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胡同里的人，都管他叫大塔。
他是个搬运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北京人把“壮实”的“壮”字读成zhuǎng，为什么都管他叫大塔呢？就因为他长得：zhuǎng，不过他可不是黑铁塔，他长得还挺白净，在游泳场上他叉腰那么一站，得说他是座白石塔。
大塔在胡同里挺受人尊敬，我们比他小的男孩子们对他简直就是崇拜。
1976年夏天北京随着唐山闹地震的时候，我还小哩。大塔在那时候的英雄行为，我没得亲见，可没少听说。唐山大震影响北京的当夜，胡同里有一家的山墙震塌了，那家好几口人都懵懵懂懂地逃出了屋，可还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卧在床上，按说他们该赶紧返回屋去，把老太太抢救出来，可脚下的地还在抖动，只觉得满院的屋架子都还在嘎啦嘎啦响，竟然吓得在院心拥作一团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们谁也不敢进屋。这时候，大塔出现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快就到了这个院——他住在离这个院差两个门的另一个院里，大伙还在那儿哆嗦呢，他却已经从塌口窜进了屋里，不到一分钟，只见他连床带人把那老太太稳稳当当端到了院心。
救老太太那年，大塔的岁数正好比我多一倍——他二十六，我十三。
大塔没插过队，也没上过兵团，因为大塔是独生子，他爸爸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他只有个妈妈。他妈妈显得挺年轻，不知底细的人，甚至会把他妈妈认作他的大姐姐或嫂子。
从五六年前起，我们胡同里的小伙子们——包括上小学的男孩子，也不知怎么地就兴起了一股练武术的风，有练形意拳的，有练八卦拳的，甚至有练硬气功的，可大塔哪样也不练。原来胡同里的小伙子们敬大塔三分，是因为谁也没有他个头高、身子zhuǎng，后来有的觉得自己练会了几手，就想通过压倒他“拔拔份儿”，屡次三番约他到胡同当中的空场上“比试比试”。开头，他对这类挑逗一律报之以微笑：“我不练你们那套，我比不过你们。”后来，几个坏小子串通一气，存心接二连三地激他，只说是要跟他比比力气，他要不答应，“赶明儿就甭想让我们叫你大塔，你这塔算是栽了！我们只管你叫大栽！”据说一边说着一边就冲他上了手，大塔急了，这才在胡同当中的大槐树下跟他们较量了一场。我那时候，刚上初中一年级，听到有这样的场面岂能放过，跟着小伙伴们一溜烟地朝那胡同空地跑去，半道上跑丢了一只球鞋，都顾不上去捡……
据我亲眼所见，他们是跟大塔比摔跤，不限姿势，也没有什么规则，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去跟大塔摔，他们挨近大塔身体之前，真是个个论身形有身形，论步眼有步眼，论手法有手法，大塔跟他们相比，可真跟戳地不动弹的石塔似的，显得笨重，显得颟顸，可只要他们一接触上大塔的身体，也不知大塔怎么一猫腰，一挥臂，他们就不折不扣地来个屁股蹲儿。
结果是所有练过武术的小伙子们更佩服他，“大塔”、“大塔”地叫他叫得更透着亲热。
我问过他：“大塔哥，人家说你的功夫是偷着学出来的，你的师傅是个九十九岁的老和尚，真的吗？”
他仰着粗粗的脖子笑了：“哈哈哈……我的功夫就是上班的时候练出来的，我的师傅名叫‘大个儿’！”
后来我弄明白了，“大个儿”就是货物，所谓“扛大个儿”，就是指搬运工的日常工作。
