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 小
一九五三年秋，已经六岁的我到了读书的年龄，父母送我到学校读书。学校离家有四里路，校址在嶂背村，是一所具有革命优良传统的学校——培英小学。游击时期，革命同志“阿二哥”就在这所小学以教书先生的名义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革命种子。
培英小学，是一间盖瓦泥屋，上堂中间大厅，左右一间房，房下面是小厅，大厅下是天井，天井中种一棵桂花树。下厅围墙，中间是拱型大门，大门顶上是培英小学四个大字。左边房和大厅是上课教室，一边墻中间作一块黑板。右边房是老师办公休息的地方，这间房旁建一厨房及小便处。我在此读了四年书，接受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启蒙教育，完成了1——4年级复式班教学的初小学业。
学校先后由余雅辉老师、杨小和老师、黄江辉老师授课。当时到学校读书，要在学校吃中午饭，每天要自己带上米、菜到学校。每学期要挑两担柴到学校做燃料。中午饭是寄午生轮流做的，做饭时用蒸笼蒸饭、蒸菜，连老师的饭菜一起蒸。有时老师的菜自己煮。寄午生主要是离学校较远的麻仔窝和白水际的学生。
中午，老师午休。我们没有午休，便一起玩，到学校背后树林里或到水口宫王背上山去採红菇、检圆子。天气晴朗的中午，我们还到学校前面的旱地里去玩“烧窑斗”、“捉蟋蟀”的游戏。小小年纪，童心无邪，清纯，调皮、好玩，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在这所小学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一件事至今难以忘怀。记得，有一个学期开学后不久的一个中午，同学们突然发现我左耳带有耳环，都笑我“半公嫲”。我听了心里气的很，一怒之下把耳朵上带的耳环扯了下来，气愤愤的跑回家问母亲：“我是不是“半公嫲”？母亲告诉我，原来是算命先生说我命里缺金，要带金属耳环，以补缺金，之后才打了耳环给我戴并取名叫“鑫文”。读书时，雅辉老师说鑫字笔划太多，把名字中的“鑫”字改为同音不同字的“歆”字；至今我的左耳依然留下了戴耳环的印记。
看 戏
二年级的暑假，大埔县东方汉剧团到洲瑞乡里演出。父亲要带我去乡里看戏，我听了好不高兴，当夜一个晚上都睡不着。
洲瑞乡离我们家有三十多里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们便出发了。当时农村文化生活很少，听说有戏看，都像过年过节一样高兴，早早就上路了。我们出了水口，经过嶂背何屋，上了仓背窝泥岗，再上石岗到“食八缺”（地名）。“食八缺”有一个凉亭，旁边有一口天然泉水堀，泉水清澈见底，清凉甘甜。我们喝了水后，又沿着石岗一直往下走，经杨梅岗到了西竹寺坪，又经过赤水崩棚下，翻过牛牯顶到了三洲坑田背村。哇！好大的一个村呀！三洲坑田背村树德堂是洲瑞乡政府所在地。我们总共走了三个多小时，下午一点钟左右，我们到了离乡政府不远，父亲的朋友——神根伯家，我们吃住在他家。
神根伯家离演出的地方大约有一里路。太阳还没有下山，就看见不少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往演戏的地方走，有的扛着凳子，有的左手提着小椅子，右手还拿着一把打铁凳，他们三五成群的往戏场涌去。我的心里着急得很，我们怎么还不走呀？看见大人还在乐悠悠的在抽烟喝茶、谈天说地。心里急也没有用，自己又不敢去，只能耐心地等待。天渐渐的黑了下来，可以看见戏场一片灯光了，阿伯他们才出门去戏场，我连蹦带跳地跑在最前面，把大人远远的甩到后边。
戏台搭在树德堂的大坪上。树德堂原是田背刘姓祠堂，后来乡政府所在地。祠堂大门右边有一个好大的坪，戏台就在大坪的前面，用枋板、木头和竹笪搭成，有六十建方。戏台上有三盏汽灯照得跟白天一样光亮。戏台前面大坪上已坐满了看戏的人群，黑压压的一大片。我们刚到戏台边，就听得有人叫：“创哥！创哥！快到这里来坐”。 我感到很奇怪，是谁呀？父亲告诉我，是住在树德堂附近的子惠伯叫我们，他早已先到占好位置，摆好凳子在等我们呢！
好不容易等到大约八点钟左右，大戏演出正式开始了。记得演出的是古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时，我还小，看不懂戏文，只觉得乐调十分悠扬好听，唱腔古雅，戏服十分漂亮。看不懂，听不入耳。整个演出两个多钟头时间，我感到好长好长，稀里糊涂，总是想打瞌睡。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看“大人戏”。
放 牛、放 鸭
