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指数是看不见的，却实实在在潜存于那些灵动者的头脑中——他们拥有非常灵活的思维，掌控着自己的每一次谋算之局。
70.以柔道行事，制刚猛对手
柔能克刚，是智者为人处世的一种策略，以柔胜刚，是智者为人处世的一种妙计。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才是智者为人处世的正宗。这一理想化的处世方式，以一个小小的太极图表现得最为形象。在一个圆圈中有一个白色的阳鱼和一个黑色的阴鱼，阳鱼头抱阴鱼尾，阴鱼头抱阳鱼尾，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恰成一圆形，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无前无后，无高无下。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含，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这个小小的太极图却包含了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柔道”。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的成功事例，早已证明“柔道”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柔道”的事半功倍、为利久远之特点，更是“刚道”所远为不及的。
汉朝的刘秀是一位以柔开国、以柔治国的皇帝。他以“柔”为主，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也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应该说他把中国的“柔道”发挥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12月，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是南顿县令，在刘秀九岁时病故，此后，刘秀与哥哥刘便被叔叔收养。据说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髯朗目，大口隆准，生有帝王相。刘秀好稼穑佣耕，他的哥哥就经常讥笑他。一次到亲戚家做客，宾朋满座，贵客云集，主人蔡少公精通图谶之学，在述及谶语时说道：“将来刘秀必为天子。”原来王莽的大臣刘歆精通谶文，故改名为刘秀，大家也以为是大臣刘秀。谁知座上忽起笑声：“怎见得不是呢？”大家回头一看，竟是刘的弟弟刘秀，不禁一阵哄堂大笑。刘秀28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低。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歉收，与兄刘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联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公元23年2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以至王莽“一日三惊”。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42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率领，直扑绿林军。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昆阳守军只有八九千人，敌人则连营百里，势力太过悬殊。有些人主张分散撤出，刘秀坚决反对，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使敌人手忙脚乱，阵脚不稳，终至大败。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自打败了王邑、王寻的军队以后，刘秀兄弟两人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正好借此进谗，说刘不除，终为后患。刘玄懦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发难。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刘秀的哥哥刘被杀。
刘秀当时正在昆阳，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问起昆阳的守城情况，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更加信任刘秀，并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此事还经常流泪叹息。但他知道当时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
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戴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可笑，洛阳沿途的人见了，莫不暗暗发笑。惟有司隶刘秀的僚属，都穿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便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往说刘玄。刘玄同意了这个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活动。
当时的河北有3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他自称是刘邦的后代，号召力很大；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释放囚犯，慰问饥民。所做之事，均都顺应民心，因而官民喜悦。
当时，有一个叫刘林的人向他献计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如果决河灌赤眉，那么百万人都会成为鱼鳖了。”刘秀认为这样太过残忍，定会失去民心，就没有这样做。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杀，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铫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起义军的将士也很不安，恐怕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随刘秀到底。公元25年，刘秀势力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光武，称帝之后，便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30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秀的哥哥的事，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绝不加诛，还会保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绝不食言。”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27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是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急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惟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每人赐给一处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贾复与寇恂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对待功臣，他绝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死，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了人心。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时候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但惟独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刘秀“柔道”治国的可取性。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始终如一地自戒戒人，这种用心良若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秀算是善用柔道了。关于柔之为用，《老子》早就有过经典的论述，汉代刘向的《说苑》记载的韩平子与叔向的对话也意味深长。韩平子问叔向说：“刚和柔哪个更坚固？”叔向回答：“我年纪已经大了，牙齿已经完全脱落，而舌头还存在。老子曾经说过：‘天下最柔弱的，能够进入到最坚固的境地。’又说：‘人活着的时候是很柔弱的，死了以后变得坚硬。万物草木活着的时候柔弱脆嫩，死了以后就干枯。’由此看来，柔弱的是属于活着的一类，强硬的是属于死了的一类。活着的如果被损毁就一定能够复原，死了的被破坏就更加趋向毁灭。由此看来，柔弱比刚强还要坚固。”平子说：“说得好！那么你顺从哪一点呢？”叔向说：“我是活着的，为什么要顺从刚强呢？”平子说：“柔弱难道不是脆弱吗？”叔向说：“柔弱的东西打成结不至折断，有棱角也碰不掉，怎么能算是脆弱呢？上天的意旨是让微弱的取胜。所以两军相遇，柔弱的一方一定会战胜另一方；两仇互相争利，柔弱的一方能够获取。《易经》上说：‘天象的规律是损满盈以增益谦虚，地上的规律是改变满盈而流向谦下，鬼神降灾给满盈而赐福给谦让，人世的规律是厌恶骄傲而喜欢谦逊。’只要能抱着谦逊不自满的态度，虽然柔弱，也会得到天地鬼神的帮助，哪里能不得志呢？”平子说：“说得好。”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得天下，看来，儒、道理论并非迂腐之学，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比别的方法更有效，更好。
必须指出的是，不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实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其表现方式往往就是“柔道”。然而，尽管“柔道”是治国治民、为人处世的最佳方法，却由于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人性中的弱点，人们一般不去施用，或是施行得不好。
71.以退为进才能站稳脚跟
人生的成败与进退之术有很重要的关系，不善进退者，很容易在该进时退，在该退时进，自然会成为失败者。我们知道，急进者常常会自以为聪明至极，所以冒进结果往往是失败。因此，进是基于摸准对方心理的行为。只有摸准对方，才能进行有效的行动，这是人生成功的基本道理。有头脑的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即摸透对手的弱点，以退为进，把“退功”发挥得淋漓尽致。
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当上大司马。辅政才一年多，成帝就去世了。哀帝即位，39岁的王莽成了先帝老臣。一朝天子一朝臣。王莽应该退位，让新的天子组织新的朝廷。太后就诏令王莽就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
汉代制度，刘氏子弟封王立国，如刘濞立为吴王，管三郡五十三城，称为吴国。景帝子刘端立为胶西王，则有胶西国。有王有国，所谓“王国”。这些都是诸侯王、诸侯国，与大一统的国家是不同的概念。大的诸侯国像吴国管三个郡，小的如胶西国只有一个郡，刘端死后，胶西国改为胶西郡。汉武帝时，胶西与城阳、甾川、济南、济北国合并为齐郡。从《汉书·地理志》中可以看到，郡所属的县，也称国，或侯国。如汝南郡所属的阳城、安成、南顿、宜春、女阴、弋阳、上蔡、项、归德、安昌、安阳、博阳、成阳等县都是故国或汉代侯国。被封为列侯的，就有一个地盘相当于县那么大，属于其统治范围，每年从在这地盘上生活的百姓那里收取租税，供自己消费。这就是侯国，也简称国。在自己的国中有自己的宅第。许多封了侯的人并不在自己的封地上生活，而是到朝廷参予政事。有些诸侯王也在首都居住，并没有到封地上。有时，由于政治斗争的原因，不让列侯参予政事，就要遣送他“就国”或“就第”。如果有罪，那就“免为庶人”，更严重的罪行，就要法治。“就国”是保留爵位，免去官位职权。“免为庶人”，就是取消爵位，成为平民百姓。
太后要王莽“就第”，就是要王莽回到封地去。王莽封的是新都侯，地址是南阳新野的都乡，居民1500户，每年可以从这些居民中收到一定数量的赋税。他当大司马时，俸禄比较高，他就将封地上收来的赋税（邑钱）全部用于招待士人，表现他尊贤礼士的志向。当太后要他“就第”时，他就“上疏乞骸骨”。臣子向皇帝写信，就叫上疏。“乞骸骨”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殊用语，是官员向皇帝提出辞职退休的意思。乞求皇帝允许他将骸骨带回故里或封地。
刚即位的哀帝派遣尚书令告诉王莽，说明不同意他辞职。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向太后请求，说“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王莽不管事，皇帝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太后又令王莽干事。似乎在皇帝请求、太后允许、各大臣拥护下，王莽才出来辅政。这么“乞骸骨”，提高了身份，更巩固了他“大司马”的地位。在身处各种角逐场中的人，常会遭到意想不到的危机。我们从历史上看到，李斯得到秦始皇的信任，却死于秦二世手里，贾谊得到汉文帝的赏识，却遭一批老臣的排挤。有赤诚之忠心者如比干、如屈原、如伍员、如蒙恬、如晁错，尽忠而死者比比皆是，因而留下了美名。文天祥的两句诗对此作了概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狡猾手段的如赵高，如后来的秦桧之流，虽然曾经一时得势，终究不能长久，也常有大祸临头的时候。因此，子石登吴山而四望，感慨而叹息：“欲明事情（说真话），恐有抉目（伍员）剖心（比干）之祸；欲合人心（附和当政者），恐有头足异所（纣四臣）之患。”可见，君子常处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危险境地中。后人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