胡同里的人们大都瞧不起搬运工这个工种，但谁又都离不开搬运工。有一日我就亲耳听见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她那头发烫得别提有多怪——在大门口训斥她那上小学的儿子说：“你就甭好好念书吧！赶明儿你啥也不会，给人扛‘大个儿’去吧！你想活活把我气死不是？”但她其实并不存在气死的可能性，她活得有滋有味，她家里不断添置“大个儿”，有一天她就让她那儿子去找大塔，原来她在附近百货商场买了一台洗衣机，还是双缸带甩干的，她一没雇“小蹦蹦”（即三轮摩托），二没雇平板三轮，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大塔，结果，是由大塔到那百货商场去，替她一口气扛回家的。把那双缸洗衣机搁下以后，大塔虽是大塔，也禁不住喘粗气儿。她又递烟，又让儿子沏茶，还说要留大塔吃饭。大塔憨憨地笑笑，操起劳动布工作服下摆擦擦脸上的汗，对她说：“赶明还有‘大个儿’要扛，您只管叫我去！”说完这句，竟一点头转身走了。那妇女后来大概果真又请大塔去为她家扛过“大个儿”，但训斥她儿子的话语，大概也没有什么变化。
大塔就是这么好说话。胡同里无论哪家要搬家、运重东西，乃至于仅仅为喷墙要挪动大衣柜，都把他请去帮忙。只要他在家，肯定随叫随到。有时他也接过递来的烟，抽；有时他也端起为他沏的茶，喝；但留他吃饭他是一次没应过。他总是说：“我妈给我做着饭呢！我要不回去吃，剩下该搁坏了。”
但四年前有一天，他忽然必须从那以后自己给自己做饭了。胡同里为此充满了窃窃私议。我那时已经快高中毕业，人世间的事懂得多了，听了院里人们的种种叙述、议论、猜测与感叹，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我第一次意识到人世的复杂和人心的莫测。
原来是大塔的母亲嫁人了。她好像没有道理在傍五十岁时去改嫁，但她竟蔫不叽叽地改嫁了。她大约是在一天的清早由大塔送到她那丈夫家去的。据说大塔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就很风流，大塔的父亲没去世时，她就跟现在的这个丈夫有情有意的。当然，关于她还有许许多多不堪录于纸面的訾议和揣测，但其实也无从稽考。总之，大塔从此独立生活。他母亲再没来过他这里，他是否有时去看他母亲呢？他认他母亲那丈夫做父亲吗？他给他母亲钱还是那边给他钱？人们实在都很想问问，但似乎也没有哪个人有勇气、好意思当面向大塔提出这类问题。
大塔一个人生活以后，我常跑到他那儿去玩。别看他是座大塔，他收拾起屋子来就跟绣花似的。他的屋子样样东西都安放得稳稳当当，拾掇得干干净净。我们俩都爱看小说，有时候我们俩就聊聊小说。他只爱看当代人写当代生活的小说，他喜欢蒋子龙。我曾经试着跟他聊古典小说，试着把外国小说推荐给他看，可他就连《水浒传》和《巴黎圣母院》都没有很高的兴趣。
有一天下午我又跑到他家去玩，觉得他跟往常有点不一样。他刚理了发这不新鲜，新鲜的是他那头发上抹了过多的头油，本来挺浓挺黑的头发，倒凝得似乎又薄又假。而且，他也不知从哪儿买了件洋里洋气的夹克，显然买小了，穿在身上绷得紧紧的，他一动作我就觉得那些接缝非绽开不行。裤子倒是往常的裤子，一双新买的“盖儿鞋”瞧上去还算顺眼。
他一见了我就开口向我借一本书：“嘿，小力本儿，你有《简·爱》这本书吗？”
我叫徐力，他不爱管我叫“小力”，因为那听着太像姑娘，所以他管我叫“小力本儿”，“小力本儿”（发音时要把“本儿”连起来快读）是北京土语里的一种惯常绰号，有“伶俐活泼”一类的含意，所以我并不反对他这种称谓。一听大塔要借《简·爱》，我挺高兴：他终于也要读外国小说了。我立即兴致勃勃地告诉他：“我不早跟你说过这本书吗？我手头没有，可这书找起来极容易——书店里也好买，有好几种译本哩！……”
他不容我给他详细介绍，只是急着问我：“那里头的男主角叫什么名儿？”
我说：“叫罗特斯契尔，是条硬汉子，他……”
