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善于进攻的人，不把全部兵力用来攻打防守坚固的城池；善于防守的人，不把全部兵力用于守备敌人出击的地方。把全部兵力用来攻打防守坚固的城池，就会挫伤士兵的锐气，浪费粮食军备，因而延缓取胜的时期；把全部兵力用于防守敌人出击的地方，那样士兵就不能再分开作战，敌人就会秘密行动，偷袭我们没有设防的地方。所以说，进攻时应该攻击敌人不设防的地方，防守时也应该防守敌人所不攻打的地方。
进攻有三种战术，防守也有三种战术。这三种战术一是正兵，二是奇兵，三是伏兵。
宽广平坦的道路，战车交错，人肩相摩；出征经过这条道路，回来也经过这条道路；我军一定进攻的地方，正是敌人一定防守的地方，这就叫做正兵战术。
用大军进攻敌人的南边，用精锐部队袭击敌人的北边；用大军进攻敌人的东边，用精锐部队袭击敌人的西边，这就叫做奇兵战术。
在高山深谷之中，在盘曲绝险的险路上，埋伏军队，不敲锣，不击鼓，然后突然出现在平原上，出击敌人的心腹之处，这就叫做伏兵战术。
用正兵的战术打仗，胜败不可预料；用奇兵的战术打仗，十次战斗可以取胜五次；用伏兵的战术打仗，打十次而十次都可取胜。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用正兵所攻击的对象一定是敌人防守坚固的城池；用正兵所攻击的军队，一定是敌人的精锐军队。用奇兵所攻击的城池，不一定是敌人防守坚固的城池；用奇兵所攻击的军队，不一定是敌人的精锐军队。如果用伏兵，那么敌人就无城可守，无兵可用。
只会用正兵进攻，而不懂得用奇兵和伏兵进攻，这样的将帅就和木偶人一样。只会用正兵防守，而不懂得用奇兵和伏兵防守，这样的将帅也和木偶人一样。
现在那些做盗贼的人，有的是毁门撬锁进去行窃，有的是从没有上锁的旁门进去行窃，有的是翻墙穿洞而进去行窃。毁门撬锁而主人不觉察的，情况很少；从不上锁的旁门而入，而主人不觉察的，有一大半的比率；翻墙穿洞而入，而主人不觉察的，则是到都可见到的事。作为主人，不应当说：“只要大门关锁牢固，旁边的小门和墙上的小洞就不必忧虑了。”
用正兵的战术，就好比毁门撬锁为盗一样，成功与否不可预料；用奇兵的战术，就好比从没上锁的旁门为盗一样，大半是可以成功的；用伏兵的战术，就好比翻墙穿洞为盗一样，十次有九次可以成功的。
所谓正兵战术，像战国时秦国的函谷关（今属河南省云宝县），三国时吴国的长江、蜀国的剑阁（今属四川省剑阁县），都是其例。
我们考察古代那些善于用兵的人，他们在一次战役之中，尚且要用正兵、奇兵、伏兵三种策略来取得胜利，何况是守卫一个国家、攻打一个国家这类关系着整个天下安危的战争，难道可以用那些不懂得这三种用兵战术的人为将帅吗？
古代兵家名将，在运用“形成人而我无形”的谋略，散乱敌势、巧妙制胜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对峙官渡。袁绍派颜良等率军围攻曹部将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城，自己率军至黎阳，准备渡河。曹操欲引兵北救刘延，谋士荀攸认为，彼众我寡，北救于我不利，须使袁绍兵分才能取胜。建议曹操发兵一部至延津，佯装渡河示“欲向其后”之形，引袁绍“西而应之”之形。然后乘其兵力分散之隙，轻兵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白马可救，颜良可擒。曹操纳之。袁绍果然分兵西应，曹操便率军直取白马，被张辽、关羽斩杀了颜良，白马之围遂解。
自古以来，兵家就有“兵不厌诈”之说。更有智者，认为它是军事谋略的基本特征，也是“形成人而我无形”的基础。其中道理人人皆知。那么，因何在实际作战中总是出现对对手之诈一再“不厌”的现象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兵善用诈”使然。所以，扩展“兵不厌诈”的外延，也可以说是“兵不厌形”。因此，欲在战场上灵活自如地“形人”，首先学会“形人”之法甚为重要。否则就会“形”无度，动无制，而弄巧成拙。
“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是《孙子兵法·虚实篇》阐发的谋略思想的主题。“专”，集中，“分”，分散；意思是，我方集中兵力，敌方兵力分散到十处，我则可以十攻一，做到了以众击寡，与我当面交锋的敌人就少了。
