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清姐弟俩虽然是在传统的中式教育下长大，但由于方妈妈是上海某中学的英语教师，从小在母亲的督促和熏陶下，姐弟俩的英文水平都比同龄人好。方清也很喜欢学英文，他们家里的书架上，我曾看见过，摆着许多英文原著作品。母亲让姐弟俩先从简单的、有意思的作品读起来，诸如《海底两万里》、《小王子》、《鲁滨逊漂流记》等等，慢慢地随着知识的积累，思想的成熟，他们才会被要求读一些相对晦涩的作品，诸如《老人与海》以及马克·吐温的小说等等。方清大学的时候跟我说，在这些英语文学作品中，他最喜欢莎翁的戏剧，虽然他也常常弄不清楚其中一些古老英文单词的意思，但这些戏剧的内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怎样，方清的这段学习经历给他去英国留学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
方清去英国学习哲学这件事，整个家族里，只有姐夫陈国立鼎力支持他。这不仅仅是因为陈去英国留学过，更因为当时只有他意识到了西方哲学这门学科对于建设祖国的重要性。而别的人基本只从短期实际利益方面来考虑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上面说过陈国立虽然学的是工科，但他一直对西方哲学充满了兴趣。在英国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其实祖国最缺少的，也最应该向西方学习的，不只是西方的科技，更是西方哲学中所体现出的思|辨能力以及批|判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独立思考”和“不为外力屈服”成为哲学追求的两大重要品格，这点，斯宾诺莎是最好的典范，罗素曾在《西方哲学史》中这么评价他：若论才智，有不乏超过他的人，若论道德，则无人能及。说到底，比起哲学家们给出的现成答案，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我们也要注意的是，近代以来西方科技之所以取得了这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根本方面来看，恰恰就是西方教育中所具有的怀疑和批|判精神的引导。说白了，像我们古代“八|股|文”这样严格的教育体制，除了培养一个又一个只知道维护社|会|机|器的螺丝钉之外，根本不能激发出人的创造潜能，因为它否定了思考，否定了人的批|判和怀疑精神。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件事。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实行多年，自从中|央抛弃了文|革的错误方|针后，全国人民都鼓足了干劲，开始风风火火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上海作为当时首先开|放的沿海龙头城市，自然最先受到外来物质和文化的冲击。那时候，像陈国立这种喝过洋墨水的人从全国比例来看虽不是很多，但绝对数量也不容小觑。当然，这种国际型人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其实很早就开|放了，只不过那时候是被动、屈|辱地开|放。东亚文化，尤其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到了近代初期，越来越僵化，越来越缺少开|放性，对于外来的东西，也越来越缺少一种好奇心和关注度。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我们可以推测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小农经济本身的封|闭性质决定的。因此，像日本一样，在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时，中国刚开始所持的态度是封|闭式的，采取的政策是锁|国式的。在亚洲，只有日本明|治政|府最早意识到了存亡的危机，他们估计了当时的日本形势，随后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派遣大量的日本留学生到欧洲学习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以及人文制|度，这些改|革使得日本从江户幕|府时代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起，变成了强大的现代工业化国家。
中国自一八四零年鸦鸦|片|战|争伊始，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当时的清|政|府已危在旦夕，江河日下，根本招架不住这些外来侵|略|者的先进武器，祖国一步步地沦为列强手中待宰的羔羊。那时候，国内局势严峻，到处烽火狼烟，连年征战，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手中可掌控的权力越来越小。为了挽救政|治和社会危机，掌|权者们也开始效仿日本，实行各种各样的改|革。像日本一样，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也是学习西方，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这就是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跟读者详细解说这段历史，这些资料在历史课本中随处可见。我的用意是希望借助这段历史来理解一个人，借助这个人来反思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这个人就是——严复。
在梳理中国西学东渐的这段近代历史时，我们不会忘记严复——这位被当时的西学名流尊称为“西学圣人”的人。关于严复，我们最为熟知的就是他翻译的几本书，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当属《天演论》。严复生在清|朝末年（1854年），死于民|国初年（1921年），可以说他们这一代人，亲眼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覆灭和另一个时代的兴起。本来，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历史上总结出来的规律，个人本无可奈何。可是甲|午|中|日|战|争|清|朝的战败，还是让许多国人受到了不小的刺|激，从这之后，“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风气开始遍及全国。而在这之前，自洋|务|运|动开始，我们中国人所热衷于探索西方的目的，已经开始变得真正明确起来，这个目的就是富|国|强|兵。而严复的《天演论》无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翻译过来的，他的翻译，包括别的译作，在当时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很明显的理由是他在书中强烈表达了国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所希冀的“富|国|强|兵”之目的，而对于西方哲学中纯精神性和思|辨性倾向的内容，严复带着有色的眼睛，不是歪曲了它们，就是直接过滤掉了它们。实际上，他的书也确实起到了他想要起到的效果，确实激发起了当时国人的爱国热情以及救|亡|图|存意识。
严复的译作，成为当时的一种全民热潮，很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文化长久以来所具有的实用性品格——重功利、轻精神。当然，你也许可以说这是当时的形势所逼、不得不为。可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和|平|建|国这么多年，外来的侵|略早已退去这么多年，直到如今，国人依然认为，物质性的需求远远大于精神性的需求，物质的重要程度远远大于精神的重要程度，因此我们读书，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精神性需求，而是为了功利性的目的——或钱或权或名等外在利益。我在上面提到的我家远房亲戚李少华的悲剧故事，就说明了这点。
可以说，我们今天仍然走在严复开辟的道路上，这是他的历史功绩。然而我还是认为，自严复之后，不，应该说自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一直都没有大的改观。严复无疑是这场浪潮中最显眼的浪花之一，除他以外，我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蔡元培等等。
如果有例外的话，周国平先生认为这个例外是王国维。关于这段历史，以及纯粹哲学的问题，他的那本《中国人缺少什么》的精彩著作中，已有过详细的讨论，故不复述。
陈国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去英国留学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末了。陈父原本是上海一所中学的数学老师，那所学校正好也是方清母亲工作的学校，所以早年间他们俩一直是同事。改|革开|放之初，到处都是下海的人，很多人开始走出国门，去国外经商或学习，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之一。陈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不愿意一辈子呆在那所学校，他和他妻子，也就是陈国立母亲商量后，便从学校辞了职，下海经商去了。
辞职后，陈父先是去了广州和深圳，盘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店面，刚开始做一些服装外贸的生意，后来生意有了一点起色后，他将店面不断扩大，手下的员工也不断增多，订单的数量也随即多了起来。不得不说，陈父的确很有生意头脑，特别会注意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这让他在经商的过程中积累了广泛的人脉，事业做得顺风顺水。很快，他就靠着这个店面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回上海后，他用这笔钱，创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几年后，成为当时上海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陈父的经历的确成了那个时代成功人士的典范，许多下海经商的人，都抱着马上能一|夜|暴|富的心态，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最后也确实达到了他们最初的目标，他们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面对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那些勇于改变现状的少数人，才能抓住转瞬即逝的良机，才能最终取得一番成就。
也就是在那时，陈国立刚好高中毕业，由于家底足，他父亲想都没想，就送他去了英国留学。在选择专业的问题上，陈父陈母对他的要求很明确，必须学一个回国后能派得上用场的专业，也就是所谓的理工科专业。其实他对人文社科，尤其是哲学感兴趣，可是在当时举国强调学习数理化的热潮下，陈国立别无选择，他知道父母不会同意他去英国学习哲学。
在当时，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陈国立，他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本心，顺从父母和社会的要求，选择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如今，这样的事仍在发生，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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