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了一阵，才答应下来。
单位比我更犹豫。因为他提出来一定要到家里访问我。考虑过几种方案：告知他我家里有病人，还是让他到单位专供接待外宾的会客室同我谈；让他到我哥哥家里去会我，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拿得出去”的单元；告知他我出差在外，免去这一次访问……
然而最后还是满足了他：就在我那十平方米的蜗居中会见。
让妻子带女儿回娘家去了。把屋子彻底清扫、仔细布置了一番以后，看去倒也清爽雅洁。暖水瓶蓄满滚水，瓷茶杯装妥细茶，又当书桌又当饭桌的台子上摆出一碟什锦果脯，考虑到客人的卫生习惯，还往每块果脯上事先插好一根牙签。
他准时来敲门。
开门迎入。一瞥之中，院内仍有几个邻居在他背后延长脖颈、半挂下巴——虽然早已由居委会通告：不要围观尾随。
相貌也平常。衣着在那边大约远不算豪华，然而在这边一眼望去便有种说不出的高级感——我们出国人员在红都服装店一类地方缝制的西装，不知为什么相比之下总有点“怯”。刚坐下两分钟，他便使我的小屋弥漫着一股从国境外带来的香气。可是所谓的“梦幻型”？
普通话说得很好。想必出生在唐人街。家里大约还要顽固地摆条案，供祖先牌位、观音菩萨，吃饭用筷子，喝汤用短柄瓷匙。
随身带着录音机。那还是1979年，我们这里录音机远未普及。说实话，我还是头一回同录音机发生关系，竟不由得有点紧张。原来读容龄的《清宫琐记》，对当时宫中人以为照相会摄去魂魄而生恐惧，颇觉滑稽。刹那间却理解了那样一种心情。
他从一只轻巧的硬壳小扁箱中，取出来一本拍纸簿。从那上面取下一页纸来，递到我手中。那是他这次来中国所访问的学者名单。最后一名是我。国内有关部门如果开列一个有关名单，我，以及我前面的几名，是否有资格忝列其上，一定还会有所争论。然而他不管这个，他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尊重，他能从最赫赫有名的头几名一路顺利地访问到我这里，便是明证。我们的某些框框条条，毕竟还是靠他这样的外来人方能打破。
他说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已访过，都录了音、记了笔记、拍了照片，现在只剩下我一个。访过我以后，第二天一早他便要飞回×国。他将很快把材料整理出来，并很快写成一本书，交由早已签好合同的一家出版公司很快地出书。
我问他：“快到什么程度呢？”
他答：“顶多三个月。”
我想到我交到出版社的一部书稿，早已过了三个月，竟尚未发稿，就算明天发稿吧，排、校、印、装……总得一年以后方能见书。而且，我何尝不想访问他那名单上的几位权威呢？我那论著正缺他们所能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然而，他，一个外国人，却能“一网打尽”地弄齐所有资料，从而能抢先出书。我，一个中国人，研究课题与他相仿，既见不到本国权威，又不能出书在先。
看模样，他跟我年龄相仿。我下干校那五年，他做什么呢？
他开始发问。
胸内梗着一种心理障碍，我不能热情回答。
他不介意我的淡然僵涩。他提起我新近发表的两篇论文。他读得真细。他提出了三点质疑，却又从两方面极中肯地指出了我那论文在那一研究领域中的新突破。他拿出两份复印的剪报，原来国外已有报刊报道并摘录了我那论文的要点。我的论文在国外的反响还得通过他方能得知。倘他不告诉我，很难有什么单位什么人来告诉我。他走后，我又将如何得知？求他不断来信吗？我为什么必得求助于一个外国人呢？
他的学识估来平平。不过能感觉到他很聪明。
渐渐地，交谈的温度有所上升。我想起来请他喝茶，他便端起茶碗呷茶。我请他吃果脯，他便很随便地直接用手指拈起果脯往嘴里送，并不利用我那精心插入的牙签。他问我可否吸烟，我赶紧道歉：“因为我不抽烟，所以没准备香烟招待你。”他微微一笑，掏出一包“三五牌”，取出一支，用一只薄得令我吃惊的打火机点燃，抽了起来。我赶紧找来一只碟子，权充烟缸。
