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崇拜她的姑娘，一大早就在电影制片厂门口徘徊。那姑娘手里，卷握着一本最新出版的电影杂志。那杂志的封面上，是她的头像。
她从电影厂招待所的小楼里走出来，仰首朝空中望去。看不到太阳，可漫天弥散着薄薄的日光。那么说，今天又等不来雪了。导演的决心是对的——那15个雪景镜头非有真雪不拍。什么用化肥铺敷、用“米菠萝”撒落之类的“特技”，他一律不甘采用。
她顺着柏树篱镶边的甬路，朝摄制组办公室所在的八号楼走去。她去问一声，如果今天没雪不拍戏，还有没有别的安排？如果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她想外出一趟……
迎面来了罗莞尔。罗莞尔一发现了她，便本能地挺直了腰身，绷紧了面孔，呈现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
她心里飘过一丝不快。罗莞尔是电影学院表演系培养出来的职业电影演员。报考那一年，在那一考区，三千多名考生中只取了罗莞尔一名。然而罗莞尔自分配到这个制片厂的演员剧团以后，近20年里，只扮演过三回有名有姓的角色。这回罗莞尔也参加了她主演的这部影片的拍摄，在其中扮演一个时时需要在后景中出现、统共只有一句对白的少妇。说实在的，这部戏的演员很多，最初她确实没有特别注意到罗莞尔的存在。她尽量同所有配戏的同志，包括摄制组那些给照明师傅打下手的临时工，都报以谦和的微笑，并尽量同他们打成一片——比如在外景地等阳光时，同他们打扑克捉黑桃A。可她还是得罪了罗莞尔。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她同大家一齐收拾拍摄现场时，她看见窗台上搁着个蜂蜜罐改成的茶杯，外面套着赤黑两色玻璃丝编的套子，完完全全是出于善意，她举起那茶杯来，大声地问：“哪一位的茶杯？”突然她发现罗莞尔就在她身边，满脸气恼地一把抢过那茶杯，僵声硬气地跟她说：“我的杯子。我这杯子从来不装茶！”后来她很后悔，她为什么就没能早些注意到，那是罗莞尔每次必带的杯子，并且此人确实从不喝茶，而只是沏菊花水喝呢？
主角真不好当啊，尤其是在你成名之后，又尤其是那些发行量惊人的杂志，未经许可就把你认为是拍得最糟的相片，套上骇人眼目的颜色，给你登在封面上之后……
“莞尔，你好！”她努力让心中漾出的那一丝不快飘远，调动起最大限度的尊重、谦逊、温情，招呼着对方。
罗莞尔在她五步远的地方煞住了脚。她主动快跑两步，一直逼到罗莞尔面前，并且毫不犹豫地把两只手搭到罗莞尔肩上，两只眼睛坦然地、充溢着友好之情地望着对方。
刹那间，罗莞尔被她那清潭般坦诚的目光软化了。不过罗莞尔心中翻涌着的酸楚的波涛并没有平息。那些波涛不息地重复着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似乎永远不可能获得明确答案的问题：为什么“科班出身”的电影演员这么难出头，而那些原来不过是演话剧的、跳舞的、练武术的……乃至于普普通通的工人、售货员、中学生……反倒一个跟一个地成了明星？导演们都传染上了一种什么毛病？厂演员剧团闲着一大群职业演员他们不用，偏要跑遍全国各个角落去找主演；找来的人甚至说不好普通话，可他们宁愿到译制片厂请人来配音，也硬要把这样的人推到镜头的最前面……那些观众们又是怎么回事？明明是因为没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所以表演幼稚荒唐、纰漏百出，而他们却浑然不觉，反倒给那样的演员写来那么多狂热的信件……奇怪的是电影学院仍在心平气和地办下去。当然，现在很有几个表演系的师弟师妹还没迈出校门就走红了，可另外那些为数更多的师弟师妹们呢？他们也是从潮水般的考生里千筛万选挑出来的吧？当他们正正经经学满四年、手里握着一张硬铮铮的毕业文凭时，他们应当懂得，在许多导演的眼里，他们的价值未必比一个小品都没做过、一本《爱森斯坦文集》之类的书都没翻过的人高！……
