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下的成见，干扰了你的思想
很多人在为一些不值得、不应该生气的事情生气，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些事情不能被忽略，就像古代的男人看惯了缠小脚的女人，发现自己娶进门的媳妇竟是个大脚妇，大多会大光其火。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看待小脚女人的扭曲心态并不少见，但俗套的看法未必就是完全正确的，打破成见，换一个思维视角也许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心态。所谓“成见勿固守，走出来别有洞天；思路须开阔，想开了越走越宽。”
1 谁说酒肉朋友不是朋友
吸烟有害健康。没错，可国家为什么还生产香烟？因为人民群众离不开它。烟是打开世俗沟通之门的钥匙。
酒肉也一样，两个人的距离因吃吃喝喝便会拉得更近。酒肉朋友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转化为肝胆相照的朋友。
但假若一开始就抱有成见，认为酒肉朋友全都是世道之交的话，别人也会以同样虚伪的心态与你交往，转化为忠义之交的可能性就大打折扣。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吃喝玩乐，乃人生的大智慧。晚年的林语堂在被问及人生的意义时，由衷地说：“人生的意义，吃吃喝喝而已。”
传统的中国人爱将吃喝玩乐与不务正业联系在一起，其实错了，吃喝玩乐是极其务实的智慧。
蔡澜在香港与金庸等并称四大才子。
蔡澜年轻时，一日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便去找倪匡帮忙。倪匡面露难色：“太难了！金庸当《明报》是自己的性命，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你要写《明报》副刊，真是难过登天。你还是叫我请你吃饭，这比较容易办。”蔡澜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帮我，普天下恐怕也没人帮得了我也！”倪匡最怕哀求，当下便说：“让我想想办法，不过，你别太急。”犹豫了一下又说：“期诸三月，必有所成。”接下来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场合，倪匡必谈蔡澜。起初，金庸并不在意，过了一个星期，终于忍不住问：“蔡澜是谁？”倪匡心中暗喜，嘴上却说：“哎哟！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你怎能说是写稿佬？快点去买张《东方》看看吧！”过了三天，金庸见了倪匡，主动说：“你说得对，蔡澜写得不错，有多大年纪？”“四十左右吧。”这么年轻文章就写得这么好，难得难得！还不止呢。“倪匡便把蔡澜精于饮食电影、琴棋书画的事，一一告诉金庸。”莫是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下？他很忙，我替你约约看。倪匡吊了金庸三天胃口后约了蔡澜。金庸盛装赴会，一见蔡澜，态度诚恳，令蔡澜不知所措。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地畅谈，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轻声说：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倪匡一听，皱了皱眉头，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嘛……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这才勉强说了。蔡澜欣喜若狂，因为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说项前后仅两个星期而已。