他在我面前把双臂往胸前一抱，截断我的话茬，突如其来地又问：“你说我跟他比，有他帅吗？”
这可把我难住了。我打量着身前这几乎比我高出一头的大塔，心里嘀咕着：“是怎么说的呢？古怪……”
其实一点也不古怪。大塔那天没兴致跟我闲聊，他把我借他《简·爱》的事落实以后，便三下五除二地把我给支走了。我毕竟也已经十六七岁，所以，当我听见胡同里的人们议论纷纷，说大塔搞上了对象，不久就可能结婚时，心里头一点不感到惊讶。
但人们对大塔的议论渐渐难听起来。这也难怪。他似乎不止搞过一个对象，我就亲眼见过两个，一个曾经挂在他强壮的臂弯上，一边吃着蛋卷冰激淋，一边跟他往公园走去；另一个打扮得更像只花蝴蝶，打着一把洋红色的尼龙伞，紧挨着他走进一家高级餐厅。不管是那吃蛋卷冰激淋的也好，打洋红色尼龙伞的也好，谁嫁给大塔，我都为大塔高兴，因为算一算我也明白，大塔都快三十岁了，他不能总是一个人过呀！但大塔久久地没有结婚。
我过了很久才去大塔家要回那本《简·爱》。他说他看了，他说他自然比不了罗特斯契尔，因为“姓罗的”那么有钱，还有那么大一座楼，他有什么呢？他只有力气，能“扛大个儿”，如此而已。而且他说他也没碰上一个哪怕稍微像简·爱一点的姑娘，尽管这些姑娘都以读过《简·爱》这本书而自豪。
我感到我可以趁这机会问问他搞对象的事，但我终于没好意思问。我又感到我应该在这时候跟他说一点让他心里好受的话，可我终于也没好意思说。
我只是告诉他，我参加过高考了，自我感觉不错，达到分数线很有把握，只是不知能不能考上第一志愿。
他斜倚在床上，光是抽烟，半晌没说什么。后来他一手胡弄着头发——那头发又恢复了原样，没有了一点头油——仿佛是挺费劲地从心里把话掏出来说：“小力本儿，你这一茬儿的，什么好事都赶上啦！”
我心里很难过。大塔那一茬的，又特别是大塔，净赶上糟心的事儿，这是怎么说的？
我胡思乱想了一阵，便问他：“大塔哥，你当初干吗不学开车呢？”他们运输公司，三个人包一辆卡车：一个司机，两个“扛大个儿”的；好多“扛大个儿”的后来都奔上司机或者转成别的了，像大塔这样的十来年一直“扛大个儿”的搬运工，实在不多。
“当初我要学，我妈不让。她怕我出事不是？后来我也想学，领导也支持，可别的哥儿们来央告我，让我把机会让出去，我也就让了。反正总得有人‘扛大个儿’，我大塔就‘去’（扮演的意思）这‘总得有’的角儿吧！”
我便夸夸其谈起来。什么国外都时兴集装箱运输呀，什么用机器人取代笨重的体力劳动呀，诸如此类，说了一大通，仿佛这么一说，就能改变大塔的工作处境似的。
大塔听了只是淡淡一笑。他让我跟他杀盘象棋。我心甘情愿地陪他下。我们相持了很久，最后他走错一步棋，输给我了。
后来我得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我搬到大学去那天，特意去找大塔告别，他的屋门锁着，我没见着他。
我不愿意每个星期日都往家跑。我一个月回家一次。头一次回家就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大塔因工致残了！事情就发生在我去告别的那天上午，详情不清，总之，大约是为了救别人，硬用胳膊去挡不知为什么突然倒下的吊车，结果右臂当场被压断，人们连人带断臂赶紧送到医院，医院立即进行断臂再植，但手术没有成功。
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即骑车去医院看望大塔。猛一见大塔我吃了一惊。他躺在床上，被子盖齐胸部，满面红光，正跟邻床的一个老头说笑，那模样离我一路上所想象的真有天渊之别，因为被子挡住了身躯，我简直看不出他有什么变化——难道他真的失去了整整一只右臂吗？
坐在大塔床前，我鼻子发酸，他却若无其事地望着我说：“你小子别美！那盘棋我要不是慌了一步，起码跟你闹个和局，说不定还能翻过来将死你！我可不服输！”
我一时懵了。哪盘棋？一定神，才想起来我们上一次见面时下棋来着。唉，我真愿那回没有赢他！
