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铺开纸，开始写那封酝酿已久的信：
敬爱的……
笔尖下刚出现这样的称谓，他即刻打住了。他在以前用过这样的称谓，不过，彼一时此一时，如今似乎用不着这样的定语了。他果断地撕下这一页纸，揉成一团丢到一边，重新开始：
首长同志：
刚写好这个称谓，他又打住了，首先是因为他发现“长”字旁边有从上页纸洇下来的墨点，这样的信，最好保持一种“卫生标兵”的面目；其次“首长”这样的称谓有拍马之嫌，最好改换成其他更得体的称谓。“嗤——”他又撕下这页纸，揉成更小的一团，再次重来：
领导同志：
这回虽然没发现从上一页洇下来的墨点，可“领导”这个字眼究竟与“首长”相去不远，而且“领”字写得太急，很不好看——掀起这页纸，刚要撕，手却停在了空中。瞧：眼看就要费掉三页纸了！他给亲友写信，一贯是用从单位里拿回来的红头信笺，可是写这样的信，为了某种微妙的原因，他却又一贯是自己掏腰包，到文化用品商店经过精心挑选，买回信笺来用的。他的这笔钱来得容易吗？花得轻松吗？
唉！
他轻轻地、充满感情地慢慢撕掉了那第三页纸，这回他没有团掉，而是将它插进了待用的第四页纸下面，这样，即使他下笔很重，那墨水也洇不过去了。
他很顺利地完成了开头那一行：
×××同志：
自己停笔欣赏了一下，字写得清楚而不僵板，不冠之以“敬爱的”、“尊敬的”一类字眼，也不含混地称之为“首长”、“领导”，直呼其名，不卑不亢，确确实实最符合于现阶段的总体气氛。接信人一看这称谓便可知来信者绝非阿谀奉承的无聊之辈。
底下的早已打好腹稿。这类信他已写过多次，命中率颇高。所谓“命中”，就好比打靶，只要打在靶纸上都算命中，当然，只有一次打在了“靶心”——使那个他所嫉恨的人彻底坍台并终至“自绝于人民”，其余的“环数”不等，“九环”有两次——把他的信作为一种高级“内参”印发过，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量：“六环”有七次——把他的信摘录发表在了一种“群众来信摘编”上，他摘到了其中四份，现仍珍藏在写字台加锁的抽屉中；“五环”以下有六次——虽未印发，但或使某人被取消了出国资格，或使某人因之招致退稿，或使某人被组织上找去谈话……最后的“环数”——“一环”，是使某人的老婆和某人大吵了一场。
虽然不好称为“老手”，经验便摸索出了几条：
一、务必短。长了人家可能一拿在手里就皱眉头，一皱眉头就可能不看。
二、虽然短，关键的话却必须重复。
比如现在他要反映评论家龚质刚在最近一次座谈会发言中的“严重问题”，在信中就设计了这样一段话：
他鼓吹“远政近民论”，说什么作家应当“离政治远一点”，“离人民近一点”，这实际上是污蔑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治远离了人民，这种“远政近民论”必将导致……
他有意把“远政近民论”这个标签加以重复，为的是加大惊动、激怒读信人的或然率。因为这种信，人家一般是只读一遍的，而读时往往又头昏脑涨（工作太忙，又读了许多文字材料），你把关键的字眼加以重复，那么，即使第一回出现时人家忽略了过去，第二回、第三回总能引起兴奋和注意的。以上一段文字实际上也体现出了他的另两条经验：
三、要善于概括。最好给所要告发的言论贴上一个耸动的、读来顺口的标签。如“伤痕永存论”、“性自由论”、“现代派万岁论”……以及现在的“远政近民论”，等等。
四、引用“错误言论”，最好的办法是摘录短句、词组乃至于字眼，然后加以合并，如：
他竟然说什么“最重要的”是“再现生活”的“真实图景”，而“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都“不应当起作用”……
你永远不能指责这是造谣，因为这些词语讲话人确实都使用过，那人的原话与上面转述的区别无非是：
……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方面，包括社会主义道德规范，都是每一个作家必须遵循和维护的，但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政治宣传，政治宣传的一般手段，在进入文学创作时不应当起作用，起作用的应是另一套规律……文学作品应当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并塑造出丰满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以向上的力量……
