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了！不得了！...”
1898年5月初一个阴雨的下午，湖北武昌棉纺厂顶楼棉纺厂的会议室内，一群人正容亢色地按身份依次入座。这是场秘密会议，没有安排人员做记录。为防止机密泄露，室内门窗紧闭，与会人员敛容屏气，谁也没敢交头接耳，气氛显得十分凝重，安静得只听见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身份最尊贵那位会议主持人来回踱着步，嘴上反复焦虑地说着：
“不得了！不得了！...”
“这个康有为真是岂有此理！本督这次真是着了他道了！小人，坑杀我也！”张之洞和在座的人抱怨着。
这次会议正是张之洞主持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与会者都是这位湖广总督的重要幕僚。主要讨论的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政治混乱的问题。现在政局到底会往哪个方向发展，连老练的张之洞都吃不准了，他急需和这些幕内高参们研究一下对策。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1895年清日战争中大清国战败，不但要赔付大笔战争赔款外，还不得不割让台湾和辽东给日本。《马关条约》的签订掀起轩然大波，全国一片反对之声，李鸿章被认定为卖国大汉奸惨遭口诛笔伐。在某些朝臣的策动和带头下，一众在京的举子们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朝廷变法图强，但于时局也没产生什么实际作用。虽然表面上朝政方面依然如旧，但一场更激烈的运动正在朝廷内部酝酿着。
拐点终于来了，在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巧妙”安排下，俄、德、法三国也不愿意让日本独占了好处，开始联手介入，迫使日本不得不放弃辽东。大清国为了要回辽东，额外支付给日本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
可吊诡的是，1897年12月5日，德军又以“巨野教案”为由，强行出兵占领即墨，俘虏提督章高元。德国态度十分强硬，即便朝廷惩办了“凶手”也不愿撤兵，反而强迫清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强占了青岛。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教案处置不当被朝廷调往四川避风头。之后，俄国又借口依《中俄密约》有责任帮助清国抵御德国，便又出兵强占了旅顺。这一来事情就尴尬了，本来清廷是想着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拿回辽东，就算多赔日本3000万两也无所谓了，哪知请走了豺狼反倒引来了熊虎，非但没能拿回辽东旅顺，反倒把胶东青岛赔了出去。俄、德、日都在清日战争中捞到了数不清的好处，大清国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真是吃亏之后再打骨折。
之后，法国也不甘寂寞，非要强租广州湾，英国也不失时机地提出关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利益问题。全国上下无不咒骂李鸿章“汉奸误国”，只有慈禧太后出于政治需要的考量，硬是保下了李鸿章没让他被彻底赶出朝廷中枢。
在大清国内正掀起爱国图强的风尚热潮之时，遥远的欧洲也衍生出了抵制“黄 祸”的歪风邪气。欧洲人一直都很鄙视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是“黄色的祸端”。清日战争后，日本一战成名，黄 祸论转而又把日本列为黄 祸之一，日本“脱亚入欧”的梦想遭到重挫。之前清日因仇恨而被忽略掉的“兴亚论”在两国共同的战略需要下又开始抬头，两国的各界“志士”们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仿佛一夜之间便“恩仇尽泯”了。“中日合邦”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对此种论调，京中官员有暗中支持的，也有嗤之以鼻的。