回想少年时期，不少往事记忆犹新。山区农村，星期天小孩子是要做事的，我最高兴的是到山上放牛和放鸭子。麻子坜四面环山，山上长满了青草，条条山坑有水堀。只要把牛赶到山上，牛就会自己找青草吃。山上有的是各式各样的青草，牛最喜欢的芒杆草，这种草到处都有。热了，牛会自己到山坑水堀去喝水 、洗澡，不必去管它。这时候我们这群放牛娃,便自由自在地在山间摘野果。山上野果可真多！夏天有杨梅、秋天有甜甜的山梨、酸溜溜的竹桔子、酸甜酸甜的山柑子、又香又甜的圆子、黄澄澄的山柿子、红红的马甲子、乌黑的紫灵子、山捻子，还有饭团藤子、拿藤子等山果。到了傍晚，我们赶着肚子吃得圆圆饱饱的牛群，扛着野果，吹着口哨，悠哉悠哉的回家。那野果的味道至今还回味无穷！
说起放鸭子，这可是麻子坜的一道景观。在喇叭顶下，有一个离麻仔窝3里多的高山叫产人坳。那里有一大段平整的梯田，加起来总共有五亩地。梯田旁边有三间山寮。那个地方，阳光明媚，山水甘甜。暑假，我们这些小朋友经常到那里去放鸭子。和德远哥等小伙伴结伴而去。每天早饭后，各自把自己家里的土番鸭（约有3.5斤）做上记号，有的把鸭子的脚钻个洞、有的把鸭子的尾巴剪短、有的把鸭子头上的毛剪了个圆圈，各家的记号都不一样。鸭子放出去，谁家的鸭子一看就知道，混不了。各家的鸭子集中到洗衫堀，然后每人拿着一条小竹竿，吆喝着赶着几十只鸭子浩浩荡荡地向产人坳赶进发。我们一边走一边玩一边说话，放鸭子的高兴劲，真是无法形容。
这是一条放牛路、也是一条拖柴路，路只有三尺宽，全是上坡的黄泥路。路的两旁长满了鲁枝草和杂树。在我们的吆喝下，一大群鸭子在带头鸭的带领下，呱呱呱、啪啪啪、顺着山路一直向前走，偶尔也有掉队的，一声吆喝，也能很快赶上。鸭在前人在后，从麻子坜住地到产人坳，要走40分钟才能到达。到达后，鸭群箭一般飞射到田。
鸭子在水田里欢快地追逐、觅食。有的潜入水中找蝌蚪，有的跳上跳下的追赶蚂蚱，有的张开翅膀，啪啪啪的你追我赶玩耍。鸭子吃饱后，便躺在田埂上、草丛中休息，睡觉。绿油油的山、清凌凌的水，梯田上成群的鸭子，树荫下休息的放鸭孩，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
我们是带米菜在那里做午饭，空闲时间，除留一人看守鸭群，其余人上山摘野果。下午四时左右才赶鸭群回来，各家鸭会自动脱阵回家。
捉 鱼
回想少年时代，最有趣的是到山坑里抓山坑鱼，这也是一件快乐的事。麻子坜有三条弯弯曲曲的山坑。坑里流水清澈见底，流水中有好多大石头小石头，坑坑堀堀，坑边荆棘丛生，十分适合山坑鱼的生长和繁殖。每逢农忙季节，特别是夏季，农田用水，牛要耕田，水要落田，坑水较小。我们村的几个小伙伴在中午时节，就结伴到山坑去堵水抓鱼。
堵水抓鱼，首先在山坑的上游把水堵起一个小堤坝，把流水引到附近的水田里。然后用小盆把堤坝下游的水斛干，山坑鱼便从石头缝里遛了出来，用小土箕捞起来，一边捞一边倒进放在旁边的小水桶或竹篓里。山坑里的鱼真多，有时一个小山坑堀就能抓到半斤、十两的鱼。山坑鱼，各式各样，有石边鱼、袍哥仔、虾公、螃蟹、沙鳅、石碟仔、狗古来。
堵水抓鱼，一般的要有三个人。一个人看水，从堤坝、水沟一路看好水，防止水漏进坑里来。两个人专门抓鱼。这个过程中斛水是最累的活，一般要轮流操作。一条山坑有十个八个坑、堀，可以抓到三到四斤左右山坑鱼。
高 小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初小毕业了，接着要到大坑小学上高小。培英小学继读读高小的只有我与何焕烈。岸洋小学同年考取大坑小学的有蔡国书、蔡锐潺、蔡菲娜、赖菜芳、赖荷芳、赖看英等。嶂背一起到大坑小学读书比我高一届的还有邓玉印、邓家鸿、邓进传。
建在田中央的大坑小学，是一间宽敞、明亮的新小学。当年大坑乡由岸洋坪村、嶂背村，大坑乡的上、中、下村和兼加村组成。大坑小学相当于大坑乡的中心小学，全乡高小学生，集中寄宿在学校，自己带伙食到学校开伙。每周星期六学生回家，星期天学生回到学校。在大坑小学读书的两年中，我结识了许多的同学，也完成了五、六年级的语文、算术、政治、历史、地理、自然、体育、图画等文化课程，科科成绩中上。授课老师有：田水源、田梅玲、田治边、田仲平等老师。
高小两年，在我人生中经历了两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经过开会学习, 逐渐澄清了模糊认识, 提高了对运动必要性的认知。