罗莞尔不能冷静地对待面前这位红得发紫的封面女郎。面对着她，罗莞尔不由得在心里累计着她的消极因素：她说起来算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可1966年她刚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就乱了套，你说她能有多少文化修养？她是1974年被电影厂挑来演“同‘走资派’斗争”的大毒草的，尽管她演的不是一、二号角色，可她的这段“从艺史”光荣吗？有时电影杂志介绍她的时候，竟然只字不提她这一段，倒好像她一走上银幕就干干净净、光光彩彩似的！记得她拍那部后来让她得以出名的影片过程中，因为她一开始总不能如导演的意，导演差一点中途“换马”，是直到影片公演、评论家们一哄而上之后，导演才逢人便夸她的“天才”的……凡此种种，别人或许不清楚，罗莞尔却是件件桩桩都心中有数——面对着她，罗莞尔只觉得有一口气被重重地提了起来，却很难再把它咽回去。
她呢？面对着罗莞尔，不知怎么搞的，她眼里突然涌上来一层泪花。她尽量把自己的上浮和罗莞尔的下沉都往偶然性上想。无论如何，就她自己而言，她是绝不愿把自己的成功走红建筑在别人的湮灭无闻上的。她脑际飘过了最近几天中的许多极细微的场景，那都明白无误地显示着罗莞尔对她的敌意。在拍完一个镜头之后的小憩中，在食堂里和大轿车上，她总会在兴高采烈之中，突然看到罗莞尔的一张冷脸、一对白眼仁、一个挂在嘴角的冷笑……这都还不算什么，最让她寒心的，是故意穿透她的身体看远方景色的那么一种漠然的神情……这种无声无息的尖刺，实在已经开始干扰她的创作情绪了……面对着罗莞尔，她觉得有一团什么东西鲠在喉咙里，已经到了不吐出来就不行的地步。
“莞尔姐！”她直截了当地说，“咱们俩干吗老别别扭扭的呢？咱俩就不能做朋友吗？”
人与人之间要想达到相互理解，往往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相互折磨；人与人之间要想达到相互谅解，却往往只需一句诚挚的话、一霎温情的眼波……
罗莞尔心中的壁垒顿时坍塌了一半，嘴角现出一个浅浅的、然而绝非做作的微笑，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怎么敢跟大明星闹别扭哟，我倒真想高攀你这么个朋友哩，可就算你满心满意看得起我，要跟我交朋友，你可哪来这么多的时间呢？”
她全然不觉得这些话里也带着刺儿，她认为罗莞尔说的是事实——她的时间真不够用！这个戏还没拍完，已经有两个电影导演外加一个电视台的导演给她送来了本子，争着要她去主演他们的片子；《电影艺术》约她写的那篇塑造人物的心得稿还没写完，而一个在体育馆举行的晚会（是为宣传植树造林还是为宣传计划生育，她弄不清）还等着她去朗诵，此外光这个月之内就还有两个茶话会和三种座谈会有待出席……更何况她除了是一个明星，也还是一个普通的活人，她有若干琐屑、平庸的私事还得料理——她忽然觉得罗莞尔其实是很可以引为知己的，人家起码知道对于她来说时间有多么宝贵！她看见罗莞尔膊弯里抱着一叠文学书籍，浮面的一本是黄宗英的集子《星》，不由得诚心诚意地说：“你的修养不知比我高到哪儿去了！莞尔姐，我抽空去你家看你，你给我辅导辅导……吧！”她原本想说“辅导辅导文学”，可绝顶聪明的她，脑际忽然飘过罗莞尔僵硬的声音：“是呀，我表演不行，只能辅导你文学！”便及时收住了“辅导辅导”后的下文……
要搁在以前，罗莞尔一定不能容忍她那探究自己手中图书的目光——她是不是已经看破，我罗莞尔对作为演员的前途已经绝望，因而暗暗地下定了息影握笔，另辟天地的决心？——可是此刻罗莞尔却接过了她的话茬，并非单纯应酬地说：“我哪配辅导你呀！不过，你要真能驾临寒舍，那可是蓬荜增辉了！”……
十字街头的邮亭中，以她的头像作封面的杂志挂在最显要的位置。那杂志卖得最快。又有几个人挤在窗口那里抢购那本杂志……
她下了公共汽车，站定在人行道上，把一直掩住半张脸的银灰色拉毛围巾掀开，嘘出一口气来。
