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秋风拂过大地，草木凋零，世界便变得萧索了……
有人说，秋风吹过田野，果实成熟，生活便变得充实了……
当秋风梳过樊玉玲的发辫时，她在怎样想呢？
樊玉玲拎着花格子布缝的提包，怀着一种异常兴奋的心情，登上了马上就要开动的火车。
这是一趟短程的慢车。每一个小站都要停上好几分钟。樊玉玲只坐六站。那是S市所辖郊区的边缘。樊玉玲刚从那个远郊的师范学校毕业，刚分到一所农村小学任教。正像一位作家写到的那样：雏燕刚刚离巢，翅膀兴奋而惶惑地扇动……
樊玉玲进到车厢，没走几步就坐下了，坐在三人合坐的最边上的位置。其实那天车厢里不算挤，多往前找找，也许还能找到个两人合坐的位置。樊玉玲顾不上。她身子坐在车厢里心却仍然留在了刚才的礼堂中……
樊玉玲热爱文学。当她从S市日报的夹缝中看到，小说家任友石将于这个星期日在霞光礼堂向文学爱好者作报告，讲授《有关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时，她高兴得不禁“啊哟”出声。当时她是一个人坐在小学校的宿舍里，她被自己那“啊哟”的尖叫逗笑了，不由得瞥了瞥窗外。窗外是紫红的暮色，学生们早已散去，只有临窗的白杨树，呼应似的发出一阵轻微的飒响。樊玉玲决定星期日一大早就赶进城去，听这场报告。为了保证能够成行，她立刻俯身书桌，抓紧批改学生们的作文——那本是她打算利用星期日上午的时间改完的。可是临到睡觉的时候，她忽然想到：她没有事先用工作证到指定地点领票，到时候人家能让她进礼堂听讲吗？窗外已是一片漆黑，时不时从远处传来谁家的狗叫。就为这么个小问题，樊玉玲竟至于忐忑不安，失眠了好久……
可是一切都很顺利。今天天不亮，樊玉玲拎着自己缝的花布提包，小跑着往火车站去了。当她坐在车厢里，这才发觉，鞋子和裤腿都让露水打得透湿。就着列车员给倒的开水，她在车上吃完了自带的早点——四分之一块发面烙饼。火车到了S市，樊玉玲几乎是头一个冲出车厢，跑出车站。她问路，遇上的全是和气人，给她指点得清清楚楚。她一点冤枉路没跑，便来到了霞光礼堂面前。开头她有点心慌，因为那礼堂前头空落落的，只有大幅的电影广告上的孔雀公主，在对着她微笑。那微笑是否包含着讽刺：人家都开始半天了，你才姗姗来迟！樊玉玲紧张地跑到传达室，一问，原来离报告开始还有四十来分钟！她红着脸，喘吁吁地向传达室的那个老大爷申述和请求：因为她住在远郊，在城里没有亲友……总之，她没有事先来领票，所以，能不能……没等她说完，那老大爷就告诉她：“没关系。到时候你就往里进吧，不至于找不着座儿！”一听这话，她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世界上净是好人，他们都肯帮助你，哪怕你是一个远离城市的乡下人，一个没有领到票而又切望听到报告的微不足道的文学爱好者……
她终于听到了任友石的报告。因为来得早，她幸运地占据了头一排正中间的位置。她始终仰着头，望着她所崇敬的作家，贪婪地吮吸着他口中吐出的每一句话……
她没有记笔记。她不羡慕身旁带录音机的人，她也不嫉妒那些能把每一句话准确迅速地记录在笔记本上的人。她相信，凡是那些最紧要的话，她耳朵听进便渗进心里，永不会忘记！
“生活素材好比是珍珠，然而光有一捧散珠子是不行的！你得找到一根红线，把那些珠子一颗一颗地穿起来，才能形成一条闪闪放光的项链！那么，红线是什么呢？便是结结实实的思想，是你对生活深入思考所形成的扯不断压不烂的深入认识……”
任友石，这位S市的著名小说家，他讲得多么精辟、多么生动啊！