军队作战，兵家都十分重视“分人之兵”和“按人之兵”，设法使敌露弱，再集中兵力，因敌制胜。公元231年，蜀出兵伐魏，诸葛亮率兵围攻祁山。魏明帝曹睿令司马懿带兵驻扎长安，指挥张□、费耀、戴陵、郭淮等部。司马懿命令费、戴留精兵四千防守上邦，其余人马迅速增援祁山。诸葛亮因敌用势，以一部分兵力围攻祁山，亲率主力至上邦与魏军决战。郭、费等带兵攻打诸葛亮，被打败。司马懿收兵据险不战。诸葛亮求战不得，遂采取动敌分兵之谋，佯装向祁山方向撤退，以调动魏军，尔后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司马懿见诸葛亮撤退，便尾追其后，到达卤城，张□建议驻军不动，派兵出其不意地迂回蜀军之后袭扰。司马懿不同意，仍尾追蜀军。及至逼近时，又登山扎营，不肯战。部将多次请战，司马懿无奈，命令张□进攻祁山南部的何平军，亲自从中路向蜀军进攻，诸葛亮集中兵力攻敌一部，斩杀张□，大破魏军。司马懿饮败而归。
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总是不断地积累各方面的经验，并且将这些经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而形成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常规定理。一般来说，从社会实践中总结积累的常规定理，为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进退取舍、对答应变提供着方法和指导。主动的遵循常规定理，就可以顺利地应付各种事变，取得成功。然而，有时我们反常规定理而用之，采取灵活机动的权宜办法，也会应变得体，收到良好的效果。这就是反经行权作为应变术的意义。《史记·太史公自序》曰：“诸吕为从，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于权。”
反经行权和通权达变虽然都是灵活机动的应变术，但在运用上是有区别的。通权达变是不受既定方针或成规定理所约束，而反经行权则是反常规而用之。例如，在军事上，涉水作战历来为兵家大忌，然而，汉将韩信却反经行权，引军半渡，后决水冲敌，采取特殊的诱敌半途而击的战法，打败了强大的楚、齐联军。那是汉四年十月，韩信突袭齐国的历下（山东济南西）守军获得成功，引军直逼齐国国都临淄。
齐王匆忙逃亡到高密，同时派人向项羽求救。项羽立即派大将龙且率军20万，与齐王会合，迎战韩信。于是，两军在潍河两岸摆开阵势，龙且在河东，韩信在河西。这天夜里，韩信命令部下准备了一万多条袋子，装满沙土，投进潍河上游，这样，下游河水变浅了，韩信指挥一半兵马涉水过河，去进攻楚军；龙且见状，毫不示弱，亲自率领大军迎战。双方交战不久，韩信便佯装战败，慌忙撤回河西。龙且以为汉军无能，心中大喜，急忙传令全军援河追击，想一举打败韩信。楚军大队人马刚刚冲到河心，早已埋伏在上游的汉军突然搬开沙袋，河水急流滚滚而下，卷走了大部楚军。此时韩信指挥汉军回头掩杀，龙且肖当场阵亡。留在东岸尚未渡河的楚军落荒而逃，齐王田广没来得及逃跑，便被汉军杀死。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言语对答中，反经行权的运用也是十分广泛的。所谓“正话反说”，就是这种应变策略的表现。相传楚庄王争得中原霸主地位后，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一日，心爱的马死了，庄王沮丧不已，决定为马发丧，欲以棺椁埋之，以大夫礼葬之。大臣们苦苦相谏，但庄王一点也听不进去。正在这时，突然殿门外传来号啕大哭的声音。庄王为之一惊，问是谁在哭，左右告诉说，是侍臣优孟。于是，庄王传令见优孟，问他为什么哭。优孟一边擦着脸上的眼泪，一边说：“堂堂楚国，何求不得？王所爱马，葬如大夫，薄也！请以人君礼葬之，雕玉为棺，文梓为椁，老弱负士，邻国陪泣。”优孟还没说完，群臣已鼎沸。庄王一听，沉顿良久，终于收回了成命。优孟巧妙地把要表达的真意隐含于热烈的赞词中，以“反语”道出，使庄王思而得之，受到震动。这也算是反经行权应变术的奇妙效应。
精妙点评：
用变术去应对周围的变化，是一种取胜之道。反过来讲，死守一点，就可能遭到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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