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伸相对，屈可为退，伸可为进，合为躲闪之功。在较量的各种场合，都不能不注意屈伸，否则就会掉进悬崖。有人说，屈伸有度，进退自如行天下，这是明白人熬过艰难关头的智举。
在长期的军事斗争生涯中，朱元璋非常注意斗争策略，从不凭一夫之勇蛮冲蛮打，鲁莽行事。有时候，敌人的力量相对强大，朱元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冒险攻击敌人，甚至做出某些让步，从长计议，以免吃眼前之亏。他很清楚，在军事斗争中，只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快，解一时之恨，危害是非常大的，有时还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前功尽弃。只有具备了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有屈有伸，善于斗争，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夺取最后的胜利。
至正十三年（1353年）十月，元朝丞相脱脱率师围高邮，分兵攻六合。六合的农民起义军派人到滁州来向郭子兴求援，郭子兴派朱元璋领兵出救。元兵排山倒海般地攻过来，六合城防御工事全被摧毁，朱元璋等将领指挥守兵拼命抵抗。后来，实在抵抗不住了，朱元璋只好组织全城军民撤退到滁州。元兵跟踪追击到滁州城外，朱元璋于中途设下埋伏，令部将耿再成佯装败阵逃走，引诱元军进入了伏击圈，把元军打得大败。这时，朱元璋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虽然眼下打了个胜仗，但元军势力很强大，而滁州却是孤城无援，若元军再增兵围攻滁州，一定会吃大亏。于是，朱元璋就令城中父老把战场上获得的元军马匹辎重，并带牛、酒奉还元军。还告诉元军将领说：滁州城中全是良民，现在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了防御寇盗。我们愿意供应给大军军需给养，你们怎么分兵来打滁州呢？应当去攻打高邮才对，饶了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吧。元军打了败仗，丢失了一大批马匹和其他军需物资，害怕受到上司怪罪。正万般无奈时，一见来人送回了马匹辎重，还说好话求情，就引兵离去，“滁城得完”（《明太祖实录》卷一）。尽管朱元璋把元军引向高邮是不太道德的，但是，这仍不失为一个保全自己的好计策。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进军山东，几乎占领山东全境。北边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不但小明王的都城安丰难以保住，就连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也随之暴露在敌人面前，情势岌岌可危。朱元璋十分清楚，他所占领的地区几年来之所以比较安定，军事力量之所以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凭小明王的红巾军主力在北边掩护。现在局势突变，万一安丰失守，就得直接面对元军的主力进攻。分析敌我实力，实在相差太远，硬打硬守显然是不行的，必须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避免和元军主力决战，以图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决心向察罕帖木儿求和。他两次派使臣去见察罕帖木儿，送上重礼和亲笔信，请求通好，实质上就是表示投降。察罕帖木儿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于是，朱元璋抓住这个时机，西攻陈友谅。
朱元璋在对敌人发动进攻的过程中，有时遇到敌人实力较强，自己消耗太大，强攻得不偿失，他就会主动停止攻击，以等待时机。朱元璋渡江建立江南政权以后，为了安定自己的这个刚建立起来的大本营，就下决心先攻打张士诚。至正十七年（1357年）七月，朱元璋在攻下常熟后，觉得张士诚部队的战斗力较强，有的据点动用兵力大，攻击时间长，很不容易对付，再打下去，不太合算。于是，他就主动中止了对张士诚的攻势，而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浙东方向的元朝统治区。
朱元璋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军事行动，以取得理想的战果。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前后，北方的几个元朝将领为争军权、抢地盘，一心一意打内战，拼得你死我活，杀得昏天黑地，谁也顾不上反元的势力。在军事将领之间打内战的同时，元朝统治阶级最上层宫廷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了。宫廷的权利斗争与军队的相互厮杀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相互利用，元朝统治阶级就分裂成为两个相互倾轧、残杀的集团。双方都要争夺政权，都有贵族官僚支持，都有军事力量作后盾，势均力敌，斗得不可开交，逐步形成了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朱元璋就抓住元朝内部打得难解难分、无暇他顾的有利时机，乘机东征南伐，扩大地盘，充实军事力量。当朱元璋北伐大军临近城下时，元朝的军事将领们才如梦初醒，急忙停止内战，但又不愿意和其他元将配合，不愿听其他元将指挥，还是各保一方，各自为战，这又为朱元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提供了良好时机。
