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为事者，时时心中有数，绝不在没有算计的情况下，随意出手，否则就叫乱出手。当然，一个人善于抓住时机，见机而进，固然是英雄本色，但激流勇退，能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也是智者之举。这一切都取决于心中之数。适可而止，就是在竞争事业中，时刻注意和自身利益相统一的数量界限，绝不超过度，绝不使事情发展到反面。同样，为人处世都有一个保持质的数量界限，也就是度。超过或者不及，都会使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度的存在，要求我们无论做何种事情，那应有个数量分析，做到“胸中有数”，方可攻守转换。
魏晋时期的大军事家曹操，深知适可而止之道，《三国演义》讲道，曹操攻下张鲁的老巢——南郑，取得重大军事胜利。这时，谋士们纷纷进言，劝曹操乘胜进军，直取益州。主簿司马懿认为，刘备刚刚灭了刘璋的力量，但全蜀上下并未归心。益州一胜，乘势进兵，刘备之军势必瓦解。如此天赐良机，不可失去。谋士刘晔也认为，一旦错过战机，刘备安定蜀民，据守关隘，恐怕难以消灭。
但曹操不以为然。他认为夺取益州的时机还不成熟，应适可而止，“按兵不动”。因为刘备虽然刚刚夺取成都，但军力旺盛，士气很高。另外，尽管孙刘两家矛盾不断激化，但一旦曹操的拳头伸得过长，后方空虚，那么，坐山观虎斗的孙权绝不会袖手旁观，失此良机。他们很可能绕过荆州直袭许昌。为此，不能头脑发热，图一时痛快，而应该审时度势，见好就收。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此。只是因为曹操的正确预见和决策，没有吃亏上当。
和曹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备。
东吴计杀关羽夺取荆州之后，刘备怒而兴师，发动伐吴之战。虽然这场战争的发动是不谨慎的、但在战役之初，刘备凭借优势兵力，有利地势，以及在报仇雪恨思想指导下一时激起的高昂士气，攻城夺地，捷报频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赢得不少主动。在杀气腾腾的蜀军进攻之下，吴方被迫再次求和，提出把范疆、张达二人和张飞首级一并送还，交还荆州，送归夫人，重修旧好，一同灭魏。
应该说，东吴的条件对于蜀国而言，已经是很难得的了。试想，即使战争胜利，还能彻底消灭东吴么？假如刘备头脑清醒，见好就收，既在一定程度上出了心中的怒气，又收回荆州重建吴蜀联盟，从而使战争得到一个较好的结局。但是，刘备被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战争发展的最佳结局心中无数，盲目坚持率军长驱直入，企图消灭东吴。结果大军攻到目的地便成了强弩之末，非但未能灭吴，反被人家一把火烧得大败而归。
还有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人物，那就是关羽和诸葛亮。
三国时期，荆州的归属，一直是吴蜀双方争论不休的问题。赤壁之战后，刘备占领了荆州。对于刘备说来，荆州不能没有，因为这是向西川发展的基地，失去荆州，就失去了三分天下、进而统一中国的条件。但是，荆州也是东吴的门户，要统一长江以南，发展自己，也必须夺取荆州。为此，赤壁大战后，孙权便派鲁肃前往索取荆州。
照理说，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合的胜利，荆州作为从曹操手中夺取的战果，归刘备所有，名正言顺。况且，刘备漂泊半生，连个立身之处都没有，占有荆州也没什么不可，完全可以讲出一些理直气壮的话来。但诸葛亮对鲁肃说的却不是这样的话，而是提出暂“借”荆州。
一个“借”字，体现了诸葛亮办事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的精神。当时的刘备，和曹操、孙权比较，力量还很弱小，必须和孙权结盟，共拒曹操，方能立稳脚跟，发展壮大，以图大举。假如提出占领荆州，激化吴蜀的矛盾，就会破坏吴蜀联盟，打破既定的政治战略，造成全局被动。而用一个“借”字，就避免了这一危险，就是说“借”荆州，既保证了刘备的可靠后方根据地，又维护了孙刘双方的同盟关系，不过不及，恰到好处。
但关羽这个人却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这番苦心。诸葛亮离开荆州之前，曾告诉关羽八个字“北拒曹操，东和孙权”。但他一直没把“东和孙权”放在心上。在与东吴的多次外交斗争中，凭着一身虎胆、好马快刀，从不把东吴人包括孙权放在眼里，不但公开提出荆州应为我们所得，还对孙权等人进行人格污辱，称其子为“犬子”，使吴蜀关系不断激化，最后，东吴一个偷袭，使关羽地失人亡，悲惨至极。虽然，关羽的失败不能全部归结于他处理与东吴关系时的不谨慎，但至少他的过激行为，造成了吴蜀联盟的破裂，使东吴痛下决心，以武力收复荆州。
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的所作所为，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确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处事心术。
精妙点评：
就心力高低的区别而言，就一定的意义说不在能不能做什么事，而在能否做应该做的事。不该做的事，你做了，即使很巧妙，也只能证明你心力低下；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即使显得无所作为，也是心力高超。惟有在纷繁复杂的事变面前，清楚地知道应该做的事和不应该做的事，并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方为智者。荀况曾说过：“知所为知所不为，则天地官而万物役也。”老子也说过“无为而无不为”。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无所作为，就是最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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