金庸曾经撰文《走近蔡澜》：“蔡澜见识广博，懂得很多，人情通达而善于为人着想，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人生中各种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他女友不少，但皆接之以礼，不逾友道。男友更多，三教九流，不拘一格。他说黄色笑话更是绝顶卓越，听来只觉其十分可笑而毫不猥亵，那也是很高明的艺术了。”
蔡澜对吃很有研究，他认为，吃喝玩乐，与很多高深的哲理似乎无关，但是能够沉浸其中，也会悟出人生的境界。“愿意吃的人不会自杀，因为对生活还有迷恋。”蔡澜读了很多哲学家和大文豪的传记，他们的人生结论也只是吃吃喝喝。
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蔡澜的答案是：酒不论好坏，重要的是与好朋友一起饮；食无所求，只希望想吃什么有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说，有的时候，酒肉与朋友又是密不可分的。
2 名门重派，没有那么可怕
对方是名牌大学毕业。
对方是博士。
对方是大企业的职员。
对方仪表堂堂。
但是：对方也许是个草包，对方的气势只是纸老虎。
小人物最大的弱点是还未与大人物过招，就被大人物的来历吓得匍匐在地。臧健和是一个弱女子，但在与日方财团的谈判中却极有主见，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这成为她日后事业腾飞的一个关键。
臧健和，1945年出生于青岛市，臧健和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是泰国华侨。
以前两人同在青岛一家医院工作，丈夫是医生，她是护士。*****期间结婚，生有一双活泼可爱的女儿。1974年丈夫去泰国定居，婆家是泰国一家有名的丝绸商。
1977年11月，臧健和辞去了护士职业，带着8岁的女儿蓓蓓和4岁的女儿篷篷，千里迢迢从青岛赶往泰国与丈夫团聚。这次母女3人举家南迁，臧健和期盼的是从此能倚靠丈夫宽厚的肩膀共享天伦之乐。可到了泰国，臧健和做梦也没想到丈夫在泰国已有了妻室并生了儿子。
夫家是一个富裕的家庭，在泰国是有名的丝绸商贾。他们以为这样对臧健和来说，已经算是仁至义尽，她只要安安心心地做这个家庭的附属品就行了。泰国允许一夫多妻制，重男轻女的观念甚为强烈，女性除了嫁人，很难再有别的出路。臧健和真想大哭一场，可是欲哭无泪。她刻骨铭心的思念故乡。她不能容忍自己的自尊受到践踏和伤害，于是，她一手牵着一个女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夫家。她在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
臧健和辗转来到香港，举目无亲，而且身无分文。臧健和想，难道我就这样失魂落魄地回到故乡吗？她决定留在香港。除了一种永不低头的精神，她一无所有。很快，她就领教了捉襟见肘的生活。两个女儿有时饿坏了，只能啃自己的手指头。臧健和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再找不到工作，她只好去卖血了。她既不会英语，也不会粤语，找工作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除了卖苦力，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劳工处的工作人员问她：“你能干什么？”她小声说：“现在我已经没有权利选择工作，而是工作在挑选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说完，眼泪就在她的眼眶里打转。那位工作人员有些动容，没几天，就给她找了一份洗毛巾、洗厕所的工作。
她欢天喜地地去了。租了一间面积仅有4平方米、无窗户的小屋，作为母女3人栖身之所。初时每天打3份工，早6点半去半山为一位病妇打针，8点至下午2点半、5点至晚11点在一间酒楼洗毛巾碗筷，深夜再到电车场擦电车。那时她刚32岁，年轻又漂亮，有好心人“开导”她：香港这个社会“笑贫不笑娼”，“英雄不问出处”，某某在夜总会陪酒，一年赚了20多万，开了个快餐店，等等。臧健和有着山东女人特有的吃苦耐劳而又正直刚烈的性格，而且用她自己的话讲，“孔孟之道根深蒂固”。她横下一条心，“人活一口气”，决不走歪门邪道赚“快钱”，也决不为女儿树立个坏榜样。一天打3份工，经常累得两眼发黑。就在她最疲惫的时候，不幸却降临了。