王莽身居“三公”的大司马之位，又是太后的侄儿，似乎非常稳当了，而突然遭变，则出乎意料。当时，哀帝的祖母定陶傅太后和母亲丁姬都健在，高昌侯董宏拍皇帝的马屁，提出：“《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丁姬宜上尊号。”儿子当了皇帝，亲生母亲丁姬应该有尊贵的称号。秦始皇的生母夏氏和养母华阳夫人，在秦始皇即位以后都称为太后。意思是说丁姬也应当尊为“太后”。这时左将军师丹和大司马王莽共同攻击董宏，说他引亡秦作比喻，是“大不道”。哀帝新接班，采纳老臣的意见，“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强迫哀帝给她上尊号。哀帝就将傅太后尊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这时有人又提出：定陶共皇太后中的这个“定陶”番号与皇太后这个大号不协调。应该去掉“定陶”这个番号，许多人表示同意。但哀帝的师傅师丹不同意，用定陶是妻从夫之义。定陶共皇的妻子当然要用定陶共皇太后。定陶共皇名义已经先确定了，就不能改动。儿子不能给父亲授予爵位，这是对父母的尊重，怎么能改动父亲的爵号呢？这自然只是一场争论。后来有一天，皇帝在未央宫设宴，主持者为傅太后安排一个座位，靠在太皇太后旁边。实际上，傅太后与元太后处在同等尊贵的地位上。王莽去视察，发现这种安排，认为傅太后是藩妾（指定陶），怎么能跟至尊的太皇太后并列，就让主持者撤去这个座位，在别处另设一个座位。傅太后知道后，大发雷霆，不肯赴宴，痛恨王莽。
王莽怎么办？他再一次“乞骸骨”，希望还像上次那样，有太后和其他同僚出面保荐，皇帝真诚挽留。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没有谁敢于出面保荐，皇帝也没有挽留他的意思，赐给他黄金500斤，安车驷马，罢掉大司马的职务，不到40岁就回到自己的封地养老去了。王莽走后，公卿大夫大多称颂王莽的政绩，皇帝耳软，又加恩宠，派使者到王莽家，又将黄邮350户加封给王莽。两年后，傅太后、丁姬都称尊号，这时，丞相朱博就出来翻老账，说王莽当时反对给傅太后、丁姬上尊号，是亏损孝道，应该斩首示众。幸蒙宽赦，也不应该有爵位，请求免为庶人。朱博主张取消王莽爵位。这时，皇帝心软，王莽又与太皇太后是亲属关系，不同意免为庶人，只是遣他回自己的封地去。宫内有傅太后经常发难，朝廷上有丞相朱博这一类人揪住王莽不放松，别人也帮不上忙，连太皇太后也感到无能为力，汉哀帝也逐渐向傅太后屈服，而王莽的处境就十分困难了。
尽管在不利的情况下，王莽也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他首先采取杜门谢客的办法，夹着尾巴做人，少跟外人来往，避免惹是生非。其次，处事谨慎，严以律己，他的第二个儿子王荻杀了奴仆，王莽狠狠地责备了一番，还要他自杀。这也是逆境中自我保护的一种办法。第三，王莽回到新都封地时，南阳太守派孔休为王莽服务，王莽患病，孔休做了护理工作，王莽很感激，就将玉器和宝剑送给孔休，孔休不肯收。孔休可能怕因此受到牵连，这也说明王莽当时的处境。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以退为进之道是一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最稳妥的办法。这一方法的关键之处在于，“退”千万不可以是逃之夭夭，而是进之前的能量蓄积。
72.避开锋芒见机智
处于对立面的双方，因实力不同，自然有强弱之别。弱方如果强己所难，则可能一败涂地；相反，如果能躲闪锋芒，迂回前进，不失为一种成事的机智，这是其一。其二，人与人之间因矛盾尖锐也要学会避开锋芒，以防重创。
我们不妨看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以避代走最聪明
《三十六计》中有这样一种战术，即避让计，避不可避之避，让不可让之让，乃为明眼人。此实所谓以避代走。
公元215年，孙权率领大军，进攻合肥。当时，占据合肥的是曹操部将张辽。因寡不敌众，张辽的防线为孙权所破，合肥被攻陷。张辽不得已率兵转移。眼看张辽军队撤退，孙权大喜，并传令：“兵贵神速，不宜久迟，应该一鼓作气，穷追不舍。吕蒙甘宁率兵先行，凌统和我继后，其他诸将陆续进发。”吕蒙、甘宁率兵前进与乐进部队相迎。甘宁与乐进交锋，几个回合，乐进便诈败而走，甘宁不知是计，反召唤吕蒙引军赶去。甘宁、吕蒙的部队追了一段路后，却遭到张辽部队几面射杀，死伤惨重。
孙权和凌统的人马，听说吕蒙、甘宁获胜，更加信心倍增，便催兵急速前进，但刚到逍遥津北，忽闻连珠炮声。左边是张辽，右边是李典，一齐杀来。孙权左右受攻，手足无措，急忙令人唤吕蒙、甘宁回救。但见张辽精兵已经赶来，逃也来不及。凌统手下只有三百余骑，势单力薄，无法阻挡张辽的进攻，眼看孙权就要当俘虏。当此形势紧急之际，凌统大呼：“主公快速渡过小师桥。”自己则翻身下马，与张辽死战。孙权只顾奔向小师桥。可桥南端已被拆毁，宽有丈余，孙权的马被逼住，不能跃过，孙权惊恐不已。正在这进退两难之时，亲近牙将谷利大声呼喊：“主公可先将马往后退，然后再放马向前猛跃。”孙权立即收回马来，后退三丈，然后纵马加鞭，那马一跃而过，便飞渡小师桥。孙权终于逃脱了危险，没被张辽抓获。
孙权退马逃离逍遥津，大军虽败，却保住了性命。《三国演义》对此故事曾有精彩的描述，如今的合肥逍遥津公园里，还有一尊张辽骑马奋战的塑像。对于此段史实，曾有人写过这样一首诗：“的卢当日跳檀溪，又见吴侯败合肥，退后着鞭驰骏马，逍遥津上玉龙飞。”
（2）讲求一个“避”字
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谁都不希望失败，都希望平平安安。但社会节奏越快，人们却越不自安，而“飞来之祸”又每每发生。这要求会避祸。刘伯温通过观察，得出祸福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二者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认为“骗、暗、诡”这三种人最容易招来祸端。刘伯温认为：采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名誉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患。窝藏隐埋暗昧之事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害。经常忖度他人，诡计多端的人，有预测不到的祸患。对于“避”字诀的理解，他也有精辟的探讨。
刘伯温在《郁离子》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郁离子忧郁不乐，须麇劝他说：“道义不能通行，这是天命啊，你何必为此而忧虑呢？”郁离子说：“我不是为这个啊，是担忧那航行在大海中的船没有舵手啊。大海是波涛聚积的地方，是狂风暴雨兴起的地方，鲸、鲵、蛟、蜃会集在那里，它们有像短矛似的锋刃，哪个不是在严阵以待？现在不忧虑，早晚会发生动荡，到那时我到哪里去呢？”须麇说：“从前太冥主宰不周山，河水冲进那里的山洞，山石将要裂开了，老童走过这里便为之担心，并告诉太冥说：‘山将要崩裂了。’太冥听了大怒，认为这是妖言。老童退去，又把这话告诉了太冥的侍臣，他的侍臣也大怒道：‘山怎么能崩裂呢？只要有天地，就会有我们的山，只有天崩地裂，山才会崩裂！’便要杀害老童，老童惊愕而逃。不久，康回路过这里，太冥没有清除山的隐患，又未加防护。康回大怒，用头触那山，山的主体像冰一样崩裂开了，山上的土石坍塌到深渊里，最后阻塞了那里。太冥逃走，后来客死在昆仑山的废墟，他的侍臣也都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如今您的忧虑，就像那老童的担忧一样，那又能把它怎么样呢？”
古往今来，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常常可以揣度出势态的发展。大家意识不到危险的存在，经人点拨却仍然不知觉醒，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避”才是最明智的举动。
73.巧借他人之力，缓己燃眉之急
一个明其一生者，大都为善借者。他们总能在没有条件的时候，创造条件，在有条件的时候，利用条件。对于这些人来讲，做任何事情，如果能巧借他人之力，缓己燃眉之急，就是再好不过的了，所以常常在这方面动脑筋。
唐高祖李渊西进关中时，除了正面的隋军外，还存在着左侧东都洛阳附近李密的威胁。但他找到一条神秘的借人之道！
李密是西魏大柱国之一李弼的后裔，袭爵蒲山公，长期受隋朝廷的排挤。曾因参与杨玄感起兵被捕，逃脱后，投奔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在扩大起义军武装，出谋划策连败隋军，击毙隋将张须陀等方面，李密作出了贡献，提高了名望，野心也随之暴露出来。不久之后，他谋害了瓦岗军的农民领袖翟让，窃取了义军的领导权，掌握了全部军队。此时的瓦岗军，已发展到几十万人，“并齐济间渔猎之手，善用长枪”，而且已获取了隋王朝大批的良马，装备精良，同时又据有了洛阳周围的几个大粮仓，粮饷充足，成为中原地区乃至全国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力量。
李密与李渊相比，贵族身份相仿，虽然政治地位不如李渊，但此时的实力却大大超过了李渊，也有西入关中，夺取全国最高封建统治政权的欲望。所以李渊进军关中，顾忌左右的李密是必然的。为此，李渊在进军途中就致书李密，要求联合。李密自恃兵强势盛，便以欲为盟主的身份，派人给李渊送去复信，书信中说：“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自惟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并要求李渊亲率步骑数千到河内，面议并缔结盟约。
李密在信中以盟主自居，力图在政治上先声夺人，居于优势地位，李渊岂能识别不出？但由于形势所迫，不允许他与李密一论高低。当务之急是设法稳往李密，使其牵制东部隋军，对他抢先占据关中，稳固自己的地位，促使国中政治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都是极为有利的。正像他收到李密书信后笑着所说的那样：“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仡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部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
出于此种策略，李渊便毫不犹豫地决定暂时承认李密为盟主。为骄李密之志，故意“卑辞推奖”，令记室温大雅给李密复信说：“吾虽庸劣，幸承余绪，出为八使，入典六屯，颠而不扶，通贤所责。所以大会义兵，和亲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所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弟早膺图，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揖；盟津之会，未暇卜期。”
在信中，李渊一方面吹捧李密，称他为当今天下救世主；一方面自称年老力衰，将来若能得封于唐，已很满足了。借此来掩盖自己的政治欲望，然后又以安揖汾晋地区为借口，隐蔽自己抢先进入关中的意图，并婉言谢绝去河内郡会盟。这样一封假情假意，并且弦外有音的信，却使“密得书甚喜，以示将佐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来不绝”。自此李密专意集中兵力对付隋军和王世充的军事力量，对李渊进军关中完全不闻不问，李渊在策略上又取得了巨大胜利。这不仅为李渊父子进入关中和其后经营关中及四川等地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且，当山东群雄与隋军逐鹿中原时，李渊父子却得以稳居关中，毫无顾忌地扫荡西北地区的割据武装并镇压农民起义军，同时积蓄力量，注视关东鹬蚌相争的势态，以适时收得“渔人之功”。
一个“借”字，奥妙无穷，但它仅属于智者，却不属于愚者。智愚之别往往就体现人生几个关键点上，“借”为其一。
74.众人拾柴火焰高
“众人拾柴火焰高”，讲的是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合力，产生出强大的威力。做人办事要想成功，就应当善用此道，以便把本来难以办成的事办成。
“联吴抗曹”，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外交政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诸葛亮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向刘备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他在《隆中对》说道：自董卓以来，各路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更是不可胜数。曹操和袁绍相比，名不大兵不多，但曹操能克制袁绍，以弱胜强，这不仅仅只能归于天时，重要的还在于人谋。如今，曹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点是我们所无法抗衡的。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力较强，且拥有众多贤能之人。所以，我们只可与援而不可争锋。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这是用武之地，但是其主不能守，将军可以把它夺过来。益州地形险要，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国，所以高祖才因此而成功帝业。刘璋之地，民殷国富，却不知存恤，那些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是帝室后代，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如果利用机会将荆州和益州争夺过来，然后再将其加以巩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则我们的江山就十分稳固。即使天下真的有变，可命一上将统率荆州之军，直捣洛阳，将军自己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样一来，百姓还有谁敢不真诚迎接您呢？果真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家王室可以兴盛了。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政策，刘备并没有完全采纳，尤其是在对东吴的政策上，刘备失去了重要的战略阵地。公元219年7月，关羽发兵进攻樊城，且节节胜利，曹操的樊城守将于禁投降，庞德也被擒杀。同时，关羽又出兵攻打襄阳。曹操开始震惊，便亲来洛阳指挥战斗，并曾因许都离前线较近，而打算将首都迁到邺城，后来怕因此引起人心动摇，便又停止了迁都计划。除了正面对付关羽，曹操很注意拉拢东吴。因为吴蜀之间为争夺荆州，确有矛盾。荆州是三国时代的战略重地，所以，当时的魏蜀吴三国都在争夺荆州。就孙权方面而言，刘备得益州之后，势力开始强大，如果再占据荆州，势必在他的建业上游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霸主，孙权如何安心？再加上吴国的君臣对于荆益二州也是觊觎已久，如若落在刘备之手，他们的心里也很难平静。所以，当曹操写信给孙权，许诺割江南之地予孙权时，孙权便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派吕蒙率兵偷袭关羽的根据地江陵，同时也写信给曹操，表示愿意袭杀关羽，并请求曹操不要将此军事秘密让关羽知道，以免关羽早有准备，计划外泄。这样，孙权就站到了曹操一边，形势对关羽当然不利。