不一会儿我和他便都笼罩在烟气中。我漫不经心地问他：“这‘三五牌’好抽吗？”
他也漫不经心地回答：“还好。不过我以往一贯喜欢抽‘飞马’。”
是天津出的“飞马牌”吗？在国内似乎远不算名牌好烟，没想到也能出口，也能博得如他这样的外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喜好。这，也该引以自豪吧？
竟谈得投机起来。
我很惊惜，他，一个外籍华人，又是头一次回中国，对国内的情况，特别是对我们所议及的研究领域的状况，居然了解得如此清楚。都说国外的情报工作搞得好，信然也。当然，他也真会利用那里的优越条件。怪不得他在那边俨然是这方面的专家、权威，而且，一家比他目前所在大学更其高级的大学，已聘定他去任教。不过，平心而论，他这样的水平，国内并不鲜见。扪心自问，似乎我在这个领域里所达到的境界，他尚不能立逮。不过，我想要获得他目前的学位、职称、待遇、礼遇，至少还得二十年之后吧。哪里就轮得到我呢？
这大约都属于不正确的意识。需抑制。
我能抑制，他能吗？
给我拍照，没让我摆姿势，不要求我笑，这都让我感到舒服。闪光灯闪动之间，他很自然地问及我的夫人、孩子，我简略地回答了，他也便不再多问，这也让我释然。
他的访问该结束了。
我同他面对面地呷茶。我在考虑如何向本单位和“有关单位”汇报。他在考虑什么？
院子里静得出奇。这时间按说不该这般清静。该做饭了，应当有淘米声、切菜声、炒菜声，以及各种各样的人声：孩子的嬉戏声和喧嚷声、大人的吆喝声和笑骂声……然而竟都没有。大约居委会值班的人已经申斥了他来临时围观尾随的人，并且已昭示邻居们：待他走后，方能开炊做饭。
他似乎并不急于告辞。
我总得再尽主人之谊。
给已经颇淡的茶水中又倒进些开水之后，我全然是敷衍地问：“你是出生在×国的，还是后去的？”
他答：“后去的。”
我依然是淡淡地问：“去了多少年头了？”
他坦然地告诉我：“差不多半年吧。”
我以为我听错了。
要不，就是他听错了我的问题。
我重问：“我是说，你是什么时候去×国的？”
他重答：“差不多半年前吧。”
我愣愣地望着他。
他微微地笑着，坦然地对直望着我。
他更不急于告辞了。他爽性重点了一支烟，悠然地吸了一口，不待我问，便从容地把他的经历告诉给我。
原来他和我是同一届大学毕业生。不同的只是：我是北大的，他是外省一所大学的。
原来他和我毕业后都分配到另一所大学当助教。不同的只是：我分配去的大学是一所重点大学，他分配去的只是一所市办的师范学院。
原来他和我都酷爱我们的研究课题。不同的只是：我写出的论文尚能历尽艰辛发表出来，他写出的论文一直总是被退稿。有时退稿信仅是一张六十四开的油印纸片，而且连那留待填入姓名和稿名的空白也未填写。他也曾找到编辑部质问，有一位编辑便直率地告诉他：“不是你的论文不好。发表这种规模这种规格的论文，还轮不到你这样的人。”
原来他和我一样都有十年之误。不同的只是他下干校比我还多了一年，我是种菜的，他是喂猪。
原来他和我一样，在结婚八年之后还仅住着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据他说不同之处只是我现在还比他当年多了一盏落地灯。
一年多以前，他叔父来信让他去×国接收一笔遗产。他跑了应该跑的所有地方，办妥了手续，半年前——严格来说，还不足半年，算至同我对坐对谈止，是五个月零十九天——他顺利地到达了×国。他有了钱，又有了机遇，他带出去的论文，先在华文刊物上刊出了，后来又被外文报刊摘译。他在头一个月内找到了一份校对的工作，半个月后便进了一所大学里的资料馆，一个半月后，他因论文和讲演的影响，又靠得力的推荐，居然到另一所大学通过了博士学位并执教鞭，三个月后他的地位已然稳固。他告诉我：关键之一，是他的外文水平高，不仅能听、说、读，而且能直接用外文写论文。他先是把在国内写讫的论文自译为外文，后来爽性直接用外文写论文，这就一下子把那些汉文差的外国“汉学家”和外文弱的华裔“汉学家”比了下去。
他是一个人先去×国的，他的妻子和一儿一女，尚留在国内。不过他已为他们办妥了出境手续，不日他们便将在×国欢聚。