那天，她蹲在街边洗碗。一辆运货车突然失控，将她撞倒在地。蹬车的人和她说了一些话，她一句话也没听懂，那人趁机扬长而去。回到家里，她的腰部一阵阵钻心地疼痛，甚至连床都爬不上去了。好心的邻居送她到医院检查，发现她腰骨挫裂伤，还伴有严重的糖尿病。劳工处的人员见到她的情况，主动与老板交涉工伤赔偿事宜，老板坚决不赔，蛮横地说：“大陆来的人，不是打砸抢，就是懒人。”以前的生活再苦再累，臧健和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老板的这句话一说，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臧健和想，不错，我是大陆人，我很穷，但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和我故乡的尊严。一气之下，她将老板告上了法庭，经过审理，法院判给她伤残补贴3万元，另加工资4500元。她将3万元还给了老板，老板不敢相信，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在场的两位律师忍不住劝她：“臧女士，骨气不能当面包吃，你好需要钱啊！”她的心里一酸，说：“能够讨回公道我已经很开心了，这比我的生活更重要。”
伤愈后，臧健和不能再做重体力劳动了。社会福利处的人找到她，说她可以申请公共援助金，每月可以领取足够的生活费用。在别人看来，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可臧健和却想：我才32岁就拿公援金，依附于社会，那我还怎么以身作则去教导我的女儿呢？我怎样去面对我的父老乡亲，面对嘲笑我的丈夫和婆婆？于是，她谢绝了社会福利署的救援，毅然推起木车仔，在湾仔码头做起摆卖水饺的生意。卖的商品就是她从小熟悉的家乡水饺，她把它定名为“北京水饺”。
第一天刚开业，在人来人往的湾仔码头，她第一次手忙脚乱地生着了火。8岁的大女儿帮助包水饺，4岁的小女儿帮助洗碗。这时来了5位年轻人。当第一碗饺子送到年轻人手里，小伙子发出“哇！好好吃啊”的赞叹。多少年过去了，她仍忘不了那5位年轻人，是他们帮她走上通向水饺王国的道路。从这以后，她就在湾仔码头卖水饺。
生意虽然很顺利，但最担心的是政府不给发熟食牌照，因此会时常遭到警察的扫荡。轻则罚款50～100元，重则没收所有生活生产用具，对于臧健和他们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无疑是迎头痛击。一看到警察，她们就跑。小女儿篷篷除了帮助妈妈洗碗外，还担负着替妈妈“放哨”的重任。一天，别人抱来一只小狗，小女儿篷篷欣喜若狂，爱不释手，竟忘记了自己的“警戒”任务，警察来了也没有发现。警察要没收她们的小木车。篷篷急忙跑过来，双手紧紧地抓住警察的衣角，泪流满面地说：“叔叔，不是妈妈的错！是篷篷没有看到你……”篷篷哭得声嘶力竭。看到此情此景，臧健和的心都快要碎了，她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下来。那位好心的警察眼圈也红了，便小声地说：“臧女士，你做生意吧！”说完便远去了。望着警察离去的身影，臧健和感激涕零。打那以后，她的水饺摊很少再被骚扰。
卖水饺对臧健和来说，不仅仅是养家糊口，也成了她的事业。青岛民谚说：“三辈子学吃，五辈子学穿。”这是说，出身贫寒或平常的人，需要经过三代人才能学会适应和享用美食，经过五代人才能掌握美服。孔子出身贫寒，但很快成为美食家，并运用于教育弟子，《论语·乡党》里对食品的高要求是：“食（饭食类）不厌精，脍（菜肴类）不厌细。”用现在话讲就是，原料选择上精益求精，加工工艺上尽善尽美。臧健和作为孔孟故乡的女杰，在食文化上与孔夫子有相同的灵感，同样在历尽贫寒后却成为美食家。她用的肉、菜、面都是最好的，为了做出符合顾客口味的水饺，她一遍一遍地品尝，一次次地推陈出新，有时候会浪费好多馅，有时候熬更守夜。她的宗旨很简单：给顾客吃就像在家里给亲戚朋友一样去做，让每个朋友都满意。
久而久之，一传十，十传百，卖出了名气。报纸、电台等各大小媒体争相报道。慕名前来的食客要排一个半钟头的队，才可以等到。她们的生活可以衣食无忧了，虽然很累，但很值得。湾仔码头，一个臧健和生命中悲欢交集的地方，永远地烙在了她的记忆里。渐渐地，有人买了水饺自己回家煮，她又卖起了生水饺。再渐渐地，有人来预订，小木车早已来不及供应了。臧健和找了一家店铺开起了水饺加工厂。谁能想到，这水饺生意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香港湾仔码头“北京水饺”的名气越来越响，以致成为香港的名牌产品，连当时的港督府都慕名前来求购。
