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点半过后，我往楼下走的时候，脑子也没松懈，我盘算着在约定第二天去牛师傅家访问时，该怎么进一步深入了解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怎么把他的思想境界加以诗意的概括与升华……
下到一楼，我忽然感到异样的寂静，定睛一看，原来别的姑娘们都已离去，地下的瓜子皮儿也已清扫干净，只有那大概确实叫邓丽美的姑娘，一个人坐在那儿值班——她正低头摆弄着什么。
我要出楼必得从她面前经过，于是我便招呼她说：“小邓，就剩你一个人啦？”
她听见我的声音，抬起头来，笑了：“小邓？哈哈哈……我不姓邓啊！”
“她们不是叫你邓丽美吗？”
“她们叫我？啊，哈……她们不是叫我邓丽美，是叫我登丽美！”
“登丽美？”
“是呀，登丽美！”
“还有姓登的？”
“干吗只能姓邓不能姓登？你们作家里头，不就有母国政吗？不姓当中一撇的那个毋，偏姓‘母亲’的‘母’。还有中杰英，他就不姓‘钟山风雨’的那个‘钟’，偏姓‘中国’的‘中’。”
啊，原来她是个文学爱好者。显然，她一定读过母国政的短篇小说《我们家的炊事员》，看过中杰英的话剧《哥儿们折腾记》。
她几句话把我噎得够呛。可她一看我有点不快，忙莞尔一笑，和缓地问：“怎么样？采访顺利吗？回去就能动笔了吧？”
“还得消化消化。”我实话实说，“好像还升华不起来。”
“你们搞这一行的，是得把生活消化消化再动笔，”她毫不客气地发议论说，“别那么急功近利地瞎忙活……比如前两天的电视新闻，一段照的是哪个省的农民，他又养花又养鱼，又养鸡鸭又编草筐，赚了成千上万的钱，冒尖户，盖起了二层楼，那个解说词啊，就差把他封成‘金星英雄’了。可隔了几段，又照了哪个省的青年矿工，这一位可好，不但绝对不赚外快，他每天下了班还多干两个钟头的活；从来不休假倒也罢了，解说词里还说他已经连续四年推迟了婚期……我都替他那对象难过，他既然那么爱他那井下作业，那么不在乎休息和结婚，又何必搞对象呢？……”
“你说的电视新闻我好像也看了，”我告诉她，“我怎么没觉出什么来呢？”
“所以你写不出好文章来！”她尖刻地说，“你为什么就没觉出来，眼前这个转折时期，生活的步伐行进得很快，而我们的认识往往跟不上去，结果我们的宣传就出现了混乱呢？”
没想到这位令人联想到邓丽君的“枫叶女士”，居然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来。
“怎么个混乱？”我问她。
“有的时候，为了宣传经济改革的正确和成效，就拼命到农村找最耸人听闻的冒尖户，或者到城里找最有刺激性的个体户富翁，急急忙忙地把他们抬出来，拍成电视，写成报告文学，编成小说，大概还想搞出鲜艳十二彩的故事片……可这该多么浅薄！”
“浅薄？”
“是浅薄！我是经济改革的最坚定的拥护者，可是我反对这种片面性。听说当年‘***’的时候，时兴‘放卫星’，宣传上比嗓门，你说亩产一万斤，我就说亩产五万斤……现在宣传个体经营，可千万别也搞成比赛‘放卫星’，你找到个一年赚五万的，我非找个一年赚十万的不可，你说他个人买汽车，我就说他个人开了个大旅馆……一个人的价值，并不能单从他的个人财富上来衡量；我们经济改革的成效，更不能单用发大财的‘冒尖户卫星’来说明！考察一个事物，不能只用一个参数定性，得尽可能掌握更多的参数……”
“可电视台表扬那个冒尖户有什么不可以呢？”
“不是绝对不可以，问题在于干吗把他当成模范来介绍？要让我去搞这个节目，我就宁愿不拍这个最尖端的冒尖户，而去表现更有代表性的，也就是较多的农民已经达到富裕状况……”
“可表现那位青年矿工的那段，又有什么不妥呢？”
“那位青年矿工不值得这么报道。尤其不值得这么夸赞。应当劝他该休息还是要休息；应当劝他马上举行婚礼。跟人家说好要结婚，推迟一年是可以的，超过两年已经不通人情，推迟四年，简直说不过去！我们的电视为什么要宣扬这种没有人情味儿的行为？即便这种行为是不必指责的，也不该拿来颂扬！”
“嗬，你还真有独到的见解！”
“我有没有，问题不大，反正我又不写文章发表。可怕的是你们这样的人竟然没有独到的见解……结果，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图解化还事小，弄不好简直是人为地制造混乱！”
这位登丽美，好厉害！
“你这话也太过头了，”我觉得我不但应当捍卫个人尊严，而且也应当为我的同行们乃至整个宣传口辩护，“究竟出现了多少混乱呢？你不要见了几粒芝麻就叫嚷西瓜！”
她晃着头发笑了：“我可没叫嚷西瓜！你们确实也为改革造了不少好舆论……可的的确确有混乱之处呀！虽说够不上西瓜那么大，也不全是小芝麻。比方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方面，宣传不要吃大锅饭，鼓励个人通过正当的劳动发家致富；一方面，又宣传不休息不结婚不计报酬一心扑在‘大锅饭’上的‘革命傻子’。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怎么是自相矛盾呢？”我反驳她说，“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嘛。在经济上，我们要坚决地改变吃大锅饭的状况，在思想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宣传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精神。”