等到报告在近乎狂热的掌声中结束时，樊玉玲对这位四十多岁的小说家的崇敬，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不知为什么，这位任友石原本比较猥琐的体态，以及他那轮廓线很不分明的面容，在报告完毕之后，映入樊玉玲的眼中时，却显得那么雄健焕发。她由于一时的迟疑，竟失去了挨近作家的机会。在台口的阶梯那儿，一群捷足先登的文学青年团团围住了任友石。组织报告会的两位同志正耐心地劝阻其余涌上去的人不要再“抢劫作家同志宝贵的时间”。樊玉玲便属于那被劝阻的对象之一。她是不违反任何规定和劝止的。她呆呆地站在已经空下来的一长排座位前，眼巴巴地看着有人如何把笔记本递过去，请任友石签名，又有人如何把事先装妥在牛皮纸信袋里的稿子递上去，请任友石指教……啊，热情，谦逊的作家，他微笑着，飞快地签着名，接纳着稿子，听得见他不断地对崇拜者说：“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批评……”“我的水平有限，可不一定能提出中肯的意见……”
也不知怎么一来，报告会的组织者已经把任友石“抢救”出去了。樊玉玲不知不觉地随着崇拜者的潮流跟到了礼堂门外，任友石已经钻进了送他回家的出租汽车，他的面影如一道从云隙射出的金黄的阳光，在车窗里那么一闪，便随着汽车远去、消失了……
等樊玉玲清醒过来，她只觉得手里的提包格外沉重——是的，沉重得她的心都酸痛了。提包里装着她给作家带来的东西，那本是她打算报告一完就跑上去，呈献给他的——不是她有待批改的习作，不是人们想象得出的那类庸俗物品，而是两只各有一斤三两重的大雪花梨。她刚读过任友石发表在省文学刊物上的那篇《雪花梨》，她感到欢喜，感到自豪。因为她所生所长的那片地方，正出产这种梨。任友石在那篇小说中说：“雪花梨最大的，能长到一斤来重。”她想把这梨亲自递到作家手中，告诉他：“能长到一斤多呢！”当然并不是为了纠正作家在小说里的措辞，而是为了表达她满心满意的感激与钦敬……
然而她不远几百里地提了这梨来，却并未能送到作家的手中，甚至来不及请作家看上一眼。多美的雪花梨啊，金黄的带褐色“雀斑”的表皮，膨胀而匀实的果体，还有那结实的坚韧的梨柄，离得老远，就能闻见它那股浓郁的香气……
火车开出市区了。临窗的乘客打开了车窗，顿时，一股饱含秋意的风涌进了车厢。那秋意，既体现在微凉中，也体现在成熟的庄稼的气息中……
秋风扑到樊玉玲的脸上，她这才彻底地意识到她已经坐在了返回的火车上。
“要想写好作品，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素材仓库，这仓库里最要紧的存货，应当是你在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人……”随着火车的行驶声，樊玉玲耳边回响着任友石的声音，“因此，聪明的作者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去接触哪怕是仅仅萍水相逢的人……”
是啊！他讲得多好！应当照他讲的去做，立刻！想到这里，樊玉玲抬起头来，注意观察起周围的人来。她旁边原来坐着两个五十来岁的男同志，俩人只顾边抽烟边说话，仿佛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她对面坐着一位抱孩子的大嫂和一位老大娘，她试图向她们笑笑，算是打招呼，可是大嫂和那老大娘正忙着给孩子换尿布，也没有注意到她。
“嘿！看杂志喽！新来的《大众电影》！谁看《世界足球大赛特辑》？谁要《武林》？就这一本了，买不上可别赖我！”
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的少年，走到了樊玉玲身边。他手里抱着一大摞杂志。
看那样子，他当然不是列车上的服务员。是帮列车员发卖杂志的旅客？嗯，似乎也不是……
