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久久坐在楼前花园的凳子上，天空燥热，霾气沉沉，对面医院的红色霓虹灯牌子若隐若现，归巢的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焦躁着。
“爸爸，这座城市根本不适合居住，为什么你和妈妈却喜欢这里？”久久说。
久久一直不喜欢这座城市，不喜欢这里的气候。夏天天气闷热，冬天冰天雪地，六月会下雪，冬季漫长，整个城市窝在山沟里，雾霾不断。在这座城市里，她没有朋友。她常常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每天晚上做噩梦，早晨起来疲惫不堪。
“选择了怎样的生活，生活就存在于怎样的空间，人们无法选择生活的外壳，犹如一个人无法选择出生。”我说。
“你只是不想改变，你在衰老，你的作品里才有非常年轻的心态，这让我对你的理解很矛盾。”久久说。
其实，我在女儿的眼里一直老气横秋，她还不到理解岁月的年龄。年轻是一段短暂的时光，貌美如花或者身形矫健，只是留给感官的视觉形象。年轻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是一种看破风情的不屑，是蕴藏在生命深处的力量：生机勃勃、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时光会改变人们的容颜，但只要理想还在，衰老永不降临。相信人性、相信未来，生命之树常青！
“我喜欢你的小说，有一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豪迈，百折不挠的坚强。革禾先生快写完它，你笔下的新疆比我眼里的新疆美丽，让大家爱上新疆吧。”久久说。
二十一世纪之初，我还在美国留学期间，中国拉开新一轮改革开放大幕，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新疆奔跑在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大道上，一大批大学生从内地来参加西部十二省区的建设。
家乡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回到白水市以后像一个局外人，没有明确的就业目标。小城市已经容不下我的理想了，我眼高手低，无事可干。
“年轻的时候总是心比天高，摔下来才知道头破血流有多痛。”我父亲都笑魁说。
“在什么都不确定的年代，我能确定的就是不放弃奋斗的理想。”我说。
“生活不需要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要找到眼下的吃喝和旅途的路费。”我父亲说。
我母亲马翠花捂着胸口，在一旁咳嗽。我母亲的心脏病一直在折磨她。
我父母亲明显老了。我从他们的眼里读出了一种焦灼，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在了解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我对苏联在一九九一年的解体充满好奇。
“我去做国际贸易吧？帮你打开穆塞莱斯酒在俄罗斯的销路。”我说。
我父亲已经没有精力做酒厂的生意了，酒的销量直线下滑。
“你那些在美国学的本事不报效国家，给老外用什么？书生见识，他们喝烈酒，我们的酒就是新疆人喝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外国养不活我们家。”我母亲说。
“年轻就是把时光废掉、身体毁掉，摔摔跟头。年轻人要闯，拦住人收不住心，聚一身怨气，还不知天高地厚，想去就随他，让他去找找命。”我父亲说。
我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扎实的理论知识，我父母亲不懂，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是相通的，文化可以包容，生意可以随处做。我坚定了出去打开一片天地的信念。
二〇〇四年春节刚过，我来到莫斯科。
世纪之初，俄罗斯百废待兴。
因为语言不通，我找中国人扎堆的地方熟悉环境。我常去一家中国餐馆，没几天，与老板老吴混熟了。他是满洲里人，来俄罗斯五年，吃了不少苦头，餐馆经营得不错。