他的经验当然远不止这四条。正当他运用轻易不使用的“杀手锏”写下这一句——
他在发言最后公然挑动青年作者说：“现在的党中央真不容你！”
突然“爸呀——”一声呼唤从门外传来，他不得不暂且搁笔，从里屋走到外屋。
儿子正趴在外屋饭桌那儿做功课。
一见儿子那白净的面庞，油黑的大眼睛，他心里就喷涌出一股不可遏制的柔情。
老婆提出离婚的时候，他的头一个条件，便是要将儿子留下。老婆恨着他说：“我知道你的心理。你并不爱他。你只不过是故意要让我痛苦。我太了解你了……”
她真的了解他吗？
不。她并不真正了解。
“你怎么又写这样的信？你真是……何必呢？”
当有一回，老婆从他肩后望过去，又一次这样唠叨时，他暴怒了，他把笔一撂，重重地将桌子一拍，墨水瓶翻了，墨水顿时淹没了那封未完成的信，同时本在屋角玩耍的儿子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你懂得什么？！”他转身逼将过去，朝老婆喊了起来，“我是共产党员！我要革命！革命！”
那一刹那，他胸中确实奔涌着一种难以譬喻的正义感和冲锋陷阵的豪情。
……一起上的大学，前后脚走向生活，都分配在***门工作，可那鬓角上有红疤的丰知秋凭什么超过了他？又是出书，又是拍电影，报纸上有专论，广播中有讲话录音……对一个为人民做出的贡献还很小很小的文学工作者，进行这样的吹捧究竟有什么好处？！给社会树的什么风？对青年引的什么路？更何况他那个“广播讲话”错误百出！为什么不提最近一次的党中央全会？为什么一次五分钟的讲话中竟然重复地出现了二十七回“我”字？把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摆到那里去了？！
老婆搂住哭奔入怀的儿子，想劝慰他几句，让他不要那样发怒，话还没说出口，他却又一屁股坐回藤椅中，抱住头，哭了起来。
老婆愣了一阵，便牵着儿子出了屋。
他哭得更凶了。是强压下哭声的一种闷泣。
他为什么哭？谁能理解他？谁能给他以慰藉？也许，只有他自己……
……那天的茶话会上，首长原来显然是朝我坐的那桌子走来的，丰知秋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结果就转移了首长的注意力……“祝贺你！”首长握住丰知秋的手，不住地摇晃……可首长知道丰知秋在大学时的表现吗？那一回在宿舍架起三块砖，用脸盆煮面条吃，弄得整个楼道烟雾呛人，并因此被警告的，不就是这位丰知秋吗？听说他分配到他那个单位以后，两年里就跟三个姑娘谈过恋爱，这是什么作风？……他那个电影里有这么一句词儿：“到了天涯海角，我也记得住这棵树！”可那棵树是一种从外国引进的洋种树。为什么不去记住领袖、人民、革命事业，而单单只要记住那样一棵直到唐朝才传入中国的西洋树？！应当吁请首长同志们注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啊？……十字路口，丰知秋迎面而来，他竟然穿着西服外套！广大农村的贫下中农此刻穿的是什么？！“你来逛逛？”“嗯。我刚从新华书店出来。”“你买了些什么书？”“呶，没什么好的，值得买的也就这些——”“这些”都是什么货色？《西方现代派作品选》《荒诞派戏剧选》《橡皮》——好，记住这些书名，还有他的话：“没什么好的”——这就是说，所有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书在他眼里都不算好……“值得买的也就这些”——全是西方腐朽的文化垃圾！……“你现在干什么呢？”他问我。这简直是挑衅！他当然应该知道，我正同别人合搞一个电影剧本。“开拍了吗？”这更是存心羞辱我！连署名的排列次序问题还没解决呢！……合作者那张马脸！他凭什么想把名字排在我前面？固然初稿是他拿来给我看的，可没我出的那些点子，导演能对本子表示兴趣吗？……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真对不起，厂里讨论了，你们的本子没通过……”该死的导演！又成“你们的本子”了，原来有希望上马时，他不也打算署名吗？他那时不是口口声声用“我们的本子”这样的称谓吗？……“儿童用品商店”，是模仿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宋庆龄的题字。关于她的传记片有没有人搞？谁来同我合作？只要能拍，这回我宁愿把署名列在最后……在百货商场门口，竟遇见了康洁，那自杀而死的康洛阳的女儿，老康自杀的时候，她才多大？大约才十来岁吧？眼下已经二十出头了，亭亭玉立，明眸皓齿。
