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真高兴。
就像当年自己考上了名牌大学一样。不，比那还高兴。就像当年自己的论文头一回在学报上变成了铅字一样。
半路上我拐进了邮局。真扫兴——这个邮局不管拍电报。买了张航空明信片，匆匆地给出差的妻写了这么两行：“晶儿转学事全妥，释念。盼购港式双肩背书包归。”把明信片扔进邮箱后，吁出一口气，搓了搓手，轻松地走出了邮局。
真巧，迎面遇上了老邹。老邹是我高中时的同学，他就在这附近一个什么单位工作。我们一年里偶然会在路上遇上几次，遇上了，便会谈一会儿，谈完了，互相约定：“有空到我家来玩啊！”但我们双方都未践过约，看来并不是都绝对没有空，而是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友谊。虽如此，每到遇上时，总能推心置腹地聊上那么一阵。
“你这是去哪儿呀？”老邹关切地问。
“啊，去办点事。”我本想把晶儿转学成功的事告诉他，但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老邹的女儿早就在全市最好的重点小学上学了。记得老邹曾对我说过：“不上重点不得了啊！从幼儿园起就得为孩子着想，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上重点幼儿园，只有上了重点幼儿园，才能保证考上重点小学；只有上了重点小学，才能保证考上重点初中；只有上了重点初中，才能保证考上重点高中；只有在重点高中最后一年进了重点班，在高考前半年进了重点小组，才有可能考上重点大学的重点专业，将来才有可能考上研究生，成为重点培养对象，分配到重点科研单位搞重点工作……”他那一连串“重点”像鼓槌般敲击着我那不堪为鼓的心，曾使我为自己的儿子竟糊里糊涂地在非重点小学上到了五年级，而羞愧惶急达于极点。所以，即使我现在告诉他晶儿终于也转到“重点”去了，他也还是会用那鼓槌敲击我的心：“晚了！晚了！……”
为了不让他问到我的孩子，我便抢先问他的夫人：“……怎么样，工作调妥了吗？”
如果谈孩子上学的事是我的一块心病，那么他夫人调工作的事便是他的一块心病。他夫人的工作一直未能专业对口，评职称调工资等方面都受影响。老邹一直在为她奔走，但总是功亏一篑。
“这回总算快成了，”老邹脸上现出几丝飘忽的喜色，“但愿下个月能具体落实。”
我便谈了些“这回肯定成功”之类的话，他应答着。后来我俩不约而同地都看了看腕上的表，于是同时告别：
“有空上我家玩啊！”
“有空去我家坐啊！”
和老邹分手后，我的心情愈加欢快起来，毕竟我儿子转学的事已完全办妥了，而他夫人调工作的事还有待具体落实。
当我把一切都告诉晶儿他们的何老师后，她以早已预料到的口吻说：“啊，又要转走一个了。”
这位何老师才二十多岁。她烫着发，打扮得相当入时。我知道她的来历，1972年初中毕业下乡插队，在农村当了两年代课教师，1976年回到城里，就分配在这所小学工作，这以后的几年她虽上过教师进修学校，又听过电视里的讲座，到底还是根基浅薄，她现在居然教着五年级，可见这所学校没有能人，就凭她这样的老师搞“近亲繁殖”似的教学，学生的水平怎么高得了？难怪有一回老邹跟我谈过：“靠这样一些教师教学生，会引起‘物种退化’的！”现在我面对着她，简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我竟那么长时间地把晶儿交给了她！交给了非重点小学的这么个低能的老师！我的确对晶儿有罪！谢天谢地，我总算可以从此把晶儿带走了，带到离她远远的重点小学的优秀老师们那儿！
“那么，”何老师扬起脸问我，“您打算什么时候办手续，什么时候让陈自晶去那边上课呢？”
我俯视着她。非重点小学的老师，连个头都这么矮——我不禁这么想着，急切地说：“手续最好现在就办。办完手续，我就想把陈自晶带走——今天先去跟那边老师见见面，明天就让他去那儿上课。”
“让他上完今天的课，不行吗？”何老师依旧扬着脸，问我。她语气里充满了那么多恳求的成分，我的心一动，然而，我瞬间又坚定起来，我用强调的声气说：“我为陈自晶转学专请了一天假，我必须在今天一天里把事情办完！”
“那……好吧，”她低下了头去，不看着我，“您请吧……我带您办手续去……”
