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辈的婚姻会因一纸婚约板上钉钉，无论这途中他们过得幸福与否，即使谈不上幸福，就是普普通通安安稳稳的的过下去，这已经是他们最好的一生。我看到过太多不安稳的婚姻，但两个人也会凑活过下去，那时候可能还没有”离婚“这个词吧。或许有，但可能更多的是他们不想，他们把日子想过下去，能过下去，这是他们的信念。这一辈人的信念很坚定，我的父母亦是如此。到我这儿，就发生了病变。
我 ，黄庆。一九八六年出生于北方一个贫瘠的的农村山里头，当年的一九八六年，听我的父亲说，当时的家里还是很难过得下去，即使家里就我一个孩子，但多了个人就多了张嘴，但幸运的是，我的父亲 ，黄勇为，小时候一直跟着他的二叔，也就是我现在的二爷一直学木匠，瓦工。这成为了解决家里头困难的一条出路。印象中，他瘦瘦高高的，黝黑的皮肤和他立体的五官很相称。但回过头看看被我的母亲撕成两半的结婚证，黑白的结婚照片，照片上的黄勇为像一个书生，用现在的眼光看，更像一个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干净而又立体，精神抖擞，像我们河湾附近刚被暴雨冲刷过的白杨树。不论怎样，我都得接受黄勇为是我的父亲的事实。这是我对他最清晰的记忆，因为此后的记忆随着他长时间的外出打工，背着他的木匠工具，还有一个我的母亲准备的特别大的牛仔背包，里面是发硬的床单被褥。这就是此后对他的仅存的记忆。
山里头没有路灯照明，只有天上的月亮和羊圈里羊的眼睛是亮的。没有山歌和乡亲之间的吆喝声，那种温度在这座山里头的没有升起来。黄勇为每次走都是在夜里走的。所以对他的记忆就是像夜里的树影一样模糊，我后来慢慢的长大，在他和我的母亲的一次争吵中我认真地问了他。
我：你们俩会离婚吗？
黄勇为：你只管好好读书就是了，我会抚养你长大的，你不用管其他的。
我：所以还是会离婚的对吧。我妈会像电视上的那样离开我们，对吧。
黄勇为：我不知道，反正我会管你的。
我：离婚不好玩，我觉着你应该能比我想的更加全面。
黄勇为在给派出所打电话，他用蹩脚的普通话告诉电话那头的人，家里头有人受伤，我们要离婚。这就是黄勇为的原话。他忘记了受伤应该要打120.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他当时首先·想的是要离婚，还是救人，因为我的母亲一气之下割破了手腕的血管。母亲是一位典型的有血性和智慧的北方女人，所以她做出这样的举措我并不奇怪，我只是心疼她。最后什么人都没有来。母亲割破的血管被我的奶奶用土炕里面的草灰止住血，然后用头巾绑住，然而婚没有离，这成为了一场我印象中闹剧。我没有成为离异家庭的孩子，我没有很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就是越来越替我的母亲不值。在这一纸婚约中，女侠一样的母亲，也成了让我怜惜的小孩。此后他们俩之间出现的各种争吵，我逐渐和这种日常达成了和解。是因为我可能逐渐理解了外婆当时说的那句“夫妻就是打打闹闹一辈子”的话。也或许我解答不了这中间的谜，所以用这句话来挡刀。但同时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到现在还是在一起生活的，日常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会在某一刻让我觉得我是个有家的孩子，也让我愈加强烈感受到他们这代人的信念感。有人说父母这代人对婚姻的坚守并不是多少的信念感，而是在和生活打交道的这些年来，他们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他们面对现实的这种无力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两个人总要比一个人要好吧。
是吗，会好吗？
26岁，我，黄庆，结婚了。山里的神明没收了那个少年的胆怯，山里的雾气也开始慢慢的褪去，我犹豫不决很久之后决定和睡在我旁边这个女人一起走下去，而这个“犹豫不决”就花掉了十年；我想让我的26岁开始轰轰烈烈。前十年的犹豫中有勇敢中裹挟的稚嫩，有成熟之后的胆怯，有突如其来如麻绳般的顾虑，有上一辈人给我的深刻教育，还有，我爱她。