“——叔叔您好！您……”
良心这东西真没治！它就像一种软化剂，总得把你硬冷的灵魂弄软了算。望着前面这位穿浅绿色布拉吉的姑娘，我忏悔了。也许，十年前我确实不该写那样的信，就是写，列举的“事实”也不必那样多，贴的“标签”也不该那样刻薄，特别不应该的是，我竟拿给了他们单位的“群专组”，所谓“群众专政小组”当然不可能很好地掌握政策，我信上提供的材料被立即用到了揪斗他的大会上……听说老康是喝厕所里的“来苏水”死的，抢救了整整一夜，还是无效……
康洁她是知道那封信的事，还是不知道？
“——叔叔，您最近又写了些什么？”
显然不知道。她还在注意我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那些短评。她边读心里一定边想：啊，这位叔叔是我爸爸的老朋友，我也认识一位写文章的人呢！
“你长得好大啰！”我充满感情地说，“现在干什么呢？上学呢，还是已经参加工作？”
“上大学呢。学建筑机械。”
还好，不是学法律。不至于产生一种追究的欲望和调查的兴趣。
“你妈妈呢？”
这有点明知故问。不过这样的问题在这种场合是得体的。
“……我早就不理她了。我从下乡插队起就自己一个人过。”
她不理得越早越好！否则，那位在老康自杀前就弃他而去的妇女，也许会将我写那封信的事漏给她。
“你爸爸……真可惜啊！”
她眼圈顿时红了。
我鼻子也跟着一酸。不是装的，我鼻子真酸了。我想起在一个“四清工作队”时，我和老康住在同一户老乡家里，我们住的那间屋子四面透风，是他想了个办法，带动我耐心地用报纸堵住了每一个漏风口，费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报纸。后来因为要查找资料找不到报纸，我们两人还一起挨过批评。还有一回，他休假回来，带回两只苹果，他把大的那只给了我，自己吃小的一只，我还打趣地说：“‘孔融让梨’的典故应改为‘老康让果’！”他当时笑得两只眼睛变成了一对小镰刀……
当然，后来因为他处处总是超过我，比如，他在“四清工作队”干了半年就入了党，而我是直到六九年时才“纳新”的，我心里总有一种对他气不过的情绪，结果……不去想这些了。人都没有了，总得记住他的好处。他给我的那只苹果的确是极为甜美的。什么品种？红香蕉还是金元帅？你看，记不清了……
“你要好好学习啊……”我鼓励着康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他现在也算受迫害致死的烈士了吧？他要能看见今天向四化进军的宏伟图景，看见你出落得这么一表人才，该有多高兴啊！……”
康洁被我的一番话说得破涕为笑。她微笑时那双眼睛多像老康——一对亮闪闪的小镰刀……
同康洁分手以后，我心里还是老梗着她和她的爸爸康洛阳。我还算个人吗？“来苏水”那滋味真连想都不敢想！据说一喝进去，消化道顿时冒烟……我拐进“美味斋”餐厅，找了个角落坐下，要了两个菜，三两白酒。我一边喝一边想：能怪我吗？那个历史阶段的情况要具体分析嘛！罪魁祸首是“***”一伙嘛！归根结底，是“***”，具体来说，是支配着他们单位权力的那些人，不，是那些人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要加害于他嘛！我那小小不言的一封信，能有多大的分量呢？再说，我那时候以为那样做是对的嘛，有几个人能像张志新那样清醒呢？
“不过，人家不清醒，人家并不写这样的信……你不清醒，你怎么总是写这样的信呢？”
老婆在发问。讨厌。用得着回答吗？宪法、党章上都有条文嘛，写信是合理合法的，而且，也是受到鼓励的嘛！
“爸呀——”儿子的又一次呼唤，把他那流云般飘过的思绪切断，他才发现自己出了里屋后，竟站在外屋窗边发了一阵愣。他赶忙快步走到儿子身边，一手扶住儿子肩膀，一手伸向儿子摊在桌上的本册，用一种溺爱的口吻问：“怎么啦，怎么啦？又是哪道题不会做，要考爸爸啦？”