在大坑小学读书期间，还经历了一次又惊又怕的事。一个星期天下午，到了学校后，因老师要开会，学校放假三天，学生们马上回家。那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回到何屋时已经黄昏，我一个人左一脚、右一脚的往家里赶。前些天听说也是黄昏在梨树下发生老虎打狗。我不敢经过老虎打狗的地方，生怕碰见老虎，但又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当时的我害怕极了，全身起鸡皮疙瘩，头皮发麻，不由自主的绕着田埂走。周围静得连针掉下都能听见。天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我摸黑走啊！走啊！在过一座独木桥时差一点从桥上掉下去。走不到1里路，感觉走了很久很久，心里又急又怕，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全身上下大汗淋漓，说不出话，不知过了多久才缓过神来。
经历的第二次政治运动是在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运动。首先从体制上开始，把区改为人民公社，乡改为大队、村改为生产队。
当时各级干部头脑发热，运动有点失控，成了狂热，简直是跑步前进了。到处办人民公社食堂，吃大锅饭。学校并校，几间学校集中到一间学校。当年提出的口号也十分惊人和可笑。在我的记忆中，什么放卫星啊、就是什么工作都可以不讲科学，乱定指标，例如千斤稻万斤薯，最后甚至提出稻子可以亩产万斤，说“人又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达不到怎么办？就搞什么“移禾并坵”，把几块田的禾苗移到一块田里，把几块田的番薯集中到一块田里，把几块田的产量报称一块田的产量。到处放卫星，吃大锅饭，把运动的口号写在屋前屋后的墙上，“五年实现共产主义”、“养猪只只大如山”。大人们丢下田里的劳作，经常集中到公社开会，听吹牛皮。结果储备的粮食吃完了，地里的粮食产不出来，不到两三个月，解散了食堂，接着又发生了三年的经济困难。
大炼钢铁是倾全国、全民之财力的“闹剧”。小高炉到处开花，各家各户把所有的铁制品、铜制品、甚至连门窗的铁条都拆下来拿去炼铁炼铜。我当时已经读六年级了，担任了少先队的中队长，戴二杠队章，在学校算是“大学生”。为了大炼钢铁，我们这些学生都停课到几十里远的矿山去挑矿石，到小扁岭山上挑木炭到炼铁厂去支援。洲瑞是贫矿公社，只有赤水、嶂背顶背才有低品位的铁矿石。炼铁高炉就建在赤水嶂上。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炼铁出铁水仪式，那场面十分壮观，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一旦出铁水了，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喜报满天飞，大话、假话一串串。本来才出了一点铁水，马上变成了钢铁多少吨。我真大惑不解。
由于当时农民缺乏科学种田的知识，吃大锅饭，对农业生产没有积极性，种田不尽心尽力，致使粮食产量低。干部头脑发热，层层虚报产量，几乎是“天文数字”使当时的决策者错误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多得无仓库好放了”。“扩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拼命干”，集体饭堂如雨后春笋，社员们集中吃大锅饭。头几天，我们学生到下村生产队饭堂吃，后来学校自己办食堂。学校不生产粮食，所有粮食，蔬菜全靠各生产队公摊。其实，当年大锅饭吃的是数字，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粮食产量，全靠人们吹出来的，粮食很快吃完了，吃大锅饭也就没有多长时间。学校饭堂也很快开不了饭了。学校饭堂改为吃粥加番薯，后来连粥也吃不上了。老师带我们到各个生产队去讨要，生产队社员也同样连粥吃不上，那有粮食给学校。学校首当其冲的出现无米之炊。只得关闭食堂，把学生分散到邻近的中、下村生产队饭堂去拼餐。
于是出现了“抢食现象”。人们没有了开始吃大锅饭时的那种文雅，没有了坐在八仙桌上悠然自然地谈笑风生的风度，而是围住饭箩抢饭。没有多久，生产队饭堂也“无米之炊”，粮食吃光了。
那么多粮食这么快就吃光了？真的没有粮食了？人们都在怀疑，但又不敢追问。头脑发热的干部们又在出新招，组织一部分人到各生产队去，到各家各户清查粮食。还起名为“民防消毒”，实则“清査”民粮。我们高小学生首当其冲，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到生产队充当“清査”的马前卒。
