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丈夫买了个收音机回来，不到三天，我的小弟来了，他说：“姐，我拿回去听几天。”过了段时间，我母亲来了，说：“收音机听了几天就不响了。”我说：“坏了也给我拿回来。“我母亲说：“不行，你养父很喜欢听，你不要拿回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丈夫回来了，他说：“咱家连个钟表都没有，我给咱买了个钟。”过了几天我的养父来了，他很不客气地说：“你这钟给我吧！叫我看个时间。”就这样，新买的钟表被拿走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丈夫回来了，他走进门就问：“家里的钟呢？”我张口没话说了，他很生气，说：“咱这个家的日子还过不过了？咱家里有什么，他就拿什么，咱家庄稼都不要了，给他们帮忙，他从来没给咱家帮过一点忙。”我也觉得娘家太过分了，唉，这样的娘家，能怎么样呢？我真的在丈夫跟前说不起话了。
八零年初，我带着孩子搬到了丈夫所在的矿区。矿区里有些人家开始做生意了。我看有个河南女人在我们矿区卖衣服，我就开始问自己，别人能做生意，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也想做生意了。
有一天三个老乡过来玩，我把做生意的想法说了，她们都说行，还每人借给我50元钱。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拿着借的150元钱，去西安火车站进货了。火车站的商店真大，商店的衣服也很便宜，我看人家买什么衣服我也买什么，天都黑了我才把货进好。到了晚上我把东西放在身底下，在候车室过的夜。
第三天，我就背着大包跑几个矿区去卖，四块钱一件的衣服我卖八块，第四天就全部卖完了。
我回到矿区那个家，把本钱拿出来，还剩下五十元。我把钱还给了三个老乡，就又去进货了。
转眼到了八零年的四月份，我还是经常去西安火车站进货，那时的人思想都很简单，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生意很好做，我想好好干，因为我们家太穷了。
也就是这一年，我又怀孕了，丈夫给我下的命令，他说：“你给我生个女孩子我给你买500个鸡蛋，你如果生下男孩子，那你就不要吃鸡蛋了。”我想生孩子哪能说得准呢？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国王也不能叫他女人，想生什么就生什么。
八一年的农历二月份我生下了小儿子。当天下午我就开始拉肚子，那天晚上就住院了，孩子留在家交由丈夫照顾，他说：“孩子老哭，拉的屎是干的。”我说：“你一定喂奶粉太稠了。”我第三天出院了，在家看孩子、烧饭、洗衣服，生完孩子还没有半个月就出去买菜了。
孩子两个月大时，我去菜市场买菜，手里只有两毛钱。住我家对面的田嫂在市场里卖豆腐脑，我看人家生意很好，就跟田嫂聊天，我说：“我买菜都没钱，很想像你一样做生意赚钱。”当我提及我在母亲家打了好多红薯粉面时，田嫂说：“你可以把你老家的红薯粉拿来做凉粉卖。”我说：“孩子没人看。”她说：“我女儿在家，咱俩家很近，中午可以帮忙去看孩子。”
到了晚上，我把想法跟丈夫说了，他说：“你敢去了？”我不管他怎么说，我想去试试。晚上我把什么都计划好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就出发了，他开始骂我，不让我去，我到了门口外边，他还在骂，直到我走远听不见了。
我到了我母亲家，跟弟媳和母亲说了情况。刚好弟媳的侄子在那玩，弟媳就叫她侄子把我送上了去火车站的汽车。
那时交通很不方便，那袋粉面有九十多斤重，下了汽车到火车站还有5公里。我刚下车看见一个40来岁推个自行车的人，我就问：“师傅，你到火车站吗？”他说：“不到火车站，离那儿还有一段路。”我说：“师傅，你帮帮忙吧。”在路边小店门口，我给那人买了一包烟和一包瓜子，那人说：“你真客气。”然后帮我把粉面弄到了火车上。
在火车上我遇到了矿上的好几个熟人，我心里不再着急了，下了火车还有几里路，那几个熟人轮流帮我把粉面背到了家。
回到矿区的家才下午四点多，天还早着呢。我在家一边看孩子，一边试着做凉粉。
把红薯粉拿回来的第三天，我就做好了一盆凉粉，然后把凉粉调好端到大食堂里去卖，两毛钱一碗，那天是八一年的农历四月四号的中午，很快那盆凉粉就卖完了。那是我第一次卖凉粉，卖了两元八角钱，我特别高兴。
此后，我开始在矿区摆摊卖凉粉。我的摊位旁有个老大伯，每隔两小时我回去给孩子喂奶时，就请他帮忙看摊子。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就经常给大伯帮忙，还把别人送我的江米和小豆，都给那个大伯了，那大伯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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