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我又做梦了。
梦见数也数不清的钱从开了的“天眼”中飘落下来。那些抢钱的人都被钱埋葬了。梦见大表哥依然打着瞌睡。
我以前做过这样奇怪的梦。
早上起来，头痛欲裂。每当这种时候，就有什么把我和村子联系起来的事情要发生了。我把一个预定的采访推迟了一天，到办公室守着电话机坐了下来。刚抽完两支烟，电话就响了。
电话是律师打来的。
大概是我的声音像我难看的脸色一样吧。
律师问：“怎么了？”
“头痛啊。”
“老兄，你怎么那么心事重重啊”，几次接触下来，我和律师已是比较近乎的朋友了。“当事人也没有你心情沉重啊！”
“我要是当事人也就不会那么沉重了。”
“看了材料，我想力争个监外执行还是有把握的。农民嘛，没有什么影响的。”
“是啊，也不能再怎么样了，农民嘛。红也罢，黑也罢，都是种地吃饭。”
“你太沉重了。”
“哪个来告诉我一个不沉重的办法吧。”
“来当律师，当三年，你就觉得过于沉重也没多大意思，于事于世无补的呀！”
放下电话，我想梦中预兆的事完了，头痛也轻一些了。其实我也不是个事事处处都显得那么沉重的人，只是这么多年来，故乡村子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叫人轻松的事情。
想到街上逛逛去了。想到文化宫去打打桥牌，或者找几盘录像带回家放一放。一句话，轻松一下。
正穿外套，办公室的门响了。好像是被敲响了。敲门声很轻，很犹疑。我叫进来，却没人进来。
“哪家的孩子吧。”同事说。
“不是小孩。”拉开门果然不是小孩。我虽有所预料，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是勒珍。“老乡来了。”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事说。
勒珍一进门，就用头巾捂住嘴哭起来了。同事回避了，她才哭出声来。
“听说你把你大表哥救出来了。”
我说我怎么能救他，法律无情。她说村里人人都知道了你给他弄了个判了刑却不坐监狱。“给我家歪嘴也弄个一样的吧。我求你了。他的亲弟弟也不管他了。当年歪嘴是怎么样供他上学你是知道的。”
“他弟弟就是办这种事的，你叫他怎么去管啊！”
“你救救他。”
勒珍“咚”一下就跪在我面前了。我赶紧把她扶起来，坐下。她老了，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可能是歪嘴进了监狱的缘故吧，她的脸色憔悴，眼袋下垂，像那些老年妇女松弛得一塌湖涂的乳房，脸上再也找不到一点点当年那个美好的影子了。
“试试看吧。”
这个女人，和同一个案子中的三个男人都有过感情纠葛。生活的新的创痛与困苦使旧有的伤痕很快平复了，和她的美貌与真情一齐变成了过眼云烟。她唠唠叨叨向我哭诉了许多。五个娃娃，两个是黑的，年年得交好几百元的罚款；歪嘴打猎，又因猎杀保护动物，罚款，家家都修新房，都占了地，偏偏他晚修，占了地，罚款；买了一台拖拉机，漏交养路费，又被罚款。
我问：“他以前盗伐过木头吗？”
“有过，还被抓过一次，拘留了半个月。”她说，“他态度好，啥子事情都交代了。国家政策也懂，坦白从宽。”
我想说：“这下完了。惯犯。”但终于忍住没说出来。
我给她一条烟，要她探监时捎去。她千恩万谢收下。我问：“觉巴这几年还那么多瞌睡吗？”
她的神情却更加凄楚了：“可不是吗？瞌睡刚醒，就给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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