老吴说九十年代初，中国和俄罗斯边境贸易火爆，一些中国人向俄罗斯销售劣质商品，坏了名声，俄罗斯限制外国人在当地进行零售商业，“光头党”攻击有色人种，华人在俄罗斯并不好生存。
他学会的第一句俄语是：“达瓦意，酷里木。（来，抽烟。）”用在“光头党”打劫时递烟表达善意。
老吴俄语流利，我磕头拜了老师，我的俄语水平突飞猛进，只一个月，我就可以进行日常交流。语言一通，我按捺不住自己，开始推销穆塞莱斯酒。
我跑遍了各种各样的酒类市场，总是被俄罗斯人嘲笑：“中国小子，把伏特加拿来，你那个就是糖水。”
我一无所获，又不好意思向我父母亲提回家的事。
我观察市场，寻找商机。我发现俄罗斯的蔬菜价格奇高无比，人们吃不起蔬菜，弄点面包和奶酪抹抹，算吃了一顿饭。稀松平常的麻婆豆腐、鱼香肉丝这些中国菜，一份卖到一百多块钱。
我动员老吴和我一起做蔬菜生意。
这次经历把社会的面纱揭开了给我看，原来和书本里的说教是两码事。
老吴的进货渠道在满洲里。他介绍我和俄罗斯人安德烈认识，他一直在中国做生意。我去了满洲里。满洲里西临蒙古国，北接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中、俄、蒙三国贸易不断。
安德烈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靠着懂两种语言的本事，在商户间游走，四处倒卖信息，两头赚客商的钱。第一次见面，安德烈就问我要了五千块钱，算是“信息合作费”。真不适应这种野蛮的交易。
安德烈在齐齐哈尔市的一个乡里，找到了大量洋葱存货。
我去山沟里组织洋葱货源，和村民说好六毛一斤，到装车时，村民听说我要把洋葱出口到俄罗斯，开出了六元一斤的出货价，价格高出十倍。已经压了一批定金，无法退货，再说就这个价钱依然在俄罗斯有一倍利润可赚。气得我吐血，只好硬着头皮拉货。我开始了目睹形形色色的人间烟火之旅。
货运到满洲里时，拿着提货单，我提不出货，调度员说当天没道线了。安德烈送了点钱，果然好使。
来到检验局，我一声声“大姐大姐”地叫，没用。拖到下午，检验员验货时要求重新按大小分开包装，否则，不能出原产地证明。
我是第一次做出口农产品生意，这些乱七八糟的要求搞得我晕头转向。
“你是个帅哥，没看到那些阿姨对你挤眉弄眼的。”安德烈说，我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晚上，我和安德烈请那两个大姐在豪华酒店唱了一夜卡拉OK，她们大呼小叫在唱《迟来的爱》。
还没出国门，我就花了一笔不在预算里的钱，心里窝火，我发现没有什么应该的事情，金钱的作用奇大，人脸糊了两层纸，当面一层，背地里撕下还有一层。我心生寒意，有一种被踩在脚下的受辱感，对人情充满怀疑。
我租的卡玛斯二十吨厢式货车从赤塔到了口岸。我安排司机鲍里斯住宿，他伸手要每天一百的零花钱，就差抢了。这些在自己国家彬彬有礼的家伙一到中国原形毕露。喝完酒后，鲍里斯无所顾忌，让我出钱，找了一个难看的老女人胡搞。
我用中文骂了他八辈祖宗，鲍里斯依然冲我微笑。
第二天早晨，我的货车顺利通过中国边检大门，缓缓地开到俄方一侧。
走进后贝加尔的报关大厅，海关官员从镜片后翻了我一眼，用很严肃的语气说我的合同不对。安德烈抽出两张五十美元的票子，悄悄塞给俄罗斯海关官员。
我又去办理动植物检疫手续。检疫员围着我的车，转了好几圈，一会儿严肃，一会儿微笑，我琢磨着那就是一副贪婪的德行。果不其然，几经讨价还价，检疫员激动地喊来一老太太，推走了两袋洋葱，两袋的价钱比他两个月的工资都多。
出门时，检疫员走到我身边，拥抱了我一下，认真地说：“我们是朋友！”
强盗一样的交友法。在我眼里无耻至极的事情，那些人都不当回事。我坐在车上想起家乡和和气气的乡亲，才发现自己的国人绅士一般彬彬有礼。我来到了一个野蛮而不知羞耻的地方。
天色暗了下来，鲍里斯加大油门向赤塔狂奔，鲍里斯居然一路喝酒一路开车，车开得飞快，我的心脏跳得飞快。我只好自己驾车。
深夜，彪悍的鲍里斯热情非凡，说必须去他家住，我左右为难。到了鲍里斯家，我大饱眼福。肥白高大的鲍里斯老婆上身赤裸、下身只穿一条内裤，出来开门，看到一个高大帅气的东方小伙子走进客厅，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惊叫一声回到卧室，再出来，穿了一件劣质真丝黑色吊带睡裙，睡裙短得只遮住半个屁股，毫无顾忌，性感的俄罗斯女人！突然唤醒了我的男人感觉，那一刻所有的厌烦变得温馨，我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早已移到金钱上面，已很久不关注女人了。以后，我会时时回味那一刻，会想起那个冰天雪地里噼啪作响的壁炉和那个活力四射的丰乳肥臀。
