作为上海小组的发起人，又是广州小组的策划者，因为其特殊的地位，首先接到了邀请信。不过，他却不准备前往。在接到邀请信以后，他召集广州小组成员在谭植棠家里开会。陈独秀在会上说道：“今日，我接到了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来上海，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宣告党的成立，各地小组需派两个代表参加，随信还寄来了两百元路费。他们希望我能去，但是我委实走不开，至少现在走不开。你们知道的，我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我这时走了，这笔款子肯定泡汤。我建议由你们两个去。”说着，他看向陈公博和包惠僧。

　　然后，陈独秀讲了自己这么安排的理由：陈公博主管宣传，知道的事情多些，届时能够更好地向国际代表反应广州的情况。至于报纸，则可以交给谭植棠负责。至于包惠僧，因为他是武汉小组的人，开完会正好回去。

　　彼时的陈独秀，在国内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加上他年纪最长，于是广州代表便由他决定了。

　　广州代表人选落实了，而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似乎微不足道实际上却颇有昭示的事情。陈公博向陈独秀提出，他要带自己的新婚妻子前往上海。

　　陈公博刚刚新婚不久，和妻子正处于蜜月期。许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陈独秀同意了，他善意地和陈公博开玩笑说：“只要她不参加会议就好了。”陈公博喜出望外。

　　作为建党初期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前者是因为公务繁忙走不开，那么后者呢？李大钊，他为什么又没能参加呢？

　　同样的原因。

　　北京小组接到信的时候，主要的成员正在忙于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办补习班。

　　接信以后，他们便决定召开一次会议解决代表人选的问题。彼时的北京小组一共有7个人，而因为种种原因，李大钊和陈德容却没能参加，最终，由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5人开会推选，决定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参加。

　　六七月间，正值学年终结期，作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自然公务繁忙。

　　他同时兼任北京教职员联合会**，要领导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又要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人，准备参加学会年会，所以他也确实没有功夫前往上海。

　　长沙小组最终派出的代表是毛**和何叔衡。

　　接到邀请信后，毛**立刻召集小组成员开会，然后通过选举的方式推选代表。最终，他和何叔衡这两个平时对小组活动贡献最大的骨干很自然的获选。

　　彼时的毛**，已经和杨开慧于1920年冬结婚了。

　　结婚之后，杨开慧在毛**的介绍下，于1921年加入长沙小组。在毛**以代表身份再次赴沪时，杨开慧从一个恋人变成了妻子，这让她在送别时另有一番惆怅。

　　长沙码头，毛**一袭长衫，和何叔衡站在了船头。

　　船身一震，船启航了。毛**正憧憬的看着前方，忽然听见有人在喊“润之”，他转身回望，看见杨开慧正站在码头边上，使劲的朝自己挥着手。

　　毛**幸福的笑了，然后也挥挥手，随即转过身去。

　　对于中共“一大”，毛**是充满期待的。

　　他憧憬着，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中国政治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共产主义者将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中国，必将得到彻底的改造。

　　武汉小组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

　　就在毛**和何叔衡登上前往上海的小海轮时，董必武和陈潭秋已经先行一步。命运昭示着他们四人今后将会选择共同的道路。

　　随着各地小组陆续收到邀请，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正陆续赶往上海。

　　济南小组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这两个在“五四运动”中结下深厚友谊的革命青年，因为共同的信仰，正坚定的走在一条荆棘满途的向阳大道上。王、邓二人是在张国焘路过济南以后，开始上海之旅的。

　　张国焘是最先到达上海的地方小组代表。他之前已经来过几次上海，更在《新青年》编辑部呆过几天，所以他到了上海以后，立刻赶往那里。

　　张国焘的提前到来，对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在此之前，因为性格以及理解上的不同，马林这个第三国际的代表和上海小组的“双李”合作得并不愉快。