自从她成为明星以后，她渐渐喜欢起冬天来了。那原因非常简单：冬天的衣装，特别是自然而然可以用来遮掩住“庐山真面目”的围巾，最能减少以至杜绝影迷们在公共场所对她的纠缠。刚才她走出电影制片厂大门时，不就险些被一个双眼里闪着渴求光芒的姑娘截住吗？那姑娘梳着她在那部“成名作”里饰演的女主角的发型（为了显示这一有象征意义的发型，那姑娘甚至不把围巾围上去），手里拿着一本显然是印有她头像的新杂志，正激动地在传达室门口质问值班员，大概是质问为什么不许进去找人。她一见那情景，就赶忙拿围巾掩住半张脸，加快脚步溜出了大门。她一眼就判断出那姑娘并非一般的影迷，或者是来求她引荐，希图能一夜之间跃上银幕，登上封面的；或者是立志要考取电影学院，期望找到她，让她辅导做小品和朗诵的……这些如花似玉的姑娘们哪里知道，这个世界提供给人们在银幕上展现大特写和成为封面女郎的机会，比沦为大城市中的车祸牺牲者的或然率还要低！即便经过她的热心辅导，终于以千分之几的概率被电影学院所录取；谁又能担保一定可以避免掉罗莞尔那样的命运呢？
她庆幸自己不仅避免了那位姑娘的纠缠，而且在公共汽车上也没有被售票员和乘客们认出。现在呼吸着冬阳下潮湿清凉的空气，她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最普通的人的自由感。因为出名而被人们所熟识，会失掉多么多的生活乐趣啊，你不得不提心吊胆地逛公园、买东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乃至于进入WC。这种苦恼往往不被一般人所理解，以至很难找到一个倾诉对象……
她的心境开朗起来。她沿着人行道往南走去。前面第四条胡同里，有一个小院。小院中住着她的姨母，她叫她六娘——虽然六娘仅是她母亲的远房堂妹，但她自从上小学就住在六娘那里，下乡插队是从那里出发的，回城后直到借到电影厂去拍电影的初期，她也都一直住在那里，直到两年前她成名并转为电影制片厂的正式演员以后，她才搬到了电影厂的招待所里去住——所以，在这个大城市里，那里才算得是她的一个家。不过当她朝六娘家里走去时，她心里并没有想着六娘，她只牵挂着自己那快满三周岁的女儿薇薇——是六娘自告奋勇把薇薇接受下来，加以抚养的。
她拐进了一家食品店。尽管六娘一再跟她说：“你记着自个儿是个当妈的就行了，可别乱买东西来！”可她每回跑去看薇薇，总忍不住要买些最后被六娘宣布为多余的东西去。人们都知道她是一个明星，可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级别、工资。直到去年，每当要在公开场合露面时，她都还得去找女朋友借像样的衣服穿。她和爱人每月给六娘四十块钱。看六娘那种养法，是不仅白尽义务，还得每月往里填钱。六娘知道她名气大挣得少，所以除了收那份整钱外，不让她再买东西去。可她怎么能空着手去看薇薇呢？
她走近了柜台。糟糕，一时麻痹，围巾滑落到了颈后，柜台里的一老一少两位女售货员即刻同时认出了她，她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好奇和值得自豪的“发现权”，几乎是一齐嚷了起来：“哟！这不是……吗？！”一个呼着她的本名，另一个叫着最近一部她主演的片子里的角色的名字。
几秒钟里，她就陷入了周围的骚动中。犹如一片掉到溪流中的树叶，她身不由己地顺应着事态的变化——先是对几乎全都聚集到她所在的柜台后面的售货员们报之以微笑，然后同其中三位主动伸出手来的年轻售货员——包括一个受宠若惊的小伙子——热情地握手，随即就有一位同她年龄相仿的妇女和一位大概外地出差路过的中年男子，从围观的顾客中钻到她面前，递过刚买到手的杂志，请她在她那大头像下签名，她毫不犹豫在用人家递过来的笔签了，结果那笔却一时还不回去——因为另有两位顾客情急中掏出记电话号码的小本和汽车月票来请她留名，她也毫不迟疑地签了……紧跟着就是回答一系列问题：“您又在拍什么新片子呢？”“您是怎么学会骑马的？”“您真的会使九节鞭吗？”“您在电影里唱歌干吗不用自己的声音呢？”……