当年我们学生的一个组分到嶂岸队去“清査”。番薯子干、棺材底垫谷、老阿婆留的花生种子，通通都成了“清査”的战利品。连风车尾谷，也拿出来重新风过，闹得生产队鸡犬不宁。社员都暗地里骂我们是“小土匪”。我们感到很委屈、很伤心，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不小的伤害。其实他们不是在骂我们，而是骂那些瞎指挥头脑发热的干部。只是我们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弄成这样.
不久，我高小毕业了。带着一脑子的思虑，参加了升中考试，并以比较好的成绩被洲瑞中学录取。这是一九五九年的秋天。
步 入 初 中
一九五九年九月，父亲挑着行李送我到洲瑞中学读书，开始了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嶂岸考取瑞中的还有：蔡国书、蔡锐潺、赖菜芳、蔡菲娜。瑞中位于牛古岽的山脚下，洲瑞公社所在地田背大队。田背村是个大乡村，毗邻北面的华光大队。正是前几年我跟父亲，第一次去看大戏的三洲坑（后改为田背大队）。
洲瑞中学是一间开办不久的初中学校。整座学校坐北朝南，一排过三栋房，靠西的两栋是两层的楼房，楼上是学生宿舍。楼下是教室，中间那栋墙壁刷得雪白，楼上是老师宿舍和女生宿舍，楼下是教室、教学实验室、办公室。靠东的是新建的平房，是初三毕业班的教室，教室里面比较宽敞明亮。教室后面是体育运动场，学校前面右下侧是学校的饭堂和冲凉房。
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除了长知识外，也长了见识。思想认识也有逐步提高，学习目的也比较明确了。初中学校的校长是何敏群老师，他有一套严格的治学方法，担任学科的各个老师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那时的瑞中学风是很好的，学生学习认真，学习成绩突出。“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当时瑞中学子的座右铭。勤奋好学的学生占了大多数。我在初中的物理、化学、历史、英语、几何、代数、政治、语文、地理、生物、体育、常识、音乐十三门课的学习成绩都在中上水平。初二第一学期，根据形势要求，学校转为半工半读，上午读书下午劳动。
当年农村非正常生产、生活，粮食生产不如人意，粮食产量减产，粮食形势十分紧张。“瓜菜代、吃猴头（一种山上植物的块根）、糠粄、番薯滕粄、挖硬饭头等充饥，吃糠咽菜成了家常便饭。由于缺乏油水和营养，到处都出现了水肿病，天天成群结队的病人到医院求医。
当年古埜公社的学生也在瑞中读书，住校生比较多，开始是各自带来米、菜交给饭堂，后来是交给学校总务处统一开饭，最后学生的口粮是公社统一配给，每月22斤定量供给。我们都是十多岁的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餐才四小两大米，每月二小两油，根本没有肉吃，每天都吃不饱，除了读书外，还要劳动，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
那时，无论是政治任务，还是劳动任务，都下达到班、组，班组下达到个人。生产劳动主要是种地种菜，为学校建校挑沙挑石头，到古埜渡船头挑石灰，到嶂岸扛枋料，到大坑小扁岭挑柴火。特别是到古埜渡船头挑石灰，来回四十多里路，要走很陡很长的猪妈肠岗、木寨应岗, 大部分石岗路。乡下流传着一句话“洲瑞是个金盆乡，出门三步就上岗”是对洲瑞真实的写照。一个来回就得半天多。尽管路难走，但中学生个个像小老虎，有冲劲，不甘落后，能挑五十斤，决不会挑四十五。
有一次，确实感到饿得很，我们几个同学合伙买了个大南瓜，叫伙房工友树贤哥煮给我们吃，一大碗的南瓜吃下去后，才觉得好受一些。
有人说，1958年到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既有天灾又有人祸。这是解放后经历的一次粮荒。
每年的夏种夏收，秋收冬种。我们还要各班分批到农村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
割禾、插秧，收番薯、收木薯等。晚上听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忆苦思甜、开讲用会。回校后，还要以下乡劳动为题材写作文。每学期还要安排一两次参加公社的水利建设，修水库、挖水渠等。
那时种菜没有化肥，主要用粪水。学校的厕所在西坑尾出来不远的一块空地上。全校各班共用一个粪池。为了完成任务，同学们个个不怕脏、不怕臭，班级之间小组之间，经常争粪水。我是种菜的积极分子，种的菜又大又好。我的吃苦精神和实干作风正是那个年代开始培养、锻炼出来的，为日后走上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学习时间没办法保证，在初二升初三时我们级甲乙两个班有10名同学学习成绩不达标而留级。我是班里学习成绩前10名的学生之一，理所当然的升到毕业班。随着形势的变化，学校恢复了全日制学习。