不久，曹操增派十二营兵马到宛县前线，由徐晃统一指挥，开始对关羽进行反攻。这时，吕蒙偷袭江陵已经得手，关羽知道后便迅速撤退，归途中军队溃撤，大军还没有退到江陵，关羽即在十一月间被孙权擒杀。这样，曹操利用孙刘之间的矛盾，消灭关羽，不但解除了襄樊之威胁，同时也使蜀汉失去了荆州重要的战略基地。以后诸葛亮几度对魏用兵，只能出秦川一路，而无法“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蜀汉的两面钳夹攻势，也便从此流产。此后，形势对曹魏方面是极为有利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刘备对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政策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至少没有缓和对吴国的关系，一向小视东吴，对吴蜀联盟根本不重视。
刘备死后，诸葛亮辅助阿斗执政，将全部精力放在改革内政与对外关系问题上。诸葛亮始终主张联吴抗曹。他深知，以弱小之蜀国，与强大的魏国为敌，非先联络好吴国不可，将吴国联络好之后，即使吴国不和蜀国一同攻魏，蜀国也可无东顾之忧而全力对魏，于是，魏便不得不以一部分兵力来防范东吴。正是从此考虑，在辅政之初，诸葛亮便派邓芝出使吴国，重申旧好。孙权开始时迟迟不见。邓芝便上表说：“我今天来贵地，并非仅仅只为我蜀国，同时也是为您吴国的。”这样孙权才接见了邓芝，邓芝详尽地阐述了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政策思想。邓芝说：“吴蜀两国，四州之地。蜀国有重要险阻，牢不可破，吴国也有三江贯通，可阻外敌，如果合此二长，共为唇齿，我们就会进可并吞天下，退可鼎足而立，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大王如果委质于魏国，那么魏国便上望贵国入朝进贡，下求太子之内侍。您若不从命，则说您是叛乱而兴兵讨伐，我蜀国也必然会顺应潮流，见机行事，争夺地盘。这样一来，江南之地便不再是大王所有的了。”
孙权觉得邓芝讲得很有道理，便决定和魏断绝关系、与蜀联合。从此吴蜀盟好多年，为诸葛亮大举兴兵攻魏，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就是到了终蜀之世，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没有中断。实践证明，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政策是正确的。是否可以这样来设想：倘若刘备当初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坚定不移地执行联吴抗曹政策，关羽不被孙权杀害，荆州之地为蜀汉所得，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三国鼎立的局面又会如何演变发展呢？这就很难断言了。
通过上例，我们可以发现，“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一成事之法的巨大威力之所在。
75.胆识越大，手段才越厉害
制服对手靠胆识，胆识决定手段——一个人的胆识越大，手段越厉害，终至大胜；无胆乏识，则底气不足，遇事必畏首畏尾，终致失败。
从撤三藩的重大决策可以看出，康熙正因为具有过人的胆识，才使他强硬的手段一贯到底。
所谓“三藩”，指的是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及其子耿精忠。尚可喜、耿继茂的父亲耿仲明以及孔有德原来都是明将毛文龙的部下，明蓟辽总督袁崇焕肃杀毛文龙后三人辗转流徙，最后投降后金（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初，清廷根据经略大学士洪承畴的建议，命吴三桂驻镇云南，尚可喜、耿继茂驻镇广东（次年耿改福建）。“三藩”分驻为彻底消灭永历政权及有效抵御郑成功的进攻起到了应有作用，但随之而来产生了“三藩”拥兵自重、势力恶性膨胀问题。除垄断地方军政大权外，“三藩”还各处把持驻地财源，搜刮、鱼肉当地人民。吴三桂不仅据有明永历帝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府，而且将明代黔国公沐天波的庄田作为自己的藩庄，又圈占明代卫所军田，将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自己的佃户，恢复明末各种苛重的租税和徭役。
尚、耿二藩也是如此。他们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一月攻占广州后，便创设“总店”负责征收苛捐杂税。“三藩”势力的不断膨胀，必然加剧它与中央政府的矛盾，随着统一大业的初步实现，这种矛盾关系变得日益尖锐。为消除“三藩”割据之患，康熙亲政后不得不认真考虑撤藩问题。
实际上，在正式撤藩以前，清廷已开始采取限制措施，以达到逐步削减“三藩”权势的目的。一是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收回吴三桂的大将军印以节制其权；二是于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和六年（公元1667年）二次裁减云南绿营兵额以削其势；三是于康熙四年、六年严申藩下官员欺行霸市、与民争利的禁令；四是于康熙六年五月批准吴三桂以有眼病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的请求，并于次年趁其亲信卞三元回旗养母之机，另派汉军正蓝旗人甘文任云贵总管，并规定藩下人员不得任督抚等。
康熙铲除鳌拜后，更加紧进行整顿财政，筹措经费；扩编佐领，加强训练，以提高八旗军队的战斗力；采取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以争取民心等撤藩的准备工作。在康熙的努力下，撤藩之势已成，只待有利时机。在“三藩”之中，尚可喜是惟一一个愿意告老归乡的人。他在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就以四境已安、自己身体不好为由，请求回京调养。两年后又再次请求将故明鲁王虚悬地亩拨给耕种，或回辽东故地筑居安插，但因当时广东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清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初，尚可喜年届七十，眼见朝廷对藩镇疑心日重，便上疏请求带两佐领官兵为随护，率藩下闲丁等二万余口归老辽东；同时让儿子尚之信袭其王爵，带兵继续镇守广东。清廷认真讨论后做出了全藩撤离的决议。
吴、耿二藩听到尚藩撤离的消息后大受震动。他们为试探朝廷态度，消除清廷对他们的怀疑，也于七月初上疏请求撤藩。出乎吴三桂意料的是，康熙接奏后即表示同意，并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
吴三桂等请求撤藩本是试探之举，现在眼见永镇云南的幻想破灭，便决心以武力反叛清廷。十一月二十一日，他集合藩下官兵，当场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人，扣留使臣折尔肯、傅达礼，发布反清檄文，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标榜兴复明朝，起兵反清。
康熙十二年底，吴三桂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举朝震惊，不少人责怪倡议撤藩者轻议误国，大学士索额图更力主将倡议撤藩者正法以谢罪吴三桂。但康熙表现得十分冷静，断然否决索额图等人的意见，积极布置平叛事宜。为将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三省境内，康熙立即派前锋统领硕岱带每佐领前锋一名，兼程前往咽喉要地荆州（江陵）防守，并进踞常德，以固军民之心，扼制叛军北上。随后派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驰赴四川，坚守自滇入川、陕之地，等待接应进剿云南大军。授广西巡抚孙延龄为抚蛮将军，以线国安为都统，统兵固守广西，牵制贵州叛军。同时下令停撤耿、尚二藩，召回使臣梁清标和陈一炳，以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还发布了一个政策性极强的诏书，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的罪行，表示清廷武力平叛的决心，同时告诫云贵两省官兵百姓各自安分自保，不要听信诱胁；已从贼者如能悔罪反正，既往不咎；家属亲友不加株连。并号召他们擒斩叛军。康熙为保证东南财赋供应，还注意到长江下游重镇安庆的防务。为保护东南财赋之地，并防止吴、耿会师江西，康熙及时地加强了江南各地的军事力量，除原有的江宁将军额楚、杭州将军图喇及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人外，又任命一批将军率兵镇守各地。
与此同时，吴三桂也与清廷玩起了“和平”游戏。四月初，他放回朝廷使臣折尔肯和傅达礼，捎回表示愿意和解的奏文。不久，达赖喇嘛也出面建议“裂土罢兵”。但康熙态度坚决，坚持认为对反叛之徒必须消灭。为彻底粉碎吴三桂要挟朝廷的幻想，康熙采纳诸王大臣建议，于四月十三日决定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处绞。吴三桂为此深感绝望。康熙深知，要取得平叛战争的最终胜利，不仅要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克敌制胜，更需要在军事上压倒敌人。为此，他从六月到九月又陆续在湖南、浙江、四川、江南、广东各路增派大将军。各路大将军的任命和出征，使平叛阵容大为改观，不仅充实了兵力，也便于统一指挥，大大增强了稳定战局、应付意外事变的能力，也为主动进攻、收复失地创造了条件。早在平叛战争开始时，康熙就有招抚叛军的想法，亦曾连降招抚专敕，但因收效不大而被忽视。***叛乱被平定后，康熙又开始重视“剿抚并用”的策略，并将其推广到各个战场。
第一个目标被锁定在福建耿精忠身上。康熙一向认为耿精忠叛乱不同于吴三桂，他没有吴三桂那样的野心，是个可以招抚的对象，为此在处死吴应熊父子时，并没有处罚耿精忠在北京的诸兄弟，随后还不断派人前往招抚。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夏秋之际，耿精忠因郑经占据漳州等七府之地与郑经发生尖锐矛盾，加之耿军军饷匮乏，军心涣散，清军便乘机攻入福建，并很快收复延平（南平）等地。耿精忠无力再战，被迫出降。康熙为了给其他叛军树立榜样，并没有处置耿精忠，而是让他保留王爵，率部随大军征剿郑经。结果，郑经的军队很快被赶回台湾，各地叛军纷纷投诚，福建、浙江相继平定。
驻守广东的尚可喜，在吴三桂叛清后一直忠于清廷并被晋封亲王，总管广东事务，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长子尚之信代理事务后，即在部将影响下叛附吴三桂。对此，康熙认为，尚之信势力不强，吴三桂也不信任他，只要顺利解决福建问题，尚之信不难招抚。为此他只令简亲王喇布进逼广东，集中力量解决耿精忠的叛乱问题。同年十月，耿精忠降清并被保留原有王爵，尚之信遂在支持清廷的部下影响下，主动派人到简亲王喇布军前请降。次年四月，尚之信率部降清，康熙命他袭封平南亲王，下属将领各复旧职；同时清军进驻广东，反叛将领纷纷投诚，广东全境平定。随着陕西、福建、广东叛乱问题的相继顺利解决，康熙还将“剿抚并用”策略全面推行于湖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策略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如对投诚官兵的安排由原来的优升职级、不打散原编制改为军官陛见候补，士兵或归农，或补充绿营；招降的对象也集中在吴三桂手下的骨干分子身上，并让他们回到南方做内应工作。另外则是对降而复叛者从重处罚。二月初一，康熙为“速定云贵”，将进入四川的两路大军合为一路，由将军吴丹、鄂克济哈与赵良栋一起进兵云贵。三月下旬，赵良栋以云贵总督身份提出由湖广、广西、四川三路同时进兵云贵的建议，被康熙采纳，并被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正月，大将军赖塔从广西进入云南，并在二月份进逼云南首府昆明。征南大将军彰泰也率军进到昆明附近。在四川方面，康熙重新启用王进宝、赵良栋等汉军将领，并调换了指挥不力的满洲将军吴丹等人，很快取得明显效果。从三月起，赵良栋先后收复被叛军攻占的泸州等地，并于七月追赶叛军进入云南，叛军将领胡国柱战败自杀，马宝投降，夏国相也在逃到广南后投降。赵良栋即于九月进抵昆明。
赵良栋到达昆明后，鉴于清军围城久攻不下、粮饷供应出现困难的问题，建议就近速战，同时要求改变过去将俘虏尽发旗下为奴的做法以瓦解其斗志，获得康熙的支持。十月，在清军四面猛攻之下，叛军大败，吴世及其重要谋士郭壮图等人被杀，余众献城投降。历时八年的平叛战争至此结束。
