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年，日子祥和得让人心醉。
十二月十八日，天空透着少有的阳光，寒冷里透出暖洋洋的味道。
久久乘飞机回乌鲁木齐，她从来会让人有一些意外。按计划，再过几天，她应该在研究生考试的考场，可是她突然回来了，一副事不关己的德行。她对事物总是有自己的想法，那些想法匪夷所思，又让人无可奈何。
她一直很安静，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散发着少女的娇羞和娇柔，似乎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有一天，她问：“命运是什么？”
“命是偶然里的必然，运是必然里的偶然。”我说。
“不明白。”
“爸爸和妈妈在世界上偶然地相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次偶然地交集，会造出另一个生命，这就是一种必然，活下来就是一种必然的事情。而区别在于奔跑中的选择，每一次选择都充满了偶然性，会造就不同的人生际遇，所以要把握命运。”我说。
“你总是把简单的事情说得那么复杂，难道一个古代的人努力地奔跑，能跑过现代的汽车？”她说。
“抬杠。”我说。
“所有的命运都和一个时代相连着，命运是一个人在时代里对自己的选择。”她说。
我无言以对，久久是对的，她总是出其不意地捅破一些道理。
那天，我去机场接她，却始终没有她的身影，我有点焦躁。
我的手机振动了一下：“我去乘地铁了，你在八楼的终点站接我吧。”
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二〇一八年的十月，乌鲁木齐的地铁一号线开始试运行，起点是地窝堡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终点是昆仑宾馆——那个叫“八楼”的著名的地方。“八楼”，一个被歌手刀郎唱红的名字。地铁是乌鲁木齐现代化的标志，建设了五年，修了十一个站点。八楼离我家还有很远的距离，久久为了体验一下新疆地铁，宁愿不厌其烦地转车。她所在的上海的地铁四通八达，而她却要感受略微寒碜的乌鲁木齐地铁。
久久做事总是出人意料。
崭新的车厢里，稀稀拉拉坐着一些旅客。久久吃力地拉着银灰色的大行李箱，坐在座位上。她笑盈盈地观望着，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低头拨拉着手机，躲在远处的世界里。久久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看到了一些熟悉的模样，舒适感扑面而来。对面一个维吾尔族姑娘从手机屏抬起脸，浓眉大眼、高鼻小口，令人惊艳的美丽，她们相视一笑，犹如久违的朋友。
久久从宽大的黑色牛皮包里拿出那本书低头读了起来。
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立在久久的座位边，他的头发扎眼，一色的奶奶灰。
“《在新疆长大》这部书我看过，真正的新疆故事，我父亲看了总是哭。”那个男人突兀地说道。
久久矜持地看他一眼，礼貌地微笑，又低下头看书。
“不久我会去见作者。”男人说。
久久抬眼望他，有点疑惑。男人浓眉大眼，一脸祥和。
“真的，没必要骗你，只是看到有人和我一样喜欢他的书，情不自禁就想和这人聊些什么。”
“他也会和我见面，一会儿。”久久说。
“大家都认识他，名气很大。”男人说。
“就他周围的几个人知道，没人认识他，我妈就不看他的书。”久久说。
“你妈一定不是新疆人，所以不喜欢。”男人说。
“他们每天睡在一个屋檐下。”久久说，咯咯笑起来，脸上浮出些许红晕。
“原来我遇见的是大名鼎鼎的革禾的千金。”男人洪亮地笑起来。
“人们一看到我的姓，就问我是不是革禾先生的女儿，他只是我爸爸，普普通通。”久久说。
“在本乡本家以外，不存在大人物。因为人们对他了如指掌，所以即使这个人有了成就，也不觉得不同寻常。所以在家乡人眼里耶稣只是个木匠，诸葛孔明只是个村夫。你爸不简单。”男人说。
“我和我妈一直以为我爸爸只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个作家。”久久说。
“是读者十分喜欢的作家。”男人说。
后来，在八楼的地铁站，我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女儿。
“爸爸，我在这儿。”久久喊我。
那个漫不经心的男人帮久久拉着旅行箱。当我见到那个男人时，有点意外。我们握手，不冷不热，是我喜欢的那种分寸。久久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寒暄。我们道别。
“那人心事重重，忧郁得很，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回家的路上，久久说。
“是啊，他会给我一些他的日记，想让我写一写他们那一代成长的故事。”我说。
“爸爸，你的书是不是把别人的故事抄一遍？”
“小说就是写故事，用生活里的素材写出美好的故事，给人以希望，犹如黑夜的灯火照亮前程。”
久久啧啧地撇下嘴，望向车窗外面。
二〇一八年的春天，我去南疆乡野调查。四十年前，中国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是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会议。我一直在考虑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我在南疆认识了都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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