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竟然为昔日的冤家说情，这一反常之举立马引起了成帝的怀疑。他立刻下令进行调查。王立做贼心虚，竟逼令儿子王融自杀以灭口。这样一来，成帝更怀疑其中必有大奸，下令逮捕淳于长，下狱追究。淳于长终于全部承认自己“戏侮长定宫，谋立左皇后”的罪行。按照汉朝法律，此乃“大逆”之罪。成帝立即下诏，将其诛杀于狱中。之后王莽派人杀掉世子淳于酺，家属则被赶出京师。而王立虽然保全了自己，但是成帝对他也丧失了信任。加上丞相翟方进弹劾说：“红阳侯王立，狡猾不遵正道，请求将他逮捕，关进监狱。”成帝说：“红阳侯是朕的舅父，我不忍心让他受法律制裁，遣送回他的封国。”于是，翟方进又上奏弹劾王立的党羽和密友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他们都被免去官职，和以前的光禄大夫陈咸一起回归原郡。而王立一倒，王莽前进路上基本没有了障碍，他也不敢相信，原先只想扳倒一个淳于长，还顺带着把王立办了，这简直就是双喜临门，还带买一送一的，他的内心十分感激淳于长，可能这就是上天派来帮他的。
王莽在经历了早年的种种不顺之后，好运终于随着时间一点点的到来了：他陪着他的姑妈王政君，耐心地熬死了那些个叔叔们。十四年后，整整过了十四年后，绥和元年，时年三十八岁的王莽终于就任大司马大将军，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当时王根病重，举荐王莽代替大司马之位，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王莽终于大权在握，他执政后，仍然克己不倦，招聘贤良，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倒更加俭约。王莽的寡母生病，达官显贵和他们的富太太纷纷前往探望。他们惊恐地发现，那个穿着粗布衣服，到处端茶送水的老妈子，竟然是王莽的正妻。——如果你要说贫寒时候的道德高尚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那么王莽发达以后的一如既往，就真正值得称道了。
不过上天好像喜欢跟王莽开玩笑，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汉哀帝的祖母定陶王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家族开始得势。王莽给师丹腾位子，被罢官回家。回家以后，王莽惧祸避灾，闭门谢客，力求低调。但是，他的儿子却一点都不低调，失手打死了一个奴婢。当时，奴婢只是主人的一种私有财产，即便官司打到了皇帝那里，也只是赔钱罚款。但王莽却以至圣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家人。国法不管家法管，他硬生生地把他这个儿子给逼自杀了！这两件事，王莽到底是出于真情还是假意，柳九不知。但即便是作伪，是为了在世人面前扮清高，事情做到这个份上，狠辣程度也远非常人所能及了。诸位不妨试想一下，易地而处，你要是王莽，这种事情你是不是能做得出来？就这样，在那么一个道德沦丧的年代，王莽凭借着这些“出格”的举止行为，成为了人间的一股清流，人无我有，人弃我取，王莽他真正能唬得到人的，一直是他的德行和操守。当他正直到了一塌糊涂、无可指摘的地步，和他做朋友就简直成了每个人的光荣。认识的不认识的，交情深的交情浅的，每一个人都恨不得对王莽掏心掏肺，他的德行和操守，彻底征服了世人。
王莽隐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期间，许多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没有恢复其官职。
不过好运气终究还是会到来的。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后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于是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两人于是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王莽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一致拥戴。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都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王莽的能耐就在于，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棵足够大的树。在大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根足够深、冠足够密，根本就不怕风。对待反对者，王莽以异己诛之；对待不合作者，王莽以财富禄位塞之。终于，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直至消失；追随者的数量越来越多，裹挟天下。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王莽于是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要事务。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
时间还是将王莽改变了，他不在是当年初出茅庐想要仗剑屠龙的少年，他已成为恶龙，不过他还是没放下当年心里勾画的美好蓝图，是呀，他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全新的政权，将一切推到重来，只不过他没意识到自己的变化，但在柳九眼中，他已经开始变化，果然，无论是谁，都逃不出烂俗的权力。