“应当观察了解各种各样的人……”
作家说得对。如果我不用心观察、了解，他过去也就那么过去了，我将永远弄不清他怎么会到火车上来卖杂志……
“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杂志？”樊玉玲活泼地站了起来，把手提包暂且搁到座椅上，友好地问那少年：“能让我翻翻吗？”
那少年头上戴着顶鸭舌帽，瘦长脸，翻翻眼瞥了她一下，油腔滑调地说：“您翻那么一过，等于看了本彩色画报，按说也该收您个三分五分的——咳，谁让我心善呢，您白翻吧，翻吧翻吧……”
樊玉玲发现他手里的杂志品种很繁，花花绿绿的居多，而且，有的似乎已经不新……
她边翻边问：“有文学杂志吗？”
少年不以为然地反问：“文学杂志？什么文学杂志？”
“就是登小说、诗歌什么的，”樊玉玲耐心地说，“好比《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什么的……”
少年人把嘴一撇：“坐火车的谁买那个？头两个月我趸了几本，费死劲才卖了出去……怎么着，你买不买？不买别翻了，瞧进眼里可扒拉不出来了哩！”
“好，我就买一本吧。”樊玉玲抽出一本《银幕与观众》来，问：“多少钱？”
“两毛。”少年人不耐烦地催促着：“快，快点。”
她给他两毛钱。他很快地把那钱装进了胸兜中。
她翻到目录，目录下面是版权页，版权页下面写着定价。每册一角五分钱。
“嘿，”她叫住拔脚正要离去的少年，“这杂志一毛五一本，你凭么要我两毛？”
“您别嚷呀！”少年忽然心神不定，他翻翻眼朝车厢进口那边瞥了瞥，便突然坐到了樊玉玲对面的那位老大娘旁边，把老大娘往里挤了挤。接着，他就把一大摞杂志死死地抱在怀里，仿佛有什么人要抢走他那些杂志似的。
樊玉玲正在吃惊，列车员提着一把空水壶走进了车厢，随即又走过了他们身边，朝那一边走去了。
少年等列车员走远了，嘘了一口气，全身松懈下来，坦然地对樊玉玲说：“唉，我卖的就是高价嘛。要不，我的饭钱打哪儿来？”
樊玉玲坐回到座位上，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少年，盘查他：“你这些杂志，来路正吗？”
少年陡然生气了，瞪着樊玉玲说：“怎么着，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杂志来路正，你干吗怕列车员呢？”樊玉玲问。
少年又忽然笑了。“杂志是从邮局按定价花钱买来的。要说来路不那么正，是嘛，走了点后门。难买的，是阿臭让人家专给我们留的。”
“阿臭是谁？”
“他在十号车厢那边卖呢。我们一人跑五节。”少年人大模大样地从兜里掏出一支过滤嘴香烟来，又掏出一个亮闪闪的打火机，打火点燃了烟，吸了一口，从鼻子里喷出两缕烟来，用教训般的口气对樊玉玲说：“我怕列车员你都不明白？咳，我不是没买票，混上来的吗？”
樊玉玲惊呆了。
这便是生活。这便是“各式各样的人”当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
“一旦你在生活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线索，你便应当顺藤摸瓜，穷追到底。”她耳边又响起了任友石的声音，“一般人可以放过的东西，搞写作的却应当紧紧抓住……否则，你就永远不能形成生动的、深刻的艺术构思……”
是这样。她也写过一些东西，她还不敢送到市里、省里的刊物去，她经过无数次思想斗争，才羞赧地送到了县文化馆刊物的那位编辑面前。真是位好编辑，他不但仔细地读了，还把她约去面谈。他诚恳地对她说：“都还不错。我打算选一篇用在咱们的刊物上。不过，总的来说，你的作品思想内容太浅。这也许跟你的生活经历单纯、视野狭窄有关。你把生活和人物都表现得太简单了。看起来，你的心上还没有生出皱纹。心上的纹皱，不应当是衰老的象征，而应当是深入思索的标志……”