在全国经济困难时期，要完成初中阶段最后一年的学习任务，无疑是有影响的。再加上国内外的风云变幻，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蠢蠢欲动，叫嚣反攻大陆，并不断派遣特务潜入大陆进行破坏。这对我们的学习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过，我们学校有浓厚的学习氛围，你追我赶、勤奋向上、严肃认真的学风。个个都争分夺秒，尽快的把初二时缺失的课程补上，把该学而未学的知识学好。初三的头半年，时间特别紧张，学习任务重，同学们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优异成绩，毕业考上高中而努力。班主任刘明辉老师对我们抓得特别紧，又是辅导又是督促。我们学习一点都不敢放松。
一九六二年夏天，洲瑞中学六二四届毕业班的同学们面临毕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考高中继续升学还是就业的严峻考验。学校要求每个毕业生，要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能考上的就继续在高一级学校读书，考不上的也要高高兴兴的走上社会寻找出路，或回乡务农。我们个个都向学校表了决心。
升中考试考场设在高陂中学。这是我第二次进考场。当时同学们信心百倍，决心考出好成绩，为学校争光。考试的内容有物理、化学、英语、语文、政治、数学，六门课分两天考完。这是决定同学们今后命运的考试，也是对每一个初中毕业生的最后考验。
我平时对学习抓得紧，学得比较扎实，对学习内容掌握得比较好。考试后，自我感觉良好，各科成绩都考得不错，特别是英语考得最好。结果被大埔县的重点中学——虎山中学录取。同时考上虎山中学的同学有罗渠成、严明勇，我们都成为第一届虎山中学的高中生。那一年我刚满十四岁。那年考上高陂中学读高中的还有：余小聪、蔡国书、蔡锐潺、蔡菲娜、丘佳贤、罗省中、田垣先等同学。
那时候，通信、交通都很不方便。整个大队只有大队部才有电话。八月中旬的一天，学校通知我到学校去领取录取通知书。当我从班主任刘明辉老师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时，高兴的落下了眼泪。班主任十分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歆文同学，你有志气，为我为学校为班级争了光，希望你继续好好学习，以后好好的为社会服务。
我感谢老师的辛勤教导，感谢学校的培养。我向明辉老师深深的鞠了一鞠躬。然后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培养我三年的学校，分别了初中阶段教导我的老师。
拿着录取通知书，高高兴兴的回到家里，全家人都为考上县城虎山中学而高兴。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浮想联翩，想象着以后学习生活，想象着幸福的未来……，什么时间懵懵懂懂的睡着了也不知道，这夜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过去了。
高 中学习 生 活
虎山中学在大埔县新县城所在地——湖寮，离我家有100多里路。县城对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山村小孩来说，是非常羡慕，向往而又非常陌生的地方。
开学的前一天，我挑着行李、背着书包步行四十多里路后，由我二哥送我到高陂，坐车到了湖寮。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外出求学，也是第一次坐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汽车。
虎山中学——这是一间有悠久历史的学校，坐落在“五虎山”下，坐南朝北，是一间三层楼建筑。学校非常漂亮，门楼由两根两层楼高的彩色水磨石大柱子、三孔大门组成，雄伟壮观。学校里面是一个大球场，周围种满了花草树木。左边是饭堂，学生宿舍、卫生间、冲凉房，右边是教学实验室、教职员工宿舍。学校周围有三米多高的围墙围住，校舍与校舍之间有长廊连接。这是一间封闭式的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好地方。