失掉胶东和旅顺后，包括帝后两宫在内，举国上下皆被列强打醒，朝廷开始主动要求变法图强了，准备物色人才引领新政。刚通过科举会试取得了工部候补主事的康有为通过办报纸和办学会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对社会各界甚至皇宫内的帝后都产生了一些影响力。一时间，朝廷中各大员皆有意拉拢这位名声大噪的南海康先生，以图利用他在接下来的新政博弈中谋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敏锐的张之洞当然也出手了，为了和康有为搭上线，他也指示一些幕僚加入康的强学会，同时也给予了康先生相当多的经济支持。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谭嗣同和陈宝箴在湖南主办的南学会，以及张之洞门生杨锐和刘光第主办的蜀学会相继开办，因康有为最为出名，所以但凡涉及“新思想”的就被一些不明就里的官员称为“康学”，“康学”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
在开办学会的同时，康有为自己也在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孔子改制考》，同时联合在京各界人士，以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等为基底，再统合成一大会，名为“保国会”。4月17日，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发表了他一生中十分重要的公开演说，保国会在京宣布正式成立，并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其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有人评论保国会已初具西方政党雏形。如此一来，传统的社会思潮受到空前冲击，全国上下政治思想产生了分歧，各派系利益纠葛不清下政治形势反而越来越混乱。到底改革会怎么走？谁也吃不准。一时人们皆以为朝廷的改革将会以“康学”为指导思想来进行。
可是又有人仔细一琢磨，发现康学本身就充满了各种矛盾，康有为既然宣扬“保教”，又要提出“废科举”，不知是为何意？此外，康有为还公开声称要废除现行的纪年改用孔子纪年。改年号这事往小处说会引起行政办事上的诸多不便，往严重了说就是有“反意”。朝廷改革已经是帝后和朝臣们的共识了，托孔子改年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接下来改革这条路该怎么走，着实是让人糊里糊涂。
这种混乱局面引起了不少朝廷大员的担忧，纷纷请旨取缔保国会，可不知为何皇帝偏偏就不愿意，执意把这事压了下来，指示和保国会相关的所有文书和消息都禁止报给太后，既然太后和皇帝都有改革的共识，为何他要在这事上对太后隐瞒呢？保国会默默地在水面下生存着。京城里到底刮的什么风，没人能吃透。
到了5月7日，朝廷接受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建议，急召张之洞入京，意图实施“五贤议政”[注：体仁阁大学士徐桐、闽浙总督边宝泉、四川总督李秉衡、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张之洞虽有点不太情愿，但也是火速出发进京，但行至上海时却得到京城消息，户部尚书翁同龢上奏云“湖北沙市发生教案，张之洞不便离开”。
果然，张之洞刚踩在上海地面上的双脚还未站稳，便接到了朝廷谕旨云“张之洞暂缓进京即刻返回湖北，待教案处置完毕再议”。朝廷意图一日数变，张之洞悻悻然返回武昌。一如翁师傅所奏，张之洞刚到沙市，就有紧急报告称“辖区内更夫和当地船帮火拼导致日本人宅邸被火烧毁，日本方面情绪很大，要求当地政 府查处罪犯和赔偿损失，同时日方派遣高雄号和諁城号两艘军舰溯江前往沙市施压”。
更夫为何与船帮火拼？何来又焚毁了日本人宅邸？联想到众多在教案上栽了跟头的官场同僚，张之洞不得不硬着头皮谨慎处理。