从1978年起，臧健和遇上了两次事业发展的转折点。
第一次是湾仔码头进行改建时，臧健和想改变生意策略扩大经营，但那时她没有太多的资金开铺子，又觉得不扩大经营实在太可惜。刚巧香港政府要拆迁她居住的木屋，补偿了她3万多元钱。这笔资金对臧健和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使她有了扩大经营的条件。
第二次是她的表姐帮忙，介绍她到大丸百货公司推销水饺。大丸老板的女儿平常对食品十分挑剔，这一次她却一口气吃了25只水饺，并大加称赞。大丸老板十分惊奇和激动，因为她的女儿从没有吃得如此开心过。大丸老板问明饺子的来历就认识了臧健和。大丸老板是日本人，有自己的生意眼光，他知道连他嘴刁的女儿都喜欢吃的食品，在香港也一定很受欢迎。他对臧健和说出了想买饺子的意图时，臧健和实话告诉他，自己的水饺是无牌照经营。臧健和心想，情愿他现在不买我的水饺，我也不骗他，免得将来被查出事情会弄得更糟。大丸老板笑着对臧健和说，无牌是不行的，但不要紧，只要使用大丸的包装就没问题。大丸老板还对臧健和说，只要好好合作，大丸会把湾仔饺子推广到全香港，甚至推广到全日本去。
虽然这对臧健和的事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但精于心计的臧健和没有答应。她想，自己的产品怎么能用大丸的包装呢？这样一来，北京水饺不就变成了日本水饺了，那明明是中国人做的怎么能双手送给日本人呢？她心里总觉得很不舒服。假如与他合作了一段时间，水饺的制作技术全被他吸收去了，他不再与我合作，我也没有办法。还不如自己再坚持奋斗几年，等取得了牌照后再卖给他。
日本人的确够精明，答应了她的条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她讨价还价。准许臧健和用自己的包装，不过要尽快取得食品牌照，如果被人查出时要臧健和自己承担责任，而且包装盒上不可印臧健和的地址和电话及价格。这一下又惹怒了臧健和，她说：“这可不行！湾仔码头北京水饺之所以有进步，都是与顾客联系分不开的。顾客提出意见，我需要第一时间知道，好立即进行整改。如果食品盒上没有联络地址和电话，就听不到顾客的声音了。况且大丸的顾客都属高阶层，口味也可能有所不同。没有联系和沟通便无法改进水饺的质量以迎合更多顾客的口味。如有顾客投诉给大丸，再由大丸进行转告，信息接收便可能出错，因为大丸并不是做水饺的。我是无牌经营，地址可以不印，但电话一定要有，这是双方合作的原则。”至于价格，臧健和说零售价是11块，但拿到商场上出售就要12块半。在场的人都笑了，说她根本不会做生意，哪有批发价比零售价还高的？臧健和不卑不亢，列举她的理由：到超级市场上的产品要改良包装，增加成本，价钱自然要贵，否则就不合作。
经过一番解释后，大丸老板连连点头，生意终于成交了！亲戚非常吃惊：“一个在家里做水饺的家庭妇女，竟然能把精明的日本人弄得惟命是从。”臧健和认为，你不据理力争，就会被别人欺诈、被算计。
从此，臧健和的“北京水饺”风风光光地打进了香港高档的超级市场，而且一炮打响，销量甚佳，顾客的反映都非常好。与大丸老板的合作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沙田的“八佰伴百货公司”还在建地基时，公司的老板便想将整个食物部转给臧健和经营。但她自知力不从心，只答应经营一个摊子，不承想这个摊子在开张的第一天，销售额就高达4万元！现在所有香港日本人经营的超级市场都成了“北京水饺”的分销点。1985年、1987年、1989年臧健和先后开办了3家工厂，生意如同滚雪球般越做越大，固定资产多达港币4亿多元。
1991年，在香港贸发局举办的国际食品节上，湾仔码头“北京水饺”受到了中外嘉宾的一致好评，称它是一种受北方人、南方人、外国人都欢迎的国际流行口味的食品。臧健和也被誉为“水饺皇后”。
3 想富贵要求稳，瞬间发迹都是白日梦
人言“富贵险中求”，这是教唆人去送死。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去铤而走险，不是在求富贵，而是在求速死。
谁是大陆最有钱的人？不谈具有香港身份的荣智健，当数刘永好兄弟。