　　马林作为第三国际代表，来中国的目的是指导建党，这就难免让他在面对中国同志的时候处处显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来。而这，自然而然的引起了“双李”的反感。

　　马林性格倔强，认定的事情就坚持到底，而这时如果别人不能听取他的意见的话，他就会表现得咄咄逼人，好像要和别人进行决斗一样。

　　“双李”呢？李达作为毛**的老乡，身上带着一种湖南人与生俱有的傲气。

　　单单从性格特征上讲，李达和马林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同马林一样，李达在和别人辩论的时候，倘若别人不赞成自己的意见，他就会表现出一副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而且，用语用词会变得十分坚硬，让人有如同触摸钢铁的感觉。

　　李汉俊的脾性与李达相比要温婉一些，不过在与人交流的时候，他却喜欢直率的表达意见，如此一来，自然难免容易得罪人。

　　马林如此不好相处，他和“双李”见面之初就要求李达向他作工作报告，其居高临下的姿态，让李达极其反感。李达当场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告诉马林，因为组织尚处于萌芽时期，所以没什么可报告的。马林接着又问他工作计划及预算，并表示如果经费上有困难，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上的支持。这话伤害了李达的民族自尊心。

　　所以，李达下面的话就更直率了。

　　他告诉马林，鉴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所以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是未知数。实际上就是告诉马林，我们现在不归你们管，请你收起这高高在上的态度。

　　李达的回答，自然不能让马林感到满意。

　　而因为另一个赤色工人国际的代表尼克尔斯基只会俄语，无法和他们进行深入的交流，他们之间对话，居然有升级为对抗的趋势。

　　张国焘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

　　张国焘一方面和“双李”谈得来，同时又和马林相交甚欢，而正因为需要他居中斡旋，本来由“双李”负责的中共“一大”的筹备动作，主动权渐渐的被张国焘掌握在手中。这就是后来由张国焘主持中共“一大”的缘由所来。

　　全国各地小组的代表相继而来，北京的另一个代表刘仁静，因为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与邓中夏联袂先到了南京，随后于7月6日左右到了上海。

　　长沙的毛**和何叔衡，和刘仁静抵沪的时间差不多。

　　最后抵达上海的是广州的代表。无论是马林、尼克尔斯基还是“双李”，他们都希望陈独秀能够前来参加会议，频频发电催促，但是陈独秀却始终没有答应。

　　于是，包惠僧只得一个人乘坐海船从广州赴沪，他于7月20号抵达。

　　陈公博是最后一个抵达的，他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从广州出发，先去了香港，然后再从香港赴沪，21日才到。

　　而随着他的到来，13位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终于聚齐了。

　　加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这两位第三国际和赤色工人国际的代表，一共15人。

　　研究这15位代表的构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年龄上，15位代表里，年龄最长的是何叔衡，当时为45岁，年纪最轻的则是刘仁静，只有19岁。而代表们的平均年龄正好是28岁，毛**的年龄；

　　在省籍上，除去两个外国人，13个中国籍代表里，湖北人5位、湖南人4位，两湖地区居然有9位。

　　代表们聚齐了，他们可不是来游玩的，而是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工作的。

　　不过，考虑到马林已经引起了租界巡捕房注意，而且北洋政府已经有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倾向，所以虽然为神圣的任务而来，代表们必须以游玩作掩盖，麻痹当局。

　　于是乎，“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应运而生，毛**、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以及张国焘成为该旅行团中的“北大师生”。他们随即以“北大旅行团”的名义入住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

　　代表们得以入住这所青红砖相间、典雅大方的2层小楼，盖因为“双李”和该校女校长黄绍兰良好的私交。正是在这所博文女校，随着所有代表终于聚齐，代表们于7月22日召开了1次预备会议。

　　预备会议很简单，只是推选张国焘为大会**，毛**和周佛海任记录。

　　7月23日晚8时许，对于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国而言，划时代的一幕在位于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李公馆揭开了。

