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政府的严压下，同情保路运动的王人文，不得不增派巡防兵加强巡逻，维持成都市内的治安秩序，严厉禁止股民聚众闹事。
面对全川迅猛发展的保路形势，同盟会四川支部，立即召集重庆和成都两地的三十余名会员代表，在成都杜甫草堂召开会议。
负责人分析了目前省内反清保路的形势，要求大家回去后，发动各地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将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由于在草堂寺开会的消息被泄露，会议未开完，大批清兵进来抓捕革命党人，其中六名参会代表没有来得及逃跑，被清兵抓捕入狱。
却说赵尔丰七月二日接到盛宣怀和端方的电令，要他“迅赴川任，镇抚群情”。
不久，清廷又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催促赵尔丰立即启程赴任，对四川争路人士“严拿惩办，以消患于未萌”。
于是，赵尔丰即刻从藏区昼夜兼程，于八月二日赶到成都。
第二天赵尔丰就去见王人文，急忙从他手中接过四川总督的大印。
由于前几天清廷严令王人文，要将保路股东当成“匪徒”，按照惩治乱党的条例进行镇压。同盟会认为赵尔丰掌权后，保路斗争的形势将会更加残酷。
面对清政府和屠夫赵尔丰的强硬态度，同盟会员龙鸣剑与成渝两地的袍哥首领联络，提议以著名袍哥首领秦载赓的名义，召集各地袍哥首领聚会共商对策。
秦载赓何许人也？为什么要借用他的名义召集袍哥首领开会？
秦载赓，华阳人。自幼与胞弟秦省三随祖父习武，十八岁时已膂力过人。
他应县童子试，因考官不公，秦载赓将其从轿中拽出痛殴，闻者咋舌。
后来秦载赓参加袍哥，担任了“仁字”袍哥“文明公”。他以袍哥组织名义，成立民团“安吉团”，众人推举他任团总。
安吉团沿府河一线发展，参加者上万人。大家称他为“秦大帅”，成为川内最有名的“袍哥人家”。
由于秦载赓在哥老会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好朋友龙鸣剑介绍他参加了同盟会，并请他牵头召集各地袍哥首领开会。
秦载赓与侯宝斋等袍哥首领商量后，即以袍哥“文明公”的名义，用鸡毛信通知川内各路袍哥首领，于八月四日在资州的罗泉井镇召开“攒堂大会”。
罗泉古镇盛产井盐，镇上的盐商人人购买了铁路股票，他们为会议召开做好了接待和掩护工作。
川中各地袍哥首领秦载赓、侯宝斋、罗子舟、刘英俊、廖春雷、张达三、侯国治等二十多人，准时来到罗泉井镇参加“攒堂大会”。
同盟会代表龙鸣剑、王天杰和杨万里等人应邀出席。
当天下午，秦载赓召集大家先在钟鼓楼上举行预备会议。
晚上以袍哥聚会的形式，在福音堂秘密召开正式会议。
会议室内点燃红烛，香烟缭绕，案桌上供起关公牌位。来参会的川中各路袍哥舵把子，每人手捧一束香，庄严肃立在关公牌位前，一起结盟并发誓反清。
大家一致同意，抓住保路运动提供的有利机会，拉起武装共举义旗，推翻腐败的清政府。
大家分析了目前的形势，明确了斗争的目标和任务，商定了下一步的行动纲领。
会议决定，立即将四川各地的保路同志会改建为保路同志军。以袍哥人员为主力，利用废约保路的大好形势，在全川各地伺机举行武装大起义。
龙鸣剑针对武装起义所涉及到的军纪粮饷，敌我情报，以及枪弹来源等问题作了细致分析和布置。
会议推举秦载赓负责川东，侯宝斋负责川南，罗子舟负责川西，张达三、侯国治负责川西北，廖春雷负责川东北的起义工作。
这次会议改变了保路运动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即由原来的和平争路款和路权，转变为发动武装起义，最终目的是推翻清王朝，史称“罗泉会议”。
却说王人文将烂摊子交给赵尔丰后，朝廷认为王人文“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对“生事者”没有坚决打击，以致全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一怒之下将他革了职。
新总督上任后，蒲殿俊决定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恳请赵尔丰亲临会场与股东见面，探一探他对保路运动的态度。
蒲殿俊亲自去总督府，约定了赵尔丰来参加会议的时间。
由于赵尔丰深知四川的保路形势复杂，革命党和袍哥趁机在暗中煽动闹事。
因此，具有多年从政经验的他，决定对铁路股东实行软硬兼施的策略，希望尽快平息这场争端。
他一方面着手扩军备战，练硬拳头，磨快屠刀，准备对付保路同志会。
另一方面又假装成体恤民情的样子，要听听股民代表的意见。
八月五日，股东特别大会在川汉铁路公司召开。刚开完“罗泉会议”的人员，星夜兼程，赶到成都参会。
与会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选举颜楷和张澜担任这次特别股东会的正副会长。
赵尔丰比约定时间晚了半个时辰，在一群卫士簇拥下，威风凛凛地来到会场。
总督在会台上坐定后，强装和善地向大家训话。
他先是假惺惺地赞扬保路的股东“具有爱国之热忱”，表示理解川人对切身利益的要求。
本总督作为四川的地方官，将相见以诚，折衷至善。但视权力之所能为，必无不为。职务之所当尽，必无不尽。
同时告诫股东们不要太急躁，要保持克制与冷静，文明反映诉求，要维持好社会秩序。