虎山中学第一届高中班，全级有学生100名，分甲、乙两个班。严明勇编到甲班，我和罗渠成分到乙班，班主任是李远林老师，我高中三年都是他担任班主任，也是化学课的授课老师。语文老师是丘陵老师，音乐老师是张丕省老师。虎山中学有一个校长，一个副校长，三个教导主任。学校领导教学水平都很高，师资力量是一流的。
然而，到了虎中，给我当头一棒的是水土不服，经常肚痛、头长疮、生眼疾。学习成绩很快就降了下来，差一点就赶不上去了。幸好学校有卫生室，医生是我二哥一起工作过的，她细心的给我调治，我的身体才好起来，学习成绩也就很快提高了。
当年读高中每学期的学费8元、书费3元，住宿费2元、伙食费5元（包括菜费）。说起来很便宜，然而要凑齐这些钱也不容易。特别是每个月的伙食费和零用钱要7元钱（吃饭5元、零用2元），对于农村没有固定收入的人是个难题。好在我的二哥在古埜卫生院当药剂师，他从每个月仅有15元的工资中省出7元钱给我做生活费。我家中上有祖父母、父母亲、大哥二哥，下有弟弟妹妹，全家人只有二哥有固定收入。没有二哥的大力支持，我要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业是难以想象的。一辈子也忘不了二哥给我的恩情。
高一头半年（62年下半年），学校扩大校门坪。发动全校师生，利用劳动课和课余时间，挑土填学校门坪旁大水塘。老师和同学们锄的锄、挑的挑，你追我赶，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六三年，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学习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工作作风，刻苦学习的钉子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于是，学雷锋做好事，争做新时代的好青年的活动，在虎山中学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学雷锋的好人好事，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更进一步促进了学校的学风建设。
我们班的郭春兰女同学，突然患病，昏迷了几天。全班同学首先自愿捐款帮助，全校师生积极响应，纷纷捐款给郭同学治病。那情景和场面十分感动人心。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在虎中进一步形成，淳朴、友善的同学感情在学校的各班级建立起来了。
高中阶段，特别是从高二开始，我成了学校的文艺骨干，积极参加学校的文工团活动。我唱歌唱得好，歌声嘹亮，表演真诚，在学校小有名气。学校举办的文艺汇演我几乎全部参加。每年“国庆节”、“五四”青年节,我都要参加县举行的文艺汇演。也因此影响了我的学习，学习成绩由中上降到中下水平。特别是数学、物理科成绩总是上不去。
因我家离学校较远，坐汽车不方便，每年的寒、暑假回家大部分只能走路。银江、官山有两位同学一起结伴回家的，走路一般要走十二个小时（包括中间休息、过渡、吃午饭）。我们回家每次都是早上六点钟出发，傍晚六时才能到家。去学校时也是早上六点出发，到官山与房宜远、丘佳贤二位一起，过岸洋、上岗过寒坳，落岗经下山子，出坑口到河口过渡，上灯盏岭岗，中午12点左右在半岗的小饭店，花一角五分钱吃饭。午饭后，我们马上又往前赶路。经双坑、到湖寮，傍晚六点左右赶到学校吃晚饭。每年就从这条路上走两个来回。在虎中读三年书，走了整整十趟，练就了一双铁脚板。
说起来，我与大多数农村出身的学生一样，学生时代是简朴而又艰苦的。从初中到高中一年四季都是穿胶带凉鞋，从未穿过袜子。临高中毕业时，才与罗渠成同学一起各买了一双蓝布面的解放鞋。想起当年买鞋的过程，现在都感到好笑。当年的百货商场，很少鞋卖。不怕你们笑话，想买一双不到3元的鞋，都想了很久。每次去商场，首先去看那双鞋，生怕给别人买去，但自己又没有钱买，又不敢向父母亲要钱，毕竟家里穷啊！鞋！实在太吸引我们了。后来我们从每月的零用钱中，五分一角的省呀省呀，当我们积够了钱一起到商场买鞋时，高兴的情景难以言表。终于有一双鞋了，我爱不惜手。这双鞋，我穿了很久很久。
上了高中，多数同学都想考大学。这是最好的深造机会，也是人生奋斗目标。虎山中学良好的学习风气、严格的组织纪律、优良的学习成绩。德、智、体全面发展，是闻名全县的。给同学们铺就了今后发展之路。而对个别违法违纪的学生，学校都是毫不留情的给予处分。记得，学校曾经劝退了两名同学。