　　李公馆楼下的餐厅里，1张长方形的大餐桌四周，一共围坐了15个人。

　　相对于现在而言，这场神圣的大会，其布置就太简单了。餐桌上只是铺上了雪白的台布而已，点缀其间的，则只有插着鲜花的1对荷叶边粉红色花瓶。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8个共产主义小组中的7个，连同第三国际和赤色工人国际代表，15个代表皆到齐了。

　　之所以选择在李公馆举行中共“一大”的开幕式，是为了照顾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博文女校倒是一个不错的会议场所，但是因为女校的性质，两个外国人进进出出却太招惹人耳目了。于是，在商量哪里举行开幕式会议时，李汉俊提出：“就去我家吧！”

　　李公馆距离博文女校并不远，那里又不处于繁华地段，在那里开会确实不错。

　　中共“一大”的开幕式会议，并不似后来的政治局会议那样秩序井然、严肃肃穆。比如座位的安排就没有任何考究，基本上是先来者有优先选择权。作为大会的记录，毛**和周佛海两人紧靠大餐桌就坐，两人面前都摆放好了纸笔，以便随时投入工作。

　　张国焘作为昨天预备会议上选出的大会**，此前已经做了一番准备。

　　代表们到齐以后，他站起来说道：“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正式开始！”然后，他带头轻声的鼓掌。

　　众人跟着轻轻鼓掌。这是昨天预备会议上就决定的，为了避免声响太大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鼓掌意思一下就行了。

　　张国焘在报告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以后，提出了本次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制定工作计划，并选举中央机构。

　　他随即念了陈独秀委托陈公博带来的亲笔信。陈独秀在信中提出4点意见，即党员的发展与教育；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党的纪律；群众路线。

　　刘仁静和李汉俊两个人充当翻译，在张国焘讲话停顿的时候，他们会将之翻译成英语让马林听。

　　张国焘讲话完毕，随即请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致词。

　　马林也是有备而来，他一开口就说道：“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从此，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随即，他向代表们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他特别强调的指出：“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因此，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毫无疑问，马林要强调这一点，正是因为和“双李”在此问题上的分歧。

　　他在开幕式会议举行之际向全体代表重申这个问题，应该是希望能够动员多数代表从而迫使“双李”放弃他们的观点吧。

　　马林没能如愿。

　　当刘仁静将他这番话翻译出来以后，会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各地小组的代表们小范围的琢磨讨论着这番话，他们都听出来了，马林这番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代表们的反应让马林多少有点失望。不过他没有停止讲话，他接着述说了自己在莫斯科和列宁的会面，讲自己之所以来到中国，正是因为列宁向共产国际的推荐。

　　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会场气氛登时变得热烈起来。大家都睁大眼睛瞪着马林，希望从他嘴中获悉更多关于列宁的消息。

　　马林讲到了列宁对中国的关切，讲列宁期望中国能够成立共产党、期望着世界的东方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代表们一个个听得眼睛一眨不眨的，如果不是大家约好不能闹出太大的声响，相信他们一定会高声欢呼起来。

　　马林接着还讲了自己在荷属东印度工作的情况，讲他如何在当地建立印尼共产党……马林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他这一番讲话，居然持续了三四个个小时。

　　而这时，已经是子夜了。

　　马林讲话完毕，另一个“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接着致词。尼克尔斯基不会英语，而在场的13个中国代表又无一人懂俄语，所以尼克尔斯基的致词非常简短。

　　他先是向中共“一大”的召开表示了祝贺，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然后他建议给远东国际书记处去电汇报大会的进程。最后，他介绍了赤色工人国际的一些情况，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重视工人运动。

　　尼克尔斯基讲话完毕，因为会议已经进行太长时间了，张国焘遂宣布散会。

　　中共“一大”的开幕式会议，是“一大”召开期间唯一一次全体代表都与席的会议，因此注定了其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具备不同寻常的意义。