柳九本事通天，只要他想，自然能帮王莽解决更多的问题，就像当年帮他主人一样，只不过自从他主人死后，他就很少再去掺和世事，即是因为答应了它的主人，也是因为他懒，只不过因为对王莽有些欣赏，再加上王莽对他也是极为尊重，而且也为了找点乐子，所以也就帮了他几次，但对柳九来说，只要没人打扰他，他也懒得去管府外的事，自从王莽大权在握后就很少登门，期间也透漏出招揽柳九的意思，但被柳九拒绝了，但是王莽也经常会以个人的名义往柳府送东西，上到奇珍异宝，下到美酒名茶，王莽自身廉简，但对于柳九却极为阔气，柳九也不客气，送上府的东西也都照单全收，特别是送上府的美酒，省了他很多功夫，否则还需要自己出门去找寻好酒。
元始元年（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自己，他不顾太后的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大臣们不断向太后建议，王莽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始终拒绝接受封给他二万八千户食邑俸禄；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之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四辅平决”。
王莽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
王莽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会瓜分他的权力，于是将汉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封到中山国，禁止他们回到京师。王莽长子王宇怕平帝日后会怨恨报复，因此极力反对此事，但王莽不听。王宇与其师吴章商议后，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变主意，于是命其妻舅吕宽持血酒撒于王莽的住宅大门，然后想以此为异像，劝说王莽将权力交给卫氏。但在实行程中被发觉，王莽一怒之下，把儿子王宇逮捕入狱后将其毒杀。然后借此机会诬陷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自己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事件中被杀者数以百计，海内震动。王莽为了消除负面影响，又令人把此事宣传为王莽“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壮举，甚至写成赞颂文章分发各地，让官吏百姓都能背诵这些文章，然后登记入官府档案，把这些文章当作《孝经》一样来教导世人。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48岁，立长女王嬿为汉平帝刘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王莽逼自杀，牵连数百人，王莽之同党即上书说，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作八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锡之命。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
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而死。元始五年十二月（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遂立只有两岁的汉宣帝玄孙刘婴（即：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秉承群臣之意，叫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
此时王莽51岁，值公元6年，改元居摄元年。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安众侯刘祟发难，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次年，王莽派王邑平息了叛乱。
王莽的行止，似乎也不见得有多少过人之处，说白了，无非就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在王朝末世里，准确把握住当时人的道德需求；外加施点小恩小惠（还不用自己掏腰包，比如升官的时候，把朝廷的封赏拿出大部分来施恩于别人）。这些很难吗？不见得。但是，却也不简单。为了把握住每一个可能会失败的机遇，他浪费的付出不知凡几。而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标准大儒的过程中，他的痛苦更非常人所能体会。
这就是一个人的逆袭之路，既要认清时势与机遇，更要做常人所不能做之事。而且，王莽的要求还绝不是如此之低。谁都有那么几个喜欢加班给老板看的同事，但对于王莽来说，这种演技就太low了。要是王莽来演，他能做到不管老板在不在，天天晚上加班到九点。任谁不管什么时候到了办公室里，都永远能看得到他忙得焦头烂额的身影。戏能演到这个份上，真和假还重要吗？而且，行为固然真假难辨，但至少王莽的努力，是真的。出生时带在手里的那把烂牌，既是挫折，也是砥砺。最终，王莽以自己卓绝的勤奋、努力和聪明，把这手烂牌变废为宝，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蜕变，柳九知道，王莽他要称帝了。王莽即将迎来自己一生中最巅峰的时刻，巅峰到光芒万丈，力透千古。