好不容易才使周围人们的好奇感稍有减退。热情的售货员问她买什么东西，她该买什么呢？她只感到被剥夺了普通顾客那种从容挑选的自由与乐趣。胡乱买了两听罐头，彬彬有礼地既向售货员们又向顾客们道了谢，她简直是逃跑般走出了商店。一出那玻璃门，她便立即把围巾裹上，这回除了两只眼睛以外把整个头脸全挡住了。
可就凭那一双眼睛，还是有人认出了她。
她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抬起头来定睛一看，松了一口气——是一位她该称为老师、在电影界颇有地位的女演员。她俩是在一条胡同口上迎面相遇的。
老师虽然年近花甲，看上去倒像只有四十多岁。穿着一身质地考究而式样朴素的衣衫，头上扎了一条蓝底子上有碎白花的丝绸头巾。老师毕竟是过来人，一眼便看出她紧裹着大围巾的用意与苦衷，爽朗地笑了：“小鬼头，明星的滋味也不都是甜的，尝到了吧？”
她怀着真诚仰慕的心情叫了老师。她们互相询问了一下“干什么去”，原来老师正要去找一位电影理论家，他们将讨论电影史上的几个问题……
她们站在人行道那仅剩几片枯叶的枫树下，聊了起来。
老师望着她，无限感慨。二三十年前，老师也几次成为“封面女郎”，当时的影迷们，谁不知道老师，谁不喜爱老师呢？然而明星都是流星，成名绝不等于成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到底只能热闹显赫一时……现在青春已逝，即将息影，清夜扪心自问，尽管主演过那么多部片子，扮演过那么多个角色，哪一部片子能算自己的代表作呢？哪一个角色能够永远在银幕上闪光呢？
不能把原因都推到客观上去，大家所处的客观环境和面临的客观因素都是一样的，然而有些演员有她们的代表作，自己却没有！所饰演过的几十个角色，大都浮光掠影，仅能博当时的观众一哭或一笑。
惨痛的教训，应当无保留地告诉后来人，老师按捺不住，就在那人来人往的街头，向她谆谆告诫：“可不能让一时的热闹弄得迷迷糊糊，光图痛快，追求数量，一部接一部地拍戏；可不能什么本子、什么角色都接过来演……报道呀，采访呀，上电视呀，上封面呀，这些事都把它看得虚一点。不要像我这样，回过头去一看，没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什么切实的贡献，没给人民留下几个能反复欣赏回味的艺术形象……唉！你不知道，想到这些我心里头有多么难过！”
她本是打算同老师客气一番，便赶着去看薇薇的。没想到不仅听到了一大串她意料之外的话，还窥到了老师那掩盖在功成名就外衣下的痛苦的灵魂。来不及消化，她只觉得自己的心怦怦跳得激烈起来。刚才在那食品店中压抑在心底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更其蜷缩。事业的路原来竟是如此艰难。不但那等候在电影厂门口的姑娘想变化为罗莞尔是难乎其难的，也不但那罗莞尔想变化为她是难乎其难的，她要想超越面前的老师，超越老师所提到的那些大师和先行者，原来也是难乎其难的！
在一间紧掩着深色窗帘的书房里，一位著名的影评家正在台灯照出的光区中写文章。这位影评家习惯于在冬季的白天拉起窗帘，开着台灯写作。那宽大的书桌上摊放着许多参考材料，其中就有那本杂志——她作为封面女郎，正毫无必要地朝影评家微笑着。影评家吸着一支烟，正在稿纸上疾书。他正论及像她那样的青年演员普遍存在的问题：陷入难以逃避的纷繁活动中，根本忽略了或虽然意识到却没有时间去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当她走进六娘所在的那条胡同时，她的神秘感减少了一半。而当她走进六娘所在的那个小院时，她的神秘感便丧失殆尽。这里非但没有人对她大惊小怪地奉迎、尾随，甚至还很有几个同辈人故意别过头去，避免同她打招呼，以示一种微妙的冷淡。远香近臭。见怪不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尽管半个小时以前，她还为自己不能享受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的自然状态而苦恼，但当她进入六娘的那个院子，遭受到只把她当作一个最普通的邻居加以招呼乃至予以冷淡的对待时，她又微微有点不快和怅惘。