　　毛**作为会议的记录，全程笔耕不辍，然而，或许是因为太集中于倾听发言者的讲话了，直到走出李公馆，他才发现自己的右手酸麻得厉害。

　　中共“一大”的开幕式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马林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将来所走的道路，必定是崎岖而充满艰险的。

　　“党必须非法地工作。”作为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马林，一针见血地说。

　　中国共产党是以推翻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要达成这个目的，肯定要违反当时中国的法律。所以从一开始，中共“一大”的召开就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展开的。稍有不慎，便有被搜查逮捕的危险。

　　马林自进入上海，就被当局和各国驻沪公使馆盯上了，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开幕会议结束以后，他便提出，为了确保安全，会议不能总在同一个地方举行。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毛**因为有过被盯梢的经历，更是强烈赞同。然而，因为委实找不到比李公馆更合适的地方，所以只能继续在李公馆开会。之后几天，就在李公馆，先后又召开了5次会议。而因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作为外国人目标太明显，容易引起密探们的注意，所以他们没有参加。在此期间，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采取会后听取张国焘汇报的形式，以间接的方式参与会议进程。

　　按照开幕式制定的日程，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而会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同时推选出负责制定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的起草人。

　　24号这天的会议，因此显得很平静。

　　会上，毛**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言人做了发言，以介绍长沙小组的各项情况。而这也是他大会期间唯一的一次发言。彼时的毛**，尚抱着学习的态度，所以他与会的宗旨是多听少讲，以从他人的讲解中丰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见解。

　　如果把24号的会议过程形容为一潭春水波澜不惊的话，那么以后召开的几次讨论会，则可以用唇枪舌剑来形容。

　　根据大会安排，25号将休会以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24日散会前，负责起草纲领和决议的人选已经选了出来。他们分别是张国焘、刘仁静、李达、李汉俊以及董必武。

　　因为见解不同，激烈的争论开始了。

　　最激烈的交锋发生在刘仁静和李汉俊之间，这两位因为精通英语的缘故，都大量的阅读了原版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正因为此，在中国共产党应该有什么样的纲领这个问题上，两个人的观点发生了激烈碰撞。

　　李汉俊认为，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共产党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前往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只有经过认真研究以后，才能决定。而目前中国共产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帮助其取得成功，然后再加入议会选举以获得参政权。

　　刘仁静不同意李汉俊的见解。他认为事实已经证明，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形式存在。说着他拿出了《共产党宣言》，直接以此说话，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李、刘二人各执己见，那只有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推选原则了。

　　众人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结果除了陈公博部分同意李汉俊的意见，其他人一致站到了刘仁静一边。李汉俊有个长处，那就是自己的意见一旦被大多数人否定以后，他不会继续坚持。于是，纲领的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而在决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时，争执再次发生了。

　　持少数意见的依旧是李汉俊。李汉俊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合理身份应该是一个联络机关，而地方支部应该拥有自己的决策权。

　　就这个问题，在此之前，他已经和陈独秀争执过一次。

　　陈独秀当时的主张是中央集权制，而这也是与会者的共同观点。于是，李汉俊的提议再一次遭到了否决。

　　组织原则决定了下来，下面自然而然的讨论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次，李汉俊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代表的同意。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理论上的指导，并可采取一致行动，但不会在组织关系上明确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们主张在党纲上以“联合共产国际”的表述来阐明这一关系。

　　而他们的这一主张自然违背了马林的意愿。马林在中共“一大”的开幕式会议上发言时，就明确的表明了共产国际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尼尔科斯基的态度也很明确，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

　　这使得29日晚张国焘在向马林汇报当日进程的时候，后者直接提出要参加明天的大会，他将会在会上直接公布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

　　关于党纲的讨论会上，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引发了空前激烈的大辩论。在决定吸收党员标准的时候，就党员是否可以在现政府当官的问题，陈公博因为正担任着广东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所以强烈主张可以。而因为陈独秀此时担任着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个不小的官位，李汉俊亦表示支持。而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党员就不应该在资产阶级的政府里当官。