“爸，你给我看看嘛——”儿子把一张油印的篇子塞到他手里，“这回我分段分得对不对？”
儿子上回期中测验，有一道“给短文分段”的题目满砸，扣了十六分之多。是他自己嘱咐儿子，以后遇到这类练习题，做好一定要先让他过目。
他把那油印篇子凑近眼前，托托眼镜定睛一看——不看则已，看了不禁大怒：原来学校里给初一学生们印发的，竟是龚质刚新近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一篇散文。龚质刚在评论界大显身手还嫌不足，又来染指散文界，并且他那狗屁不通的文章，竟被一批蠢头蠢脑的语文教师印发给了学生，当作什么补充教材，又让分段，又让概括中心意思，还让摘录出明喻和暗喻……是可忍，孰不可忍？！
“爸呀——我分得对不对呀？”
“胡闹！”他大喝一声。
儿子吓了一跳。难道这回又全错了？
他甩下那油印篇子，大步流星地返回了里屋。
儿子不敢追进去问个究竟，只好啃着铅笔杆，望着面前被爸爸拇指和食指几乎捻破的油印篇子发呆。
他坐回藤椅上，极为迅速地把那封信已写好的部分读了一遍，读到最后一句，他本能地把“现在的党中央真不容你”中的“你”字圈掉，改成了“易”字，但刚改完他就仿佛被轰雷击了一下，恼怒地责问自己：你是怎么搞的？简直是发昏了！
他把那页信纸撕掉，把上面的句子重抄了一遍，最后一句恢复为：
……他在发言最后公然挑动青年作者说：“现在的党中央真不容你！”
重读了一遍。他对自己点了点头。对龚质刚真是丝毫也用不着客气，这回非把他扳倒不可！
“你看你……退一万步说，你写了那么一些信，得了什么好处呢？”那已经离婚而去的老婆的声音，不知为什么又响在了耳畔。
他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下，不禁浑身微微颤抖。就这句话而言，他不恨她。他的信尽管被出成了高级“内参”，被印入“群众来信摘编”，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被首长召见，而被登报表扬，而被破格提职提薪，而被定为某种代表或委员……在粉碎“***”以后的一次批判会上，当人们提到张铁生因写在考卷背面的一封信而飞黄腾达这件事时，他突然气愤地插话说：“张铁生，那真是极个别的……败类！”人们都没有注意到他那特异的神色，他说这话时，重音放在了“极个别”三个字上。真的，他想到这一点就更加痛恨“***”——他们怎么就仅仅重视那极个别的家伙，而张铁生那样的不学无术的家伙，分明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难怪“***”要倒台！该！
“你……得了什么好处呢？”
有时候，当他发出一封那类的信，回到家里，靠在床上，望着窗外在微风中摇曳的树枝时，他也曾扪心自问。
“就算我什么好处也没得着，反正我也让丰知秋那样的人得不着好处……凡是跟我差不多同时起步的，谁也别想比我多得着好处……”
于是他回想起以前所寄出的那些“中靶”信的效应：谁因此被批斗，谁因此入不了党，谁因此处于“控制使用”的状态，谁因此被取消了出国访问资格，谁因此被停发了作品……他竟油然而生了一种特殊的快感。
人生在世，有的作为不一定是为了使自己获得什么，而是阻止别人去获得什么。他既不是在这方面有特殊癖好的头一个人，当然也不会是最后的一个人。
倘若既能阻止别人有所获而又能使自己有所获，那就更好。然而，难！因此他又时时陷入苦闷，爆发愤懑，他会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丢下一地的烟屁股，他会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然后再“哇哇”地将胃里的东西一口接一口地吐出，他因而喜读《离骚》，在月夜里行街头时，他会仰天吟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一类的诗句，他并且曾对从街上急驰而去的小轿车啐过唾沫，又曾在单位里的几个青年人大发牢骚、痛骂“特权”的场合，比他们更为激昂地说过这类的话：“他们整天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哪里知道谁是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
