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200年间，乾隆的六下江南被披上了各式各样的神秘外衣，是啊，皇帝之尊，风流之躯，似锦江南，青楼歌女，这都是戏说的最佳材料。其实说到底很简单，一个既自尊又自豪的皇帝，在深宫之中呆腻了，出去散散心顺便显摆一下自己的尊威和豪气而已。
乾隆皇帝从小就对他的祖父康熙皇帝推崇备至，康熙在位时曾经六次南巡江浙，乾隆对此更是羡慕不已。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的六次南巡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东南的统治，同时治理黄河，推动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乾隆时期，经过百余年休养生息，国力空前强大，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在这个时候，乾隆巡幸东南，和康熙相比，其目的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除了冠冕堂皇地“法祖省方”，治理黄河、修筑海塘外，还有一个没有公开却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游山玩水。乾隆亲口说，“江南名胜甲天下”，希望“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于是打着孝敬母后的招牌纵情山水，而且到处捞孝子美名，可谓是乾隆南巡的一大特征。
然而，乾隆南巡却在即位14年后才首次提出，16年方得以举行。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是：乾隆认为南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大典，如果当政初期就到东南游玩，对自己名声没有好处。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在百姓中树立起贤明的形象后再巡幸东南。从即位到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他成功地解决了西南苗民问题，降服了四川的金川土司，社会经济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因此，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向文武大臣暗示南巡一事，极善逢迎的地方官急忙以“江南绅士百姓殷切盼望皇上巡幸”为理由，请求举行南巡大典。乾隆得到奏折当然高兴，连忙令廷臣议论此事，大学士、九卿遂引经据典，表示南巡关系到地方军政、河务海防以及民间疾苦，必须举行。于是乾隆的江南之行就这样定下来了。
乾隆初年未能举行南巡之典的另一个原因，还和当时清政府人事变动有关。乾隆即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朝中管事的是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他们都是雍正遗诏中指定的辅政大臣，资历很深，影响很大。虽说乾隆掌握着绝对权力，但对这样的先朝老臣也不敢轻看，格外尊重。然而，鄂尔泰、张廷玉凡事谨慎，为政清俭，当他们在朝时如提出南巡一事，恐怕很难不遭到抵制或反对。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鄂尔泰去世，十四年张廷玉退休，这样，南巡的障碍就基本消除了。一旦“道路”扫清，乾隆遂迫不及待地实施南巡之议，经过将近两年的准备，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二月初八日，乾隆皇帝开始了一生中第一次江南之行，去了江苏淮安。
第一次南巡以后，乾隆还在后来的30余年中分别举行了另外五次。第二次在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第三次在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第四次在三十年（公元1765年）。这四次南巡都打着奉太后巡幸的旗号。后来，皇太后年龄实在太大，经受不住千里辛劳，南巡之事只好暂时停止。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皇太后病逝，此后乾隆又两次南巡，一次在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一次在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到此为止，六次“法祖省方”最终结束。
乾隆历次南巡一般都在正月十五前后从北京出发，陆路经直隶、山东到江苏的清口渡黄河，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苏州进入浙江境内，再由嘉兴、石门抵达杭州。回銮时，绕道江宁（今南京），祭明太祖陵，检阅部队，于四月下旬或五月初返回京师，到安佑宫行礼，还圆明园。南巡从北京到杭州，往返水陆路行程共5800余里，陆路每日行60里左右。御道非常讲究，标准是帮宽3尺，中心正路16尺，两旁各7尺，均要求坚实、平整，不仅如此，御道还要求笔直，不得随意弯曲，为此，许多民居被拆毁，坟墓被挖掘，良田被毁坏。除此之外，凡是石桥石板，都要用黄土铺垫，经过地方，一律泼水清尘。乾隆每到一处，备有专人介绍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以及风土人情，并呈地图加以说明。除行宫外，许多地方还搭黄布城和蒙古包帐房以供住宿，每隔几十里设有尖营，供乾隆小憩打尖之用。进入江南，多系水程，速度稍快，每天可走八九十里。南巡船队大小船只共千余艘，浩浩荡荡，旌旗招展。乾隆御舟称安福舻和翔凤艇。船队最前面是乾清门侍卫和御前侍卫的船只，随后则是内阁官员船只，御舟居于船队中央。御舟所用拉纤河兵3600人，分作6班，每班600人。这些河兵大多不属正规部队，而是由民壮或民夫充当。在御舟所经的支港河汊、桥头村口，设有兵丁守护，禁止民舟出入。御舟停靠的码头一般距县城一二里或三四里，码头上铺陈棕毯，设有大营约50丈以供皇帝住宿，皇太后大营25丈，设在船上。此外还在码头设有四方帐房、圆顶帐房、耳房帐房，以备风浪大时使用。这些设置一般在御舟抵达之前就准备好了，第二天清早，御舟出发即予拆除。
乾隆就是如此声势浩大地举行了六次南巡，既表现出清朝国势的强大，也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同时也劳民伤财，给百姓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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