眼前的人和事，是否是一次天赐的良机，可以给她那颗纯朴的心，增添上一点思索的皱纹呢？
她决定刨根究底。
“你怎么抽烟？”她弯下腰，俯身凑拢那吊儿郎当的少年，劝告他：“抽烟对成年人都有害，何况是你——”
“对。”少年人背诵似的说：“科学家抽样检查，发现抽烟者的肺部癌变率比不抽烟者高出百分之六十三点四——《科学与生活》里登得有，您买不买？我这儿有好几种科学杂志哩！”
她忽然怜悯起他来，尽管他努力摆出成年人的谱儿来，可他那没有发育完全的身架和面庞，都充分显露出他仍然是个少年人。
“你为什么不上学呢？你每天都来车上卖杂志吗？”
“原来上。有半年不上了。对了，现在每天都到车上来卖杂志。多一半的列车员都认识我——”
“他们发现了你，把你怎么办呢？要没收你的杂志吧？”
“那倒不。他们就是把我们撵下车去。”
“撵下去以后，你们怎么办呢？”
“在站上买点吃的。吃完了，再混上回咱们城的车，往回返，在那车上卖。”
“那你何必怕列车员呢？反正你们也没什么损失！”
“那要看在哪儿给撵下去了。要是头一站就给撵下去，你想，我挣的钱够买一个面包吗？”
“他们要是不撵你们，你们就坐到头吗？”
“当然不。我们总是坐五站就自动下车。”
“你爸爸妈妈为什么让你干这个呢？”
本来谈话很顺利，一听这个问题，那少年又陡然变了脸色，他扔掉还剩好长一截的香烟，站起来便走，随即听见他用一种油滑的腔调在向车厢那边的旅客兜售他的杂志。
樊玉玲心不在焉地翻着手里的《银幕与观众》。啊，这杂志里有个专栏：作家谈电影。然而她此刻读不下去。此刻她希望同无论什么人谈谈生活本身。同座的两位男同志仍然只顾谈他们的话，还大声地笑着。对面的大嫂和老大娘，以及大嫂怀里的孩子，都闭上眼睛睡了——看样子她们都极度疲乏。她能同谁谈谈呢？
列车停到了一个站上。乱了一阵，列车又开了。
那少年突然又出现在她眼前，坐到了打瞌睡的老大娘身边。他手里的杂志似乎很卖去了几本。
他好像把刚才的不愉快忘得干干净净了。他从胸兜里掏出一叠钞票来，清点着，然后得意地点点头，把那钞票又收了起来。
“挣了不老少吧？”樊玉玲注意到，他腕上甚至戴着一只电子表。
“还成。”少年坦然地抬眼望着她，反问说：“刚才咱们俩说到哪儿来着？”
真是怪人！
樊玉玲犹豫起来：“也许，你不乐意——”
“我是不乐意。”少年又掏出支香烟来，但没有把它点燃，想了想，把那香烟夹到了耳朵上。他叹了口气说：“我能乐意吗？不过，您倒是我这么多日子里，头一回遇上的——您总算想到了，我也该有个爸爸，有个妈妈！”
“是呀，”樊玉玲小心翼翼地问，“他们为什么……怎么舍得，让你来干这个呢？”
“有什么舍不得？”少年干脆地宣布：“我是让我妈给轰出来的！”
“为什么？怎么回事儿？”
少年人便讲述了他的经历。讲得干巴巴的。不过听来惊心动魄：他的亲妈还在D县。他爸爸和妈妈是在那儿结婚，并且生下他和他妹妹的。后来他爸爸调到了S市。两地分居了几年以后，有一天他爸爸回到了D县，和他亲妈办了离婚手续。他归他爸，他妹妹归他妈。于是他随他爸爸到了S市。去年他爸又结了婚，于是他有了另一个妈。这个妈对他很不好。简直就是虐待他。半年前的一天，这个妈让他洗芹菜，他洗了。可这个妈却一声接一声地骂他，说他洗得不干净，说他光知道吃饭吃菜不知道干活，说看见他就有气，就脑仁儿疼……他顶撞了一句：“您再骂一句我可就走了！”这个妈竟双手往腰上一叉，敞开嗓门骂得更凶了：“你倒威胁起我来了！你滚吧！你滚了我还能多活些日子，省得让你活活把我气死！”于是，他头也没往回扭地就“滚”出来了。这一出来他就再没有回去。
除了他再也没有回去这一点，其余的似乎都不稀奇。然而他竟真的再没有回去，这毕竟称得上是奇人奇事。