有的时候，当他写那样的信写到第二页——也是关键的一页——当中，他会忽然产生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就是他的的确确是在坚持党性原则，同祸国殃民的错误倾向斗争，那境界就好比扮演梁山伯的演员在舞台上忘记了观众，忘记了后台，而真觉得自己必须钻进祝英台坟墓中并化为蝴蝶似的。
可是最近他这种“境界”开始受到了某种潜在的威胁。
“你不要乱写信了，诬告别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这是老婆带着女儿离他而去时的临别赠言。
首先，话是那么说，谁见有人真因“诬告”而被治罪？凡是寄上去的告状材料，人称“小报告”的，最坏的遭遇也不过是置之不理，留档备查。
其次，他哪一回是诬告别人？他都是有根有据的，可以来找他调查嘛！
比如这一句：“他……挑动青年作者说：‘现在的党中央不容你！’”他就有录音为证。
他很早就弄到了一台日本产的小录音机，只有两个香烟盒那么大，参加座谈会时，发言的人常常请求：“我还没考虑好，都是不成熟的意见，希望不要录音……”那些公开亮出来的录音机都关掉了，他的却还开着，他把那录音机放在了他的尼龙布提兜中，别人轻易发现不了。
回家来审听别人发言的录音，在他来说也是一大乐趣，强似收听李谷一的《乡恋》和苏小明的《军港的夜啊，静悄悄》。那龚质刚是南方人，有口音，因此当他说道：“你们青年人要懂得，现在的党中央不容易，你们不要给党中央添麻烦……”那段话时，录下来的声音就完全可以解释成：“你们青年人要懂得，现在的党中央不容你……”
实在遇到人家真来核对，他可以放录音，还不许他听岔吗？他即便反映错了，用意总是好的吧？他对龚质刚攻击党中央感到义愤，即便弄清楚是个误会，他的政治感情总还得加以肯定吧？
何况，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根本不会来找他调查。也未必会找别人调查。
……该收尾了。这样的信他照例用三页纸的篇幅。用一页纸人家会觉得份量太轻，超过三页人家便会发烦，而以三页打住最富魅力——可是他突然又想到儿子学校所发的油印篇子，这本是件很小的事情，不知怎的，他此刻却万万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在冲动中，他破例地接着写了下去：
还有，龚质刚的生活作风也很成问题。他鼓吹……
不知不觉地，就写到了第四页上，并眼看还得再另起一页。
“——电话！”
院里突然有人高声叫唤。
是他的传呼电话。他赶紧撂下笔，飞跑出去，经过外屋时，竟顾不得瞥上儿子一眼。
他预感到是谁在给他打电话，拿起话筒时，他心里顿时充溢着甜蜜的柔情。
“哪一位？”
“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吗？”
“你在哪儿呢？”
“在文化宫，公用电话的小亭子里。”
“你……”
“快来吧，我等你，老地方。”
“我……我正忙着呢。”
“什么不得了的事，值得这么忙？”
“你哪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我就要你……来，快！”他全身都快化成核桃酥了。
他想象着她此刻的身姿装扮：梳得光光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大髻，用一种银灰色的有机玻璃发卡卡住；蓝底白花的蜡染布缝成的上衣，深灰色的筒裤，下面是一双珠贝色的高跟鞋。虽说实际年龄已近四十，看去实在只有二十七八。
她是一位有夫之妇。但她不爱她那丈夫，而爱来接电话的他。他们是在一次座谈会上认识的。散会后他们偶然站到同一汽车站等车，那天也不知那路车出了什么事，偏久久不来，于是他主动提出来无妨朝前走走，她同意了，他们便沐着晚风，谈笑着，顺绿荫重重的人行道朝前走去，不知不觉地就走出了两站路……
后来……又在座谈会上相见，又在散会后漫步同行。拐进了公园。找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长椅上紧紧地依偎。他吻了她，她接受了。与座谈会无关的相见。再一次约会。又一个角落。浓郁的丁香花气味。数星星。结果数到了她的眼睛……