政局阴晴不定，李鸿章虽然还在朝廷“任职”，但因“汉奸”行径而遭全面排挤，靠边站了。朝廷的顶梁柱恭亲王奕忻却在此时轰然病倒。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搭上所有的政治前途，张之洞为此极其焦虑，不得不赶紧召集幕僚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接下来该怎么应对。
“这天杀的康有为！二十一年秋在南京时，本督就苦口婆心劝其‘议论宜平正，做事勿夸张，讲西学得其益，无流其弊，乃有用。’可这斯非但不听，反倒变本加厉！在《强学报》上呼吁什么素王改制[注：尊孔改制，孔子被敬称为素王，康有为自称长素，自诩比孔子还强；]！竟想废我大清纪年改孔子纪年，名为尊圣，实为轻慢！现在又捣鼓什么保国会，他就不能消停一会吗？”张之洞愤恨不已发着牢骚。
“去年我与康有为在上海会面时和他说过‘君才如此，宜恭谨逊顺，乃能有济。’可实际上他却是背道而驰。当初香帅锐意进取，急需人才佐之，是我代为引荐的康有为，如今造成这种局面也是我识人不明啊。”梁鼎芬不无苦恼地说。
“这不怪你，是康有为这鼠辈藏得太深，心机太重。当初觉得其著书《新学伪经考》似颇有新意，后来才知原是廖平之著说，康偷偷拿了去用，廖平宽厚不予计较罢了。真是小人，小人！卑劣无耻至极！”张之洞继续骂着。
“去年年末时听坐京报告说皇上想按翁师傅的建议召见康有为，幸被恭亲王劝阻了，改由总理衙门诸大臣代为问话。年初三，康有为到了总理衙门也不知具体被问了什么，总之重臣们评价此人是‘狂甚非常’。”辜鸿铭说道。
“嗯，听说当时荣相还提示过他‘祖宗之法不能变’，其回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殊不知，荣相谓之祖宗之法乃是满汉各族平衡之法，在此千年未逢之变局下轻易打破平衡，后果将不堪设想。此节在大清只能意会不可明论，即便是荣相也不能画公仔画出肠地对他言说。略以祖宗之法提示，可惜康有为还是没明白。”梁鼎芬补充道。
“他根本不是考虑的大清，他只是想通过变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尤其是最近康有为还和小站新军的袁慰亭频频接触！都说他的新军战斗力强，要是袁慰亭被“康党”收买利用了在京师突然发难可是不得了啊！汤生曾进言劝说‘康有为人品鄙劣，计划虚夸不实’，劝我远离康梁，可当时本督还错怪汤生不懂中国政治，此番落入困局，真悔不听汤生言啊！”张之洞懊恼不已。
“大人，现在懊恼已是无用，还是早定计策，明确态度，和康有为撇清关系为好。康有为以爱国图强为号召纠合不少学人官宦至其旗下，我们不得不防。法兰西思想家德尼·狄德罗曾说过‘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康党’的言行不一已露苗头。汤生认为，‘康党’所为不过是举爱国之号而行夺权之实，其《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中所谓的‘开制度局’无非就是要将天子孤悬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罢了，又勾结日人鼓吹什么‘中日合邦’。其他朝中重臣想必也早已看穿。此人政治手腕极其幼稚，所作所为无非是法兰西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主义’之拙劣仿效而已。若以康学为主导，此后定会被歹人所利用，只怕到时不是自强强国，而是强了他人之国。”辜鸿铭说道。
“汤生可有良策？”张之洞谦虚地垂询道。
“依汤生之见，香帅也不必过于担忧，现如今于我方应有两手准备，一是明正思想，明确态度。可考虑另立一大大区别于‘康学’歪论的正理学说，向全国发布雄文，将纷乱的社论思潮重新引回正路。也以此将自己和‘康党’割席，划清彼此界线，避免被‘康党’拖入政治泥潭；二是抓紧做好武斗的准备，万一内外局面失控之时我们还有足够强大的军队做筹码以扭转乱局。”辜鸿铭条理清晰娓娓道来。
“嗯，汤生所言极是，湖广当即刻筹备应对。”张之洞点头称是。
“虎臣，咱湖北新军目前情况怎样了？”
张之洞转头问计正襟危坐于右侧的张彪。