26岁这一年的三月，我举办了婚礼，我从厦门在一月中旬回去了老家一趟。是被家里人招呼回去的，其实很早就想回去了，我就是这样，喜欢把一件事儿放在心里，当做盼头，“回家”这个词在我心里是有分量的。所以，一月中旬我回了家。我也不知道，如果黄勇为不招呼我，我什么时候回去我也不知道。总之现在是已经回去了。山里的空气很好，我在回乡的路上中途决定临时下了这趟客车，决定先去市镇的街道。
18岁成年的那年走出家门的，生日是十一月份，走出家门的时间是八月，所以当年走出家门的时候明确的来说我还没有成年，我只是在门缝里看到母亲的双膝跪在那张祖传的木桌子面前用无力的眼神的看着我的父亲黄勇为。争吵的原因是因为我，门缝里传出来的声音被压的很低，父亲被压低声音说出来咄咄逼人的话语让我立马选择逃离，选择不听我认为是我当时聪明的决定。而当时至于母亲跪了多久，什么时候起来的，最重要的是父亲后面说了什么，我都没有去听。我只知道的是我母亲的这一辈子有一点难。而这种道理的明白我在十岁就已经懂了，我早早明白这种道理的代价就是自己青春期的发育，暂时用”不健康“来表达吧；近十八岁年纪的我 猛增莫名的羞愧感和荣誉感，这是莫名奇妙突然而来的，我直到现在都很厌烦这种突如其来的莫名的感觉，这种莫名其妙能让我心里头乱糟糟。
站到镇里的街道口，基本的建筑设施没有太多的变化，人变少了，老人多了；这应该是好事儿，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我其实也不知道。已经是晌午头儿了，有的铺子里头已经有了油烟往外冒的踪迹。我在找当年给我算命的那个先生，我记得当年他是在一个买棺材的铺子旁边，当时要走的时候去找过那个算命的，当时看到隔壁的的木匠哼哧哼哧的用刨子一遍一遍的打磨木板。第一反应是想到我的母亲，我知道在现在看来这有些荒唐，我能给出的唯一解释就是当时觉得母亲的日子太苦，我怕她自己都承受不了这种苦日子，直白的说我怕她死。而事实证明贪生怕死的是我，我的母亲比我想象的远远要勇敢太多。当时走进棺材铺隔壁的算命先生的屋子里头，一股比较重的臭脚丫子味道的烟草味，记忆犹新的原因是，在后面的日子里我治疗鼻炎好长时间。我不能说全部因他而起，但至少脱不了干系。自小是山里长大的，关于神灵和庙神的话听多了，人在无聊至极的时刻和要改头换面的瞬间是会做出很多很多出乎意料的事，而我是前者。在很多时候的寺庙举行大典上，某些变化的神奇出现，的确无法科学的做出的解释，曾经问过我的父亲黄勇为关于这种奇妙的出现，到底是神灵的指导，还是认为的装神弄鬼，黄勇为第一次并没有理会我。第二次的回复是因为母亲突然间的中风，黄勇为拿着香去庙里磕了头，对着眼前的佛像乞求我母亲的病情赶快好起来。第一次看到黄勇为这样虔诚；我替母亲的眼睛记住了黄勇为的举止。后来母亲的中风的病情也的确好了起来。我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作用还是神灵的保护，当然我更相信是黄勇为的人性大发的虔诚。
而当年去询问算命那人的原因，也就想在离开这儿之前找一份心安。十八岁，我心平气和的进去的，是嚷嚷着出来的；脸色不好的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看了我的眉宇和手相之后告诉我在20岁之前可能要在庙宇之中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甚至告诉我的母亲的多半的伤病和我命里的运数有很大的关系。无论的是否将来会不会将来发生这些事，当时听到这些话后身体从下而上涌现的羞愧感和难以接受让我对眼前的这个人厌恶至极；是我害怕了，如果他说出与我母亲不沾边的任何东西我都会用平静的心态接受或者是点头示意接受，将所学的儒家大雅风范赠送。但当他说出关于我的母亲的灾难，我只记得当时在大喊他荒唐和装神弄鬼，最后被人家赶出来。这就是我在18岁之际要离开这片有我信奉神灵的土地上的最后一幕。
如今回来再次寻找他，就是要看他是否还活着。这些年，我一直夹紧尾巴做人，事无巨细习惯的坚持有受他当时那些话影响；如今站在这里，我无法找到当年的那家店铺，我还能找的到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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