见我嗓子眼噎住了，他就又笑笑说：“小力本儿，你小子又看了什么小说？拣那好的跟我说说？”
我也没有心思讲小说。我只是跟他讲了讲学校里的事。他听得似乎挺带劲。我始终没问他的胳臂的事，他也没跟我提胳臂的事。
回到北大以后，在繁忙的学习间隙，比如从图书馆出来，当我看见未名湖里倒映着天上的星辰时，我就忍不住记挂起大塔来。大塔哥啊，你遭此不幸，今后可怎么生活呢？
但大塔哥对待他自己生活中的这个惨变，却不仅比我镇定，甚至还表现出一种令我难以理解的恬淡。
半年以后，他出院了。单位里派了一位退休的老师傅，作为“补差工作”，每天来给他做两顿饭；胡同里的大妈们不用居委会动员，都争着来拿他的衣服被褥去拆洗，小学生们则都争着来帮他买东西；他自己呢，每天练习用左手做事，包括练习用左手写字。我在北大就接着过他一封信，那封信并没有什么内容，只是告诉我他那些字都是用左手写的，问我看着像不像样。
一年以后，他配上了一只假肢，他让人们不要那么样地照顾他，他在单位里看守仓库。他经常替有家口的人值夜班，这样，他简直就基本上在仓库里住了。他以仓库为家。他胡同里的那个家成天锁着门，据说几场雨过后，门上那锁的锁眼都生锈了。
我虽然常记挂着大塔，可有很长时间没见着他。后来有个星期日，我特意跑到他们单位仓库去找他。我还没走拢仓库就瞧见他了，他刚到锅炉房打完开水，左手拎着个热水瓶，背对着我朝仓库里走。我注意看他的右臂，因为裹着衣袖，倒看不出那胳臂是假的，但大塔的整个背影，还是使我产生出一种悲壮的感觉——仿佛面对着苏州虎丘的灵岩塔或者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塔体依然结实，塔身却已倾斜，当然，那重力垂线还没有超出底面积范畴，在不稳定的悲剧性气氛中，还有着一种稳定的美感。
我跑过去叫住了他，他转过身来，吃惊地望着我。我抢过了他手中的热水瓶，随他往仓库里走，一边同他讲话。他仿佛并不怎么高兴。进到仓库，到了用三合板隔出的那么一块地方——那里有他的床和桌子什么的——我才明白，原来他已有客人。那客人是个花白头发的妇女，见了我显得很不自然，我一开始没认出她来，后来突然恍然大悟——这不是大塔他妈吗？
大塔让我坐，要给我沏茶。我谎称就要去看电影，只不过是在去电影院的半路上顺便来看看他，他也不留我，我就在把他和他母亲弄得很尴尬的情况下，自己也非常之尴尬地离去了。
这之后又过了好久。又是一个星期日，我刚回到我们胡同，就发现那小小的胡同非常之不平静，许多人站在胡同里张望、议论着什么。凡是能出屋的老太太几乎全出来了，成为舆论的天然发布中心。小孩子们则在大人的腰腿间兴高采烈地跑来跑去，仿佛在欢度一个什么节日。我立即获悉了七分令人欣喜三分令人好奇的消息：大塔就要成家了。他又在一月前蔫不叽叽地同一位姑娘去登了记。据说那姑娘是他妈介绍给他的，又据说那姑娘是他妈现在丈夫的远房侄女，是个农村姑娘，不过所在的村子位于通县运河边上，家里很富裕。大塔突然在胡同里宣布了这件事以后，胡同里的人们头一个反应自然是要联合给他送贺礼。据说大塔严辞谢绝了，但他有一个要求：在他把新娘子正式接进门的这一天，希望胡同里看得起他的人都到院门口替他迎一迎——仅仅是迎一迎，具体地说，也就是拍拍巴掌，放放鞭炮，把他俩送进院里便算完事。他不搞宴请，甚至不搞茶话——事先他已经散过了糖果，因此也不再散糖。总之，他一切从简，但又并不打算无声无息，他要求在新娘子下车的那一瞬间，“大家都给捧捧场！”