六娘的住房在里院。她走拢那里，推开门，吃了一惊。
六娘和薇薇竟然都不在。一个男人本来倚在薇薇的床上歇息，一见她进来便坐了起来。
那是她的丈夫司马丁。
“你怎么在这儿？”她不由得问。
“我怎么不该在这儿？”司马丁不由得反问。
一刹时，双方的心里就结了个瘩疙。
司马丁和她的结合，既有青梅竹马的基础，又经历了海誓山盟的阶段；他在爱她之前没爱过别人，她在爱他之前也没爱过别人——初恋而能发展为热恋，并结成婚姻，该是人世间难得的幸福。正当她因为演过同“走资派”斗争的片子，究竟能不能继续“借调”在电影厂尚难预卜时，他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毕业，分配到了他们共同去插过队的那个省的省城，成为了一个见习技术员。后来，她继续被“借调”着拍了两部戏，都是内容早已过时，观众早已淡忘的戏，戏虽然很快就“圆寂”了，她却从那两部戏里“涅槃”了出来，得到若干导演的青睐。就在那样一种情势下，他们实行了旅行结婚。薇薇出生八个月之后，她便主演了那部未必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名作”——一下子，她的名声出现了畸形膨胀，她的剧照和便装照出现在名种杂志、报纸、挂历、商品广告……乃至于某种铁皮饼干桶上，给她写来的信件像潮水般涌来，简直要淹死她，而且，其中竟有相当数量的信是向她求爱，有的甚至毫不隐讳地宣布：即使她已经有了丈夫，也还要爱她！他们一起翻检着来信，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把那些愚蠢的求爱信撕碎……
司马丁知道并坚信，她并没有爱上任何一个别的男人。她一如既往地爱着他。然而司马丁内心的痛苦却常常甚于失恋。
“瞧见了吗？他就是……的丈夫！”不止一次，司马丁感觉出人们在指着他的后脊梁，窃窃私议着。人们不过是出于好奇，并无恶意。然而他深深地感到不快。因为她出了名，他就成了“她的丈夫”这样一种附属品了吗？！
“知道吗？……就是他的老婆！”也不止一次，人们这样把他介绍给第三者。这回虽然把他放在了主位上，却同样使他听来刺耳。显然，在这样的介绍者心目中，她又只不过是一件漂亮的装饰品——好比嵌金线的花格领带之类的东西。
他现在已经不再去看她主演的电影。让他难以忍受的并不是她在银幕上同别人恋爱或被别人追求，他害怕听到观众席中发出的各种反应——从哄笑到唏嘘。他痛切地感受到她已经不仅不单属于他，并且也并不单属于她自己，她成了某种类似北海仙人承露盘或颐和园铜牛那样的东西——她更多地属于社会，属于观众。
薇薇刚刚出生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希望能快一点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啊。然而从去年起，她在电影厂的地位稳固以后，尽管厂领导一再表示可以特殊照顾，“即便他的户口一时转不来，宿舍楼一盖好也给你们一套，他可以先借调到厂里来工作，随便干点什么都行嘛……”他却严肃地对她说：“去对你们领导讲，我也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银幕，有自己不愿离开的创作集体，我不是一块木头，一根三角铁，可以随随便便地往你们电影厂的仓库里一撂！”
她理解他。他对她的爱情丝毫没有减退，然而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以依附者的身份调到这里。在不能实现最理想的调动方案以前，他宁愿维持原有的局面。
“而且，这对你也有好处，”有一次她去他所在单位看他，他们俩人独处时，他突然对她说，“你可以从容考虑——究竟还值得不值得做我的老婆……”