当年参加高考的同学都有同感：高三毕业班，是学校教学的重中之重。最后一学期简直跟准备上战场打仗一样紧张。寒假时间缩短了，课外活动少了。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把精力放在复习功课上。每天都提前到教室看书学习，天蒙蒙亮，校园里到处都是复习功课的学生和朗朗的读书声，俄语、英语、普通话交织在一起，奏起了书声悠场的交响曲。
学校的教学大纲把学生的操行成绩、学习成绩、体育成绩都有严格的界定，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都重视体育锻炼，积极开展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不会因为是毕业班而停止。我们班的同学个个都是体育劳卫制二级达标，没有一个因体育不达标原因而延误毕业。
学校对毕业班，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要求更加明确。其实每个同学心里都明白，父母亲、亲人们省吃俭用缴子女读书，除了学知识长本事外，目的就是要子女能考上大学，以后可以跳出“农门”，有工作安排，有一碗清闲饭吃，也可以为家里光宗耀祖。那个年代，一是考大学，二是当兵，才有出路，谁都不想回农村耕田种地。同学们都想搏一搏，连吃饭时间也不放过，边吃饭边看书学习。中午也不休息，晚上开夜车。班主任远林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常到教室来提醒我们：不要太紧张，要劳逸结合，紧松有度，要注意身体。只有保持旺盛的精力，才能考出好成绩。并告诉同学们一些历史的教训，以往一些同学为了考试日夜加班加点，结果考试前却病倒了，高考都没有参加，后悔莫及。还告诉我们只有人身体好，什么都好办。他建议学校每周为毕业班的同学举行一次篮球赛，严格要求每个毕业生都要出早操，课间操必到。中午检查毕业生的午休，不准开夜车。
在高考复习期间，各科老师也忙个不停，个个竭尽所能、毫不保留的给毕业生传授高考经验。并根据历年高考情况。有的放矢的把高考重点、核心的难题进行辅导。目的是应对考试，同时进行多次测验和模拟考试，一心想把同学们的成绩提高，提高升学率，为老师争光，为学校争光。
在准备高考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老师——丘陵老师。他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具有应对考试的一套办法。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一贯强调书本的基础知识。他对古文的理解，写作的要素，都进行举一反三的分析、透彻的讲解。同时还特别强调考试卷面的整洁，字迹清晰。时间再紧张，他依然安排每周一节写字课。
一九六五年，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美国纠集南越傀儡集团向北越大举进攻，全国上下，展开轰轰烈烈的抗美援越运动，在政治上声援，物资上大力支持。丘陵老师把写信这一看似容易的作文题，当作主攻目标测验。讲老实话，写一封信对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来说，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然而要写好一封有血有肉有感情，文理通顺、叙述透彻，简短的信可不容易。他要求同学们，要紧密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作为议论文来写，把握要点，把文章主题精神贯穿文中。同时他把《给越南人民一封信》作为范文，贴在墙上供同学们参考。结果那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正是《给越南青年一封信》，我们又是惊奇又是佩服。丘老师猜得真准呀!真是神呀!除此以外，其他各科数学、语文、化学、英语等 ，高考时有一半都是抓准了的。我们这次考出的好成绩在虎山中学的历史上是有名的。虎中首届高考全级有70人参考，百分之七十的同学考上了大学，录取了49名。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华南工学院、中山大学、中山医科大学、湛江医学院等都有同学深造。
我落选了，没有考上，命里注定我无缘继续求学深造，从此我告别了校圆，结束了书命。我心里很不甘心，准备明年（六六年）再考。第二年高考，我报了名。又一运动开始，高考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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