临跟她出屋的时候，我发现她两眼里似乎汪着一层泪水。我的心又一动。然而我不明白她这是为着什么，非重点小学的老师，感情也那么细腻吗？
手续其实很简单。
办完手续，何老师又扬起脸，几乎是哀求地问我：“等下了课，再让陈自晶来吧？”
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那么急切，竟生硬地问：“还得多久才下这节课？”
何老师满脸涨得通红，垂下眼睛，看了看腕上的表说：“快了。还差十三分钟。”
十三分钟！我不需要这么多的时间！
当时，我和何老师同在教师休息室。别的老师都上课去了，休息室里只剩下何老师一位老师。她请我坐，我没坐。她便缩到一角，坐到办公桌前，像是在批改作业，又像是拿着笔在发愣。我站在休息室窗前，不耐烦地朝外看。这所小学校原是一所庙宇，肯定不是“敕建”的大庙，而是一所普通的家庙，房屋陈旧，庭院狭小，虽然最近又进行过一次修整油饰，终究显得寒酸。我不禁拿眼前的景象同晶儿即将去的那所重点学校的校园相比，那是怎样的一种气派啊！高大敞亮的教学大楼，器械纷繁的宽阔操场，美丽的花坛，整齐的甬路……唉，我不禁又责备起自己来：你怎么竟忍心让晶儿在这么个地方一待就是五年！……
十三分钟，真长啊！我只能继续无聊地朝外面张望。当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注意到，这所小学也有布置得很精心的壁报栏，也有小小的花圃，和半截刷着白灰的杨树，以及音乐教室里传来的伴着风琴的合唱声……嗯，还有砖砌的、水泥面的乒乓球台，用白漆栏杆围着的小小的气象观测站，以及只露出一角的图画展览……
终于，下课铃响了，顿时，像变戏法一样，教室里忽然泻出来那么多活蹦乱跳的孩子，眨眼间，有的已经玩上了猴皮筋，有的已经玩上了拽沙包儿，院落里顿时充满了天真烂漫的喧哗声……
何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晶儿领到了我面前。窗外有些孩子好奇地趴着往里看，几位回到休息室的教师也注意着我们。
“小晶，给你办妥转学手续了，你跟我走吧！”我对晶儿说。
晶儿竟把一双眼睛睁得滴溜溜圆，仿佛在梦里一样。
我发现他是空着手来的，便命令他说：“你怎么不把书包背出来？快去背书包，我这就带你走！”
晶儿仿佛听不懂我的话，他呆立在我面前，毫无反应。
“我去给他拿来吧。”何老师去了，我都忘记了跟她说声“谢谢”，我被晶儿那不中用、不争气、不领情、不知父母心的模样儿惹火了，禁不住瞪着他说：“你怎么回事儿？不是早跟你说了，要给你转学吗？”
晶儿低下头，只爱默默流泪。
顾不得许多，我就在那儿训斥起他来：“你以为给你办成这转学的事容易吗？……费了多大的事！原来人家凡转学的先要考一考，不及格的还不要呢，我连这个也给你想办法免了，你享现成的就能从这非重点转到重点去，你还要怎么着？怎么这么死眉瞪眼的？话都不会说一句？你呀！……”
晶儿抬眼望了我一下，他的眼神透着无限的无辜，仿佛在问我：“您要我说什么呢？”是呀，我究竟要他说什么呢？我也不明白，难道是要他对父母为他转学的奔波表示感谢？
何老师已经把他的书包拿来了。
我这才道了声谢，又命令晶儿向何老师告别：“跟何老师说再见！”
晶儿机械地重复着：“何老师，再见！”
何老师倒通达地拍着他肩膀说：“陈自晶，再见！你去吧，那个学校是重点学校，比咱们学校好，那里的老师教学水平高，考重点中学把握大，你爸爸给你转学是为了你好，你到了那儿，要更努力地学习！”
晶儿听一句，点一下头，可他一点没有高兴的样子。何老师说完那些话，便急骤地转过身子，先往她办公桌那边迈了几步，突然又回身朝办公室外面去了，一群孩子马上围拢了她，大约是晶儿同班的同学，仿佛在叽叽喳喳地问着什么，她只是摆手，于是，像一颗彗星，拖着个扇面形的尾巴，她很快消失在我视线之外了。
上课铃响了。我把晶儿带出了学校。
得赶在一天之内把所有事办完。我领着晶儿往车站走，好搭车去那重点学校。晶儿的脚踝上仿佛拴着秤砣，每迈一步都那么费劲。
我急了，恨不能揪他的耳朵：“你怎么回事？磨磨蹭蹭的！”
“爸，”他哼哼唧唧地说，“今天……该我记温度呢……”
“什么，什么？”我不耐烦地拍着他脊背催他快走。他躲闪着，曲扭着身子，哀告地说：“我们气象小组……今天该我记温度……”