我卸下一袋洋葱给鲍里斯，算是一份给他老婆的见面礼，鲍里斯老婆激动得哭了。
他们一晚上闹出很大动静。我没想通，鲍里斯自从见到他老婆那一刻就变成一只乖巧甜蜜的羔羊，他居然立刻忘记了昨天的夜场。
历尽千辛万苦，我用洋葱挣回了第一沓美元，完成了第一次经商历程。
一番折腾，我触摸到那个国度病恹恹的肌肤，百味杂陈。我学会了歪门邪道的生意经，良心发霉，生意做得很顺。每当回到宿舍，我不敢看镜子里自己的模样，我扯一下脸上的肌肉，证明自己还好好地活着，我意识到自己在一步步堕落。
我将贸易的重头放在果蔬生意上。远东的俄罗斯蔬菜种植水平低下，人们对蔬菜水果的需求量大，餐桌上百分之八十的蔬菜和水果都来自中国东北。
天时地利人和。
老吴负责俄罗斯的订单和销售，我负责国内农产品收发。我们的生意不断地做大。
按照俄罗斯人的口味，我经营的品种从洋葱扩大到圆白菜、土豆、苹果……也有从中国南方运来的柑橘、葡萄。把蔬菜最终端上俄罗斯人的餐桌，并不是件轻松的事，采摘、装运、重新包装、冷藏……经过十几天公路运输、火车运输，冲过层层关卡，发往俄罗斯各大城市的市场，最终俄罗斯人吃得津津有味。
我父亲都笑魁对我做什么生意并不在乎，比较关心我的安全和为人处世。
“富而好礼，言而有信，童叟无欺，做生意就是做人，你的一言一行代表中国人。”我父亲说。
我父亲给我的压力很大，他怎么都不会想到儿子会这么无耻地去适应社会。我深深感到，中国人的家教有一种核心的东西在于对人的道德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中国父母亲始终有一种履行天职的义务，要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一直在灌输诚信意识和荣辱观念，这些教育成为晚辈浸透骨髓的操守，让一代一代中国人有一种坚强的使命感和崇高的荣誉感。
我和老吴配合默契，吸引了一打来自俄罗斯的客户。挣钱变得容易，前景一片光明。我有了更大的野心，想投资建设仓储设施，缩短运输和存储周期，确保果蔬品质。
老吴对现状十分满意。
“花无千日红，幸运不可能天天降临，见好就收，这里社会腐败，人心散淡，良鸟择木而栖，此处不可久留，投资是向水里扔钱的事儿。”老吴说。
我受了美国式教育，相信英雄都是独行者，内心鄙视老吴知识贫乏、目光短浅。不与夏虫言寒冰，我要在国际市场上一展拳脚。
安德烈联系一位伊尔库茨克的客户向老吴订了一百吨苹果的大单。我跑遍东北凑够了数量。看着浩浩荡荡的车队驶离海关，我无比自信，做国际贸易只是雕虫小技，我要进行国际投资，发展果蔬下游产业链。
等货物卸载到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客户人间蒸发。安德烈不接我们的电话，他已经拿了我们五万块佣金。原本计划做完最后一单，我就开始用挣来的钱搞投资，一切化为泡影。
苹果在一天天腐烂，我的心在一天天滴血。
我们求助警察局，那些警察懒懒散散，吃我们的喝我们的，毫不作为，一点不脸红。他们说伊尔库茨克只是个地名，要找到安德烈需要我们找中国警察配合。
折腾了一年多，我回到了原点，老吴和我分道扬镳。
国内的改革如雨后春笋。我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我学习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南方谈话”：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我决定去新西伯利亚继续寻找商机。
暴雪纷飞，途经托木斯克市，我站在当年列宁被流放时住过的小屋前，心如寒冰，我觉得自己像俄罗斯一样正走在一条迷茫的路上。
我终日游走在新西伯利亚街头的各种市场。
“先生，买衣服吗？”
一句蹩脚的中文把我逗乐了。眼前的姑娘金发碧眼，烈焰红唇，肤如凝脂，挺胸撅臀，勾人心魄，她叫叶莲娜。
听到中文，我生出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以后，我和叶莲娜合伙经营服装。
为了采购风衣，我带叶莲娜到了大连。
叶莲娜第一次来中国，对一切充满好奇，她在寒冷的海边照了一大堆相片。那一刻，我有点喜欢这个敢冒风险的姑娘，俄罗斯人从来不乏走出家门的探险意识。