　　两派人争论不休，而毛**作为大多数人中的一份子，他最后主张道：“……部长、省长这样的官绝对不能当，因为这已经违背了我党的宗旨。但是，象厂长这样的官，我觉得完全可以。这对我们开展工人运动很有益处。”

　　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这个话题也就籍此而止。

　　7月30号，夜幕降临以后，李公馆的餐厅里再次聚满了人。

　　李达和尼克尔斯基处于安全考虑在缺席了几天的讨论会以后，再次出现了。而中国代表中的周佛海因为腹泻，则未能前来。

　　还是8点多钟，众人围坐在餐桌旁，毛**也准备好了纸笔准备记录，马林扫视众人一眼正准备讲话，忽然餐厅的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闯了进来，他站在餐厅门口，朝里面张望着。

　　李汉俊率先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他站起来问道：“你找谁？”

　　那人依旧在张望着，一边随口答道：“我找社联的王**。”

　　李汉俊还没有觉出异常，他诧异地问：“这儿哪有什么社联？哪有什么王**？”

　　那人已经巡视完室内众人一遍，他点点头弯弯腰，做出一副很抱歉的样子说道：“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随即匆匆朝后退去。

　　与会者中，马林是这方面经验最为丰富的，他立刻问李汉俊发生了什么事。

　　李汉俊如实做了回答。

　　高度警惕的马林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猛然一拍桌子，立刻说道：“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立刻停止会议，大家赶紧转移。”

　　马林严肃紧张的神情感染了众人，众人纷纷站起，然后在李汉俊的安排下从前门迅速的离开了李公馆。

　　这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人究竟是谁呢？他正是前面提到的程子卿。

　　这个自马林出现在上海就开始对他进行盯梢的密探，在屡次被马林摆脱以后，这一次终于逮住了机会。

　　马林的决断，挽救了与会代表们，也挽救了中共“一大”。

　　在众人离开后不久，法租界巡捕房的总巡捕就带着一干手下闯进了李公馆。从他们进入李公馆就直奔餐厅可以看出，他们正是因为程子卿的告密才有此行动的。

　　而当时，与会代表只有主人李汉俊和陈公博在场。

　　法国总巡有备而来，不仅对李汉俊和陈公博进行了严密盘问，而且还翻箱倒柜地大肆收集证据。

　　现场有没有留下证据呢？

　　有！

　　富有斗争经验的马林离去太匆忙，而留下来的李汉俊和陈公博又没有斗争经验，所以在法国总巡赶到以后，他们居然没来得及收起桌子上修改后的党纲手稿。

　　看着法国巡捕满屋子翻箱倒柜搜寻证据，而最大的证据就坦然躺在餐桌上，当时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受。

　　法国总巡及其手下一共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这才离开李公馆。而在他们离开不久，包惠僧探头探脑的出现了。

　　毛**和包惠僧等人随马林离开李公馆后，担心有密探跟踪，遂分作两部。两个外国人自行离去，而中国代表们则一起开始闲逛。他们担心博文女校已经被密探监视，所以没敢立即返回那里。他们在小巷里弄中穿行，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在确认没有人跟踪以后，来到了渔阳里，进了2号李达的家。

　　众人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不放心李公馆究竟如何，于是包惠僧回去打探。

　　刚刚送走法国巡捕，李汉俊和陈公博正心有余悸，包惠僧以这种方式出现，两人以为法国巡捕杀了个回马枪，惊出一身冷汗。发现是包惠僧后，李汉俊将刚才惊险的一幕告诉他，最后说：“法国巡捕刚走，这里已经暴露了，你们还是赶紧走吧。”