她并不一定与他的观点相同。她只知道他那些报纸副刊上的小块文章。她并不知道他那些成功或者虽未成功也算不上失败的书信创作。不该说的他都没有对她说。她也从未问及这方面的任何情况。真是说不清楚——为什么她跟他竟一见钟情。
没有讨论过他们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她看来并不打算离了婚同他结合。他虽动过念头，但考虑到所要超越的障碍实在太多，也便让那念头一闪而过。他们就这样也很好。最近她的丈夫又出差了，所以她隔几天就要来一个电话。
“……咦，你成哑巴啦？你来不来呀？”
“我去。不过……我得赶着写完一封信。”
“信？你在给谁写信呢？”对方那声音里涌出一股醋意。
“咳，给我的老同学——早就当了爸爸的人，叫丰知秋的……”
他本是顺口那么一说，谁知那边竟有呼应：“丰知秋啊，名人嘛，今天的报上不登他的照片了吗？”
什么？！一天不看报，居然就又出现了一个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事实！这么说，丰知秋还在猖狂。上回那封信寄出去以后，关于他的一篇评论不就撤稿了吗？怎么今天突然又在登他的照片？
“……咦，你倒是说话呀——你究竟给谁写信呢？给你的对象吗？”
他一时仍不能回答。他心乱如麻。关于龚质刚的信尚未写好，又出现了再写一封关于丰知秋的信的迫切性。真好比王熙凤尚未除掉尤二姐，偏又来了个秋桐。
“……你怎么回事？你不来算了！”
“啊，我当然去！就去！”他回过神来。想到她那些吸引他的因素，他的心里又漾出了一股难以譬喻的滋味。毕竟他也是人，大活人，他需要同她见面时所派生出的一切乐趣。那乐趣的价值并不在写信、寄信和得知那信“中靶”时的快感之下。
“你等着我，老地方，我这就来！”
他撂下电话，付了钱，匆匆赶回家里，刚迈进屋，就发现儿子原来正在对着那油印篇子垂泪。他心里一酸，脑际飘过老婆离去后，他们父子共煮一锅挂面，总煮也煮不熟的情景，于是赶忙走到儿子身边，拍拍他的肩膀，无比温柔地说：“这是干什么呢？别哭了，别哭……你做得差不离，接着做吧……”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钱来，放在儿子眼前，“我有事，要出去一趟，晚饭你自己到饭馆吃吧，要个好菜，吃完饭再吃块冰糕……”
儿子不哭了。他回到里屋，接着把那关于龚质刚生活作风败坏的一段写完。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检查了一遍全信，签上了名，署清了日期，便细心地折好，装入早已写好的信封中，又用胶水细心地粘紧封口，贴上了八分邮票，这才站起来对镜整理衣装……
从镜子里，他端详着自己那开始发福的身躯和额头、嘴角，那已无法消除的皱纹，不禁悲从中来。“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他那一举成功的日子怎么还不来临呢？为什么那丰知秋、龚质刚之流反倒侥幸“上去”了呢？这公平吗？
当他拿着那封信走出家门时，他心里回响着这样的豪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他把那封信郑重地投入了邮局大门外的邮筒中。尽管他另有七情六欲，他几乎从那天晚上开始，一得间隙便默想着：龚质刚你别得意……
谁知第三天下午，他刚从外面回来，儿子就递给他一封信说：“爸，这信上怎么还有个条子？”
他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他前天寄出的那封信，邮局竟给粘上了一张纸条子，按发信地址给退回来了，那条子上写着：“超重欠资，请补足邮票后再寄。”
他几乎当场爆炸，炸成碎片。
“他们明知道我这信是寄给谁的，怎么敢……这样？！”
他咆哮着。
儿子吓跑了。院里的邻居都从门里伸出头来，惊讶地朝他望着。
他手里提着那封超重信，浑身乱颤。
1982年9月12日写于云南个旧云锡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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