第二天上午，我们打了一辆夏利去“幸福制衣厂”。厂长有些兴奋，按四十块一件，给我们批发了两百件风衣。我们买好当天晚上开往海拉尔的车票，顺利到达满洲里。
第三天，我们顺利地办完过关手续，汽车驶出边检大院，直奔附近的贸易市场。车一停，眼前呼啦一下冒出一大群人，好像货物不要钱，人们疯抢，一手钱一手货。俄罗斯人的日用品奇缺，不费功夫，我和叶莲娜的兜里装进四万元人民币。以后，我们用挣来的四万元现金做投入，把东北的衣服源源不断地发往俄罗斯。
我又翻身了，做生意不是什么难事！
那天晚上，我和叶莲娜喝了点酒，庆贺生意成功。回到宿舍，电视里正在直播雅典奥运会开幕式，“北京八分钟”相当精彩。我突然又一次生出人在异乡的孤独感，我泪水涟涟。叶莲娜疑惑地看着我。
春节刚过，我从河北收了两万件皮夹克。那种夹克前片是马皮，领子袖口是猪皮，其余的用人造革，都是劣质货。验完货，我们回到远东，货到以后，我们傻眼了，皮夹克全是人造革的。
叶莲娜不愿承担损失，向我要回她投入的一百一十万元人民币本金。
“都，不是我不好，你们中国人骗了你，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你骗了，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吧。”叶莲娜说。
黑心商人不卖假货不挣钱！我的同胞为一点点小利，让俄罗斯人集聚了对中国人的反感情绪。
不卖假货！是我父亲都笑魁教育我的底线。我烧掉了那批假皮夹克，血本无归。
那些日子，我神情恍惚，茶饭无味，思考着我的未来。
那天，叶莲娜约我吃分手饭，我们从市场出来。突然，马路对面一个胖警察向我吼叫。糟糕，我身上没带护照。拿不出护照，警察会把人带到警察局拘留审查。那时候市场生意红火，一些利欲熏心的败类早就把目光锁定在中国商人身上，中国人成了一些人眼里的肥羊。
我兜里装着当天卖的八千多美金货款，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马路上有车经过，我撒腿就跑，叶莲娜也跑起来，胖警察在大喊，耳边传来枪声，子弹嗖嗖擦肩而过。我听到叶莲娜一声惨叫，叶莲娜仆倒在地。
胖警察和我一起把叶莲娜送到医院，子弹穿过了她的小腿肌肉。
“你为什么要跑？”胖警察问她。
叶莲娜一直在哭，我知道她担心她口袋里的钱。
我因抗拒安检被拘留了几天，我的货款全被没收。
回到出租屋，我的两条腿一直打战，内心充满愤怒！
那天夜里，我一直在满脸狰狞的外国人的追逐下逃窜，他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我，白雪皑皑，我无处藏身，我看到雪地里黑色的冰窟窿，我跳了进去，冰冷的雪水淹没了我，我双手乱抓，挣扎着伸出头，我几乎窒息。
我从床上一头栽下来，嘴里依然在呼救，我从梦中醒来。
在俄罗斯漂泊了近三年，我厌倦了俄罗斯混乱不堪的生活和劣质的生存环境，我突然发现我从来没有接纳过自己，就像俄罗斯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接受自己的衰落、接受过别人的强大。
我想起了可爱的中国。
我最后一次来到莫斯科，看五月九日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莫斯科红场阅兵。那些英俊的俄罗斯小伙、漂亮的俄罗斯姑娘步伐坚定，焕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依然能让我对俄罗斯心生好感，但却无法让我产生敬意。
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庆幸和自豪！
我挤在观礼的人群中，那一刻，我渴望回家。
我去中国餐厅向老吴道别，已人去楼空。
一个酒气熏天的俄罗斯男人拥抱住我。
“哈哈，都，你还活着。”
偶然相遇，我又一次见到了司机鲍里斯，他来看红场阅兵。鲍里斯告诉我老吴因为漏税在警察局关了几天，被罚了一笔巨款，然后回国了。
我想回家，我要一心一意和祖国同行。
下了飞机，我跪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的停机坪，亲吻着寒冷的水泥地面失声痛哭。
我回到了那片久已被我遗忘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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