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两千年下半年决定要写一部小说的，当时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倒也不是为了出名，现在也没有这种想法。记得那个时候，中风瘫痪了三年的父亲终于受不再忍受烂到见骨的褥疮，离开了人世，家里的情况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坏的。那个时候我十六岁，也有了自己的是非观，也开始知道很多的东西如果是我真得喜欢，就要自己去拿，或者说要学会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我当时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去构思而去动笔的，却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动竟然是近八年的时光，而要真正地做完它或者还要更长，到了现在，它能赚多少钱还有多少意义？八年，真的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很多人，很多事都变了。我想我不会后悔，后悔也没有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过去的就是过去的。
这八年来，我为它付出了很多，字字如血就夸张了些，但仍然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或者是因为才力所限，即使当真将这头黑发熬白这项工作也未必会令我彻底满意，又或者是因为我周围的环境能够获取的信息量太少，拖下去未必是件好事。
这个世界上什么形式是最理想的？我也不知道，只要自己真的喜欢就好了！我很奇怪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可是为什么真正的长篇小说的数量却少得可怜？曹雪芹的日子过得有多惨，不知道的人恐怕不多，而现在非常厉害的历史学家们可以给八竿子打不着的政治人物人物找到同一个祖宗，但他们却没有本事说清楚兰陵笑笑生是何许人也！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王国，诗、词、曲、赋各种样式琳琅满目殊途同归，将这种轻灵曼妙的语言的神秘瑰丽发挥到了极至，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被广泛认可和接受，却是到了二十世纪初由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了，他要将小说变做是传播新思想新道德，新观念，新意识的传声筒，究其根本，也是要‘文以载道’了，当然文以载道这个说法是不应该被认为有错的，但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让大家戴上同一副眼镜，按照统一的“道”去解释世界和人生，难免的，小说也就成了讲经和演史的工具，对小说本身也就成了巨大的灾难了。
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是一个老成持重严肃端庄的民族，它的理想人格也应该是少年老成的，即使在它的幼年时期也是应当用理智的现实的成年人的目光来看待整个世界，或许也是因为这样，作为半是文字游戏的小说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以后，孔夫子便将它定性成为一种“君子不为也”的东西——一种街头巷语引车卖浆者的娱乐形式。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祖先总是喜欢凭借着他们对现实的敏感对直觉的探索对具体的追求将周围的世界划分作了三六九等，儒家强调秩序，或者原因就在这里。而恪守祖训的中国人也就很自然地继承了这种优良的血统，小说被推广的同时，内容也就有了雅俗之分，武侠言情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通俗小说，然而与它庞大的创作数量和享有读者群体地位所不相称的现实是还没有一部正史肯承认这种文学样式的存在，即使是叙述最完备的中国近现代史中，你可以找到鲁迅，找到徐志摩，找到张爱玲，找到茅盾，蒋光慈，沈从文，白薇，顾城，北岛，舒婷……但找来找去却怎么也不会找到金庸，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吧！
记得以前看过一则消息是香港明报总编辑查良镛先生有关香港未来的谈话，后来学到点东西了才知道：金庸就是查良镛的笔名。我很佩服这些人，但同时也深深地害怕。
我本人看过的小说并不是很多，轮到自己写的时候自然是极痛苦和缓慢，于是，我选择了虚境较多但又不是十分离奇的武侠动作小说。
2003年的时候，那场突如其来的可怕病毒夺走了近千人的生命，也造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传染病恐慌，我们学校放了两个月的假。我也就有了时间来整理我的小说，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另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杰出人物，也是另一个靠武术闯出了一番天地的传奇——李连杰，我也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竟有如此令人心折的人物。也可能是他的出现，让我知道自己还差得很远，避免了我的一次现丑。
2005年的时候，我高中毕业，打工之余开始重新写，进度还算是满意，2007年4月4日夜完成第二稿。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很难确定自己的年代和地点的，具体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或者在什么地方的人我也不知道，小说不是历史，只是要提供一个平台去讲述一个故事，或者是我们曾经的一个永远也无法实现的梦，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自己或许就是覃雁飞，就是萧秋雪，就是陈婷或者别的什么人，或者谁都不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2007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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