张彪，字虎臣，生于山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18岁便考中武举人。其人生性率直、好行侠仗义，在一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中，无意间搭救了正往山西接任巡抚的张之洞，因而深得张之洞赏识，并视其为心腹己出，是张之洞办工业、兴教育、练新军，开展“洋务运动”的得力干将。1896年，张之洞以“湖北居长江上游，会匪出没，武备尤关紧要，第鄂省财用支绌，无力招延洋弁”为由向朝廷奏请，将南京自强军中已经练成的原江南护军前营500人调赴湖北，以这500人为班底，将他们分成前后两营，以张彪、岳嗣仪为两营管带官，德将贝伦司多尔夫为总教习，参用德国军制，募勇补足两营额数，编成湖北护军。计有弁勇1000人、马100余匹，此即为湖北新军，由张彪任统率，世论称其为“中国近代陆军第一人”。
“禀香帅，湖北新军目前整备顺利，新购德式马克沁快炮也陆续到位，7寸野炮略有耽搁，但无大碍可以按期运抵。弹药方面汉阳厂已能稳定生产。相比北方以勇著称的袁慰亭小站新军，我湖北新军无论军官士兵皆通晓文字，人人皆可操炮，个别将官甚至通晓西文，文化素质之高远非袁军一众农民兵可比。若是两军对阵，其虽勇，却未必是我军对手。董福祥之甘军、聂士成之武毅军更是不在话下！”
话语不多的张彪明明白白向总督大人报告湖北新军的情况。
“好！虎臣干得好！湖北新军交你我放心！有军队了就要筹谋调兵遣将，湖北离京师甚远，恐出事时鞭长莫及，最好的办法还是依托铁路运兵运粮。早在本督调任湖广任上之时，朝廷便计划修建芦汉铁路，时至今日却依旧难行。善余，这芦汉铁路目前什么情况了？”张之洞问陈庆年，善余是陈庆年的字。
“禀香帅，早前连续数年的建设方案已经全部考察完毕，线路基本确定，也按照香帅要求绕过开封改在河道相对稳定的郑州建车站，按计划本应于年初开工，但现阶段进展略有阻滞，不得不暂且押后。实因早前俄法德三国在辽东、山东以及广州湾都取得了巨大利益，英国也向朝廷提出长江流域的利益要求，以至于芦汉线因英国干预导致资金问题进展不畅，若待问题解决估计要到年底了...”陈庆年的语气略显无奈。
“唉呀！怎么搞的！早叫下面速办速办了，一直拖拖拉拉，好嘛，这又遇到英国的阻力了！也罢，京城的大人们都不知铁路为何物，没有他们的支持你们下面也不好办。总之，关乎国家大事，本督再着王雪臣[注：王秉恩，张之洞幕僚，主要负责财政和洋务相关事务；]助你，你们得督促着赶紧把事情办了，勿要再另寻借口，推三阻四拖延开工。”
对于芦汉铁路开工的拖延，张之洞不无遗憾。
“香帅，现下局势混乱，有必要加强一下京城的内线布置，我们安排的坐京不足以全面覆盖，内宫方面敬事房大总管李莲英那边有钱就好办事，朝上有杨锐、刘光第他们在也无大碍，唯独这民间一环尚未安排打点，不知可否寻觅一二可靠之人委托其为坐京，使我们可以全面掌握京城动态？”梁鼎芬问道。
“言之有理。嗯，对了，我想起一个人来...”张之洞抚须点头若有所思。
“香帅所指莫非是利通行之人？”辜鸿铭神秘地笑道。
“不愧是博古通今的大才子辜汤生，一下就能猜中本督所思所想。本督所指正是那利通行的郑老板。自本督在广东离任，一别未几年却忽觉其利通行已是遍地开花，更听说其打造了一张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贸易网络，有网络便有信息，有信息就能聚财，看来这广东人确实长于商业，如此时局之下生意居然还能蒸蒸日上，本督真是要向他们好好学学才行，免得被人说我贵为一方封疆大吏却每年都要靠典当自己的皮箱过年。此人名声颇佳，若能延揽其为我所用，必是宝刀遇良将，事情将无往不利也！就这么定了吧！节庵先生，在广东时就知你与郑老板关系不错，能否拜托你和蓉生先生一起不辞劳苦代本督前往游说？其在北京办事所需资金一切好说，本督可以担下！”蓉生是张之洞幕下另一大学者朱一新的名号。
“必不负香帅所托！节庵即日便安排启程南下。”梁痛快应下。
......
会议至入夜方才结束，人们顶着绵绵细雨悄悄地离开了棉纺厂。若干日后，一部名为《劝学篇》的宏篇巨著悄然问世，其著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令社会各界耳目为之一新，一时间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众口相传。散乱无章的社会思潮似乎又有了重新聚合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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