你看，一个非重点小学，还搞那么多名堂，由自然老师组织了一个什么气象小组，晶儿参加那个小组就是多余！怪不得他有时回家那么晚，一定是放学后还要在这种对升学绝对无用的什么气象小组中浪费时间！
“你不记自然会有别人去记，”我训斥他说，“这么个死心眼儿，怎么考得上重点中学？打今天起，你心眼得给我灵活点儿！”
“爸，”他竟仍然拖沓着步子，搂住书包说，“我借图书馆一本书，还没还呢……我们班星期六开花灯晚会，我跟刘哲做的那盏走马灯，还没完工呢……”
我急了，把他重重地一搡：“少废话！跟我走！”
他眼里噙着泪水，总算加大了步幅，随我朝远离这非重点的重点走去。
回到家里，我问晶儿：“你喜欢现在的这个学校吗？”
他微微点了点头。
吃完饭，他问我：“爸，我做哪个学校留的作业呢？”
“当然做新学校的，重点学校的。”
“可这些算术题我们早做过了。”
不知为什么，重点学校的算术课比那非重点学校的进度要慢一点。
“做过了重做！”我庄严地宣布，“你原来那些老师就知道赶进度，哪有人家重点学校教得扎实！”
晶儿在桌上铺开了作业本，心神不定地问我：“爸，我以后还给刘哲补课吗？”
“谁是刘哲？”
“我们班同学。”
“不要再说‘我们班’了。刘哲所在的那个班不再是你的班级了。你现在是重点小学的五年级三班的学生。那个刘哲，你就不要再管他了。”
“我也不能再找他玩了吗？”
“你不用找他玩了，因为你有许多新同学，质量高的新同学，可以做朋友了。”
“那，我能给他写信吗？”
这可是个古怪的问题。我愣了一下，便“嗯”了一声。
忽然有人敲门。
我去开门，是何老师。
晶儿像只鸟儿，忽地一下就扑到了何老师身边，仿佛离开她好久好久了，蹦着双脚叫：“何老师！何老师！”
何老师抱歉地对我笑着，从她那式样新颖的人造革提包中，取出一叠本册来，解释说：“陈自晶的作文本、算术本、美术本、大字本，都批改完了，我给他送来。”
晶儿兴高采烈地接了过去，一本本翻开，自豪地向我报道说：“爸，全是五分呢！”
我毫不留情地泼冷水说：“得什么意！非重点学校的五分，拿到重点学校去怕四分也不值！”
何老师明显地愠怒了，她扬起下巴，吃惊似的望着我。
我这才感觉失言，忙请她坐，补充道谢。
何老师定了定神，便在晶儿身边坐下，翻开作文本，对晶儿说：“这回作文你虽得了五分，可写得没有张红松生动，你看，这一小段本来可以把那场面具体地描绘一下，你却干巴巴地交代过去了。”
晶儿马上问：“张红松是怎么写的呢？”
何老师微笑了：“我就知道你心里总跟他较着劲。这不，我把他的作文带来了，你就看看吧。”说着，取出了那张红松的作文，晶儿马上捧过去看了起来。
我去给何老师沏了杯茶，我发现，晶儿和她坐在一起，即使是看那个什么张红松的作文，也显得比跟我在一起活泼很多。
看完作文，晶儿把一本书取出来递给何老师说：“咱们学校图书馆的，我还想接着借呢！”那是一本《上下五千年》，显然，是一套连续性的多册读物。何老师把书接过去，按平边角，和蔼地对晶儿说：“你那个新学校，图书馆收藏的书一定更多，你接着借下一本看吧！”
何老师没有喝我端过去的茶，她把那本书收进手提包，站起来，面对着我，没开口，脸先红了，这时候我更觉得她年轻、幼稚，而且从她那穿双高跟鞋，拼命想把自己的矮个子拔高的作派上，更觉得她浅薄、庸俗；她咽了口气，这才鼓足勇气，从兜里掏出个什么东西，生怕我拒绝地说：“陈同志，我……我写了封信，是写给……写给陈自晶他那个新班主任的，我想让陈自晶明天上学的时候，给他那个新老师带去……您、您先看看，如果不合适……”她说不下去了。这是那种没见过大场面、没遇过大阵势的小人物常有的神情，我看不上眼，可又不忍心流露出轻蔑，于是便装作没发现她的神态异样，安详地说：“啊，什么信？就给我先看看吧。”于是她把那封信递给了我。
那封信，除了开头、结尾的客气话，主要是交代我们晶儿的以下特点，提请新老师注意：
（1）他做分数运算时，最后的得数如果是繁分数，他总容易忘记化简，这个毛病一定要给他重点纠正。
（2）汉语拼音，他有时l和n这两个辅音分不清，要专给他出些有关的练习题，让他一定分清。
（3）他的左胳膊似乎比右胳膊细一点，请转告体育老师，加大他左胳膊的运动量。
