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的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这四位皇帝有一个共同特点：既调明世事，又勤于政务，而康熙皇帝又多了一条作风踏实、不慕虚名。能够在一片马屁与颂歌当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这一点来说就称得上伟大。
康熙皇帝御门听政始于康熙六年七月亲政之日，自此之后，每日辨色而起，未明求衣，逐日视朝，一直坚持几十年之久。因为康熙皇帝视朝过早，各级官员为了不迟到，必须于“三四鼓趋赴朝会”，因而平定三藩之后，一个低级官吏大理寺司务赵时楫代表广大官员上书康熙皇帝，指出“自古人君，从未尝每日亲御听政，即定期视朝，亦未有甚早者”。为此，他建议视朝时间改在辰时，视朝时，只令“满汉正左轮流”，“其余无事官员及闲散衙门官员，停其每日上朝，照旧一月三次上朝”。考虑到广大官员的实际困难，康熙皇帝将御门听政时间推迟到辰时，朝见官员也相应减少到有关官员，但是他自己却仍然坚持御门听政。后来，出于对康熙皇帝身体的爱护和关心，康熙二十三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时，又先后有许多臣下上疏，要求康熙皇帝不必逐日御门听政。如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卫执蒲上书康熙皇帝，奏请“御门听政，或以五日，或以二、三日为期”。
康熙二十九年十月，户科给事中何金蔺上书康熙皇帝，“请定御门之期，或三日，或五日”。“日烦临御，臣谊难安。”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大学士等奏请“每日奏章，交送内阁，皇上隔三、四日御门一次，听理引见人员与绿头牌启奏诸事”。对于广大臣工的一番美意，康熙皇帝表示感谢，但是考虑到自己身为帝王，应该“先人而忧，后人而乐”、“政治之道，务在精勤，励始图终，勿宜有间”，而不予接受。由于长期御门听政，形成了固定的生活和工作规律，如不御门听政，他就觉得不安。
如康熙三十二年时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即觉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即使是在生病期间，他也坚持御门听政，偶因病重，不能临御乾清门听政，他也因为“与诸大臣悬隔，思之如有所失”而谕令臣下进奏乾清宫。他还表示：“朕三十年来，每晨听政，面见诸臣，咨询得失，习以为常，今若行更改，非励精求治初终罔间之道，且与诸臣接见稍疏，朕衷亦深眷念。”康熙三十四年冬，在他生病期间，大学士伊桑阿等奏请“暂停御乾清门听政”时，他又表示“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你诸大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体中亦佳，今灼艾视前已愈，国政紧要，朕仍照常御门听政”。在逐日听政的同时，康熙皇帝还极为注意提高听政的效率和质量，极力避免形式主义。在他看来，听政主要内容是君臣共同处理国家事务，因而在视朝时，十分重视臣下的意见，多次表示他自己“从来不惮改过，惟善是从，即如乾清门听政时，虽朕意已定之事，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纳之”。因此，他要求奏事官员“各抒胸臆，直言无隐，但求事当于理，互相商酌，即小有得失，亦复何伤，朕焉有因议事而加罪者乎”？对于一些官员“不以所见直陈，一切附会，迎合朕意”则加以批评。
即使是在休息时间，他也时时将“天下大事，经营筹划于胸中”，以便御门听政时能正确处理。御门听政之外，阅览处理各地各衙门所上奏章也是一重要的政务活动。一般情况下，每日奏章不下百十来本。这些奏章，例由内阁大学士先行览讫，并拟出初步处理意见呈送康熙皇帝，由他最后决定。对此，康熙皇帝不是不负责任地不看奏章内容便在内阁所拟票签上打勾画圈，而是将所有奏章通通详加阅览，不遗一字，“见有错字，必行改正，其翻译不堪者，亦改削之”。在此同时，还对内阁票拟，详加审核，以定可否。即使在病中，也坚持不辍。如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康熙皇帝身体违和，移居瀛台养病，仍令“部院各衙门奏章，俱交内阁转奏”。当年十月，康熙皇帝患病期间，也“日理奏章，未尝废事”。有时，康熙皇帝外出巡幸，批阅奏章便成了他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因而，一般情况下，他下令京中奏章三日一达御前，有时，还下令两日一送。奏章一到，“随即听览，未尝一有稽留”。如果递本人员迟延时日，还严加处分。如康熙二十三年春，康熙皇帝视察畿甸，因为当时“户、刑二部启奏之事最为繁冗，皆钱粮刑名所关，若一时不加详阅，恐有遗误”，因而他下令改变前此三日一送而为两日一送。当年十月，康熙皇帝东巡曲阜途中，京中奏章至时未至，康熙皇帝异常焦急，深夜不眠，坐待奏章，并且下令“今日奏章，不拘时刻，一到，尔等即行呈进，朕宵兴省览”。一直等到四更时分，奏章始到，康熙皇帝立刻摊开批阅，一直到天亮方才处理完毕。康熙四十年六月，康熙皇帝巡幸塞外，因为京中本章未能按时抵达御前，康熙皇帝还特别指示派人调查原因，予以处理。巡幸回京后，为了处理在外巡幸期间积起来的待理政务，康熙皇帝更是繁忙异常。他说：“朕历年夏日避暑，九月回銮，所积四月内口外不能办理之事，日夜料理，必在岁内完结。至次年开印，又复速为办理，无致壅积。”康熙五十六年冬，康熙皇帝老境来临，大病70余日，两脚浮肿，右手不能写字，但是为了批答奏章，仍坚持用左手批阅而不假手于人。多年勤政，使他饱尝了帝王生活的甘苦与艰辛。