西汉自武帝以后，朝廷上的大臣与学者，论灾异与禅让的风气颇盛行。时人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君失德的谴责。有在昭帝之时晆弘以及宣帝之时盖宽饶上奏禅位，更有哀帝之时听从方士儒生之言进行改元，但改元之后，西汉的衰运仍然没变。受灾异、禅让等观念影响的社会心理，为王莽进行代汉提供了条件。他一步一步走向那象征着权力巅峰的宝座，跨过了无数阶梯后，他终于到达了，他离他的理想，只差一步。
王莽大加利用那些声音，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王莽即新始祖，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时年54岁。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王莽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
但接下来，王莽的转变却又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他光怪陆离、让人咋舌的种种表演，让他从人生的顶端急转直下，直到最后彻底坠入深不见底的悬崖。也正是柳九早就知道的结局，楼塌树断宾客散。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同时，与民休息。从此，国泰民安。
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
而且王莽喜欢改名。各种地名，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基本上全部都改了一遍，有的还不止改了一次。为此，班固在修《汉书·地理志》的时候，只能在每一个地名下面附注一行小字，“莽曰XX”。对于王莽为何喜欢改名字，柳九当时也不清楚，最让柳九诧异的是，当时大汉朝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王莽觉得不完美，于是硬生生地凑了个西海郡出来（这里要多插一句，所谓的西海郡在今青海湖一带，当时是羌人的地方。王莽为了凑够一桌四海郡，强逼羌人“献”出了这块地方。为了让这块荒凉之地看上去像一个郡，他又强制移民，令大量的罪犯前去填郡）。在我们现在看来，王莽应该是有点强迫症，这还不算什么，王莽还不喜欢负面的字，所以把很多地名都改成了反义词。比如说，无锡改成有锡，东昏改成东明，亢父改成顺父。不过当时，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怎么破？王莽大笔一挥，北边的郡，统统改成填狄、厌狄、仇狄；西边的郡，那就改成伐戎、威戎、厌戎；东边的，就叫填夷；南边的，就叫填蛮。国外的也得改。匈奴单于要改成“降奴服于”，高句丽要改成“下句丽”。在柳九看来，王莽这就是个神经病，跟他以前主人一样。
改名其实是个小事，乱归乱，困难总还是能克服的。况且，王莽不光只改地名，他连官名也改。当官的都不说什么，你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好说的。在王莽所有的改制中，真正让他丧失了民心的，在于改币制。从居摄元年开始，王莽先后改过四次币制，老百姓的财产被洗劫一空。这里可能很多人不理解，那在下打个比方来解释一下：王莽的改币制，不是说从第四套人民币换成第五套人民币，而是某天突然宣布，从现在开始，以前的铜钱不能用了！我们要用一种三角形的钱！那就换吧。可刚换完，王莽又说，那个三角形的也不用了，要换正方形的！1个三角形换5个正方形！那就再换吧。没想到刚换完，王莽又说，正方形也不用啦不用啦，改用五角星型的！1个正方形换5个五角星！三角形的又可以用了，1个五角星换1个三角形！经过这么几番改动，天下大乱。大凡改币制，不管名义上如何冠冕堂皇，最根本的目的，其实就是一个，洗劫普通人的财富。因为普通人的财富，大多都是货币财富。也因此，在任何的改币制的政策环境下，最受伤害的，总是老百姓。
而老百姓的另一项财产——土地，则更是在王莽的改革中丧失殆尽，西汉末年，土地兼并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因此，王莽改制的初衷和目的是好的，就是为了解决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但王莽的问题在于他的改革目标太理想化：恢复西周的井田制。更为严重的是，改革方案又太轻率，几近于没有。是的，你没有看错，一项牵涉全国几百万亩土地、几千万人口，几乎全部税收来源的改革，完全没有具体的执行方案。事后来看，在王莽改制的失败中，西周的井田制是否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已经无关宏旨。缺乏可操作性的执行方案，才是此次土地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正所谓步子迈得太大，扯到了蛋。
即使是好政策，也架不住没有具体规划方案的胡乱折腾，何况政策本身还是个残次品。不足一百字的条文，给地方官员留下了极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得以上下其手。于是乎，政策效果与初衷完全背道而驰。几年之间，土地兼并问题更为严重，天下流民四起，民怨沸腾。最终，王莽被迫取消政策，但为时已晚。他心目中的理想国，终究还是倒在了一开始的路上。
看着王莽一步步崛起，又慢慢走向衰落，柳九最大的感觉就是，王莽是一个标准的儒生。他相信所有的儒家经典均无可置疑，相信上古的“乌托邦”一定曾经真实存在过，而且，至死无悔，柳九知道，王莽眼中尧舜禹的时代就是理想中的乌托邦，但是那个时候天下也没有真正的安定，人类的生活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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