很离奇，却也很简单。
我问：“接待你的单位，知道你的底细吗？”
他摇头：“看样子是不知道。如果知道，我的访问计划能这么顺利地进行吗？”
我问：“你为什么要瞒着他们呢？”
他笑了：“我没有瞒。因为并没有人问及我半年前的情况。大约他们一听我是博士，总以为我至少总得在那边熬了二十年。”
我默然。我们单位里这样的人还少吗？他们工作早已超过了二十年，出的书已有几寸厚，国内外知名，然而他们的职称距离博士、教授、研究员之类还相当遥远！
我问：“你没有回母校去吗？没有回你半年前工作过的学校去吗？”
他摇头：“当然没有回去。”
我问：“不过你回来这事，他们总会知道的吧？”
他很肯定地说：“除非有老同学、老同事知道了，讲过去，否则他们是不会知道的。”停了停，他又补充说，“其实让他们知道一下也好。不过，我的访问日程安排得很紧，所以老同学、老同事我是一个也没见，一个也没写信。”
我还一径往下问：“你在国外报刊上发表的那些东西，你的母校和你工作过的学校资料室里，总能见到一部分吧？他们总该想起你来，打听你的下落、行踪。”
他现出一个苦笑：“巧极了，两个学校的资料室，都是由一位校领导的夫人负责，而她们都全然不懂外文，她们能做的事，只是把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外文报刊垛起来，锁进柜子里。至于那些刊登我论文的中文期刊，她们就是翻检过，也不会注意到我，因为我的名字对她们来说毫无特殊意义——当然，或许会有一些教师去借阅那些期刊，不过他们能不能顺利地借到手，借到手能不能从容地阅读，就难说了——你难道不知道这种情况吗？”
我当然知道。我能说什么呢？
送他出院门。
鲁迅的作品我之往往不忍再读，就因为竟还那么样地不过时！挤在玻璃窗上的鼻子，三角形的平面……既如此，又何必这般寂静？
他却忽然一脸凄楚，似乎对我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走到院门边，停住脚对我说：“我明天一早飞走。”
“知道。你对我说过了。”我对他的情绪不能呼应。
“……所以我把我的底细都告诉给你。反正我也就是这样了。我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去了。我这一去，怕是不能再这么春风得意地回来了……你们都知道了我原来不过如此，当然不会再这么接待我了……”他忽然露出一种形容不出的微笑，晃晃手里提的小扁箱子说，“不过，该有的我都有了。除了我最后访问的几位，除了你这样的年轻的，那些老权威，他们今后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新发展了，所以我的材料是足够了！今后国内形势会越来越好，外面来访问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些老权威怕不会像这次似的全数出场了，就是还能见着，怕也不会像跟我谈这样有问必答，每答必细了。我就一辈子研究他们当中的几位，也够稳坐这教授宝座了。当然，对你们这批新秀的动向，我还会关注的……也许我过一二年三四年还要回来，希望那时候还能见到你们，而你们也还能理解我、欢迎我，毕竟，毕竟我还是爱国的啊……你不相信吗？”
他不眨眼地望着我。我只是沉默。
一辆丰田牌小轿车一直在等着他。
他跟我握手，他眼里确凿闪着泪花。他只是喃喃地说：“我去了。去了。去了。”
我依然沉默。他坐进车子里以后，从车窗里对我举手点头致意，我也举手点头向他示意。司机早已等得不耐烦，车子立即驰离了我们那个小院，扬起一阵干土。
他去了。
由他去吧！
因为我们比1979年那时候聪明多了，所以我把这件事写出来。
我们应当更聪明一点。
1982年8月29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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