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六计》中，有很多地方讲防守之道，其要义是不善防守，则会受人攻击。做人办事，同样也存在防守之道，例如，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恩将仇报，对给过他帮助的人加以陷害、排挤。因此，要时时把“防一手”记在心头。
丁谓与寇准同是宋真宗时代的大臣，丁谓本来出自寇准的门下，是在寇准的荐举之下，才得以步步高升的，当寇准任宰相时，以他为副宰相，他对寇准显得十分恭顺，由于曾当众给寇准擦拭胡须，遭到寇准的奚落，他便怀恨在心。由于他的权位已与寇准不相上下了，翅膀已经硬了，既然寇准不给面子，他便联合了一帮人开始了对寇准的倾陷和排挤。
他利用他的姻亲钱惟演出面对宋真宗说：“寇准与中外大臣相勾结，构成了一个人多势众的朋党；他的女婿又在太子身边为官，谁不怕他？如今朝廷大臣，三成有两成都依附于寇准。”宋真宗便根据钱惟演的建议，将寇准的宰相免去，而以丁谓为宰相。
丁谓大权在握以后，找个茬，便将寇准贬了官，发落到外地任职，而且要他远离京师开封，永无还朝的希望。其实宋真宗对寇准还是很器重的，指示丁谓将寇准安排到一个小的州去任知州，让他磨炼磨炼，可丁谓却擅改圣旨，写道：“奉圣旨任寇准为远小处知府。”有的大臣责问；“圣旨并没有说‘远’字。”丁谓威胁道：“你想擅改圣旨，包庇寇准吗？”他还倒打一耙。
于是寇准被安排到安州（今湖北安陆一带）出任知州，一个月以后再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一带），官职也降为一个小小的司马。
丁谓诚然是一个小人，但寇准也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当他权势正隆时，豪气十足，全无城府，说话不管不顾，令对方下不了台。殊不知船无一路顺，花无百日红。政治舞台上的事情本来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你在最得宠信时，你要想到你会不会有失势的一天；当你在颐指气使时，你要想到下面那些俯首贴耳的臣属当中会不会有人脱颖而出，爬到你的上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官场上的衮衮诸公，在得志时且不可得意忘形。
王安石在变法时，视吕惠卿为最得力的助手和最知心的朋友，一再向神宗皇帝推荐，并予以重用，朝中之事，无论巨细，无不同吕惠卿商量而后行，所有变法的各项内容，都是由吕惠卿拟写成文及实施细则，交付朝廷颁发推行。
但吕惠卿可不是什么正派人，他不过是投变法之机以捞取个人的好处罢了，对于这一点，一些有眼光、有远见的大臣早已洞若观火。司马光曾当面对宋神宗说：“吕惠卿可算不了什么人才，将来使王安石遭到天下人反对的，一定都是吕惠卿干的！”又说：“王安石的确是一名贤才，但他不应当信任吕惠卿。吕惠卿是一个地道的奸邪之辈，他给王安石出谋划策，王安石出面去执行，这样一来，天下之人将王安石和他都看成奸邪了。”后来，司马光被吕惠卿排挤出朝廷，司马光离京前，一连几次写信给王安石，向他指出：“吕惠卿之类的谄谀小人，现在都依附于你，想借变法为名，作为自己向上爬的资本，在你当政之时，他们对你自然百依百顺。一旦你失势，他们必然又会以出卖你而作为新的进身之阶。”
可惜这些话王安石一句也没有能够听进去，当他在被迫辞去宰相职务时，觉得几年来吕惠卿对自己如同儿子对父亲一般的忠顺，能够坚持变法政策不动摇的，莫过于吕惠卿，便大力推荐吕惠卿为副宰相。
吕惠卿果然是一个狼子野心般的人物，王安石一失势，他立刻背叛了王安石。他要取王安石的宰相之位而代之，担心王安石会重新还朝执政，便立即对王安石进行打击陷害，先是将王安石的两个弟弟罗织进一件大案之中，假以罪名，贬至偏远的外郡，接着便将罪恶之手直接伸向了王安石。
吕惠卿的手段十分恶毒。当年王安石倚他为左膀右臂时，对他无话不谈，一次在讨论一件政事时，因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便写信嘱咐吕惠卿：“这件事先不要让皇上知道。”吕惠卿很有心计地将这封信留了下来。此时便以此为把柄，将信交给了皇帝，告王安石一个欺君之罪。这是一个极大的罪名，轻则贬官削职，重则坐牢杀头，吕惠卿就是希望彻底断送王安石。
像吕惠卿这样恩将仇报的凶险小人也实在是太可怕了。在实际生活中不乏这种人，当你得势时，他恭维你、追随你，仿佛愿意为你赴汤蹈火；但同时也在暗中窥伺你、算计你，搜寻和积累着你的失言、失行，作为有朝一日打击你、陷害你的武器。公开的、明显的对手，你可以防备他，像这种以心腹、密友面目出现的对手，实在让你防不胜防。比较起来，吕惠卿还只是一个小巫，而宋神宗并没有因为吕惠卿抛出的重型炮弹而降罪于王安石。
精妙点评：
可见，“防一手”是不能丢掉的，否则就会吃很多苦头。这样可以让你占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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