1951年，刘永好出生于四川新津县，小时候的家里非常贫穷，以至于在他20岁之前，竟没穿过鞋子。可是，他日日用一双脚丫板子亲近着家乡的每一寸土地。对于刘氏兄弟的发迹，以讹传讹的较多，最离奇的莫过于四兄弟齐刷刷扔掉铁饭碗了。其实，四兄弟是陆续辞掉公职的，而刘永好直到1987年才正式辞职，这正反映了他谨慎而又胆大的性格。
1988年，刘氏兄弟的良种场已颇具规模，而他们的养殖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利用科技知识，尽量降低养殖成本。一次，刘永好出差到广州，偶遇广东农民排着长龙队购买泰国正大颗粒饲料，这令他惊奇不已。他便对饲养行业做了一番实际调研。回到成都后，他向几位兄长介绍了生产猪饲料的前途。刘永好说：“四川是全国养猪大省，养猪是四川农村经济的重要来源。泰国正大的猪饲料动摇了我国落后的喂养结构，应该把目光放到更广大的市场上，去搞饲料、搞高科技全价饲料系列。”刘氏兄弟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放弃养鹌鹑而转产饲料，并作了详细的规划。刘氏兄弟将创收的人民币全部投入这个项目，并聘请30余名动物营养学专家重点攻关。1989年4月，公司自行研发的“希望牌”乳猪全价颗粒饲料问世，一下子打破了正大集团洋饲料垄断中国高档饲料市场的局面。1993年希望集团公司成立，刘永言为董事会**；刘永行为董事长；刘永美为总经理；刘永好为总裁、法人代表。希望集团的诞生给刘氏兄弟的事业发展带来无限生机。1992年，他们率先把公司变成了全国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刘永好出任总裁，开始了大兵团作战。当时希望集团书写的大字标语遍布广袤的城乡大地：“希望养猪富，希望来帮助。”刘氏兄弟喊出这样的口号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时候，刘氏兄弟踏进饲料行业专注经营了4年多，已经粗具规模。
这天，有一位朋友对刘永好讲了一番话：“1990年我叫你去海南你不去。那时候我的钱比你少很多，但现在也跟你差不了多少了。要是你去，会赚得更多。”刘永好被他的现身说法给打动了，立即派人前往海南注册了一家公司，买下了一所小房子。他甚至还为此专门到海南走了一趟。然而这个朋友觉得这样搞不够力度，就不断地给刘永好打报告，说是“假如你投入1000万，到年末时就会是4000万。”刘永好感到不解：不管怎么说，房子总得一砖一瓦盖起来吧，哪会来的这么快？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朋友不无得意地向他传授秘诀：首先去买一块地皮，然后把它卖掉，然后又是跟谁合作，再怎样怎样。总之是把100块钱买来的东西最终卖了1000块，当然就赚钱了嘛！刘永好总算明白了：嘿！这不就是“击鼓传花”么？无论这鼓敲得多响，这花传得多快，最后总是会停下来的，到时候那花落在谁手上谁就倒霉。他立即做出决定：“这事就到此为止。”公司注销了，投资的钱也撤了回来。谨慎，不贪图侥幸之财的经营之道，让刘永好避免陷入不久之后即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那场地产泡沫破灭的黑色灾难。“我们选择了放弃，因为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基础还很薄弱，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地把饲料做到行业前列，把我们的基础夯实。”刘永好这样说。
***南巡谈话后，希望集团走出四川，先后在上海、江西、安徽、云南、内蒙古等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与国有、集体、外资企业的广泛合作，迅速开拓了全国市场。1993年3月，刘永好当选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年，他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1997年，成都的房地产业刚刚完成了第一轮开发的积累，开始对已有的产品进行检点与反省，预示着房地产开发下一个高潮到来之际将进入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微利”时代。
正在此时，刘永好又一次动了涉足房地产之念。“在最高潮，大家认为最好的时候，我们反而没有做，当然，没有挣钱也没有被被套，我们抓住谷底攀升的时机，我们还要随着曲线上升。”