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是一代政治家们政治主张成功的标志。当时，由于吏治改革直接与现有官僚阶层及众多既得利益阶层直接产生尖锐的冲突，一方不愿放弃，顽抗到底是情理之中，一方雄心勃勃，箭在弦上又不得不发。并且，改革不会因为调整之中没有武力破坏性因素，其激烈动荡程度就会降低。相反，一场成功的改革往往就是和平状态下的一场革命。雍正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实施变革，以强硬的手段让所有的障碍清除掉。
雍正改革的两大措施一是改土归流，一是耗羡归公。
雍正四年四月，鄂尔泰奉命对贵州府广顺州长寨用兵，不久又亲至贵州，到长寨等地巡视。事定之后，在那里设立了长寨厅（今长顺县）。长寨用兵，成为雍正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
同年十月，雍正实授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并加兵部尚书衔，以利于他在辖区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因广西与贵州接壤，改土归流的事务也较多，雍正于是将它从两广总督辖下划出，归云贵总督管理。雍正六年十二月，又特授鄂尔泰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
鄂尔泰受命后，奏称广西情形与云南稍异，请容他酌实情去料理，办事的速度可能迟缓一些。雍正对鄂尔泰无限信任，对鄂尔泰所奏一一照准，并说：“卿自有次第料理措置之道，实不烦朕南顾之怀也。”正是这种君臣间的充分信赖，西南改土归流事业才能得以大力的推行。
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滇沅土司刀瀚、沾益土司安于蕃，是一伙势重地广的积恶土官，他们视人命为儿戏，私占横征，任其苛索，从而成严惩对象。雍正四年六月，鄂尔泰发兵擒拿刀瀚和安于蕃二人，在其地分设镇沅州（今镇沅县），沾益州（今沾益县）。同年冬天，鄂尔泰因乌蒙土司禄万钟攻掠东川府，镇雄土司陇庆侯帮助禄万钟作歹施虐，于是命游击（清军官职的一种）哈元生率军讨伐，在四川清军一部配合下获得全胜，即将其地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这次乌蒙之役，哈元生立下战功，雍正随即命鄂尔泰具奏，即打报告，将哈元生提拔为副将。就是这样，雍正对有功者必奖励，及时提拔，使得哈元生再立新功，几年间升至云南提督。
雍正五年，广西泗城土司岑映良的力量较强大，聚兵4000，耀武于南盘江以北地区。直到闻知乌蒙改土归流的消息后，才撤兵敛迹。鄂尔泰巡察到贵州南部安笼镇，准备对他进剿，岑映良害怕战死，只好投降。鄂尔泰就此又把南盘江以北划归贵州省管辖，设立永丰州（后改称贞丰州，今贞丰布衣族、苗族自治县），又改泗城为府（今凌云县）。到此，梧州、柳州、庆远等地的土民，为反对土舍的酷虐压迫而竞相备粮请兵，推动了广西苗族地区改土归流工作的进展。从雍正六年八月至雍正八年，清军先后在思陵州、思明等地进剿，节节胜利，远近土司、土舍于是呈缴军械，纷纷投降，广西局势至此终于稳定了下来。
雍正六年，鄂尔泰认为清理黔东南土民的诸种问题，重点应放在都匀府，其次是黎平府，再次为镇沅，要分别轻重缓急，次第解决。于是鄂尔泰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带兵深入黎平府古州（今榕江县）地区的古州江（今都柳江）流域、都匀府丹江（今雷山县）地区小丹江（九股河上游）流域和八寨（今丹寨县），在坚决有力地镇压了这些地区的土舍后，顺利将这些地区改土归流。
随着西南改土归流的深入进行，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四川六省交界地区土司、土舍在声势浩大的改土归流运动的猛烈冲击下产生社会震荡，引发了巨大的变革，不仅这一地区的土民纷纷投奔官府，请求改流。连土司、土舍也在内外强大的压力下，相继呈请交出世袭印信，让出了领地。雍正七年，六省交界地区改土归流完成，设立了永顺府，并设桑植、保靖二县。
当永顺府建立之时，邻近的湖北容美土司田曼如心怀疑惧，先是表示自己要改恶从善，但仍恃远自恣，依旧私征，土民怨恨，相继逃亡。雍正命田土司进京询问，但他拒不应召。于是雍正下令湖广、四川总督做好进军准备。不久，鄂尔泰奏请将容美改归贵州，奏准后下令湖南按察使王柔、总兵刘策各赴苗疆宣谕，当地土民也投交印信令箭，催促田曼如自首。田曼如畏罪自缢死。于是清政府将田曼如家属分别安插到别省居住。将其地改置为鹤峰州（今湖北鹤峰县）。不久，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湖北施南土司被觉悟起来的土民押交官府；忠峒土司与其他15个土司畏惧于政策，相继赶赴武昌城，恳请归流，于是在施南改设宣恩县。
与此同时，四川也实行了改土归流，将天全土司领地改为天全州、黎大所改为清溪县，在酉阳土司领地改置县制。
至此，作为雍正时期的一项重大举措，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基本完成，改流后的土司远离原来的领地，安插到别处，而改流后的土民负担减轻，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土民自报田产，然后计亩征银，革去了“有田无粮，无粮输赋”的弊病。改流后的原土司、土舍地区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密切了，文化也相应得到了发展。
雍正八年，鄂尔泰在云、贵边界筑桥，由于这一年是庚戌年，雍正皇帝于是将其命名为“庚戌桥”，以纪念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功绩。雍正大帝对鄂尔泰给予高度信任，君臣相合，是改土归流能够顺利完成的因素。这种信任，从雍正皇帝对鄂尔泰所说的那句“有何可谕”，即可看得出来，君对臣如此信赖，成为盛传一时的佳话，如此，改土归流之事能办不好吗？
在改土归流中，发挥作用的命官首推鄂尔泰，次为哈元生、张广泗等。九年，雍正皇帝颁诏说：鄂尔泰为军机大臣、大学士，赏赐伯爵。对哈元生不秩拔擢，召见时解衣赐之，命其为军机大臣。把张广泗由知府重用为巡抚。
耗羡是一种附加税。清初，官吏薪俸低，不足以养家饣胡口，办公费不足，督抚索取节礼，而囊中羞涩拿不出钱，地方官吏便通过增加田赋来增加收入。这种收入就叫“耗羡”或“火耗”。这种任意加赋的做法，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也助长官吏的腐化。康熙帝认可这种做法，于是耗羡问题没能解决。雍正二年，山西巡抚诺岷请求将全省一年所得耗银提解司库，耗羡归公，以20万两留补无着，其余分给官员。六年七月，雍正帝令各省全面办理养廉，一面又严辞禁止各种陋规。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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