对于康熙领导的平定“三藩”叛乱及撤藩活动，我们应该有两点明确的认识：其一，藩镇势力的恶性发展及其以后的叛乱活动，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因为当时国家统一局面已初步形成，人民经过长期战乱之后渴望社会稳定，社会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而“三藩”势力的发展，不仅阻碍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和国家统一局面的稳固，而且不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如藩镇势力对当地人民的横征暴敛，以及对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公开掠夺，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也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康熙撤藩及对叛乱活动的坚决镇压，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局面的操纵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而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其二，尽管康熙在撤藩的策略问题上有严重失误之处，如简单地以一纸通令将三藩并撤，从而使矛盾过早激化，诱发了这场大规模叛乱活动的爆发，使国家和人民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康熙在撤藩问题上的认识明确、态度坚定，在平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异常镇定、果决，军事部署方面的周密、高明，以及善后处理过程表现出的高度策略性，都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封建君主的操纵才能，对平定叛乱以及最终解决“三藩”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上例可引申开来，做人办事需要胆识，凭胆识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是成功学上的特别强调的基本道理。但是，千万不要把鲁莽当做胆识！
76.大智大勇，总能占得先手
大智大勇，强调一个人成大事的两面性，缺一可能就会显得单薄。的确，智勇双全者，总能占得先手，可以把对手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但是大智大勇是有前提的，即智强调摸透人心，而勇强调治服对手。
大智大勇，是要把主动权攥在手中，从而识破敌计，并在敌计变化前巧妙实施己方的计策，就能够掌握主动权，从而大获全胜。
汉景帝即位不久，吴王刘濞勾结早已蓄谋造反的六个诸侯王，统率20万大军，势如破竹地杀向京城。汉景帝任命中尉周亚夫为前线统帅，火速赶往前线，挡住刘濞。周亚夫情知战事险危，只带了少数亲兵，驾着快马轻车，匆匆向洛阳赶去。行至灞上，周亚夫得到密报：刘濞收买了许多亡命之徒，在自京城至洛阳的崤渑之间设下埋伏，准备袭击朝廷派往前线的大将。周亚夫果断避开崤渑险地，绕道平安到达洛阳，进兵睢阳，占领了睢阳以北的昌邑城，深挖沟，高筑墙，断绝了刘濞北进的道路。随后，又攻占淮泗口，断绝了刘濞的粮道。刘濞的军队在北进受阻之后，掉头倾全力攻打睢阳城，但睢阳城十分坚固，而且城内有足够的粮食和武器。守将刘武因为得到了周亚夫的配合，率汉军拼死守城，刘濞在睢阳城下碰得头破血流后，又转而去攻打昌邑，以求一逞。
周亚夫为了消耗刘濞的锐气，坚守壁垒，拒不出战，刘濞无可奈何。
渐渐的，刘濞因粮道被断，粮食日见紧张，军心也开始动摇。刘濞害怕了，他调集全部精锐，孤注一掷，向周亚夫坚守的壁垒发起了大规模的强攻，战斗异常激烈。
刘濞在强攻中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略，他表面上是以大批部队进攻汉军壁垒的东南角，实际上将最精锐的军队埋伏下来准备攻击壁垒的西北角。但是，周亚夫棋高一着，识破了刘濞的计策，当坚守东南角的汉军连连告急请派援兵时，周亚夫不但不增兵东南角，反而把自己的主力调到西北角。果然，刘濞在金鼓齐鸣之中，突然一摆令旗，倾其精锐，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壁垒西北角发起猛攻，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猛烈。
激战从白天一直打到夜晚，刘濞的军队在壁垒前损失惨重，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加之粮食已经吃光，只好下令撤退。周亚夫哪肯放过这一大好时机，他命令部队发起全面进攻，只一仗就把刘濞打得落花流水。刘濞见大势已去，带着儿子和几千亲兵逃往江南，不久就被东越国王设计杀死。周亚夫乘胜进兵，把其余六国打得一败涂地。楚王、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和越王先后自杀身亡，一场惊天动地的“七国之乱”就这样被平息了。周亚夫以其大智大勇，力挽狂澜，为汉朝的兴盛作出了贡献。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非常的方法，非常的手段，是制敌取胜的法宝。当然，这样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最先称霸的霸主。由于实力雄厚，便不断对外发起战争，扩大领土。公元前681年，齐国与鲁国多次交战，鲁国屡战屡败，鲁庄公只好割地求和，双方约定在柯（今山东阳谷东）地举行签约仪式。鲁国有位大将姓曹，名沫。曹沫力大无比，又有智谋，对齐桓公以强凌弱的做法大为愤慨，但是，又奈何不了齐桓公，思来想去，决心乘鲁齐在柯地会盟之机，教训一下齐桓公。齐桓公拥重兵到达柯地，曹沫作为鲁庄公的侍卫也参加了会盟仪式。仪式开始后，鲁庄公和齐桓公同时登上会盟仪式的“坛”，正在这时，曹沫突然跳到坛上，一手抓住齐桓公，一手拔出藏在战袍下的匕首，对准了齐桓公。齐桓公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面无人色，挣扎了几下，曹沫力大，齐桓公挣脱不了，只好战战兢兢地问：“你……你想干什么？”曹沫道：“你们齐国以强自恃，到处欺负我们小国，我们鲁国已经没有多少土地了，你还不放过，我现在只求你把齐国夺走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否则，我和你一起死在这里！”齐桓公望着寒光闪闪的刀刃，说：“这……好办，我答……答应就是。”曹沫说：“这样答应不行，你要当着坛下的贵宾和所有的人宣布，齐国归还鲁国的土地！”这时坛下的齐国将士想上前营救齐桓公，但又害怕曹沫一匕首刺杀齐桓公，一个个束手无策。齐桓公迫于无奈，只好照着曹沫的话当众宣布归还鲁国的土地。会盟仪式结束后，齐桓公灰溜溜地回到齐国，越想越感到有失体面，不但不准备把土地归还鲁国，还想起兵灭掉鲁国。相国管仲劝道：“君子言必信，行必果，大王既然已经当众答应了鲁国，再兴兵伐鲁，岂不是失信于诸侯？这样做实在是因小失大！”齐桓公对管仲言听计从，便把靠战争夺到的国土如数归还给了鲁国。曹沫用其大智大勇，为鲁国立下了汗马之功。
可见，大智大勇者总能占得先手，因为他们一知对方心思，二知怎样收服对方。如果退缩，乃无成，人必败。
郭子仪，是唐朝一代名将。他的大智大勇，先下手战术多次令唐朝转危为安。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吐蕃纠集回纥等其他民族共20多万人气势汹汹地杀入大震关，一度攻入京都长安。唐代宗命长子李适为元帅驻守关内，命老将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兵赴咸阳抵御。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时与回纥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勇敢善战，身先士卒，回纥人十分钦佩，都称他为“郭公”。郭子仪决定利用这种关系拆散回纥与吐蕃的联盟，把回纥拉到自己这边，共同对付吐蕃。为此，郭子仪派部将李光瓒去“拜访”回纥头领药葛罗。药葛罗得知郭子仪来了，大为惊异，因为他在出兵前就听说郭子仪和唐代宗已经死了，于是提出要见见郭子仪。李光瓒回到军营，将药葛罗的话转告给郭子仪，郭子仪立即决定到回纥军营去亲自跟药葛罗“叙叙旧”。郭子仪的儿子和众将领纷纷劝说郭子仪不能去冒险，又说：“即使去，最少也要带五百精兵作护卫，以防万一。”郭子仪笑道：“以我们现在的兵力，绝不是吐蕃和回纥的对手。如果能说服回纥退兵，或者说服回纥与我们结盟，那就能打败吐蕃。冒这个险，我看值得！”说罢，只带领几名骑兵向回纥军营进发，同时派人先去回纥军营报信。药葛罗及回纥将领听说郭子仪来了，都大惊失色。药葛罗惟恐有诈，命令摆开阵势，他本人弯弓搭箭立于阵前，时刻准备开战。郭子仪远远望见，索性脱下盔甲，将枪、剑放在地上，独自打马走上前。药葛罗见来者果然是郭子仪，立即召唤众将跪迎郭子仪入营。郭子仪见状，慌忙下马，将药葛罗及众将搀起，携手进入军营。郭子仪对药葛罗说：“回纥曾为大唐平定安史之乱出过不少力，唐王也待回纥不薄，这一次为什么反要来攻打大唐呢？”药葛罗羞愧地说：“郭公在上，我们回纥人不说假话，这一次出兵实在是被大唐叛将仆固怀恩骗来的。仆固怀恩说郭公和代宗都已不在人世，如今郭公就在眼前，我们马上退兵！”郭子仪说：“我们大唐兵多将广，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叛乱都能被平定下去，吐蕃与安、史相比尚且不如，哪里会是大唐的对手！如果回纥能与大唐联手，共同打败吐蕃，代宗皇帝一定会感谢你们的。”药葛罗激动地说：“我们回纥听郭公的！就这么办！”说罢，命令士兵取酒来，要与郭子仪盟誓，郭子仪连连拱手致谢。回纥人十分讲信义，盟誓之后，立即调兵遣将，向吐蕃发起攻击，郭子仪也倾全军精锐同时向吐蕃发起进攻。吐蕃大败，损兵折将数万，仓皇逃命而去。
郭子仪正是凭借自身无与伦比的勇气和胆识，先发制人，使回纥人折服，又动用高超的智慧，巧妙凭借回纥与己方的力量对比，对回纥人晓之以利，最终化敌为友，赢得了胜利。
77.善于处理急迫之事
人的一生中，大多数时候是按部就班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太大的变故，可是遇到危险、紧急的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如何行事，就反映出了他的能力、品质的高低。面对危难临头，急迫的事件骤然来临，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危急情况发生时，因为人们大多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吃惊、恐慌。首先，要沉着、镇定、果敢、自信，不为危难所吓倒，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样才能使他人不因你的紧张而更加恐慌和慌乱。其次我们应该看到危难已经临头，势态紧急，只有沉着还不够，忍耐住、控制住自己的吃惊和着慌仅仅是第一步，真正的沉着是善于通权达变，随机应变，引导着事态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中国历史上，多数英雄豪杰都敢于在危急之中，挺身而出，忍住内心的恐惧和无奈，大胆地面对，排除危险和急难。
史书记载，东汉的时候，大司马吴汉率军讨伐建都成都、割据一方的公孙述，进军蜀地。汉光武帝刘秀曾告诫吴汉说：“成都的敌人拥兵有十几万之众，不能轻视他们，打下广都，要固守。若是敌人来进攻，不要和他们进行正面决战，如果敌人不出兵，你则要想办法逗他来进行决战，时间长了敌人疲惫了，毫无斗志的时候，我们再大举进攻。”而吴汉打下广都之后，不听刘秀的叮嘱，率众两万余人，乘胜进军，抵达成都，且在相距20里地扎下两座营盘。刘秀闻报，大惊失色，下诏指责吴汉：“你为何擅自做主，不听我的劝告？你轻视敌人，孤军深入敌人腹地，且分营扎寨，万一敌人来攻，你首尾无法相顾，情况危急。趁现在敌人尚未合围，赶快撤军回广都！”可是为时已晚，公孙述已派人率10万大军来攻。一天战下来吴汉大败。在这危急关头，吴汉召集部将们说：“我们经过千辛万苦，转战几千里，节节胜利，最终攻入敌军腹地成都。现在不幸被围困于此，无法于外界联系，现在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奋勇抵抗，才可以转危为安，不然，只有死路一条了，各位，成败在此一举了。”于是吴汉关门闭户3天坚持不再出战，同时以酒肉款待将士，喂饱战马，以逸待劳。在寨中增设战旗，大放烟火，迷惑敌人，夜里则趁敌不备，率军衔枚而行，悄然与友军会合，协力杀敌。
古人说：“围棋制淝水之胜，单骑入回纥之军。此宰相之雅量，非元帅之轻身。盖安危未定，胜负未决，帐中仓皇，则麾下气慑，正所以观将相之事业。浮海遇风，色不变于张融；乱兵掠射，容不动于庾公。盖鲸涛澎湃，舟楫寄家；白刃蜂舞，节制谁从？正所以试天下英雄。事急之弦，制之于权。伤胸扪足，倒印追贼。诳梅止渴，击背误敌。判生死于呼吸，争胜负于倾刻。蝮蛇螫手，断腕宜疾。冠而救火，揖而拯溺，不知权变，可为太息。”
这番话意思是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时，谢安正与客人下围棋，郭子仪独自骑着马走进回纥的军营。这是宰相恢宏的气度，而非元帅轻视自己的生命。大凡在安危尚不明朗，胜利尚且没有决定之时，若是军营中的主帅惊慌失措，那么他的部下官兵也会气馁，在这个时候，正能看出将相的修养与造就。航海遇到风暴，张融脸上没有表现出受惊吓的神色；混乱的逃兵互相用刀砍杀，用箭射击，庾亮的脸色一点未改变。巨浪汹涌，寄居在船上；快刀乱砍，没有人指挥；此时正是考验天下英雄的时候。急如弓弦的猝至之事，要靠权变之计解决。射伤了胸部抚脚，假兵符追召叛军。曹操以假话使战士望梅止渴，李穆鞭打主帅以讹骗迫兵。判断死生于一呼一吸之际，在倾刻之间争夺胜负。蝮蛇咬手，宜迅速砍断手腕。穿戴整齐后才去救火，斯斯文文的样子让他去打捞落水者，哪里还来得及呢？
战场上要沉着镇定，才可取胜，日常生活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南齐的张融，字思光，吴郡人，年轻时很有名气。他以船为家，有一次航海到胶州去，在中途海上遇上风暴，张融脸上一直没有出现害怕的神色。后来张融给齐做事，当了参军。晋朝的庾亮，晋孝武帝时是太尉。后来被苏峻打败，带领手下10多个人坐小船逃跑，混乱的士兵互相用刀砍杀，用箭射击，不小心射中了开船的人，开船人随着弓声倒下了，全船的人脸色大变，纷纷逃窜。庾亮脸色一点不改变，慢条斯里地说：“这种好箭法能够射中敌人。”大家的心才安定下来。前文中惊涛澎湃，舟楫寄家，说的就是张融；白刃蜂舞，节制谁从，是指庾亮。是说人能够在这样危险情况下，神情脸色却未改变，这种人真是英雄豪杰。面对危急，除了沉着应对，不慌乱从事，更为重要的是善于处理，随机应变。
东魏侯景等人把独孤信围困在金墉。独孤信向北魏丞相宇文泰求援，宇文泰便带领军队前往。侯景等人的部队夜间解围跑了。宇文泰领轻骑追击侯景，追到黄河边上，侯景与宇文泰交战，后者的战马中了流箭，惊而飞奔，宇文泰从马上摔了下来，东魏兵赶上了他。宇文泰手下的人都跑散了，只有都督李穆在身边。李穆下马，用马鞭打着宇文泰的背说：“你这个陇东士兵，主将哪去了？你怎么一个人留在这里？”东魏兵听了，没有把宇文泰当贵人，继续向前追去。李穆把自己的马给了宇文泰，和宇文泰一起逃跑了。北魏将士见宇文泰复还，结果士气大振，又聚集起来，追击东魏兵，大破之。事情危急的时候，如果以权变灵活的方法处理，便会绝处逢生或得到胜利，不然就会置于死地而且事情会失败。所以陆鲁望说：“如果蝮蛇咬了手，壮士应马上切断手腕。”意思是蛇蝎这些东西在你的手中咬了一口，你应当迅速地砍断手腕，稍迟一些，毒液便会流向肢体危及性命。这便是处理紧急事物的方法。