当别人开始纷纷感到房地产这碗饭是越来越难吃了的时候，刘永好却意识到机会的存在。他认为房地产业正处在一个逐步上升的区间。刘永好在萌发房地产念头最初的日子里，更多的只是一份观望与练兵。新希望房地产公司组建。正是在这时，刘永好把新希望的房地产开发从一开始就放到了高起点、大规模的平台上。锦官新城作为新希望房地产的开山之作，一问世，首期开盘三天之内销售1.4亿，创造了成都房地产奇迹。2000年11月，民生银行上市，刘氏兄弟分别以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南方希望有限公司名义拥有民生银行股份2.03亿股，占民生银行总股的12%。2000年，美国《福布斯》评定刘永好、刘永行兄弟财产为10亿美元，列中国内地50名富豪第二位。一位赤着脚走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用他的精明踩出了一条亿万黄金路。
一个亿万富翁，他的生活该是怎样的？刘永好回答的很简单：他觉得一个人童年养成的习惯很难改变，他一直喜欢吃老三样：麻婆豆腐、辣椒和回锅肉。刘永好坦言，自己不会跳舞，也不打高尔夫球。他认为：“一个企业家应该有开拓的视野。我经常注意一些国际大老板在考虑些什么。我了解很多大人物，饲的生活都非常朴素，看到他们的生活，你就不会铺张。”“我平时的工作比较紧张，这几年‘新希望’要向国际化发展，我还要经常到国外考察。我很羡慕有些企业家朋友，可以多打打高尔夫，我的朋友经常让我爬爬山。我想也要争取以后能拿出1/3的时间来旅游、打球。”现实中许多“暴发户”的堕落与做作，这些在刘永好身上看不到。他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也不会跳舞，不会打麻将，对名牌、明星不感兴趣。刘永好身上穿的一直是价值不到100元人民币的衬衫。
刘永好心目中有一个榜样，那就是李嘉诚。刘永好认真地研究过李嘉诚。他认为李先生原来是做塑料花的，的超级巨子；又在适当的时候把握住机遇，成为港口、货柜、码头方面的巨子；又把握机会成为信息产业方面的巨子。他时时把握机会，不断调整方向进行创新，变中有稳，求得稳步发展，从而奠定了超人的地位。
求稳是一种心态，一种诱惑面前不伸手的气度，有了这种心态，不会因为一个看似绝佳的机会的丧失而垂头丧气，也不会因偶尔的失手而生气。
4 不断提速，成功离你不远了
古人说：欲速则不达。
但时下，“慢工出细活”却越来越不管用。相反，模仿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大动力。我不但要模仿你，还要超越你。微软视窗操作系统，模仿的是苹果的，《传奇》游戏模仿的是《暗黑破坏神》，郑中基摹仿的是张学友，香港的明星又模仿美国的明星。
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教材模仿甚至抄袭发达国家的教材。
如有捷径，就应该选择。
没有求快的动机，就不会产生快的结果。
艾里森是美国犹太人，俄罗斯移民的后裔，出生在1944年的曼哈顿。他的未妈妈只有19岁，作为私生子，据说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艾里森由舅舅一家抚养，在芝加哥犹太区中下阶层长大，那时贫富的差别没有现在巨大。学生时代的艾里森并没有显示出成功的素质和成绩，在学校他非常孤僻，独来独往，不过却十分注意打扮和享受。在别的孩子还是由父母来理发时，他却请专业理发师打理。
1962年艾里森高中毕业，进入艾利诺宜斯大学就读，二年级时离开了学校。商业周刊报道他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平均成绩没有达到及格水平，但他却不置可否。过了一个夏天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同时还在西北大学学习，虽然上过3个大学，最终他没有得到任何大学毕业文凭。
1966年艾里森离开家乡，来到加州的伯克莱，准备就读研究生，同时开始工作赚钱。他学习了电脑编程，主要是为IBM大型电脑开发。他并不想投身高科技，只不过想赚点生活费。那时的软件开发意味着：挂上磁带，备份数据，工作单调也没有挑战性，远不能和现在的程序员相比。