“你跑出来以后，你爸爸总得找你吧？他怎么不找你呢？”
“我没指望着他找我。他好像也没认真地找过我。”
是的。肯定没有认真地找。樊玉玲在心里分析着：S市并不特别大，何况这孩子又并没有躲藏起来，他净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活动，只要报告有关部门，大家配合，是不难把他找到的……
“你为什么不到D县去找你亲妈呢？”
“我去了，”少年挖着鼻孔，用一种冷漠的腔调说，“我都走到她住的那排宿舍前头了，可我没再往前走，我转身就跑了。看见我妹妹了。她穿着洗得退了色的衣服，端着个盛甜面酱的大碗。我一瞧她那裤腿我就明白了。她那裤腿已经接了两圈新布。还有，她一边端着碗往家走，一边伸出手指头，蘸甜面酱往嘴里送。我妈是个工人。她身体向来不好。她准是常歇病假，拿不上奖金。我干吗跑去让她养活我？”
泪水一下子涌上了樊玉玲的眼眶，她把它强忍住了，否则真会有泪滴从眼角溢出。她是不是太多愁善感了呢？
“所以，我下决心自己养活自己，”少年并没有发觉樊玉玲的心上正在起皱纹，他继续讲述着，“正巧我就遇上了阿臭。他比我大两岁，在小学我们都是校足球队的。他把我带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一共九口人。他爸他妈，还有他两个哥哥、两个嫂子和两个妹妹。天天晚上他们家都得搭地铺睡。可他们不嫌我多。我就住在了他们家。阿臭早就不上学了，他卖杂志卖油了，有门路。他就把我捎上了。我们每天能挣一块多、两块钱。我们用一块钱吃饭，回去以后，交阿臭他妈五毛。剩下的，一个月下来，我还能买烟。三个月下来，我还能买点衣服，还买了块电子表。我过得不错。”
“你就从来没想过你爸爸那个家吗？”
“想过。”少年叹了口气说，“他住得宽敞。三间一厅的大单元。四个喇叭的录音机听着。二十时的大彩电看着。他跟他老婆，还有他那个新添的女儿，过得美滋滋的。”
“你就从来没遇上过你爸爸吗？”
“遇上过，”少年用一种异样的声调说，“怎么没遇上过！有一回我从邮局趸杂志出来，正巧遇见他从新华书店里出来，唉，他还是那么精神！”
“他看见你了吗？”
“我不能让他看见我……”少年人说到这儿突然不说了，两眼翻翻，本能地把身子缩成了一团。
不知道什么时候，列车员忽然威风凛凛地站到了少年的位子跟前。那列车员是位三十多岁的粗壮的妇女，一望而知是位服务热心而执法严明的老列车员。
“你原来躲到这儿来了。”她严厉地对少年人说，“看起来不狠罚你们一下子，你们就不肯停止非法贩卖！”
少年人站了起来，完全是一副弱者的姿态：耸着肩膀，顺下眼皮，抱着他那一摞没有卖光的杂志。他沉默不语，并不企图为自己辩解。
“列车员同志，原谅他吧，”樊玉玲冲动地站了起来，恳求地说，“我来替他补票，补到第五站。”
少年人和列车员都惊异地望着樊玉玲。
餐车卖饭的推车眼看就要推过来了，列车员想到还有许多事该做，便顺水推舟地瞪着少年人说：“车一停下来就下去！要是车开了我还瞧见你，就把你交给乘警——我可是说话算话！”
列车员走了。少年人几乎是活泼地落座在原位上，笑嘻嘻地对樊玉玲挤挤眼说：“他们就吃软的！”
樊玉玲心上又起了道皱纹。倘若是她在写小说，她必不忍心这样接着往下写。可眼前的生活就是这样，它不纯净。你刚刚沉浸在怜悯和谅解中，它却又呈现出可恶和令你痛心的面目，使你不得不恼怒而战栗。
“你——”樊玉玲把脸别过去，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刚才咱俩聊到哪儿来着？”少年人却仿佛完全没看出樊玉玲感情的变化，他自管接续讲述着：“对了，说到新华书店门前那回事儿。我一看见我爸，我就躲到了卖冰棍的老头子身后。他没瞧见我。他那天挺高兴的，手里提着一大包书。我知道，他准是又去买他自己的书了——他最喜欢到新华书店去看书架上他自己写的那些书，看人家怎么让售货员把那书取过来，买下。要是谁都不买，他就自己买——”