唐德宗时，有一奸臣叫朱，率众侵犯襄城。德宗征调泾原兵来解救。节度使姚令言带领5000兵士到京城。军士们冒着寒雨，带着子弟来，希望可以得到优厚的赏赐，然而来了以后，一点赏赐都没有得到，吃的仅是粗糙的饭菜，士兵们大怒，穿起铠甲，打起旗帜，大声喧闹。皇帝立刻命令赐帛，每人二匹，结果众人更加愤怒，把皇帝的使臣也射死了，之后进入城中。老百姓们非常害怕，皇帝和诸王公们跑到奉天去了。贼兵拥着朱入宫，住在白华殿，朱自称权知六军，派韩幌带着一千精兵，假称迎接皇帝，其实想袭击奉天。当时司农段秀实对将吏岐灵月说：“现在事情危急了！”于是派灵月伪称有姚令官的兵符，命令韩幌先回去。段秀实偷姚令官的印而未成，便用了司农印倒印在上面，派人送交韩幌。韩幌得到兵符后撤兵而归，段秀实用假印退了敌兵。
在危急之中，能做到沉着冷静，是可以化险为夷的必要条件。
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率领大军前去攻打蜀国的时候，又派卫拿着符节带领一千兵马去监督邓艾和钟会的军事行动。此回战争打得很顺利，蜀国的最后一位君主刘禅只能投降，蜀国也就灭亡了。刘禅投降以后，邓艾便擅自对下属封官授爵，钟会又暗中打自己的主意，想反叛朝廷，独霸一方。钟会想除掉邓艾和卫，以便实现自己的野心，就暗中向朝廷报告，说邓艾怎样怎样。皇帝下令捉拿邓艾，并指示用囚车把他装回朝廷受罚。钟会就叫卫去捉拿邓艾，其目的是想借邓艾的手杀死卫，之后再把罪名加到邓艾身上，好收拾邓艾。由于卫带的兵很少，去捉拿邓艾，根本不是对手。
卫知道钟会不怀好意，想借刀杀人，可是，他作为监察官，又不好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他便连夜进入成都，进城以后，他马上告诉邓艾手下的将领们，说自己是受皇帝的指令前来捉拿邓艾的，其他人都与此无关，若是谁赶快归顺，他的职务待遇一切照旧，若是谁敢违抗，就杀掉他全家及所有亲族。到了凌晨，这些将领们全都投降了卫，而邓艾还在营帐内睡大觉。天亮以后，卫乘车直接进入大殿的前面，邓艾还未起床，卫便把邓艾及他的儿子一齐捉住。不久，钟会到了，他把右将军胡烈等不肯反叛的将军们请来，并立即抓起来关进成都城，接着就发兵谋反了。可是，由于士兵们都来自中原，他们思念家乡，不肯长期留在蜀地，于是，一听说钟会要谋反，城内城外顿时骚乱起来。
这时，钟会也紧张起来，他留住卫商量对策，并在竹版上写着“想杀掉胡烈等”字样，举起来给卫看，卫不答应，于是，两人的对立更加明朗化了。卫上厕所时，看到胡烈过去的勤务兵，就趁机命令他，把钟会谋反的消息迅速传达给部队。城内剑拔弩张、杀气腾腾，钟会逼卫表态，两人把刀各横放在膝盖上，一夜未合眼。城外，士兵们不知所从，他们想攻城，可是因卫、胡烈等人在里面，又不好进攻。
正在此时，钟会叫卫去慰劳各路官兵。卫实在想脱身出城，但故意说：“你是三军的主帅，应该由你亲自去。”钟会说：“您是监察长官，应该先去，随后我再来。”卫便趁机走下殿来。接着，钟会又后悔了，他立刻派人叫住卫。卫急中生智，假装晕眩病发作，一下摔倒在地上。后来，他又喝了些盐汤不停地大呕大吐。平时，他便显得体弱多病的样子，这下子，更显得憔悴了。钟会派遣自己的亲信和医生去看，都说卫病得起不来了，于是，钟会便以为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卫把门关上，马上写了一篇攻打钟会的文告通知各路军队。这些官兵本来就想攻打钟会，现在有了卫的命令，天刚发亮，他们就向城内发动猛攻。钟会率领左右的官员拼命抵抗，最终被打得大败。卫在十分危急的时刻，表现出了勇敢、沉着、镇定、机智的作风，可以坚忍危险，所以才获得了平叛的胜利，保全了自身。清康熙年间，有一个同时活跃于政界和学术界的人物，叫李光地，他为清廷出谋划策，平定耿精忠叛乱，收复台湾，是一个杰出的谋略家。李光地早熟早慧，好学深思，聪慧过人。9岁那年，曾不幸落入绿林大盗之手，可是他既能机智应变，又不屈不挠，最终竟说服对手，安全地返回家中。当时，李氏一门聚族而居，人丁兴旺，家族中在外为官者不少，人们都说：李家“风水”好。周围山里有一个姓李的绿林首领，绰号“李大头”，手下聚有百把人。他看中了李家这块“风水宝地”，一心想侵占。一天清晨，人们还在睡梦中，李大头率一批喽口罗杀气腾腾地占领了李氏祠堂。李氏一族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懵了，一时不知怎么办。族长召集族中的成年人在祠堂外的空地上讨论对策，李光地跟随父亲也来到了这里。
李大头一眼看到了眉清目秀、资质聪颖的李光地，突然想：自己的儿子已经八岁了，总不能接自己的班做强盗啊，应该让他去读书。若是能让眼前这个孩子去与自己的儿子做伴读书，该有多好啊。于是，他头脑一转，起了要把李光地收为养子的念头。李大头打开祠堂大门，指着李光地大声喊道：“喂，你过来！”李氏一族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李父紧紧搂着儿子。李光地推开父亲的手，镇定自如地走进祠堂。李大头见他来了，心里一阵高兴，马上派人传出话说：“一笔难写两个李字，你们若是同意把这小孩送给我做儿子，我带着他远走高飞，从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就莫怪我李某人不客气了。”李父抬起头，目光中带着爱怜与无奈，说：“问问孩子吧！”此情此景被站在祠堂门口的李光地看得一清二楚。结果，他从容地高声对父亲说：“父亲，一切听天由命，您就答应了吧！”为了保全家族，李父权衡再三，只能点头答应。这天，李大头对李光地说：“我们已是父子关系了，平常就要以父子相称。”他见李光地未答应，便狠狠地瞪了李光地一眼说：“你听到了没有？”李光地撇撇嘴说：“你不是我的父亲，我怎么能喊你为父亲呢？”李大头勃然大怒：“在认养仪式上，已经行过大礼了？”李光地接口说：“那是我遵从父命，并不是出自本意。”“我看你在耍滑头、嘴硬！”说着，李大头劈头就是重重的一巴掌，直打得李光地嘴鼻流血。李大头又把李光地关了两天，李光地还是不愿屈从。盛怒之下的李大头，想了个坏主意。他命人把李光地关进一间空屋，把门窗关死，用灯向里熏，声称若是李光地不讨饶，就将他熏死。倔强的李光地始终不屈服，被烟熏了一天一夜。李大头估计李光地必死无疑，命人打开门看看。谁知房门打开，浓烟散去之后，李光地揉了揉眼睛，却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这简直是奇迹！李大头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原来，精明的李光地发现靠门边的地面要低一些，门下也有缝隙，就趴在地上，用嘴巴靠着门边缝隙缓缓地呼吸。烟轻向上跑，地面烟雾浓度低，缝隙外又可以换气，因此，李光地能在满屋浓烟中幸存下来。
李大头心想：吉人自有天相，这小东西神态不凡，必定是有菩萨保佑，不知不觉中态度便软下来了。李光地说话了：“上天保佑，我命不该绝！你懂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话吗？”“此话怎讲？”李大头心头一悸。“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朝廷的军队一定要对你们撒下天罗地网，我看你是‘秋后的蚱蜢，蹦不了几天了’。你想想，自古哪有不败的绿林人？”李光地看了看陷入沉思的李大头，接着说：“官军要是抓住你，你全家人都得完蛋，你的儿子也不能幸免。我死了，我还有几个弟弟，我们李家还会代代相传。你的儿子一死，你家的后代就会断了，因而，我劝你要赶快另打主意！”李光地的一番话，把李大头说得动了心。李大头与妻子一商议，只听妻子说：“这小孩命硬，将来必定会大富大贵。我们已是过了半辈子的人了，该为我们的儿子想想后路了。我们过了半辈子提心吊胆的日子，眼看儿子逐渐懂事了，难道还要让他继续过这种日子？我看不如把李光地送回去，把我们的儿子也托付给他家。保全了儿子，就延续了我们李家的香火，一旦我们有个不测，也不必担心什么。”妻子的话正合了李大头的心意。于是，他派人请来李光地的父亲，将两个小孩都交给他带回。李光地依靠自己的机敏和倔强，奇迹般地保住了自己的性命，逃离虎口，平安地回到了家中。一个9岁的孩子，在大祸临头之际，竟能机智勇敢地化险为夷，真是不简单。
真正的善于处理危机者，善于通权达变，随机应变，从而引导着事态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78.越遇惊险越能忍
世界纷繁复杂，许多事情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有些惊险的局面由不得你乱中行动，这时的上乘举动为变乱之忍。具体来说，一是善于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应变，不拘泥于成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多变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二是要跳出思维方法的固定模式，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全方位地看问题，不怕突发的事变。三是要临变不惊，临乱不慌，处理变乱要有恒心，有决心，有勇气，不能手软心慈。四是应当多注意总结、分析，在变乱发生之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不至于事到临头，还不知如何应付，这样就会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局面。五是面对变乱要积极地寻找处理变乱的方法，而不能慌不择路，毫无根据可循。
中国历代都发生过无数次的变乱，在这个问题上有成功地处理变乱的例子，当然，也有失败的教训。
三国时候，中郎将张辽接受曹操的命令，屯兵在长化。临出发时，军中有人谋反。这天晚上，安静的营寨里，突然四处惊呼“着火了，着火了”，部队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下子乱起来。张辽处乱不惊，对左右部将说：“传令下去，这不是全军造反，是有少数人制造混乱，想以此扰乱军心，趁乱行事罢了。”张辽则率领亲兵数十人，在军营中端立不动，不久谋反的首犯就被抓住斩首示众，于是叛乱平息了。
对于变乱之忍，古人以为：“志不慑者，得于预备；胆易夺者，惊于猝至。勇者能搏猛兽，遇蜂蛰而却走；怒者能破和璧，闻釜破而失色；桓温一来，坦之手板颠倒，阙有谢安，从容与之谈笑。郭唏一动，孝德彷徨无措；壮也秀实，单骑入其部伍。中书失印，裴度端坐；三军山呼，张泳下马。”
以上是古人举了一些实例来具体阐明他们的观点。其中有西晋大司马桓温来朝见皇帝，孝武帝下诏让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到新亭迎接桓温。那时，首都流言四起，说桓温这一来，会杀了王坦之和谢安。王坦之十分畏惧，谢安却不动声色。桓温到了后，文武百官拜倒在路旁。桓温摆开军队，接见这些人。王坦之浑身是汗，衣服都粘在身上了，手中的板子也拿颠倒了。谢安却十分从容，坐在位子上，对桓温说：“我听说你是把守边疆的，不知你为何跑到首都来，你又为何在屏风后面布置那么多士兵呢？”桓温笑着说：“我也是不得已啊！”于是桓温便命令士兵退下去了。他和谢安开怀畅谈，一直到夕阳西下。
宋朝的沈括著有《梦溪笔谈》，对他在科学方面的贡献，大家早已熟知，而他平定乱军的故事，则反映了他在另一方面的才能。沈括在延州当知州时，大将种谔临时驻军在王原这个地方，正值天下大雪，一时军中粮饷供给不上。殿值刘归仁借口回塞内来取粮饷，私自率领士兵向南逃跑。3万多士兵一下子都溃退到塞内，乱成一团，当地的老百姓见此情景都十分恐惧。这一天沈括正要到城郊去为河东返回京师的统帅饯行，突然看到跑来了几千士兵，截住一问，才得知是回来取粮饷的。沈括问前边当兵的：“副都总派你们回来取粮食，主管的人是谁，他在什么地方？”士兵们说：“在后头。”沈括看到乱哄哄的士兵，立即下令叫他们各自回到自己屯兵的地点，没有命令不许到处乱跑。不到10天，溃散的士兵全都回来了。沈括依旧屯兵不动，刘归仁这时才匆匆赶来。沈括质问他：“你是回来取粮饷的，为何却没有那统帅交给你的兵符？分明是擅自南逃，违背军令。”于是斩了刘归仁示众，乱军一下子稳定了下来。临变有制，通达变化，这是真正勇敢的人才能为之的事情。在历史上许多变乱中，有些人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自己的智慧能力去解决问题的事例也不少。
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属后将军郭默假传皇帝的诏令，袭杀江州刺史刘胤，自己坐上江州刺史的宝座。消息传来，举国上下很震惊和气愤。陶侃得知这件事以后，也义愤填膺，觉得刘胤死得不明不白，里面肯定有文章。陶侃召来部将说：“郭默骁勇暴虐，目无法纪，所到之处，洗劫一空，实在是国家的祸害，人民的罪人。现在假传皇帝的命令，捏造事实，杀死了刘刺史，真是天理难容，我决定兴师问罪，为民除害，伸张正义。”将士们都提议说：“郭默假若不奉皇帝诏令，怎么敢如此放肆、擅杀大臣。要兴师讨伐，也应该等到朝廷下诏同意，才能进军。”陶侃严正指出：“皇帝年纪还轻，和刘刺史没什么怨仇，这件事肯定不是他的主意，诏令肯定是假的。况且，刘胤向来对朝廷忠心耿耿，为朝廷所信任，出任江州刺史，政绩也很好，即使有点小错，也不至于处极刑！”他果断地下令出兵，征讨郭默。陶侃一面迅速派将军宋夏、陈修率兵据住湓口，自率大军继后；祖逖收复中原地区时，地方武装大多投降了晋。郭默降晋后，被封为属后将军。后来，他看到东晋王室内讧，从而又野性复发，飞扬跋扈。当他得知陶侃的讨逆大军已经逼近湓口，急急忙忙派使者送给陶侃许多美女和丝罗绸缎，又写了一封信给陶侃，谎说他是奉命行事，叫陶侃不要插手，否则，一切后果由陶侃自行承担。陶侃撕了信，抛弃了礼品，驱逐了使者，迅速督军自湓口沿江向武昌挺进，一日千里地直抵敌巢！且说王导接到陶侃的来信一看，其中有句话说：“郭默今天杀了州官，便让他做州官，日后杀了宰相，难道就叫他做宰相不成？”王导看了悚然一惊，决定支持陶侃。王导回信支持陶侃出兵讨伐。
不久，陶侃就收到了皇帝的诏令，信心倍增。讨逆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武昌的形势岌岌可危。陶侃顾忌郭默也是中原名将，智勇双全，如果与他最后决战，自己的力量肯定受到重大损失，最好能选择一个既能破敌又能保存实力的办法。陶侃考虑到郭默的部将宗侯同郭默有杀父之仇，而自己同他是莫逆之交，何不利用宗侯这个内线，激起他的仇恨和怒火，让他寻机杀掉逆贼，或者做个内应，里外夹击郭默呢？从而他便写了一封义正辞严、文情并茂的信，派使者送给宗侯，接着调兵遣将，积极准备进攻武昌。
宗侯接到陶侃的信，读道：“……逆贼郭默本来胡将，不守王法，滥杀无辜，致使国家遭祸，人民受难。令尊大人以前被他所杀，刘绣将军也跟着遇害，我怕从此以后，朝廷没有安定的日子。如今，我奉命讨逆，为含冤死去的忠臣义士，伸张正义；为天下的穷苦百姓，撑腰说话。假如将军能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助我一臂之力，或送首级，或做内应，为国家除害，为百姓伸冤，则是国家和人民的莫大幸福……”宗侯读了书信后，心潮起伏，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为讨逆做内应。双方里应外合，陶侃最后打败了郭默。