她望着他那张罩着火烧云的脸，打断他的话：“你喝醉了！”
他确实有点醉，不过他心里似乎比平时更清楚。他躲过她的爱抚，微笑着，镇定地说：“不是有那么一些说法吗？要随时随地都得有‘共同语言’……还有，爱情的规律就是多变，因此用婚姻固定它是愚蠢的……爱情本身就是道德，就是法律，任何对新的爱情有妨碍的东西，比如家庭、丈夫、孩子、社会舆论，都是不道德的，应当毫不犹豫地加以跨越……”
她不要听这些话，她希望他打她，用他那强壮的手臂，带着他特有的气息，重重地打她……她哭了：“让各种各样的这号理论一边待着去吧，它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把她送走以后，他心境空前地好。然而，又一个周末，又一起同“哥儿们”喝酒，他又一次听到了这类的话：“她能老跟着你吗？”“文艺界有几个是好的？”“人家就是比咱们草木人儿开放！”……在“哥儿们”的真诚关怀下，她的忠实可靠竟显得可笑和滑稽，这使他重陷于一种莫可名状的苦恼中。
他们之间的书信来往，渐渐稀疏起来。在她来说，是流动性太大，也确实太忙乱，有时出外景，所到的地方离最小的邮电所也极远。她的信既然少了、短了。而且往往好几封信在他等得不耐烦的情况下一齐到来，拆阅以后令他感到雷同，他便也在自尊心的支配下，每给六娘和薇薇写十封才给她写一封，并且也写得绝不超过一页信纸。
这回他出差北京，决定得很仓促。本来他可以先拍个电报给她的，可是他没拍。他也没给六娘拍——按说六娘总是会在家里的，没想他早上来到这里时，却撞了锁。邻居们告诉他——六娘带着薇薇去动物园了，总得下午才能回来。好在他和她都有开六娘门锁的钥匙，他便自己进来了。老实说，当他斜倚在薇薇的床上歇息时，最强烈的欲望便是同她取得联系，看到她——谁想得到呢，当她突然推门进来以后，仅仅因为她急不择言地说了那么一句表示惊讶的话，他的自尊心便陡然高垒成一道防波堤，拒绝着她那感情浪潮的冲击……
对她来说，这个冬日的上午本该是格外可爱的——因为他来了。可是他却有意表现出一种冷漠，仿佛他把同她的会面看得极平常，甚而把她的不期而至看成是一种负担。没说几句话，他突然拿脚就往外走，她高声地问他：“你干什么去？”他懒懒地回答：“我买烟去！”
他走了。故意放重的咚咚脚步声敲击着她的心，使她痛苦。她呆坐在桌前，望着自己买来的谁都不需要的两听罐头——一听糖水马蹄、一听红烧羊肉。这真奇怪——当她和他处在热恋中时，他们在山盟海誓的过程中，设想过各式各样破坏他们爱情的厄运，结果并没有任何一种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使他们痛苦的，非但不是厄运，竟是令多少人艳羡不已的幸运——她成了明星。
名，这是多么沉重的一种负担啊！
“敬爱的……同志：看了您新主演的……以后，不禁感到失望。”一位观众正在给她写信，批评她新近的演出不如她在那成名作里的演出成功。那观众认认真真地写着给她的忠告，“倘若没有超过前一部片子的把握，您就不应当接受新的角色……务请爱惜您自己的羽毛，不要再使热爱您的观众失望！”
当司马丁抽上第三支烟，而她在厨房里为他们俩临时拼凑一顿尽可能丰盛的午餐时，那横梗在他们胸中的心理障碍，才开始有所消融。
他拿出来两本书：《梅里美小说选》和巴拉兹的《电影美学》，搁到桌上，淡淡地说：“给你买了。”她便知道他仍像过去那样热烈地爱着她。这两本书早已脱销，他一定跑遍了他们那座城市以及他出差去过的地方的所有新华书店，很不容易才搜罗到了这两本她跟他提起过的书。但是当她问：“天哪，你怎么弄到的？”他却偏望着自己吐出的烟圈回答：“拿钱就能买来。”
吃饭的时候，她问他临走以前收没收到她寄去的剧本？他心里一暖。这么说，她也仍像过去那样忠实地爱着他。她把争夺她的导演们塞给她的本子，都寄给他一份。她希望他能帮她拿主意——究竟接受哪一个角色？他心里想着：是要好好给她参谋参谋，可再不能让她上当，受那些蹩脚编导的摆布，败坏她已经取得的名声了。可嘴里却故意说：“寄给我干什么？我自己学外语还嫌时间不够用呢，哪有工夫看那些玩意！”她明知他心里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却忍不住放粗声音说：“你不看，接到以后甭开封，再给我寄回来好啦！”……
