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与法治之争，从先秦时期至今贯穿整个中国历史。作为先秦时期的显学，法家即是法治思想的创造者，也是法家思想的坚定执行者。战国时代，法家学派产生了大批人才，他们力主‘改革’，前仆后继的推动着那个时代的大变革。其中，慎到的思想最富哲学性。慎到提出的法治的主张独具特色，明显超脱于时代。
慎到是古慎国（今河南省正阳县）人，列国时祖上由山东迁居赵国，被尊称为“慎子”。司马迁《史记》中记载，齐宣王时期，慎到长期在稷下学宫讲学，是稷下学宫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著有《十二论》。
《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后来他的著作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
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此外，还有佚文数十条，近代出土慎到佚篇《慎子曰恭俭》。
1.对慎到“势治”思想的误解
慎到作为由道入法的过渡人物，其思想被庄子认为是道家思想，而荀子却批评他是法家代表。因慎到的思想体系中，“势”被放在法、礼之上的位置，所以后世多将慎到定义为“势治派”的代表。
将慎到的“势治”思想，理解为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将慎到的“势治”思想简单的理解为“为君权服务”，其实是一种误解。
2.慎到的‘一人心’论述
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慎到主张的“贵势”，被他描述为“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会发现慎到的“势治”思想更类似于‘人人平等’的‘一人心’。这既契合了慎到由道入法的求知经历，也更加契合法家为平民大众代言人的定位。
不人治，奠基‘一人心’。慎到认为权势大小取决于“下”和“众”的支持大小，明确反对“人治”。慎到提出了“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违法所在”的主张，指出人治是最大的“私”。在具体的国家治理上，慎到认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长官为官，非立官为长也”。慎到坚决否定“人治”，为实现其‘一人心’的愿景打下了基础。
称贵势，走向‘一人心’。慎到提出“贵势”，目的是通过“法治”实现自己‘一人心’的构想。慎到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十分重视“立法”。推行法令只能靠“势”而不能靠“德”，所以他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这是他的“人莫不自为也”的人性论的必然逻辑。慎到 为完成“立法”这一目标，提出“尊君和尚法”，将“立法”地完成寄希望于君主。通过君主的带领，走向‘一人心’。
君无事，做大‘一人心’。慎到提出的无为而治，包含“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即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做，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这一思想含蓄地表达出对“君权”的限制，进一步扩大“一人心”的范围。
崇法治，保障‘一人心’。在慎到的理论中，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是必须完全依法行事。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君主具体执法的过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执法，反对人治；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慎到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
3.慎到法治思想的短板
受制于时代，慎到思想中充满很多矛盾的地方，这也构成了对其历史评价的巨大争议。
从保存下来的有限资料中，发现慎到思想中缺乏关于“术”的论述。大胆推测，第一种假设是，慎到关于“术”方面论述的记录，在历代“焚书”中已经失传；第二种假设是，慎到不屑于在政治治理中运用“术”。
慎到先是师从道家，后转投法家，其学说精妙绝伦，令人感叹，其尊君、贵势和尚法各有独到之处，却也短板明显。成事在人，人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慎到的认识仅停留在“人性自私”的层面，而未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慎到极度排斥‘尚贤思想’，主张‘任人为能’、打击‘人治’、否认‘王权至上’，却又寄希望于统治阶层的自律和自制，这显然不具可操作性。
从慎到的经历和学说中，可以看到慎到是为理想主义者。慎到构想出“唯法是从”的未来，却停留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停留在了异彩纷呈的战国时代的历史中，却始终未被一位君主拿来实践，着实令人唏嘘。
法家思想成功的实践，当属商鞅的‘秦国变法’，这些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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