　　于是，包惠僧和陈公博先后离开。

　　李达家里，13个中国代表除了李汉俊和包惠僧、陈公博，其他人都聚齐了。大家都怀着有点忐忑的心情等待着包惠僧带回确切的消息。

　　因为腹泻没能去成李公馆的周佛海，是毛**回去喊来的。

　　包惠僧离开以后，众人等了一会，毛**不放心孤身在博文女校的周佛海，于是提议由他回去看看。

　　毛**回到博文女校的时候，周佛海正迷迷糊糊地躺在博文女校二楼的地板上。此时已经接近午夜，他听见脚步声，睁眼一看，却是毛**。

　　毛**很谨慎，他小声问道：“这里没什么事吧？”

　　周佛海听得一头雾水。

　　毛**提着的心这才放下，他随即给周佛海讲述了李公馆发生的事。

　　周佛海看了看时间，这才知道众人迟迟不归的原因。此时，他腹泻的症状已经好了很多，于是在毛**的带领下，两人很快赶到李达家。

　　包惠僧听李汉俊讲了法国巡捕进入搜查的事情，担心李公馆周边已经埋伏了密探，所以出来以后，没敢直接回李公馆，而是叫了一辆黄包车，开始满大街转悠。而陈公博则直接回了居住的大东旅社（因为带着妻子李励庄，陈公博是除李汉俊、李达两个“本地人”之外，唯一没有居住在博文女校的中国代表）。

　　包惠僧在外面转了好大一会儿，直到确认确实没有被跟踪，这才回到李达家，而这个时候，已经是午夜了。

　　众人听包惠僧讲述了法国巡捕搜查李公馆的事情，都认为继续在李公馆开会已经不合适了。可是，除了李公馆，还有什么地方能够用作会场呢？

　　这时，李达提出一个建议：“法国巡捕已经注意到我们了。我以为，现在最好的办法，是离开上海，去周边的什么地方开会。”

　　李达的建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周佛海接着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地点——杭州西湖。

　　他说：“去年我在杭州的时候，曾经在西湖智果寺住了3个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我可以做向导。”

　　周佛海说完，期待地看着众人。

　　因为是在李达家，所以他的妻子王会悟也在。王会悟支持丈夫的行动，而且因为她自己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所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李达的助手，为筹备这一次大会做了很多的工作。对于此时只有23岁的王会悟来说，李公馆发生的险情，不仅没有让她感到害怕，反而让她觉得很兴奋。她以为，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革命行动——自己和丈夫参与其中，这未尝不是一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体现。

　　或许正因为具备这样的情怀，她见代表们对周佛海的建议莫衷一是时，忽然开口说道：“我倒有一个好主意！你们听说过嘉兴吗？嘉兴有一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的。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有到杭州的一半路程。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要少得多。到时候在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岂不是要安全得多？我在嘉兴师范读过书，经常去南湖玩，对那里很熟悉……”

　　王会悟的主意，得到了包括周佛海在内的大多数代表的同意。

　　王会悟没有想到，她的一个建议就此促成了南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而她本人，也因此被大家称为中共“一大”的幕后英雄。

　　在决定去嘉兴南湖开会以后，众人开始讨论详细的行程安排，最终决定就坐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始发的快车去嘉兴，并争取当晚返回。

　　行程决定了，接下来就是通知其他与会人员了。考虑到李公馆已经被监视，李汉俊自然是不能通知了。至于两个外国人，因为其体貌特征太明显，容易引起密探注意，所以也只好放弃邀请。所以真正需要去通知的，其实只有一个陈公博。

　　前去大东旅社通知陈公博的是包惠僧，不过陈公博却没有去成嘉兴。

　　因为当天夜里，大东旅社忽然发生了枪击案。受到惊吓的陈公博，以为这是针对他而来的，所以他携李励庄连夜离开上海，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和其他人说一声。