樊玉玲本已凉下去的心猛地仿佛被一个火球灼了一下，她吃惊地转过脸来，睁圆眼睛望着那少年人，脱口而出地问：“你爸爸是写书的？他叫什么名字？”
少年人自豪地说：“他叫任友石。您听见过这个名字吗？他是写小说的。”
“你——”樊玉玲的心瞬间结成了一块冰球。她从那少年人的面容上，无可置辩地看出了另一个人遗传因素的作用。的的确确，他只能是他的儿子，亲生的儿子。
樊玉玲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模糊之中，又依稀闪动着任友石那正在作报告的面容手势。任友石的声音显得洪亮而空洞，在她周围轰响着。一群崇拜者簇拥着任友石，她惊奇地在那群崇拜者中看见了她自己，她竟挤到了最前面。她看见自己从手提袋里取出了那两只雪花梨来，恭敬地递到了任友石的手里。任友石热情、谦逊地微笑着，把那两只硕大的雪花梨凑到鼻子跟前，嗅着，陶醉地闭上了眼睛。可是樊玉玲看见她自己突然激动地夺回了那两只梨，于是任友石惊愕地望着她，她转身跑了，跑到一个端着一只大粗瓷碗的小姑娘面前。她看不清这小姑娘的面容，却分明看见了她裤腿上那两圈接上去的新布，还看见她伸出食指，蘸着那碗里的甜面酱，往嘴里送，于是她把两只大梨，一下子送到了小姑娘的怀里……
“您干吗哭呢？您这人真是……啊，再见了，您可别把今天我讲的这些话告诉别人，我后悔了……您别告诉任何人，听见了吗？我可不愿意让我爸吃亏！啊，我可得下去了……您记着！”
等樊玉玲用手绢擦过眼睛以后，那少年人已经没有身影了。列车已经进站，并且停稳。老大娘醒了过来，大声地问她：“姑娘，到哪儿了呢？”
樊玉玲心里发堵，是不是因为心上的皱纹太深了，使得心脏跳起来格外困难？
……列车又开动了，樊玉玲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也许，是遇上了一个善于编织谎言的骗子？
不。他的确是任友石的儿子。
是倒的确是，然而，他还是撒了谎。他离家出走半年多，任友石怎么会不寻觅他呢？
也许，寻觅过，他不愿意让爸爸寻着，总躲着，所以一直没有找到。
然而，一个抛弃亲生儿子的父亲怎么可能心平气和——不，简直是兴致勃勃——地在礼堂里大作报告，大讲什么“红线穿珍珠”啦，“观察熟悉各种各样的人”啦，“用最美好的感情拨动读者的心弦”啦……等等，等等。
也许，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正在于能够压抑住内心里最剧烈的个人悲痛，而用为大众的心灵增添美好的砖瓦这一神圣的工作，去达到心理和感情上的平衡……
可是，对亲儿子的漠视，又怎能同对大众的赤诚统一起来呢？
列车到了第六站。樊玉玲下了车。刚一下到站台，她便感受到了那花布提包的重负。那重量仿佛不是缒在她的手腕上，而是缒在她的心脏上。
她慢慢地走出了车站，走向田野。她要穿过田野，向她工作的那所小小的、没有围墙的、坐落在村边的学校走去。
秋风拂过田野，拂过她的发辫，拂过她那马上就要发育充足的身躯。
在秋风中，她心中不再是一片单纯的青绿。那里有了飘转的落叶，霜打的草茎。
然而在秋风中，她心中也出现了第一批成熟的果实。饱含着人世的滋味，并且包孕着再一次生长的种子。
也许，她将永世不再写小说。也许，她将成为某些最深刻最动人的小说的作者。
1982年10月12日于北京垂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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