照例是由他洗碗。在一阵沉默以后，她走到他身后，双手搭到他那紧凑敦实的肩膀上，和解地说：“阿丁，咱俩干吗这么你折磨我我折磨你呢？咱俩该坐下来，把各自那讨人厌的过分的自尊心撇到一边，好好地谈一谈了……今天正好咱俩都没事，六娘和薇薇一时也回不来，你洗完碗咱俩就坐下来谈，好吗？约法三章吧，以后再也别闹气了，好吗？”
洗碗的声音仍在继续，但她从他的后脑勺那儿看出来——她是多么熟悉他后脑勺的表情啊——他动心了。
然而偏在这时，管传呼电话的大爷来叫她。她去接了电话。电影厂办公室的同志直跟她道歉——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她没听懂，反正他们总是有原因的），一个本应提前转达给她的通知，耽误到今天上午才想起来要告诉她，可偏她又外出了，他们几经波折，才终于在六娘这里找到了她——简而言之，下午两点钟有一个跟外国电影工作者会见的外事活动，她务必得参加，现在已经一点多了，让她赶紧到院门口等着，一会儿有关部门就来小轿车把她接到会见的地方……
看，名人就是这样——随时都被许多条线牵系着，往往不得不中断正沉浸于其中的某件事情，被动地立即投入到另一件未必有准备的事情中去……
她回去告诉司马丁，她马上得梳洗打扮一下，准备去参加那样一项活动。她发现司马丁那原来由后脑勺表示出的情绪，顿时又消退了回去。她嘱咐司马丁，让他一定在六娘家等着她，她办完事就马上回来，司马丁淡淡地应着，使她的情绪又重陷于波动之中……
一个苦攻微电子技术的女工程师，正用其妹妹看过的旧电影画报当包书纸，包一份新资料。她在那成名作中饰演主角的大幅剧照，正被这位工程师毫不留情地随书势折掖。工程师的妹妹跑过来，惊呼着她的名字，意思是不该把她形象折成两半。那当姐姐的莫名其妙，问妹妹：“她是谁？”
暖气很足。人们把外面的大衣服脱在了存衣处，个个都显得那么漂亮、潇洒。摆满西点小吃的圆桌旁不设座椅，大家可以举着杯子随意走动交谈。服务员端着大托盘，托盘上是亮闪闪的盛着各色饮料的玻璃杯。这类的招待会她已经参加过多次，头两次她只好意思从托盘里取桔子汁，后来她敢于取啤酒，现在她满不在乎地取了一只斟满葡萄酒的高脚酒杯，笑吟吟地主动向金发碧眼的外国同行敬酒……
她仰起下巴优雅地笑着，通过翻译提出着问题，姿势得体地从圆桌上拈起一根牙签，把牙签下插着的多味小吃送进口中，并且在同对面的人交谈之间，恰到好处地向稍远的中国同行、外国朋友送去一个个注目微笑礼……
然而她心里很乱。她精神并不集中。司马丁现在干什么呢？六娘该带着薇薇从动物园回去了吧？罗莞尔真的能成为她的朋友吗？那位在街上同她邂逅的老师，当年大约也常在这类场合中成为引人注目的角色吧？她难道应当为眼前享受到的这些而满足吗？她也许不要很多年，便会像那老师一样地感到痛苦……最近的观众来信开始有所变化——每十封中至少有三封是提意见的，前天她收到一封很厚的信，历数她在某部新片中的失误：手势步态和某些用语不符合人物所处的时代，某一个字应发阳平声却发成了阴平声，点香的动作完全外行……难道剧本本身的缺陷、导演的败笔，也得由她负责吗？为什么一旦成了明星，观众就对她这般苛刻？……让人心烦的事还多哩！该不该给那家食品厂写封信呢？他们凭什么未征得她的同意，就把她的像印到饼干桶上？什么时候来读《梅里美小说选》和巴拉兹的《电影美学》呢？总是没有时间！而从电影界的领导到批评家，从观众到她自己，都开始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的艺术修养究竟怎样？……
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是记者在用闪光灯抓拍镜头。不知什么时候那位留着毛茸茸的络腮胡子的外国导演，已经直逼到了她的眼前……她听见翻译正把那外国导演的问题转达给她：“尊敬的女士，您是否可以告诉我，您对妇女解放运动有何见解？”
