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为事者,时时心中有数,绝不在没有算计的情况下,随意出手,否则就叫乱出手。当然,一个人善于抓住时机,见机而进,固然是英雄本色,但激流勇退,能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也是智者之举。这一切都取决于心中之数。适可而止,就是在竞争事业中,时刻注意和自身利益相统一的数量界限,绝不超过度,绝不使事情发展到反面。同样,为人处世都有一个保持质的数量界限,也就是度。超过或者不及,都会使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度的存在,要求我们无论做何种事情,那应有个数量分析,做到“胸中有数”,方可攻守转换。
魏晋时期的大军事家曹操,深知适可而止之道,《三国演义》讲道,曹操攻下张鲁的老巢——南郑,取得重大军事胜利。这时,谋士们纷纷进言,劝曹操乘胜进军,直取益州。主簿司马懿认为,刘备刚刚灭了刘璋的力量,但全蜀上下并未归心。益州一胜,乘势进兵,刘备之军势必瓦解。如此天赐良机,不可失去。谋士刘晔也认为,一旦错过战机,刘备安定蜀民,据守关隘,恐怕难以消灭。
但曹操不以为然。他认为夺取益州的时机还不成熟,应适可而止,“按兵不动”。因为刘备虽然刚刚夺取成都,但军力旺盛,士气很高。另外,尽管孙刘两家矛盾不断激化,但一旦曹操的拳头伸得过长,后方空虚,那么,坐山观虎斗的孙权绝不会袖手旁观,失此良机。他们很可能绕过荆州直袭许昌。为此,不能头脑发热,图一时痛快,而应该审时度势,见好就收。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此。只是因为曹操的正确预见和决策,没有吃亏上当。
和曹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备。
东吴计杀关羽夺取荆州之后,刘备怒而兴师,发动伐吴之战。虽然这场战争的发动是不谨慎的、但在战役之初,刘备凭借优势兵力,有利地势,以及在报仇雪恨思想指导下一时激起的高昂士气,攻城夺地,捷报频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赢得不少主动。在杀气腾腾的蜀军进攻之下,吴方被迫再次求和,提出把范疆、张达二人和张飞首级一并送还,交还荆州,送归夫人,重修旧好,一同灭魏。
应该说,东吴的条件对于蜀国而言,已经是很难得的了。试想,即使战争胜利,还能彻底消灭东吴么?假如刘备头脑清醒,见好就收,既在一定程度上出了心中的怒气,又收回荆州重建吴蜀联盟,从而使战争得到一个较好的结局。但是,刘备被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战争发展的最佳结局心中无数,盲目坚持率军长驱直入,企图消灭东吴。结果大军攻到目的地便成了强弩之末,非但未能灭吴,反被人家一把火烧得大败而归。
还有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人物,那就是关羽和诸葛亮。
三国时期,荆州的归属,一直是吴蜀双方争论不休的问题。赤壁之战后,刘备占领了荆州。对于刘备说来,荆州不能没有,因为这是向西川发展的基地,失去荆州,就失去了三分天下、进而统一中国的条件。但是,荆州也是东吴的门户,要统一长江以南,发展自己,也必须夺取荆州。为此,赤壁大战后,孙权便派鲁肃前往索取荆州。
照理说,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合的胜利,荆州作为从曹操手中夺取的战果,归刘备所有,名正言顺。况且,刘备漂泊半生,连个立身之处都没有,占有荆州也没什么不可,完全可以讲出一些理直气壮的话来。但诸葛亮对鲁肃说的却不是这样的话,而是提出暂“借”荆州。
一个“借”字,体现了诸葛亮办事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的精神。当时的刘备,和曹操、孙权比较,力量还很弱小,必须和孙权结盟,共拒曹操,方能立稳脚跟,发展壮大,以图大举。假如提出占领荆州,激化吴蜀的矛盾,就会破坏吴蜀联盟,打破既定的政治战略,造成全局被动。而用一个“借”字,就避免了这一危险,就是说“借”荆州,既保证了刘备的可靠后方根据地,又维护了孙刘双方的同盟关系,不过不及,恰到好处。
但关羽这个人却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这番苦心。诸葛亮离开荆州之前,曾告诉关羽八个字“北拒曹操,东和孙权”。但他一直没把“东和孙权”放在心上。在与东吴的多次外交斗争中,凭着一身虎胆、好马快刀,从不把东吴人包括孙权放在眼里,不但公开提出荆州应为我们所得,还对孙权等人进行人格污辱,称其子为“犬子”,使吴蜀关系不断激化,最后,东吴一个偷袭,使关羽地失人亡,悲惨至极。虽然,关羽的失败不能全部归结于他处理与东吴关系时的不谨慎,但至少他的过激行为,造成了吴蜀联盟的破裂,使东吴痛下决心,以武力收复荆州。
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的所作所为,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确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处事心术。
精妙点评:
就心力高低的区别而言,就一定的意义说不在能不能做什么事,而在能否做应该做的事。不该做的事,你做了,即使很巧妙,也只能证明你心力低下;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即使显得无所作为,也是心力高超。惟有在纷繁复杂的事变面前,清楚地知道应该做的事和不应该做的事,并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方为智者。荀况曾说过:“知所为知所不为,则天地官而万物役也。”老子也说过“无为而无不为”。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无所作为,就是最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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