接下来，赵尔丰把话锋一转，开始为朝廷辩解。
他胡说：“乡亲们，四川人民很穷，负担已经非常重了。朝廷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来为减少川民的负担，二来不欲铁路因款绌而停顿，所以才有向外国人借款筑路之举。”
台下股东听到这里时，集体起哄，有人高喊：“谁向外国人借款筑路，谁就是卖国贼！”“废约保路，收回上谕！”
场外的卫兵看见会场内大乱，急忙进入会场内维持秩序。
赵尔丰接着喊话：
“你们喊破约废约，这个关乎国家的外交信誉，朝廷势难办到。即使毁约，修路巨款又从何而来？
尔等徒喊保路废约，未免不智。
而修路重要之点在于筹款，有钱修路，则路可自保。无钱修路，一切均是空谈。”
这时，张澜昂然挺胸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上讲台，打断赵尔丰的讲话。
大声驳斥道：“各位股东代表，适才赵大帅所说这番话，我们股东不尽了解！
大帅刚才说民间筹款困难，才借外债来修铁路，似乎是朝廷为了体恤民艰。
但是，政府每年取之于四川百姓的有肉捐、酒捐、糖捐、粪捐、土膏捐、土药统税等等，苛捐杂税多不胜数。年年有加无减，何以不体恤民艰？
独独铁路租股一项，便体恤民艰了？
这分明是朝廷夺我四川百姓的筑路权利，反而说是体恤民艰。其谁欺，欺天乎？”
赵尔丰欲制止张澜说下去。这时，张澜的脸涨得通红，完全不顾赵屠夫的面子，愤怒地继续说道：
“至于说川人筹款困难，尤其不对。四川各界人民勒紧裤带为铁路筹股款，几年来已筹集了一千六百多万两白银的路款，十倍于湖北还多，安能说筹款困难？”
最后张澜强调：“既要保路，安得不说废约？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
我们股东和全川人民心还未死，一定要同心协力，争取破约保路到底，不达废约目的，大家反抗不止！”
张澜举起拳头，振臂高呼：“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啊！争破、破、破约啊！”
他心里一着急，便口吃起来。
台下股东集体高喊：“废约保路，反抗到底！”
这时，会场里叫喊声、叫骂声、捶胸蹬脚的声音，此起彼伏。
有乱甩茶碗的，有敲打桌子板凳的，有哭闹昏厥的，会场里一片混乱。
赵尔丰见此情景，气恼大怒，威胁喊道：“你们再这样任性乖张，不知底止，哼！我看……”
然后，他一拳头砸在桌子上面。
特别股东会长颜楷，见赵屠夫真的要举屠刀了，他竟毫不相让。
轻蔑地对赵尔丰喊道：“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流血罢了，我们四川人难道还怕流血吗？！”
赵尔丰气得脸红脖子粗，看见台下群情激愤，他惊恐万状，害怕出现不测。
在十几名保镖的护卫下，愤然离开会场。他手握拳头，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心想必须使用武力来收拾这帮刁民。
过了几天，清朝政府不顾四川人民的坚决反对，强行接收了川汉铁路总公司的宜万段铁路，广大股东知悉后怒不可遏。
成都及各地袍哥便派人到茶馆里散布，今年四川恐怕有血光之灾。
因为辛亥年是农历的猪年，朝廷派赵屠夫回来当总督，屠夫岂有不杀猪的？
看来四川必有一场大屠杀，其势不可避免。
廖春雷参加特别股东会以后，回到兴隆镇积极发动袍哥，也到各地茶馆里宣讲：“朝廷强夺川人自建的川汉铁路，这是要对四川人动手了。
辛亥年是猪年，朝廷派赵屠夫回川，就是专门来杀猪的。看来，四川今年有血光之灾了！”
于是，四川乡村到处在流传：“赵尔丰要剿四川了！大家都要被屠杀了！”
同盟会员和袍哥中的商人，发出呼吁：“铁路保不住了，大家都要被屠杀了，还做啥子生意嘛？我们川人要团结起来，罢市、罢工、罢课、抗捐，与清廷对抗到底！”
蒲殿俊、罗纶和张澜等人合议，于八月二十三日再次召开特别股东大会。
在会上，股东代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保路方案，其中资州股东代表提出“罢市、罢课、罢工和罢耕”，以示向政府抗争，要求大会表决通过。
八月二十四日继续开会，参加者数万人，一致通过了“罢市、罢课……”的决议。
蒲殿俊决定立即以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名义，向全省发布通告。号召全川股民自二十五日起罢市、罢课，农民发起抗粮和抗捐运动，不争回铁路，绝不开市！
通告一出，成都各界，各行各业，各学校，各街道都起来响应罢市和罢课运动。
随后全川百姓群起响应，仅仅在十几天时间内，发展到全川一百四十多个州县，动员起几十万人进行抗粮、抗捐和抗税斗争。
赵尔丰为了防止席卷全川的罢市、罢课和抗粮运动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反清武装起义。他准备再扩建一镇新军，尽快将保路运动镇压下去。
赵尔丰利用“摸金校尉”挖掘和打捞出来的金银财宝，立即着手加强军备，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为“屠猪”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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