尽管大塔的这个要求近乎怪诞，但胡同里自愿聚集在那儿等着给他捧场的人却极多，其中不仅有充满一种特殊的使命感的老太太们，不仅有满怀好奇和微妙心理的小青年们，不仅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小孩子们，就连那经常用“赶明儿让你‘扛大个儿’去”威胁孩子的大妈，也站在人群中，尽管她并没有改变她的职业观，但对于大塔这个人，此时此刻她也充溢着一种超职业地位考虑的善意与关怀；我有意统计了一下，在人群中有两位处长，一位经理，一位主治大夫，一位小学校长，一位八级钳工，一位乐团里的小号手，一位文学杂志的编辑，一位梅派的京剧女演员，他们这些人平日是最不好看热闹的，可这天也都站在那儿等待着。人们自由组合地谈论着大塔，不约而同地称颂着他的优点，同情着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发出了许多的感叹……是呀，谁家没让大塔帮着扛过“大个儿”呢？大塔又给谁家添过一点麻烦呢？算来算去大塔现在三十三岁了，他虽闹个残疾，毕竟娶上了媳妇！
突然，胡同口那里先骚动起来，只见一辆出租汽车开了进来，有些小孩跟着车子跑，人们都朝大塔住的那个院子门口汇集，终于，车子停住了，人们像一层又一层的花瓣，把车子当成花心，围得死死的。
车门开了，先是大塔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崭新的毛料中山服，表情不知为什么有点紧张，他朝周围的人们匆匆地一瞥，我看出那眼神里有一种异样的含意，仿佛在传达某一种最深挚的期望。人们欢喧着，等着新娘子出来。可新娘子没有自己走过来。可想而知，她是害臊。离车最近的人本能地弯下腰，朝车窗里望，但车窗遮着一种暗色的绸窗帘，谁也看不清。
只见大塔运了口气，极为郑重地弯下腰，把他的真臂和假臂一齐伸进了车里，然后，比他当年搬运一件易碎、防潮并且不容倒置的高档物件还要小心地从车里抱出了一个人来，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极为珍爱地把她搁在了人群中。
很难形容我头一眼看清那新娘子的心情。我的心仿佛被猛地捏了一把。我想在场的所有邻里也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
那新娘子是一个高度只及大塔腰际的罗锅姑娘。她的后背和前胸都明显地朝外隆起。她仿佛没有了脖子，脑袋活像直接放在了肩膀上。她穿着一身色彩刺目的新衣，样式无法看清，头上系着一条银红底子洒满金菊花图样的头巾。她并不像一般新娘子那样，在这种场合低下头、垂下眼皮，正相反，她还微微扬着头，闪着一双相当大的眼睛，嘴唇抿成一条线，镇定地站在那里，仿佛在等待某种重大许诺的应验。
我听见几个小孩子发出了刺耳的笑声，这笑声显然也被大塔捕捉到了。他嘴角鼻翼不禁有所抽动，但那些发笑的孩子显然立即被身旁的大人严厉地制止了。几秒钟后，突然人们都憬悟地衷心地鼓起掌来，这时鞭炮也点燃了，噼噼啪啪地响成一串。我注意到，大塔转动着身子，先是仍然有点紧张地观察着周围的人们，随后他表情一下子松弛下来，两眼闪出了自豪而幸福的光芒；那新娘子呢，当我注意到她时，只见她已面带满足的微笑，以一种极度自尊的姿态，也以鼓掌来回应大家……不知为什么，看到这情景，我和大家一样，久久不愿停止鼓掌，我只觉得自己的视线在这诚挚而热烈的掌声中模糊了……
岁月匆匆流逝。我的生活不断发生着缤纷多彩的变化。眼下我在巴黎，我是国家派到法国的留学生。大塔呢？据说他抱闺女了，但他的生活似乎还是那么平淡——除了去单位看守仓库，就是回到那小小的胡同那小小的家庭中，过最普通的中国人最普通的日子。
在巴黎，我时时思念着祖国。对我来说，祖国是非常具体的，具体到我们那条小小的胡同，那胡同中间空场上的老槐树，以及胡同里的独臂大塔，还有他的妻子，以及他那还在襁褓中的女儿。
大塔，我想你，真的！
1983年10月13日草成于北京劲松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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