1977年，当获知精密仪器公司有一个70万美元的软件编程工作要发外承包，艾里森便鼓动两位伙伴共出资2000美元成立了软件开发实验有限公司（SDL，1982年易名为甲骨文公司）。其中，艾里森出资1200美元，占有60%的股份。他们以40万美元的低价中标，获取了今后发展的第一桶金。
手里有了些钱的艾里森已不屑于为他人做些缝缝补补的工作，他希望自己开发一种软件产片能在市场上一卖再卖。
这时候，学术气息过浓的IBM科研人员发表了一篇看似普通的论文：《R系统：数据库关系理论》。
那时人们多认为这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理论，因为根据这种理论存取数据实在太慢，没有商业价值。
然而艾里森却像鲨鱼嗅到了血腥味，他认为计算机硬件的速度是在飞速发展的，关系数据库理论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艾里森决定开发商用数据库系统Oracle，这个名字之源于他曾经承包过的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项目，意为“传神谕者”。那时，不只他有先见之明，伯克莱大学也开始开发关系数据库系统Ingres。
艾里森是那种能迅速行动的人，在他的要求下，几个月后，他们就开发了Oracle 1.0，但这只不过是个玩具，除了完成简单关系查询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们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使Oracle 1.0有用，维持公司运转费用主要靠承接一些数据库管理项目和做顾问咨询工作。
Oracle数据库的头两个用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海军情报所，他们使用完全不同的硬件和软件，这迫使Oracle采用C语言开发，以求支持所在机型。
艾理森向客户宣称Oracle能运行在所有的机器上，事实上当然不可能。但这是非常聪明的市场策略，大型公司和机构都拥有各种类型的电脑和操作系统，他们愿意购买一种能通用的数据库。
艾里森对自己的产品自卖自夸，不惜吹牛。如果用户知道他的公司总共不过5个人，相信谁也不会买他的产品的。
早期的Oracle版本无法正常地工作，程序充满了错误，用户抱怨不断。但艾里森相信较早占领大块市场份额是最主要的，“当市场已建立好，你知道百事可乐要花多少钱才能夺得可口可乐1%的市场，非常非常昂贵。”与IBM的作风大相径庭，如果用户不满意就不会推出新产品。甲骨文直到1986年的5.0版本才是基本可靠运转的系统。不过有趣的是早期的用户并不在意损失金钱和数据，即使是中央情报局，也没有不高兴，他们需要的是技术的发展，而不仅是一个产品。艾里森能为他们描述产品将能达到的美好功能，虽然现在没有，但他们愿意支付费用。
1988年甲骨文推出了6.0版本，这是当时功能最强大的产品，不过它的匆忙上市对公司简直是一场灾难。使用6.0的最初用户都遭遇了频繁死机和数据库毁坏，直到6.0.27版本，产品质量才基本稳定，这表示6.0版本经过了27次大的修改。既然这样，用户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产品呢？主要原因是如果用户选择其他厂商的产品，他们就得重写所有应用程序，这是非常巨大的工作量；所以一旦选用了某种数据库平台进行开发，你就得依赖它。
直到20世纪90年代，艾里森还将主要精力投在占领市场份额上，当跑马圈地已基本结束时，他开始着手整顿公司内部的混乱。
到1992年，甲骨文推出了极出色的Oracle 7.0版本，艾里森的销售队伍有了真正的王牌，销售额从1992年的15亿美元递增至1995年的42亿美元。
要想在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企业界找到第二个像拉里·艾里森那样狂妄，那样自大，那样目空一切的领导者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如果艾里森当时坚持把Oracle做得完美再推出的话，他早已被淹没在茫茫商海中了。他的经历正好印证了我们这个观点：欲速则达，关键是要敏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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