在变乱之中，有些人临乱不慌，从而化险为夷，可以看这样一个例子：北宋宣和年间，国都汴京一派繁华。每逢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总是笙歌大作，鹤舞龙翔，夜间则全城张灯结彩，五光十色，成了灯和火的海洋。男女老少倾城而出，富贵人家更是香车宝马，来到市中心。妇女们身披五彩，头戴翠冠，欢天喜地，去看灯会。宋徽宗赵佶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风流皇帝。有一年元宵，他在文武百官簇拥下来到市中心端门。“万寿无疆”的欢呼声如雷贯耳，灯会达到高潮。皇帝一时兴致上来，宣旨要给观灯的人们赐酒。人们潮涌一般地涌了过来，挤在最前面的人幸运喝到了御酒。
有个女子因为喝到了皇上赐的御酒，欣喜若狂，心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应当留下点什么才好，既有御赐金杯在手，为什么还要放过它呢？这金杯将来不仅价值连城，还能作为留传万代的珍贵之物……想着想着，手一闪就将这金杯揣入怀中。既揣了金杯，就不可在这里久留，她心里十分紧张，表面故作镇静，左顾右盼，想伺机挤出重围，但人山人海，一时挤不出来。正在这关键时刻，一个精明的侍卫突然发现少了个金杯，见这位女子正往外挤，便拨开众人，一把抓了她的衣袖。又一个高大的卫士上来，两人一起呵斥着，把这女子挟持到宋徽宗面前。
可怜这位天真的女子，此时跪倒在地，心思茫然，不知怎样是好。既已落网，别无他法，能否再生一计？她在心中暗暗紧张盘算。幸好这女子聪明伶俐，且平时跟着父兄学得作诗填词，颇有文采。转眼时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马上编了一则故事，抬起头来，面对皇上，从容不迫地诵了一首小令《鹧鹕天》词：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
贪看鹤降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
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意思是说，她与丈夫在端门处走散，受皇上的恩典饮酒，但是又怕回家后被夫家的人责备，于是就偷偷地带一个金杯回去，以它为证明。这真可谓情急生智，故事编得十分切时、切地、切人，表达得又十分有文采和韵味，一下子就征服了高高在上的皇帝。徽宗原本就喜文墨，这一来听了此女的诗，心中更是高兴，便信以为真，拈须大笑，表示十分理解此女的处境。并称赞她才思敏捷，写得一手好词章不说，临变不惧，巧言相辩，当即宣旨：赐给这位才女一个御金杯，并派卫士送她回家。这样看来，做人办事时要记住：越遇危险，越要忍耐！
79.以不变应万变
与“不可行则变”的成局之术相反，“以不变应万变”强调的是以静待动、以静制动，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出手。这也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成局之术。
金朝末年，蒙古军时犯金境，不断取得胜利。金军阵地连连失守，战线节节败退。金宣宗只得向蒙古求和，但是蒙古兵的进攻并没有停止，与此同时，金宣宗遣军进攻宋朝，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金朝两面受夹，形势不利。
可是，偏在此时宣宗病重，卧床不起，朝内大事，乱作一团。人心不安，政局不稳，特别是他的长子完颜守纯，一直内心怀怨。按理，他是长子，应该立为皇太子，他应该继承皇位。可是实际上，宣宗却于1216年立第三子完颜守绪为皇太子。当时，完颜守绪18岁。为这件事，长子完颜守纯和三子完颜守绪之间不和，守纯的母亲贵妃庞氏和金朝资明夫人郑氏之间也不和。现在，宣宗病重，对守纯和庞夫人来说，正是兴兵举事、以乱取胜、夺取政权的好机会。他们憎恨皇上将皇位传给守绪，巴不得皇上快死。
宣宗病重期间，宫中人都很焦急，大家经常来探望。郑夫人年岁已高，但稳健沉着，整日侍护在宣宗室内，深得宣宗信赖。一日暮夜，来探望的大臣们都离去了，只有郑夫人留在室内，看护着宣宗。不一会儿，宣宗自知不妙，便对郑夫人说：“速召太子，举后事！”郑夫人连连点头。宣宗说完便不省人事，很快就离开了人世。郑夫人很镇静，只流了几滴眼泪，并没有放声大哭，也没有大声呼唤他人。她有自己的考虑：宣宗既死不能复生，哭也没有用；守纯守绪都是宣宗的儿子，过早地让他们知道宣宗逝世的信息，他们肯定为争夺皇位而发生政变，况且，守纯守绪之心，已有所知。宫中内乱将必不可免。国家正处在危急时刻，宫中再起内乱，那江山必败无疑。所以，当务之急是要稳住宫中，稳定人心。其主要办法便是确保守绪的皇位，杜绝守纯的叛乱。
于是，郑夫人便装得若无其事，将宣宗去世的消息封锁起来。夜里，皇后及贵妃庞氏一起来寝阁问安。郑夫人冷静沉着，便灵机一动对庞氏说：“皇上正在更衣，不便进去。后妃不如先在外室小憩等候。”庞氏信以为真，便走进了外间。郑氏夫人立即将外间门锁上。庞氏恍然大悟，知道上当，但悔之晚矣。郑夫人立即召集大臣，宣布皇上驾崩的消息，宣告皇帝遗诏，立皇太子守绪。大臣知道皇上去世，心情沉重，但知道诏立守绪皇太子，心情又觉舒坦，便纷纷告退。这时，郑夫人才用钥匙打开外间门，放出庞氏。庞氏气愤之至，但大局已定，她已无能为力了。
太子闻讯刚入宫时，守纯却已先到。守绪怕有他变，便先发制人，先下手把守纯看管起来，不让他随便行动。守纯本想等守绪进宫后行刺举事，没想到守绪却先行一步，使其计划全部破产。庞氏和守纯被抓禁，其他的人再也不敢乱动了。一场将要爆发的内乱，在郑夫人的机智应变之下，巧妙地平息了。完颜守绪正式成为了金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是年1223年。他在位十一年，指挥作战，打了不少胜仗，但1232年大败于蒙古军，1234年自缢而死，金朝就此灭亡了。谥号金哀宗。
所谓以不变应万变，即遇非常之事要善于冷静处理，权衡利弊不能感情用事，招致被动。此处亦以妇人之例说明。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声势浩大，不久便入据长安，唐朝政权岌岌可危。沙陀部队首领李克用因一目失明，时人称为“独眼龙”。他与其父朱邪赤心（因他镇压起义有功，被赐姓李，名国昌）一起，参与镇压黄巢起义。884年，他引军渡河，大败黄巢军于中牟（今河南中牟），使起义军从此一蹶不振。后来便长期割据河东，与占据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朱全忠对峙，连年战争。死后，其子李存勖建后唐，尊他为太祖。李克用的夫人刘氏，是一位有智有谋的巾帼英雄，不是等闲之辈。可以说，李克用的成功，得力于他夫人刘氏的帮助。
李克用奉命带兵讨伐叛逆者，以救东路诸侯。正当李克用整装待发之时，朱全忠与杨彦洪共同谋变，倒戈攻击李克用。李克用措手不及，便仓惶逃去，心里好不自在，气得发狂。朱全忠（后梁的创立者）很狡诈，眼看李克用逃去，谋杀不成，便灵机一动，将杨彦洪射杀，掩人耳目，隐藏自己叛变的真面目。但李克用并没有改变看法，他边逃跑边咒骂朱全忠，发誓要亲手杀了朱全忠。
李克用部下有人逃回，禀报李克用妻子刘氏夫人。刘夫人听了心里很是震惊，但她表面上却很镇静，神色不动，若无其事，并下令将那报告朱全忠叛变的人立即斩杀。她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此事，府内肯定乱作一团，说不定还会有人响应举兵叛变，那样，情况更糟，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自己不能惊慌，不能失去信心和自制，同时要封锁消息，要保持府中原有的安静。报信的人是信息源，当然应该将他们斩杀。不久，李克用怒发冲冠地回来了，刘夫人仍保持镇静。李克用发誓要集中兵力，讨伐朱全忠，以解心恨。可是，刘夫人却不同意，她说：“你此次带兵伐叛是为国讨贼，以救东路诸侯之急，并不是为了你个人的怨仇。现在，汴州人朱全忠叛变要谋害你，你当然很气愤，我也十分生气。我也觉得他该伐该杀。可是，如果你真的带兵去攻伐他，你的任务就完成不了，而且也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变国家大事为个人怨仇小事。我认为，朱全忠叛变的事，你应该上报朝廷。由朝廷兴兵讨伐他，岂不是更好？”李克用听了夫人这番话，茅塞顿开，怒火顿消，便听从了夫人的意见，不再结兵攻朱全忠了。但他还是给朱全忠写了封信，责备他谋变不道。可朱全忠却回信说：“前夕之变，我并不知道，朝廷曾派使者来与杨彦洪共同谋事，必是他图谋不轨，发动兵变。现在，杨彦洪已经伏法，死有余辜，请你谅察。”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刘氏夫人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很有分寸的，有理有节，以大局为重，果断应变，沉着不慌。倘若李克用不听刘氏夫人的话，或者刘氏夫人不贤惠，怂恿李克用发兵讨朱全忠，其结果如何，谁胜谁负、谁是谁非也就很难说了。
可见，以不变应万变的做局术，同样能够化被动为主动，把难以办成的事办成。表面看，这种做局术非常寻常，实则暗含功夫。
80.无风也能起大浪
聪明人之所以能做到谋划成功，常常是因为有“无风也起浪”的本领，也就是说要适当地“无中生有”，适当地“编造谣言”。但“造谣”得看环境，要造得合乎情理，适应对方的需求，符合对方的心理。这种谣言只要“过得海”无须经长期考验，所谓“信不信当面考验，灵不灵过后方知”，到了过后揭底之时，自己也就是“过海神仙”了。
战国时的张仪，思维敏捷，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深得君王的信任。一次，他带了几个老乡跑到楚国去求富贵，因一时找不着当官途径，在楚国潦倒，同去的人吃不了苦，整天嚷着要回家去。
张仪被几个老乡一逼，顿生一计，说：“这样吧，再等几天，只要见到楚王之后，我保管大家吃穿不尽，享受荣华富贵。”那时候，楚怀王正宠爱着两个美人：一个是南后，一个是郑袖。张仪那天见到了楚怀王，就说：“我到这里已经很久了，大王还不给我一官半职。如果大王真的不想用我的话，请准我离开这里，去晋国跑一趟，可能会碰上好运！”
“好吧，你只管去吧！”楚怀王巴不得他快离开，便一口答应。张仪说：“我还要回来一次，请问大王，需要从晋国带些什么？譬如那边的土特产，您若喜欢我可以顺便捎些回来，献给大王。”楚怀王漫不经心地说：“金银珠宝楚国有的是，晋国的东西没什么可稀罕的。”“大王就不喜欢那边的美女吗？”这话像电流一样，使楚怀王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眼睛一亮，问：“你说什么？”“我说的是晋国的美女。”张仪一本正经地解释，“晋国的女人，哪一个不像仙女一样。白白的肌肤，粉红的脸蛋，杨柳细腰，婀娜多姿，真是美极了。”这一番话把楚怀王的色欲完全勾起来了，高兴地说：“你马上给我去办，要多带些这样名贵的‘土特产’回来！”“不过，大王……”“那还用说，货款是需要的。”楚怀王立即命人给了张仪很多银子，叫他从速去办。张仪出宫后马上把这消息传开，直传到南后和郑袖的耳里。两人听了，大为恐慌，连忙派人去向张仪疏通，告诉他说：“我们听说先生奉大王之命，到晋国去办土特产，特送上盘缠，望先生笑纳！”这样，张仪又捞了一把。
过了几天，张仪向楚怀王辞行了，装出依依不舍的样子，说：“这次去晋国，路途遥远，不知哪一天可以返回，请大王赐酒给我壮胆吧。”“行！”楚怀王亲自赐酒给张仪。张仪饮了几杯，脸红起来，又下跪拜请楚怀王，说：“这里没有外人，敢请大王特别开恩，请王后和贵妃再赐我几杯，给我更大的鼓励和勇气。”楚怀王看在张仪要采办“土特产”的分上，把最宠爱的南后和郑袖请了出来，让她们轮流给张仪敬酒。这时，张仪扑通一声跪在楚怀王面前，说：“请大王把我杀了吧，我欺骗大王了。”楚怀王见状连忙问：“为什么？”张仪说：“我走遍天下，从未遇见有哪个女人长得比大王这两位贵妃漂亮的。过去我对大王说过要找土特产，那是没有见过贵妃之故，如今见了，方知把大王欺骗了，真是罪该万死！”
楚怀王松了口气，对张仪说：“这没什么，你也不必起程了。我明白，天地间根本就没有谁比得上我的爱妃。”南后和郑袖听到楚怀王这样称赞她们，不由得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同时向张仪投去了赞许的眼光。
从此，楚怀王改变了对张仪的态度，张仪及其同乡在楚国的待遇也逐渐好转起来。
“无风也能起大浪”这种成局之法，是心中有十分把握、充满自信的人所为。它常使简单局势复杂化，给人们造成一种迷雾感，然后给聪明人造成可乘之机。
81.以自己的长处突破
有人说，你的才能就是你的天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应该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这个优势可能是性格方面的，也可能是学业方面的，等等。“我能做什么？”这是你对自己最好的质问。如果一个人的社会位置不当，用他的短处而不是长处来工作的话，他就会在永久的卑微和失意中沉沦。反之，如果以自己的长处作为走向成功的突破点的话，则会发挥出无限的潜能，从而获得成功。
以下就有几个典型故事印证从长处开始突破的观点：
“瓦特！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你这样懒的年轻人。”瓦特的祖母说，“念书去吧，这样你会有用些。我看你有半个小时一个字也没念了。你这些时间都在干什么？把茶壶盖拿走又盖上，盖上又拿走干什么？用茶盘压住蒸汽，还加上勺子，忙忙碌碌。浪费时间玩这些东西，你不觉得羞耻吗？”幸亏这位老夫人的劝说失败了，全世界都从她的失败中受益不浅。
多年前，有一位男孩愿意牺牲一切，只为了成为一名歌剧演员。他的父母花钱让他上课，就像如今的父母，花钱让小孩上音乐课、舞蹈课一样。但是经过几年的练习之后，他的老师对他是否能成为职业演唱家，不抱任何希望。“孩子，”老师告诉他，“你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风吹着百叶窗！”
然而，男孩的母亲相信她的孩子。因为她曾经热切参与他的演唱会，每天在房间里倾听他认真练习。因此，她送他到另一位更有经验的老师那儿学习。为了支付儿子的学费，她没钱买新鞋——有时甚至挨饿。这名男孩就是卡罗素，后来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男高音——因为他的母亲倾听他的心声，引导他发展天赋。
伽利略是被送去学医的。但当他被迫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时候，他学习着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阿基米德数学，偷偷地研究复杂的数学问题。当他从比萨教堂的钟摆上发现钟摆原理的时候，他才18岁。
再也没有比一个人的事业使他受益更大的了。这事业磨练其肌体，增强其体质，促进其血液循环，敏锐其心智，纠正其判断，唤醒其潜在的才能，迸发其智慧，使其投入生活的竞赛中。从这些典型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在选择职业时，你不要考虑怎样赚钱最多、怎样最能成名，你应该选择最能使你全力以赴的工作，应该选择能使你的品格发展得最坚强和最善团结人的工作，应该选择最能让你发挥无限潜能的工作。