　　1921年7月31号，这将是注定会被历史记载的一个日子。

　　7点35分左右，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出发，开始往杭州驶去。

　　毛**、何叔衡、张国焘、董必武、李达、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周佛海、包惠僧、刘仁静共11个代表，加上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一共12人，分坐在几节车厢里，代表们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各自独坐。而王会悟这个“地头”则和李达坐在一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列车离嘉兴越来越近，离南湖越来越近，毛**的心情慢慢地变得亢奋起来，他看着沿途窗外的外景，心中忽然升起一种神圣的感觉。

　　有他这种感觉的绝不止一人，这让坐在同一节车厢的代表会偶尔的对视一下，而他们立刻就会发现，对方眼中正有一小簇火苗在熊熊燃烧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他们，正是将点燃中国共产党这支火炬的星火。

　　彼时的南湖，并没有西湖出名，但是她的风景却是独具慧色的。

　　南湖的美，南湖的妙，都在于湖中心那座人工小岛。该岛是明朝嘉靖27年，由嘉兴知府赵灜用疏浚护城河所挖出来的淤泥堆积而成的。赵灜在南湖湖中心人工堆积出一个小岛以后，翌年，又将南湖边上的烟雨楼采取拆迁法搬到岛上，然后又在岛上栽种垂柳、银杏等观赏性极高的树木。登时，就把一座人工小岛打扮得如同仙境一样。

　　南湖真正成名，源于清朝的风流皇帝乾隆。乾隆六游江南，其中有8次登上湖心岛和烟雨楼。而每一次，他都会诗兴大发而到处题诗，以昭示“到此一游”。

　　皇帝喜爱的自然都是好东西，南湖以及湖上的烟雨楼从此成为文人骚客竞相光临之所。而湖边的打渔人家也一改初衷，改打渔为经营游船。

　　南湖上有游船出租正因此而来。

　　冒着黑烟的蒸汽机车在沪杭线上行进了将近3个小时，于10点25分终于抵达了嘉兴火车站。

　　李达和王会悟率先下车，然后，他们放慢脚步，开始不着痕迹的装扮成导游来。在两人带领下，其他代表梯次下车，然后三三两两的结伴紧随其后。

　　出了火车站，王会悟并没有直接将代表们带往南湖，而是将他们先带到了城里的张家弄。然后在一家当地最高级的旅馆鸳湖旅馆帮众人开了房间。

　　王会悟如此做，出于李达的关照。李达担心今天并不能结束会议，所以让王会悟帮众人开房，好有个落脚的地方。

　　这个打着“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临时集合起来的团体，现在离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距离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开好房间，接着租定画舫，是装饰比较好，船型更大的游船。

　　嘉兴档次高点的旅馆都能够帮房客代订游船，王会悟直接找到鸳湖旅馆的老板，请他帮忙订一条画舫：“要‘双夹弄’的。”王会悟对此很内行。

　　“双夹弄”的画舫是最大型的游船，与会总共12个人，11个人还要聚在一起开会，小了可不行。然而遗憾的是，却没有“双夹弄”的了。

　　老板悻悻地说：“客满了，现在只有‘单夹弄’的了。”

　　没办法，那就只好“单夹弄”的了。租好船，王会悟又向老板租了两副麻将，这样一来，这“旅行团”和“游客”的架势可就有模有样了。

　　这是何其怪异的一群游客啊！

　　西装革履者有之，长衫布鞋者有之，戴着眼镜留着小胡子做教授打扮的有之，穿着黑色学生装做学生打扮的有之……他们中间，有操上海口音的，又有湖北口音的，湖南口音的，还有明显带着北方味的……这么一群游客，在王会悟的带领下去到湖边，随即由一艘小船摆渡载往一艘“单夹弄”的画舫。

　　这艘画舫，以及这艘小船，甚至于摇船的年轻船娘，从此，历史画卷中必然会留下他们的影像，虽然船娘并不会因此留下名姓。

　　站在小船中间的毛**，看着不远处的大船，看着稍远处的湖心岛以及烟雨楼，他在想些什么呢？28岁的他是否可曾想到，从此以后，他将和一个政党的名字牢牢联系在一起，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将再与平凡无缘……