妇女解放运动？说实在的，她从来没有想过。但等着她作答的不仅是那位高大的外国导演，她身边突然围上了许多人，既有外国同行也有本国同行。她依旧自然地微笑着，举着她那已经存酒不多的酒杯……从她心底翻涌上来一股苦涩的滋味。既不是崇洋媚外，也不是妄自菲薄。她痛恨自己的缺乏修养——她本身是妇女，演的又是妇女，她是不该在妇女问题上让人家问住的……
然而她毕竟绝顶聪明——她演戏凭的全是这种直觉式的、反应式的、爆发式的聪明——她把眉毛一扬，十分轻松地回答那位外国导演说：“啊，尊敬的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我当然有我的见解，不过我以为还是通过我扮演的角色来表达我的见解更好一些，而不必把它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所有的人都认为她回答得十分高明。她的聪明伶俐甚至使这个招待会的友好、欢快气氛达到了一个高潮……
在一个丁字路口，广告公司的人正在布置一幅巨大的推销某种化妆品的彩色广告，那广告上赫然画着一个她，正举着那种化妆品，显露出一个赞赏的笑容……
招待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制片主任打电话找到了她，告诉她已经开始飘雪，请她招待会一散就径直回厂，全摄制组将立即开赴郊区的外景地，抢拍雪景。
她心乱如麻。来不及打通传呼电话，向司马丁解释她为什么失约。她同司马丁的相互折磨，会不会因此加剧呢？天气怎么变得这么快？难道来参加招待会的时候，天气已经转阴？怎么她当时浑然不觉？六娘带薇薇去动物园的时候，给她穿够衣服了吗？倘若薇薇因此感冒，可怎么是好？观众们只想着要她创造出动人的银幕形象，谁能想到她还是一个三岁女儿的母亲呢？她还会得到历数她的失误的信吗？倘若司马丁看到这样的信，该是怎样的一种表情呢？他心里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她抱屈，嘴里却一定只说一连串令她不能忍受的刻薄话！他这回愿意到电影厂玩吗？还是只肯同她在六娘家团聚？……天哪，带着这些杂念，她怎能合乎要求地进入角色？她怎能塑造出真正有深度的、可以永驻银幕的艺术形象？
有关单位的小轿车，分秒必争地把她送到了电影厂的八号楼前。摄制组的发电车早已开走，大轿车正在发动。人们欢呼着把她从小车迎进了大车。罗莞尔把她叫过去，让她坐到自己身边。导演命令开车。雪花开始变得又大又稠，导演忍不住甩开嗓门讲起了一个什么笑话，车里爆发出了一阵阵笑声。
她却没有笑。她望着车窗外飞旋的雪花，抿着嘴唇，静静地坐在那里。她在同心里的杂念奋力拼搏。她现在必须把与角色无关的所有事情暂存一边。这需要多么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自我牺牲精神、抑制力与排除心理障碍的意志和技巧，恐怕是绝大多数仅仅把她作为封面女郎来欣赏的人们所不了解的……
她终于进入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毕竟，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所给予她的名，不是用来供她炫耀和享受的，她必须用辛勤、扎实、细致、丰富、富于创造性的高质量的特殊劳动，来报答和满足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印刷厂里，轮转机在飞快地转动，泻下的胶版纸上，是新的一期电影杂志的封面，一个新的封面女郎，仿佛有满腹的心思，似笑非笑地望着我们这个世界。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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