蒸汽机车的发明者史蒂芬逊有八个兄弟姐妹，小时候穷得全家都挤住在一个房间里。史蒂芬逊只好去给邻居放牛。但一有时间，他就用黏土、空心树枝做管子，制造蒸汽机模型。17岁时，他真的装成了一部蒸汽机，还让他父亲帮他烧火做试验。史蒂芬逊没有机会读书，机器就是他的老师，而他是机器非常用功的学生。当同龄人在假期游玩、逛酒吧的时候，他却在洗机器、研究和做实验。当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和蒸汽机的改进者闻名于世的时候，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又都羡慕他了。颁布奴隶解放令的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借着炉子的火光来学习数学和语法，曾经为买一些书走70公里的路。他既没有得到过什么遗产，也没有碰到过什么特别的好运气。他之所以有出色的前途和作为，正是因为他有那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正直的气质。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小时候是裁缝店的学徒，从来都没有上过学。但正是这样一个生在小木屋、没有读过书、没有良好境遇的孩子，在美国内战期间担任了总统。他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切实解放了400万的奴隶。
在世界最伟大的英雄和功臣中，有许多人出身贫寒，但是，他们在一如既往地与命运作斗争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长处，就等于找到了自己的成功捷径。记住，你的生活既不是试跑，也不是正式比赛前的准备活动，它根本没有彩排，自然也就没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性。因此，找到最佳的突破点才会使成功成为必然。
82.双管齐下，才能各个击破
一个人要想有所收获，单凭从一个方面下一两下功夫，是不足以成大事的，必须从正反、上下、事前事后等相对应的两方面双管齐下，才能将遇到的困难各个击破。张之洞则是双管齐下的高手。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以及暂时代理两江总督期间，是长江沿岸教案接二连三地频繁发生的时期，张之洞仍然运用双管齐下的策略，使事件最终都得以比较合理的解决。
先是1891年6月武穴教案。武穴位于鄂赣交界的长江口岸，属湖北黄州府广济县管辖，设有武黄同知署，1876年被辟为启航港，清政府在此设立海关，雇用外国签手（即海关检查人员）常驻。此后，外国传教士纷纷来此传教。6月5日晚，广济县天主教徒欧阳理然肩挑4名幼童从武穴街上走过，被屠铺帮工郭六寿看见，便上前盘问。据欧阳理然称：“幼童是从广济县附近收来，将送往九江法国天主教堂。”当时，芜湖教案发生后，长江各地风传教堂“迷拐幼孩，残害幼儿”，或挖眼制药；或虐杀幼童稚女，取其红丸，以炼丹药等言。郭六寿联想至此，于是和众人一起将欧阳理然扭送官府。正在此时，欧阳理然所带的4名幼童中，有一名因病饿死去，众人于是谣传死孩将被送入武穴卫斯理循道会福音堂。一时众怒汹汹，千余群众聚于该福音堂前，向堂内投掷石块。时堂内包、白两教士分赴外地有事，仅留眷属、小孩等守堂。纷飞的石块打中堂内燃烧的煤油灯，引起大火，女眷们携小孩外逃。前来救火的武穴洋关签手柯林及一位外地来此传教的英国金教士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事发后，法舰、美舰各一艘从九江驶往武穴。
外逃的洋眷在武黄同知顾允昌等保护下于次日被送上路过的洋行“德兴”轮，“德兴”轮抵汉口后，洋眷即前往英国驻汉口领事处诉称事件始末。英国领事嘉托玛立即照会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严惩凶手”，旋即英国政府也声言，如不满足英方要求，就联合法、德一起，自行处理这件事。张之洞在接到武穴地方官府的禀报及英国领事照会后，很快抽调水陆精锐部队，部署在各个地方，既防止外来入侵，又震慑不明真相的闹事者。另一方面他又命令江汉关道派轮船驶往武穴，将金教士、柯林的尸体运回汉口妥善安置。
另外，又派候补知府裕庚前往明查，命令文武水陆各营严防滋事，照会驻武汉各领事，让他们通知“各教堂暂勿收养婴孩”。武穴教案发生后，广济知县彭某即派兵拘捕疑犯23人。裕庚驰赴广济后，即会同黄州知府李方豫及广济知县审办，判处为首者郭六寿等二人“正法”，从犯六人“分别监禁枷示”。尽管张之洞接收英领事嘉托玛的照会后，立即明确表示“力任保护、缉凶”，并在实际中也这么做了，但英方并不满足，他们肆意讹诈。对此，张之洞做了坚决的抵制。英领事称武穴教案为“谋杀、故杀，放火抢劫”，并要求将那些旁观哄闹者一一拿办。张之洞驳斥说：“哄闹混殴非谋杀，多人共殴一人非故杀，失火延烧非放火故烧，攫取零物非抢劫。”他拒绝拿办围观者。嘉托玛又派费、梅两个教士前往广济做观审委员。费、梅二人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强调该案的发生都是因为平日蓄谋而成，并不是一件偶然事件，要求将首从各犯全都严办，张之洞一一据理驳复。费、梅二人又以教堂曾向武黄同知求援三次未允、马口司巡检不肯收留洋眷为由，要求按谋杀罪分别予以撤职查办。张之洞驳称：武黄同知本非地方正印官，手下并无兵勇捕役，所以根本无法制止当时的事态，而且根本没有差役不肯救护洋人之事，而该同知收留洋妇洋孩在署中住宿一夜，这是人所共知的，这就是保护之实。
由于英国政府的挟制，总理衙门致电张之洞，要他“设法速结，免生枝节”。最后，双方议结如下：（1）郭六寿等二人正法，胡东儿充军，胡视生等三人各杖200，流放到3000里之外的地方，田福儿等四人分别处以流、徙、杖刑；（2）马口司巡检陈培周以“保护不力”被撤职；（3）赔付柯、金二人恤银各1万两，教堂“由官修复”，赔偿损失2.5万两，合银4.5万余两。
武穴教案议结不过两月，鄂西重镇宜昌又爆发教案。芜湖、丹阳、武穴等地教案发生后，宜昌风声紧张，反洋教揭帖到处张贴。张之洞命令宜昌地方军政官员“务须严切提防，万勿大意”。
9月1日，饭铺老板游某丢失幼子，鸣锣寻觅，找了一整天都没找到。后来一位法国天主教圣母堂雇工告诉他，他的孩子现在在该堂，游某于是在9月2日这天带人前往圣母堂，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孩子。正在交涉时，堂外已有成群的人聚集，纷纷斥责教堂拐卖幼童，“有喊打者，有喊烧者，势如潮涌，声如山崩”，堂内修女急忙派人报官。此时，有十多个围观者“执短木棍，盘辫扎腰，在前吆喝”，带领众人冲入圣母堂，寻找其余被拐幼童。忽然，紧邻的美国圣公会教堂中一苏姓教士向人群开枪，击伤一人，愤怒的人群立刻闯入圣公会教堂，苏姓教士等人仓皇逃走，众人放火将圣公会教堂焚毁，又在圣母堂点火，堂中七名修女及巴姓教士（分属法、德、美三国）被人打伤。附近河街教堂也被焚烧，宜昌的英教士、英侨住宅及正在兴建的英国领事馆等七八处建筑有的被焚烧，有的被哄抢。
事发后，宜昌镇总兵罗揞绅、知府逢润古等当即率兵前往弹压，护送洋人登上停在江边的轮船，并将受伤修女、教士妥善护理。又派兵保护各洋行、税务司、领事馆及传教士、外侨住宅。
宜昌教案涉及面很广，教堂之外，还有外侨住宅及领事馆，国家则有英、法、美等国。张之洞得知后十分焦急，连忙电函逢润古等“务将启衅放火之人缉拿讯取，此节最关紧要”。逢润古等人力加伪饰，复电称：此案系民人找寻幼童、洋人开枪伤人而发，圣公会、圣母堂及洋人住宅系洋人理亏心虚、纵火自焚的。张之洞复电要求核查，一再嘱咐“千万不可饰以却”，并派候补知府裕庚乘船奔赴宜昌查办。当张之洞得知圣母堂内幼童并没有被人挖目割肾之事发生后，电责逢润古等人所报不实，又派荆州道方恭钊赴宜昌确查。他说此案关系到法、英、美等国，不能拿它当寻常地方小事来对待，不可谎报搪塞……如果想虚词推诿，企图大事化小，不但没有好处，还必定会耽误大事。
9月10日，德国公使巴兰德联合英、法、美、意、比、俄、日、西等9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敦促清政府迅速处理此案，英法两国并派军舰从汉口上驶。英国领事乘机再次提出湖南全省通商之事，试图要挟，被张之洞拒绝。但张之洞担心各国以此为借口，联合起兵，于是多次致电方恭钊、裕庚等人查拿凶犯，并说，如果查不到首犯，就必须像江南各案那样，严厉追查地方文武官员的责任。在张之洞的严责下，宜昌地方官员在宜昌、沙市、汉口等地捕获12人，分别处以“徙、流、充军”等惩罚。10日，开始交涉赔款问题，最后，议定赔偿法国教堂银10万两，英、美分别为6万多两。
晚清办理外交者，皆以处理教案最为棘手。张之洞的做法无疑就高明了许多。他上能得到朝廷的称赞，下能得到百姓的理解；外能使列强无话可说，甚至有苦难言，内能赢得舆论的支持，被称为有民族气节。他在处理广州、长江沿岸等地教案过程中，事先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事后面对外国领事、主教的讹诈，据理反驳，义正辞严，终于使其奸计狡谋未能得逞。争是一种志气，张之洞不可无争之气，否则难为强者。
83.按照强者的标准去做事
智者常常能够看清强大自我的方略，即知道应该通过什么方法改掉弱项，强化自己的实力。当然，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而是要凭顽强的精神和果敢的胆量。
耶律楚材，字晋卿，先世为契丹贵族，祖父仕金，父耶律履官至礼部尚书、参知政事。楚材三岁丧父，在母亲杨氏教诲下博及群书，精通儒术，深受汉族封建传统文化熏陶。成吉思汗攻克燕京，喜其“身长八尺，美髯宏声”，留置身旁。时有常八斤因善造弓备受成吉思汗赏识，每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回答道：“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太祖闻之甚喜，“日见亲用”，后来还特地叮嘱太宗窝阔台：“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耶律楚材和常八斤关于“弓匠”与“治天下匠”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蒙古野蛮落后旧制与先进封建文明之间的分歧。成吉思汗靠弓弩铁骑建立起的蒙古汗国带有浓厚的奴隶制色彩，甚至保留了许多原始氏族社会的落后传统。蒙古贵族对中原地区的征服杀掠，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造成社会倒退逆转；同时对蒙古民族的自身建设、包括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改革进步，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耶律楚材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利用在太祖、太宗两朝备受信任，担当重任的特殊机遇，尽心竭力补偏救弊，革除旧规，引导蒙古贵族跨入封建化轨道，充分发挥了“治天下匠”的积极作用。
按照蒙古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即克，必杀之”。大将速不台攻打汴梁（今开封）城时，因“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主张城下之日屠杀金军和全城百姓。耶律楚材闻讯后急忙劝谏太宗：“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见太宗犹豫未决，楚材又进一步劝导说：“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太宗终于下诏只罪金宗室完颜氏，“余皆勿问”，避兵汴梁的一百四十七万百姓因此得以保全。当时“天下新定，未有号令”，典章法规尚不健全，“所在长吏，皆得自专生杀，少有忏意，则刀锯随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遗者，而彼州此郡、动辄兴兵相攻”，类此恶习，全赖楚材“首以为言，皆禁绝之”。蒙军攻占河南时俘获甚众，后主力撤还，乘机逃亡者十有七八。太宗下令：凡“居停逃民及资给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于是无人敢收留接济逃民，致使难民“多殍死道路”。得知这种情况后，楚材从容进谏道：“十余年间，存抚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胜负未分，虑涉携贰；今敌国已破，去将安往？岂有因一俘囚罪百人者乎？”太宗醒悟后，马上解除了禁令。据记载，因耶律楚材劝禁屠城、止滥杀而得以保全的百姓先后不下数百万人。
随着蒙古汗国在军事上的扩展，蒙古贵族把游牧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也带到中原地区。近臣别迭等扬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场。”耶律楚材则针锋相对提出：“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锦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曰无补？”
太宗被楚材的建议打动，令其试行。于是耶律楚材设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按照封建生产方式经营管理，大获成效。后来，太宗到云中（今大同），“十路咸进廪籍及金帛陈于廷中”，太宗对楚材“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深为叹服，从此益加重用“南国之臣”，并即日拜楚材为中书令，事无巨细，都先找楚材商量。耶律楚材当即提出：“凡州郡宜令长史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他还曾先后向太宗条陈十八事、时务十策。十策的内容是：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余如废用官本放高利贷，以及“一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等变革，都是涉及革除蒙古旧制积弊，进一步推行封建化改革的重要措施。为了抵制蒙古苛政旧规，为民请命，耶律楚材竟在皇帝面前“声色俱厉，言与涕俱”。为此曾激恼太宗，斥责他“尔欲搏斗耶？”太宗死后，皇后乃马真氏称制，重用奸佞奥都刺合蛮，诸臣皆畏附，惟独耶律楚材敢于面折廷争，言人所难言。一次，皇后把御宝空纸交给奥多刺合蛮，让他自行填写施行。楚材公然表示：“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诏。”皇后又传旨：“凡奥都刺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楚材顶撞道：“国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与焉？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他据理和皇后反复争辩，甚且大声喝道：“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余年，无负于国。皇后亦岂能无罪杀臣也。”