　　只是一艘中号的画舫，所以空间不显得宽敞。而空间最大的中舱自然而然的成了会场。一张八仙桌，四周摆放着一圈太师椅，桌子上放着一套紫砂茶具。

　　代表们依次走进来，在太师椅上落座。毛**坐下以后，掏出随身携带的纸笔，他正襟危坐，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王会悟最后一个走进来，她先是给代表们沏茶，然后将一副麻将倒在了桌子上。

　　麻将子儿在桌面上翻滚碰撞，哗啦啦的声音惊动了静谧的湖面。

　　代表们看看麻将，相视着会意的笑了。

　　做完这一切，王会悟去到后舱，与船老大打过招呼，随即来到前舱，名义上观赏风景，实际上当起哨兵来。

　　湖上的游船并不多，偶尔有游船就近开过，王会悟吆喝上一声，代表们便哗哗的洗起麻将来。

　　将近中午，忽然下起了一场小雨。

　　小雨中，游船开始纷纷靠向湖心岛，又或者去往湖边，一度有些喧嚣的湖面登时变得更加的安静。王会悟进中舱帮代表们添了一次茶水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随即便开始了。

　　首先进行的依旧是党纲和决议的讨论。那张曾经躺在李公馆大餐桌上被密谈们视若无睹，上面画满****的“废纸”，开始被代表们斟字酌句的进行最终定案。

　　该有的争论，早在李公馆就进行完了。李汉俊和陈公博这两个“少数派”又没有来，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

　　中午时分，摆渡小船再次靠了上来，船娘递上来好几只竹编的大笼屉，随即便离开了。笼屉里面盛放的，是鸳湖旅馆送来的代表们的午饭。

　　船老大将一张圆桌面放在八仙桌上，11位代表加上“哨兵”正好坐满一桌。

　　饭罢，大船靠上湖心岛，代表们上岸徜徉，登烟雨楼观赏风景，休息了一刻钟左右，代表们依次登船，会议继续进行。

　　下午的会议，就是对前段时间的工作进行总结和定案了。而诸多文件中，第一个获得通过的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分为15条细则，而头一条就是：“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则是具体的纲领细则：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联合第三国际。

　　毫无疑问，中共“一大”最大的成果，便是制订这个党纲。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党纲其实颇有不完善之处，不过当时的国情和境遇，这份《纲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后来发展的意义，却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

　　解决了《纲领》问题，接下来自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了，《决议》通过得同样很顺利。

　　通过《决议》后，大会接下来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宣言》通过，天色已经微暗，而大会也进入了最后一个议程，即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全国党员才只有50余人，于是决定暂不设立中央委员会，而以中央局代之。选举办法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而就在众人准备正式开始选举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引擎的轰鸣声——

　　王会悟在外面大声说道：“有一艘汽艇！”

　　众人心领神会，纷纷放下手头工作，转而搓起麻将来。

　　汽艇只是无意间经过而已，众人虚惊一场，正式开始投票。

　　中央局的设置很简单，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人一人。

　　书记当然非陈独秀莫可了，虽然他并没有到场。而宣传主任则定为李达。张国焘作为此次大会的**，被推举为组织主任。

　　而随着中央局人员确定，大会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是时，正好是6点钟。捧着誊抄整齐的《纲领》等文件，毛**难抑心头的激动。

　　张国焘激动地说道：“我现在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闭幕！”就在这时，船舱中，忽然响起了《国际歌》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毛**看过去，却是刘仁静在轻声吟唱，这个年轻的中**员，此时眼中已然噙满了泪水。他不由自主地也站了起来，加入了刘仁静的吟唱。

　　何叔衡也站了起来，董必武站了起来……

　　11个代表全部站了起来，他们手握着手，轻声吟唱着——

　　而他们这不算嘹亮的歌声昭示着：自此刻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本书首发来自17K小说网, 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