“可是，经济改革那‘不吃大锅饭’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就是承认绝大多数劳动者不可能也用不着一心为公，而是应当把为公和为私辩证地统一起来：通过为集体、为国家贡献力量去达到个人幸福，而又在追求个人幸福的过程中把为集体、为国家、为他人付出代价视为义务和快乐。我完全相信电视里所照的那位矿工是个好得不得了的人物，然而他也仅仅是个一般意义的好人而已。”我注意到她又把“而已”两个字咬得很重，她滔滔不绝地激昂地讲下去：“他大概把个人幸福完全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了，所以他能在和平岁月里一连四年推迟他的婚期，而完全没有同爱他的姑娘早日共享最正常最合理的快乐的欲望——这样，在他心目中，共产主义事业便成了一种同个人幸福相对立的东西了。其实，他应当懂得，宣传他的同志尤其应当懂得，千百万劳动群众世代斗争和努力去争取共产主义的根本动力，是他们想活得更好而不是清心寡欲，是他们反对用剥削和压迫的办法去达到个人幸福，而主张用共同劳动的办法去达到个人幸福，他们固然不能预支那未来的幸福，因此他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付出艰苦的代价，但他们也不必抛弃现世的幸福，而使自己像苦行僧一样生活……”
这位登丽美侃侃而谈的气派真把我震住了。
“你哪儿学来的这么一套？”我不禁问她，“你上过大学？”
“你说的是毕了业管分配工作、一转正就挣五十多块钱的那种大学！当然没上过。”她笑了，“要上过这样的大学，我还在这儿当售货员？”
“你在插队或在兵团的时候自学的？”
“我刚满二十二岁，”她严正地提醒我，“你们心目中的青年，只到孔捷生、王安忆他们那一茬为止。请注意，现在已经有了更新的几茬人——比如我们这一茬，1977年以后中学毕业的。我们全都不插队，不上兵团，我们要么上大学，要么分配到哪儿去哪儿，要么待业。”仿佛为了加深我的印象，她盯了我一眼后，又补充说：“我们以下还有一茬，正上中学的。对于他们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学校里考试，让填空，填‘***’的名字，尽是填不全、填不对的，扣分扣老鼻子了……你们怎么总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这些新的青年人，看人看事的眼光，跟你们，跟上几茬的青年，都不怎么一样了！”
真有点振聋发聩！可不，心算一下，1966年出生的人如今都十四岁了，正式迈入青年范畴了，可我们还管儿子已经加入共青团的人叫什么“青年作家”！
登丽美的话说到那儿，果然上下打量着我，扑哧笑了：“比如您这身衣服，在我眼里，就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我不服气：“我这可是涤卡的！”
“料子倒是好料子——其实料子无所谓，我觉着别扭，是因为那裁剪……”
“我这可是甲级服装店做的，”我申辩说，“老师傅给我裁的哩！”
“你们就迷信老的！老字号、老把式、老师傅……我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即便是咱们为出国人员做的服装，料子特棒，穿上去到外国人跟前那么一站，也总有那么点土气，为什么？”
“你们这些小年轻，就迷信洋的！迷信新、奇、怪！”我反唇相讥。不过，我在心里苦恼地承认：是有她说的那么个问题。
“我们才不迷信呢！老的、洋的全不迷信！我们‘迷信’的是科学！告诉你原因吧——咱们城里是有那么几十个老裁缝，当年手艺比哪国的裁缝也不差，可现在不行了，不是因为他们老了，而是因为国外出现了崭新的裁剪方法，也就是说，更科学的裁剪法，有好几种流派，比方说，日本就有一种‘原形裁剪’，所需要的参数，比以往旧式的量尺寸方式多一倍，放大尺寸也不是靠估计，而是有精确的公式，所以裁剪出来的衣服，穿上就又贴体又舒服……你看，不是中国的裁缝不行，是咱们自己既没有发展裁剪科学，又没有及时地引进、推广国外的裁剪科学……”
裁剪衣服还有一门科学！我惊讶地望着这位妙人，她究竟还要教训我多少呢？
“我真为你们这样的人难过，”她不依不饶地望着我说，“这么好的料子，裁剪成了这样！”
“那么说，你会‘原形裁剪’啰？”我挑衅地问。
“这不，正学着呢。”她说到这儿，我才看清她原来拿在手里，后来搁在柜台上的，是一叠油印的材料，并且还有一个小小的电子计算器。
“你学这个干吗？”我故意把语气弄得很尖刻，“学成了，是想退职，自己去开个服装店吗？”
“那又怎么着？”她耸起眉毛，睁圆眼睛，和我对视着。
再这么下去非拌嘴不成。我赶紧告辞。
出了商场一看表，乖乖，我被她绊住的时间，竟超过了半个钟头。这半个多钟头要是也用来访问牛师傅，该增添多少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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