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他特地为此向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尽掏肺腑。他说，“我自亲政以来，一切重要事务，都是亲自动手处理，从来不敢偷懒。在少壮时期，精力充沛，并不觉得劳苦，而今老境来临，精神渐减，办起事来便觉得十分疲惫不堪，批答奏章手也发颤。如想还像当年那样办事精详，则力所不及；如果草率处理，心中又非常不安。从来读书人议论历代帝王，多加指责他们的过失，批评他们安享富贵，耽于逸乐，我多年披阅史籍，对历代帝王为人行事也颇留心，觉得做一个国君极为不易。不说别人，即以我而言，在位60年，昼夜勤政，即使铁打的身子，也要拖垮，何况血肉之躯。现在在朝供职的年老大臣，年岁大约和我不相上下。在衙门办事，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回家安息，有病还可以告假，有的人还无病装病，他的同僚和属员决不会强迫他继续上班。往年考试武进士，左都御史赵申乔竟然在考场上打瞌睡，侍卫们几次把他唤醒。有我在场尚且如此，在自己衙门办公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天下大小事务，都是由我一人处理，无可推诿，如果把重要事务交人办理，则断然不可。因此，我昼夜劳累，须发皆白。虽然如此，也不敢偷懒，从早至晚，没有一点空闲，真是强打精神，硬加支撑啊！我如此勤政，你们臣下却没有一个人肯为我实心效力，不但如此，说不定还有不肖之徒见我年老，精力不够，乘机徇私舞弊，这都是你们应该十分留心的。见我百般勤劳，你们只不过在口头上要我安静休养，再不就是搬弄一些颂圣套语，什么‘励精图治’、‘健行不息’、‘圣不自圣，安愈求安’，这些话，如果对不读书的君主来说，也许他们爱听；我多年读书，明白事理，这些粉饰之词，60年来，听得耳朵上都起了茧子。所以我劝你们还是多办实事，少说废话，才对国家治理有所裨益。”
由于长期勤政，康熙皇帝养成了反对虚夸、讲究务实的作风，对于各地上陈祥瑞，他向不热心，从来不曾将之宣付史馆。对于不事生产的僧道，康熙皇帝早年时期极为鄙薄，认为他们都是一批游手好闲之徒。他还认为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方术，梁武帝、唐宪宗信佛都是愚蠢的行为。后来，他对僧道的看法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也是敬而远之，从未加以提倡。因而，终他在位期间，佛道势力始终没有得到发展，更未能影响中枢决策。他尤其反对无益实政的庆寿典、上尊号等。因而在他在位前期，凡逢他本人寿诞，他一般都下令停止朝贺，更不搞什么筵宴。三藩叛乱、噶尔丹叛乱平定之后，群臣想给他上尊号，他也都推给了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和嫡母孝惠章皇后。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皇帝50寿辰届期，臣下又想搞庆典、上尊号，还要恭进鞍马缎匹等物，康熙皇帝一概拒绝，他说，如果在京官员如此，地方督抚也一定会效法，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群臣恭进万寿无疆围屏，他也只收下颂辞，而将围屏退还。在此同时，他还颁发长篇谕旨指出自己御极40多年来，“亲历饥馑者不知其几，南北用兵者不知其几，人心向背者不知其几，天变地震者不知其几”。居安思危，自己不应“以名誉称尚为荣”，而当“以海内富庶为心”。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礼部诸臣以次年恭逢康熙皇帝六旬万寿，特地会同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议上庆寿章程。康熙皇帝览奏后，又情辞恳切地向上奏群臣说了一番话。他说，“我自即位以来，一心盼望着天下太平，在历史上留一个好名声。几十年来，我夙夜勤劳，以致须发皆白，心血耗尽，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自古帝王在位时间都极为短暂，享年不永，人们往往说成是别的原因，其实这是不了解历代帝王一生何等辛勤啊！我的才能和德行本来极其普通，只是赖有祖宗荫庇，才得以在位50余年，年寿也将及60。现在为国事更加忧劳，精力愈益不支，只害怕长此下去，以致不能始终如一，使得一生勤劳，付之东流。因而兢兢业业，并没有祈求60大寿的想法，看到你们的奏章，我觉得都是不讲实际的虚言套语。我十分希望做臣下的能够清廉自持，做儿子的能够孝敬父母，兄弟之间也互相友爱，人人都读正经书籍，各自尽心于自己的职责，国家太平，人民幸福，盗贼宁息，这就是对我60寿辰的最大贺礼了。此外一切仪式，我并不喜欢。”后来，只是群臣瞒着康熙皇帝，先期召请直省官员绅士耆庶入京庆贺。造成既成事实，盛意难却，为了答谢士民好意，康熙皇帝才举办了一次大型宴会招待向他祝寿的耆老。但是在内心中，对于这种行动，他却是不以为然的。除此之外，对于臣下“陈奏国家之事辄用称颂套语”，康熙皇帝也十分反感并多次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这样做“于朕躬并无裨益”，并要求他们以后“当尽删除称颂套语，将有益于朕躬之外事，速为指陈，使事务不致壅积，可以知诸臣之实心报效，而朕之病体亦得调护矣”。这种勤政务实的作风，不但使得康熙皇帝的成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帝王，而且也对雍正以后清朝各代帝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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