至正十四年（1354年）十一月，元朝丞相脱脱统兵百万大败张士诚于高邮（今江苏高邮），又分兵围六合（今江苏六合）。当时六合在赵均用、孙德崖队伍手中，危在旦夕，守将向郭子兴求救，六合在滁州东面，是滁州的屏障，六合一失，滁州顿危，但郭子兴与赵均用、孙德崖有嫌，拒不发兵。朱元璋认为，六合与滁州唇齿相依，不能不救。他说，六合被围，不救必毙；六合要是失陷，滁州马上不保，不能因小失大。郭子兴终于被朱元璋说服，决定发兵。
郭子兴决定发兵滁州，但诸将非常害怕元军百万之势，都借口求神不吉，推辞不去。关键时刻，又是朱元璋率兵救援，表现了他超人的胆量和气魄。朱元璋领兵来到六合，与耿再成将军合守瓦梁垒，元兵人多，每次进攻，都排山倒海，六合城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朱元璋率军拼死抵抗，激战数日，元军仍然攻势凶猛，朱元璋觉得这样死守，就算全部拼死了恐怕也守不住，想要取胜，必须用计，才能够出奇制胜。
朱元璋把队伍全部撤入堡垒，并收拾好粮草，然后让全城妇女站在城门前大喊大叫，骂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攻城的元军都愣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站在原地呆呆地望着却又不敢前进。这个时候，全城人马乘此机会列队而出。妇女和牲畜在前，青壮年在后，浩浩荡荡往西走，等到快要撤到滁州城的时候，元兵才知道上了当，急忙策马加鞭去追，却没料到又中了朱元璋的埋伏，这时，滁州城里战鼓齐鸣，响声震天，全部兵马倾城而出，元军大败。朱元璋获马匹无数，这时候朱元璋的头脑非常冷静，他没有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他认为，元朝军队兵多将广，很快会再来攻城，必须设计使元军退兵，不敢再来进攻。于是，他派地方上的父老乡亲抬着酒赶着牛去犒劳元兵，并将缴获的马匹送还给元将，并且口口声声称城中全是良民百姓，因兵荒马乱，结寨自保，其目的是防盗，并不是有意和元军作对，元将信以为真，下令引兵到别的地方去了。滁州得以保住，六合解围。在六合保卫战中，朱元璋开始是勇救六合，后来又设计制止并使元军退去，初步显示出他出奇制胜、善用心计和远见卓识的军事才能。表现了他那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他那临危不惧，顾全大局的做法，赢得了全体官兵的赞许和敬佩。
元军退去之后，郭子兴非常兴奋，脑子一热，非要在滁州称王不可。朱元璋极力反对，他劝郭子兴，认为滁州是座山城，既不通船只、商贾，又无险可守，不是长久立足的地方。在此称王只能树大招风，招致元军再次来攻城，这绝对不是明智之举。郭子兴听了以后，沉思良久，最终，称王的事被暂时搁浅。
从至正十二年（1352年）七月，彭玉莹在杭州战败被俘牺牲，红巾军的反元斗争开始步入低潮。同年十一月，另一重要战将项普略在徽州被捕就义，南方红巾军节节失利。到至正十三年（1353年）年底，徐寿辉兵败，被迫率部退入黄梅山一带。王权的北琐红巾军和孟海马的南琐红巾军也于这二年相继被打垮，使北方红巾军的两翼失去屏障，风云突变，形势严峻，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被迫采取守势。
再回过头来说朱元璋，滁州虽然暂时保住了，但在不远处脱脱率领百万元军猛攻高邮，对朱元璋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张士诚拼死坚守高邮，外城仍然被元军攻破，眼看就坚持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元朝上层统治阶级矛盾激化，所以在关键的时候，脱脱的兵权被解除，高邮城外的元军失去主帅，乱成一片。张士诚看准机会，抓住时机率领大军全力出击，大获全胜。高邮一战，可以说是元朝自己打败了自己。从此，元军士气低落，一蹶不振。高邮之战是农民起义军新的起点。刘福通率领的北方红巾军也开始大举反攻，并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拥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宋，年号龙凤，都城就建在亳州（今安徽亳县）。
随着斗争形势的好转，滁州也转危为安。朱元璋想主动出击，滁州严重缺粮，而城中屯聚着大军有四万之多，如果长期如此下去，时间一长，军心肯定会变得涣散，他建议向南攻取和州（今安徽和县），让兵士到那里去，以此来解决缺粮的问题。同时，他又向郭子兴建议说：“和州不能力胜，只能智取。”朱元璋讲，从前攻民寨时，曾得庐州兵三千，今选三千勇士，椎结左祀，穿着青衣，扮作北军模样，用四头骆驼载着货物，声言是庐州兵护送北使入和州犒赏将士，再以红巾军万人潜随其后，等青衣兵骗开城门，举火为号，红巾军可乘其不备攻入城中。
郭子兴认为朱元璋的建议可行，进攻和州的问题也能得以顺利解决，因此，他采纳了朱元璋的计策，派妻弟张天佑带着青衣兵袭取和州，又命朱元璋领兵前去支援，结果一举拿下和州城，郭子兴获得捷报后，提升朱元璋为统帅和州兵马总兵官。
精妙点评：
战事中的攻守屈伸，做人办事也应当如此，因为人生的硝烟不亚于战场。你应该善于把握时机，屈伸有度，熬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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