耶律楚材的业绩，不但保护了汉族地区封建文明，同时也促进了蒙古民族的发展，功在千秋，受到蒙汉各族人民的尊敬。1245年耶律楚材逝世后，“蒙古诸人哭之，如丧其亲戚，和林为之罢市、绝音乐者数日，天下士大夫莫不涕泣相吊”。
84.先求“稳”字，再求“攻”字
要想发展就应该先有稳定的局面，大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小到一个人个人事业的成功，都是如此。那么，一个人怎样获得“稳”字诀，这是很深的一门学问。
三国时期，益州初定，诸葛亮急于稳定中央的人事和法制，刘备则常到州中各郡巡视，以彻底对益州作有效的控制。但最让刘备和诸葛亮担心的是东方的孙权和北方的曹操，对刘备一下子拥有荆、益两州，颇为眼红，经常出现“挑战”性的动作，让尚未稳定下来的刘备及诸葛亮不禁胆战心惊，小心谨慎地应付着。
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刘备平定益州的第二年，曹操对汉中的张鲁发动军事行动，刘备立刻派出大量的情报人员严密地注意北方军事情势，并将张飞及马超两位经验丰富的大将，调往益州北区，加强防备工作。
不久，孙权的特使诸葛瑾，至益州晋见刘备，要求归还荆州。刘备对孙权在他陷入益州军事僵局时，召回其妹孙夫人，而且差点带走阿斗，愤恨不已。但由于使者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一向属于较同情刘备的东吴人士，只好敷衍一下表示：“等我们攻下凉州以后，自然会把荆州还给你们。”诸葛瑾虽然深知这是推托之辞，但也不好再强迫之，只好将刘备的意思回报孙权。想不到，孙权听了大怒，立刻下令大将吕蒙率军袭击荆南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获知军情，立刻将益州交给诸葛亮及法正，亲自率五万主力部队返回荆州，进驻公安指挥大局，并命令关羽率荆州军团由江陵南下，直入长沙郡军事重镇益阳，表示强硬态度。孙权的态度也不退缩，他下令鲁肃由夏口亲自南下益阳，准备和关羽硬碰硬，自己则进驻陆口，掌握军情变化，眼见双方联盟即将破裂，大战有一触即发的态势。就在这紧急关口，传来北方陷于胶着状态的汉中战局，曹操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刘备大惊，害怕曹操趁势南下，益州可能有变，乃主动派使者和孙权谈判，双方议定平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于孙权；湘水以西，南郡、零陵、武陵归属刘备，使这场征战暂时缓和了下来，孙刘联盟也得以再苟延残喘一阵子。其实，以当时的情势而言，不仅刘备受到威胁，如果汉中由曹操完全控制，紧接着东方的合肥战线，也势必告急，孙权同样受到严重压力。所以孙刘联盟战线，对他们两个同样是相当重要的。
刘备的主力军不敢回荆州，而直接到达益州北方的江州巡视。这时张鲁已逃亡巴中，原益州参谋黄权向刘备表示，汉中已失，巴东、巴西、巴中三郡便难以有效防守，三巴陷落，有如去掉益州的胳臂，情况将更转严重，因此不如和张鲁联合，紧守巴中，以对抗曹操势力之南下。刘备立刻令黄权为护军，率军队北上迎接张鲁。想不到黄权刚到巴中（今嘉陵江上游），张鲁已回到南郑，并正式向曹操投降了。黄权立刻向三巴发动攻势，逼走曹操所任命的巴东太守朴胡、巴西太守杜沪及巴郡太守任约，将巴中完全置于刘备阵营的控制下。
这时候曹操也派大将张，出兵经营三巴，并进驻岩渠。刘备令巴西太守张飞率军迎战，双方对峙五十余日，张飞用计击溃了张，张兵还南郑。表面上三巴暂时稳定下来，其实更大的一场战争，正在紧急地酝酿中，刚获得休息的刘备和他的军团，又不可避免卷入一场和北方曹操展开的汉中争霸战。
85.过招之后还藏一手
事业上的竞争，往往会把自己的全部本事暴露无疑，结果是让对手把自己看透了，而这样透明状态恰恰是竞争中最不应有的。所以，过招之后必须还藏着一手，能做到这一点就非同一般了。藏露结合、进退结合，都是明白人的拿手好戏。过招之道何在？
清朝时的刘墉，每日粗茶淡饭，即使做了高官也是如此。惟平生爱吃零食，尤其喜欢家乡的大枣、核桃。家书中几乎不离此。但刘墉又十分耿介，不讨好上官。他在江宁知府智斗总督之事就十分典型，他有自己的一套过招术。
一天清晨，刘墉对内厮说：“你今日不必预备饭。今日是总督高大人的生日，咱爷们那儿吃去罢。不然，岂不白给他送礼了？”“是。”张禄答应一声，刘大人复又吩咐：“总督今天生日，你快去备礼物八样，装在食盒里，你知道我家苦，这份礼，里面装上两吊铜钱，牛肉三斤要硬肋，六斤白面两盘盛。干粉二斤红纸裹，伏地大米要三斤。小豆腐两碗新鲜物，木耳金针又两宗。另外买白面寿桃二十个。”内厮出衙来到大街上，一应东西全都有，就是小豆腐没有。张禄只好买了一升大黄豆，还有两把干萝卜缨。急忙回到书房内，费了半天的工夫，才把小豆腐做成。刘大人派了衙役把寿礼先抬去。刘墉随即说：“咱们爷儿们也该走了。”刘大人不一会儿来至总督衙门堂口站住，早有家丁接过马去，内厮手拿礼单，向辕门里面而去。到了官厅上，见了总督的巡捕官，说明来历，然后把礼单递过去。巡捕官接过礼单向里面而去，并将刘大人来上寿之物说了一遍，然后把礼单递过去。高大人用手接过，留神观看。
上写着：“卑职刘墉江宁府，今日特与大人庆生辰。礼物不堪休见怪，不过略表卑职这点心：牛肉三斤是硬肋，细条切面是六斤，三升大米二斤干粉，还有木耳与金针，小豆腐两碗新鲜物，二十个寿桃白似银。一共算来八样礼，卑职诚意孝敬大人。我刘墉，今日虽然做知府，算是皇家四品臣，不过是驴粪球儿外面好，内里的饥荒向谁云？今日与大人买寿礼，无奈何当了一件皮马墩。”高大人越看越生气，将礼单摔在地上道：“好一个可恶的刘知府，罗锅子行事气死人！什么庆生辰？分明是到我的衙门中闹气！知府送这样礼，高某倒贴盘费银。耳闻他难缠露着拐，话不虚传果是真。咱们倒要斗一斗，叫你认识认识我姓高的人！”总督带怒吩咐巡捕官：“快去到辕门，告诉江宁刘知府，快把他的礼物抬回去。”刘大人闻听巡捕官说：“高大人说了，礼物全都不要了，生日也不做了，叫府台费心，另日再道谢罢。”刘墉说：“罢了，既是大人不赏脸，也就罢了。禄儿抬盒子，把礼物抬回去，赏他四个人分了吧。”内厮来至辕门外，眼望抬盒子的四个人，照刘大人的话说了一遍。这四个人闻听，抬起礼物欢天喜地而去。
刘大人不由心中好恼，内厮也抱怨：“这是怎么说！苦算盘饭也没吃，来到这里指望吃顿面。好，瞧这光景，还要吃面呢，连刷锅水也未必摸得着！”刘大人知道高总督只收金银，岂能要他借机勒索？正好，此时来了好几名官员。刘大人一见迎上去，带笑说：“莫非都是来上寿？众位不知内里情：方才我刘某也来上寿，两架食盒不算轻。高大人里边传出话：一概不收早回程。”众官员闻听刘大人的这一片言词，便一传十，十传百地说：“高大人传出话来了，今年不做生日，礼物全都不要。”江宁府的布按两司，还有外省的府道州县，还有都标管的副将游守、千把外委……这一省的文武官员，闻听江宁知府刘大人的话，一个个都打道回府了。江宁布按两司说：“既是高大人的吩咐，我等焉敢不从？”说罢，吩咐手下人：“把上寿的礼物，全拿回去吧。”“是。”手下人一齐答应，然后抬起而去，各归衙门。
刘墉见众官员把礼物全都抬回去了，还恐怕传得不到，吩咐内厮拿来一个马扎，刘墉坐在高大人的辕门口，将后来的人一一拦回。高大人在书房等候收众官员上寿来的礼物，越等越不见一份前来，高大人心中纳闷，忽见家生子来福走进来说：“大人不用等着收礼了，今日有了挡横的人，把咱们爷们的辕门都把住。他见众官员上寿来了，他就迎上去，硬派着说：‘大人吩咐，叫他告诉众位老爷们，说今年不做生日。’众位老爷们闻听这个信，乐得叫手下人把礼物全抬回去了。他还不死心呢，拿了一个马扎，在辕门上坐着吸烟。”高大人闻听来福这个话，说：“这是罗锅子干的不是？”来福说：“不是他还有谁呢！”高大人说：“很好，很好。你快去把他叫进来，叫他认认我是谁。”“是。”来福答应，返身向外面去。去不多时，把刘墉带至书房。刘墉见了高总督，难越大礼，只得行庭参见之礼，在东边站立，说：“大人传唤卑职前来，不知有何教谕？”高大人闻听，冷笑道：“知府你做的好事，心中岂不明？闻说你难缠真不错，从今后，要你小心办事。但有一点不周，管叫你马到临崖悔不能……”总督言犹未尽，刘大人说：“卑职不做亏心事，哪怕暴雨与狂风？食君俸禄当报效，我刘墉，断不肯江宁落骂名。大人想，一辈做官坑百姓，他的九辈儿孙现眼睛。我本是甘心洁净把民情理，望大人‘忠奸’二字要分明。”高大人听罢，心中说：“罗锅真可恶，话语如刀。有心要归罪又不合理，私事难以奏明圣上。要不拿错将他治住，还如何统领三江！”刘墉将总督的财路破了，高宾总想找机会报复。不多久，高宾报复的机会就来了。
民人赵洪一天早晨打水时，从城隍庙井中捞出一女人头，便随同地保刘宾把情况报告了知县孙怀玉，孙怀玉又将此事报告了总督高宾。高宾则因前时生日事件有意作难刘墉，故勒限给刘墉五日破案。这在当时的破案条件下，无疑比登天还难。
刘墉接令后明知是高宾有意为难，但这事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只有认真对待此案了。在亲验女头及寻找女尸的过程中，正好又从同一井中打捞出一具年轻男子的尸体，人头已被砸去半个，独不见女头的尸体。刘墉见状心中大为叫苦：一案未了，又有一案，且都无原告被告，让我如何在五日内破了此案？叫苦之余，刘墉只好装扮成卖药的郎中去私访。在一家酒馆中，刘墉从二个喝酒人的谈话中了解到，城中有个尼姑庵叫莲花庵，庵中住着主持妙修武姑娘及表妹净师父，均为年轻美貌女子。并听其中一人说，那井中捞出的女人头好像是净师父的头。半信半疑中，刘墉决定到莲花庵去探探情况。
在去莲花庵的途中，刘墉遇到一女人要求给她男人驱邪。在她家中，刘墉看到此家男人虽有病态，却是一副地痞无赖相，便有意恐吓试探，说确有冤死鬼附体，需要画符驱鬼。在使用她家的刀裁纸时，刘墉又看到刀柄上刻有“长保记”三字，便联想到井中捞出的男尸臂上刺字：“一年长吉庆，四季保平安。”除去前后各二字，岂不是“长保”二字么？莫非此人就是杀害男尸的杀手？便又诈称病人三日内必须到城隍庙中去上香，才能免去灾祸，并问得此家男人叫李四，妻子刁氏。
在探庵过程中，刘墉又在莲花庵东边荒路上意外拾到一个蓝布包裹，打开一看，却是个盐腌的男婴，通身如胭脂一般红。刘墉想，这准是私情所生，其中必有隐情，不然的话，谁会把自己的亲骨肉腌成这般呢？回到衙门，刘墉一面派承差王明去查办男婴一事，一面派承差杜茂、贾瑞去城隍庙守候，捕捉叫李四的上香人。
李四捉到后，经刘墉诈审，果系杀害男尸的凶手并因此受惊生病。据李四供称，死者为他的盟兄弟长保，在镇江做买卖生计，最近发财回来探亲遇到李四，免不了要到李四家喝顿酒。在李四家喝酒时，李四见财生歹念，将长保杀害，剥下衣服后抛入官井中，刻有长保名字的刀子便留在了李四家，不料想成了破案的线索。与此同时，奉派查办死婴一事的王明，在一家酒馆喝酒时，无意间听到二人谈话中提到被腌男婴一事。其中一人夜间到莲花庵后解手时，看到皮匠王二楼在庵东边扔下一个包裹，他拾起看到包个死孩子，就又扔在了那里。
王明立即将皮匠王二楼捉来审问。王二楼承认包裹是自己扔的，但它不是自己的，而是北街鞋铺老板李三的。因为他向李三去借钱不给，很生气，便顺手把李三柜台下面的一个包裹偷了出来，以为里面有值钱的东西。在莲花庵东边打开看时，见是个死孩子，就扔在了那里，至于其中的内情，一概不知。
捉来李三审问得知，李三住的是一年轻寡妇的房子，却不想给房钱，便以腌小孩子讹她，说是房东私养的，寡妇怕人耻笑，便只好隐忍过去。至于这个孩子的来历，李三说是他的朋友、三官庙纸马铺老板张立所送。其中的详情他也不知道。随后传审张立得知，男婴是他和莲花庵妙修主持私通所生死胎，原本让他抛掉的，恰遇朋友李三想讹他的房东，便把死胎送给了李三。
传审妙修，妙修只承认自己和张立有奸情，并生有一死胎，却拒不承认与女头案有关。刘墉便让人将已发现的女人头包在原来包死胎的包裹里让妙修领认。从妙修识认包裹的一刹那神情突变中，刘墉断定妙修、张立与女头案有关，因为她一度现出极度恐怖的神情。然而严审妙修，仍拒不承认她与女头案有关。怎么办？刘墉想了一个妙计。
他先令差役在傍晚时押妙修于城隍庙外等候，自己则和其他差役趁夜色潜入庙中装扮城隍诸神，等到夜半时分一切布置停当后，押解差人依计将妙修押入城隍殿中。妙修刚进入大殿中，眼见阴森森的，已有几分惧怕。忽听城隍神说道：“莲花庵女僧听着，有屈死的女鬼将你告下，说你庵内人因奸不允将她杀害，正欲差鬼捉拿，不料自投罗网，吾神面前，从实招来，否则油锅伺候！”
妙修在惊惧之下招供说：死者为其妹妹素姐，同在庵中，纸马铺老板张立见妙修貌美，便设计请妙修到家中用斋饭，用泡过酒的江米饭将其醉倒，将她奸占，遂成通奸。后来张立于庵中见素姐也很漂亮，又想奸占，不料素姐不仅不答应，而且要去告官，张立情急之下将她杀死，尸体埋在庵内后院，割下人头欲嫁祸仇人赵洪，正巧当日赵家人多无法下手，就把人头扔在了城隍庙的官井里。
案情终于大白，犯人各有处置。查考历史记载，高宾或为高晋的谐音。高晋字德昭，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斌的侄子。监生出身。历官知县、知州、道员、布政使、江宁织造、安徽巡抚、河道总督、内大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漕运总督等职，直做到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死后谥“文端”。乾隆三十四年刘墉做江宁知府时，他正好在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任上。他死后，乾隆曾评价说：高晋“品行端醇，材猷练达，考成敦朴，体用兼优。由州县登陟封疆，宜勤奉职，已历多年，自简畀纶扉，仍兼管两江总督，秉公持正，董率有方。其兼管南河事务，亦能经理得宜，深资倚任”。
刘墉在江宁的一年多时间在他一生中可谓最有作为，然而地方志上却没有什么记载，这可能与他做江苏学政时得罪了当地士人有关。但当时就住在江宁的袁枚曾有评价，他曾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缩腽。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张口辄诋，上手多宽宥。奸豪既帖柔，狐鼠亦俯伏。”应有所指。
如果说，上说还比较隐晦，袁枚后来在他的笔记中又记载说：乾隆三十四年，今协办大学士刘崇如先生出守江宁，风声甚峻，人望而畏之。相传有见逐之信，邻里都来送行。我与先生家素有母谊，听说此信，偏偏不去拜访他。出我意料的是，一年多的时间里相安无事。先生托单人刘某要我代撰《江南恩科谢表》，备申宛款。直到现在才知前说都是捕风捉影。不久升任湖南观察使（实际上是江西盐驿道）。我为他送行有一联云：月无芒角星先避，树有包容鸟亦知。因为没有存稿，所以久已忘了。今年先生出任会试总裁，闲暇之余，仍向内监试官王葑亭诵此二句。王葑亭寄信来向我问起此事，故感而志之。
这是袁枚在乾隆五十八年所记，当年仍为协办大学士的刘墉主持会试，故袁枚所记当为事实。其中“见逐之信”即或为抑制豪强之举。前面“抗上耸强肩”一句，或即指刘墉不讨好上司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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