（4）她最怕当着许多女生公开批评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故意同老师顶嘴。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怎么解决，请您考虑。
（5）听见老师讲到好笑的地方，他的笑声往往有点尖，那不是他故意出怪声，他的笑声就是那样，遇到这种情况请您原谅他。
（6）思考问题的时候，他常不知不觉地用食指挖鼻孔，这是个坏习惯，希望您注意提醒他改正。
（7）他吃饭总是很急。如果他到了您校还是带一顿中午饭去吃，请务必观察几次，督促他细嚼慢咽。
（8）他喜欢读历史故事，能给黑板报、壁报画很精致的花边，这些特长，希望您帮助他进一步发挥……
没有看完，我的心就骚动起来，再不能平静。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也真让我不能不感动。我拿信的手禁不住抖动起来。
“陈同志，这样写……是不是……不合适？”何老师并不知道我内心的反应，她提心吊胆地仰着脸问我。
“怎么不合适？”我急不择言地说，“你为什么那么想？你怎么会以为我认为它不合适？”
她的眼里涌出了一层泪花，但她竭力控制住自己，不让那泪花凝成泪珠儿滴落出来，她用痛苦的声调说：“我知道，您看不起我，不只是您一个，也不止是看不起我一个……我们是非重点……”
我一时无言。我不能否认。
“可，”她仰着头，甩甩头发，忽然转而用一种抗辩的声调说，“可我爱我们学校！爱这个破庙改成的、小小的非重点学校！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小学校啊！我小学就是在那儿上的，别看那小小的校门，补过好多次的门板；别看那破庙堂改成的教室，那些旧得看不出清漆的课桌椅，我想起它们来，心里头就有说不出来的滋味……我们非重点学校也是学校，我们非重点学校的老师也有一颗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心，我们非重点学校的学生也一样是祖国的花朵……”
“可你们的毕业生，有几个考得上重点中学呢？”我这话一出口，便自知残酷，可我不能不发这么一问，因为，归根结底，我给晶儿转学，不就是出于这个升学率方面的考虑吗？
她低下了头去，坦率地说：“去年是百分之十一，今年倒降到了百分之九……这还只是考上了区重点中学，考上市重点中学的，一个也没有……恐怕好多年里，我们学校都会是这么个状况……”
我不好要再说什么，便把那封信递给了晶儿，嘱咐他说：“明天给你的新班主任带去吧。何老师是为了你好，你要听新班主任的话，也好让何老师放心。”
晶儿接过信，两眼只望着何老师，嘴角扭动着。他一定明白何老师为什么这样难过，一颗稚嫩的心，正感受着生活中某种沉重的、无可奈何的境界。
何老师打算告辞了，她刚迈了一步，忽然又转过身，先望着晶儿，后望着我，犹豫地说：“星期六晚上的花灯晚会，陈自晶是不是……”
“我要去！”晶儿蹦到我和何老师之间，几乎也用一种抗辩的声音叫喊起来，“我要去，要去！”
我心软了，便点了点头：“去吧。不过，就去这一次。以后，你该参加新班级的活动了。”
晶儿高兴得拍起巴掌，何老师也仰起脸，感激地望着我。
晶儿做完了作业，又预习了语文，我催他洗脚睡觉，他却铺开一张纸，说要写信。
“对了，是该给你妈妈写封信，你要告诉她，你总算转到重点学校了，你一定不辜负她的期望，好好学习，明年一定争取考上市重点中学……”我命令着。
“嗯。”他答应着，埋下头，写了起来。
我洗了个脚，走过去，从他肩上望过去，检查他写得如何，只见他在那信纸上赫然写着：
刘哲：
你好！真想你，想咱们班的同学呀！咱俩做的那个走马灯，你一定要把最后的一面糊好啊！我再也不能给你补课了，再也不能和大家一起，听何老师讲故事了，我心里很难过，我想哭，真的。
我始而大怒，继而心乱，看到晶儿写出的最后几个字，忽然禁不住鼻子酸了。
没想到在晶儿的心灵中，非重点不仅是重点，简直就是拴系他感情的全部。晶儿啊，你将背负着怎样的感情重担，走为父为母为你辛苦铺敷的人生之路？……
1983年3月4日于北京垂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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