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生涯一共持续了八年，经历了不下十几次危及到生命的情况。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枪口，而是我自己的想象力。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些完全超出人类所能理解的东西，以至于到了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在我身上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曾隶属于中国国民军（也就是西北军）三五八团，是一名哨兵排长。说起我当兵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当时那个年月，各处的地方实力派纷纷粉墨登场，正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角，这些小到几个县城，大到横跨几个省的地方军阀，为了夺取地盘，扩充实力，几乎天天都在打仗，这样一来，参军就成了一种时尚，而我，就是这群日子不好过，准备参军混口饭吃的其中一个。
潼关是西北军的东大门，向北不远就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西北军和晋军都是有名的实力派，挨在一起日子久了难免会有摩擦，所以为了慎重起见，西北军在潼关在附近设置了三处哨岗，我所负责的那个哨岗，是离晋军最近的那个。
这里的哨岗，名义上是为了维护治安，排查出入的可疑人员，其实实际的目的大家都清楚，就是侦查晋军的一举一动，一旦他们有了情况，我们要第一时间向上头汇报，好让军部多出一些缓冲的时间来做准备。当然了，除了这些之外，军部对我们还有秘密的指令，就是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也要做策略性提防。为此，我们平时做的事情，可以说既简单又枯燥，概括起来就是：白天巡逻，晚上站岗，像狗盯骨头那样的盯着他们。
一九二七年夏，是我参军的第七个年头，这段时期，由于北伐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原本的形势一下子平静了下来。这让原本一直处在紧张神经的我们，一下放松了起来。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放松，并不是呆在屋子里面睡大觉，例行公事的巡视还是要有的，只是巡逻的次数有所减少，人员换成了轮流替班。
巡逻的时候，我们会经常遇到晋军那边巡逻的人。说出来都有点可笑：相互之间警戒的两伙人，碰到一起一点剑拨弩张的气氛都没有，相反的，我们之间还会热情的打下招呼，偶尔还能一起聊聊家常，看上去像是多年不见老朋友相逢。只不过，我们双方的心里都清楚，眼下的和气都是假的，等有一天，上头一旦下令向对面开火，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这些侦查前哨，或许前几天还和你说笑的那个人，会第一个开枪要了你的命。
这一天，在照例巡逻了一圈之后，我回到屋里准备睡个午觉，就在这时，一份电报发了过来，上面的内容很简单：叫我回潼关述职。
作为一名哨兵排长，在西北军很难称的上是官，但在这处小小的哨岗，我却是军衔最高的，上级平均每两个月，就会安排我们回潼关做次汇报，而这个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在西北军，有很多事情都说不清道不明，上头安排的是述职，到了实际一执行，根本就没有我说话的机会。我每次去那里，都是听领导像苍蝇似的说几个小时，而且他们所说的东西，内容都千篇一律，不是要求我们严格训练，就是认真巡逻不能放松警惕。我在五年以前，听的就是这种话，现在早就听的麻木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要我一听到他们讲话，瞬间就有种头沉犯困的感觉，真不知道上头为啥那么喜欢开会。
其实在我的心里，并排斥开会，相反的，我觉得开会是很有必要的，只不过，在开会的内容上，却和领导大相径庭。我所关心的，是哨岗物资方面的事，因为我所在的哨岗，绝对可以用惨不惹睹来形容，要不是哨岗的房顶上插着军旗，别人甚至会以为这是个山神庙。
我的哨岗一共有三十三个人，分下来的枪却只有八支，子弹还不到一百发，唯一能拿的出手的，只有那么一挺机关枪。虽然我这有一门克虏伯山炮，但也是别的部队淘汰下来的残次品，炮弹都发射不了，只能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撑撑门面，顺带着吓唬吓唬敌人。
像这种配置，是无法通过领导口中的训练来弥补的，西北军的军事物资不足，一言不合就给我们配大刀，就算我们把大刀练的像关二爷那样，也抵不住敌人的子弹。还好在这几年，没人打我们哨岗的主意，真要是交了火，敌方搞顺便搞一次冲锋，我们就形同虚设的阵地就跨了，能不能逃的掉都是个问题。
当然，这些也只能在我的脑子里想想，开会的时候，我是不会提出来的。第一，上头不会给我发言的机会，第二，说了除了让领导难堪，也不能改变什么。所以每次在开会的时候，我都会缩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摆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模样，其实脑子指不定神游到哪里去了。
虽然明知道开会没啥鸟用，但接到电报，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每次在会议结束，我都可以在军部混顿饭吃。吃过饭后，我还能在潼关闲逛一个下午，那里虽然只有两条街，但起码还有几家店铺，比我这鸟不拉屎的哨岗要强的多，每次我去，都会向大家搞一次集资，回头买几瓶烧刀子带回去解馋。
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中午，我来到潼关，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次好像并不是开会，我刚到军部的大门，就被勤务兵给拦了下来，然后他用手一指，示意上身旁的一辆黄色的军用卡车。
这个勤务兵我之前开会的时候见过，虽然始终不知他叫什么，但起码混了个脸熟。我看了看他指的卡车，随即愣了一下，连忙就问，“啥情况，开会换地方了？”勤务兵没有理我，只是耸了耸肩膀，示意我别问那么多。
我有点不明所以，心说真是在军部里混的，架子够大的，但无奈之下，也只好听从他的指示，一翻身上了卡车。
车上这时，还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年纪看着要大上一些，不过像咱们当军人的，长期在外面风吹雨淋，普遍都显老，咋看之下，我还真估计不出他的具体年纪，另外一个，则长着浑身的肌肉，装的像牦牛似的。这两个人，我之前并没有见过，不过看他们铁灰色的军装，知道也是西北军的。
我用西北军里统一打招呼的方式和他们说了一声兄弟们辛苦，随即就和他们攀谈了起来，经过介绍，那位年纪稍微大上一些的叫许开山，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另一个叫做廖勇，大家都称呼他“大头”，也是从东北那边过来的。
东北人向来实在不夹生，我和大头既然是老乡，说话就没了什么顾忌，就这样聊了没一会儿，就开始称兄道弟起来了。
据大头介绍，他参军的原因很简单，家里穷的不得过，为了吃口饱饭，十四岁就出来了。他在东北军里混了五年，直到第二次直奉大战以后，才跟着张大帅驻进了北京。那个时候，北京由张大帅和冯将军共同执政，军队的驻地整的龙鱼混杂，东北军，西北军和投降过来的直系军都混在了一处，根本分不清谁是哪个部队的。后来冯将军的西北军撤离北京，他和几个弟兄不明所以，稀里糊涂的也跟了过来，就这样，他摇身一变，就成了西北军的人了。
我在一旁听的直乐，说连队伍都能跟错，你这心也是够大的。
大头也跟着我乐，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自己在东北军混了那么久，始终是大头兵一个，估计也没什么发展的空间，既然阴差阳错的换了个地方，在这碰碰运气也不错。
随即，我又问他，今天这是怎么回事？本来说好了是开会，怎么给我们送上车了？大头被我一问，跟着直摇头，说到底是啥情况，他也说不清楚。前几天，他因为吃饭的事和战友打了一打架，随后就被关了禁闭，他估摸着，这次怎么也得关个十天半月的，哪成想在禁闭室只呆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他心里窃喜，以为上头多半是搞错了，结果没高兴多长时间，就被送到了这里。
我又转头看了看许开山，想问他知不知道情况。可惜这家伙从我上车开始，就只坐在一旁翻着白眼，我和大头聊了这么半天，他始终没有插话的意思，和他搭话，多半要碰钉子，于是我强忍着打消了问问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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