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想要做好管理，那么首先就要奖罚分明，公平公正。后世军事家也指出，赏罚有效程度在于是否公开、公平且及时，以及赏罚的手段是否高明。《孙子兵法》中也提到：赏罚是军队管理的重要手段。
曹操自小机灵古怪，心中常有不少创新的点子。他在赏罚这件事上，也是创立了新的赏罚形式。他将一个人的赏罚与将领的荣誉结合在一起。他深知，处于乱世之中，大家图的就是一个安稳。于是，他宣布，只要有功者，必须加大封赏力度，让每位军士都明白，只要向前冲，绝对吃不了亏。不得不说，他这样的做法在群雄并起的年代，是一种高明的收买人心手段。
当年，曹操初登铜雀台，挂袍比箭，原本是一件值得欢庆的事情，却因为曹休射中靶心而引发了一场将军之争。坐台观看的曹操非但没有因为众将的失态行为而生气，反而抓住机会，对众将军进行了合理的赏赐。按道理来说，这种比赛只是娱乐，可大家却因此失态，确实不是曹操的本意。但是，众将士争袍之事，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曹操当时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还是非比寻常的，也恰好反映了当时曹军的人才辈出。曹操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非常高兴，不仅没有冷落将军们的心，反而借机笼络了人心，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可以说，这就是曹操的高明之处。可见，曹操的机智聪明和善于把握大局的能力非同一般。
在战争过程中，经常会有人伤亡，自然也就有很多士兵贪生怕死，临阵逃脱，进攻时往后退的情况，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可是，征兵打仗，怎么能允许这样的现象发生呢？如果想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打造一支强硬的队伍。
曹操认为，严厉的惩罚手段就是执行军令的基础，是号令三军的权威所在。不管是执行军纪，或者是治理百姓，都要做到赏罚分明，分清善恶。只有这样令行禁止，指挥有度，才能稳定军心。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大封功臣，曹操下了一道《封功臣令》，里面说道：“自我起义兵讨伐叛乱之贼董卓至今，已有十九个年头，每战必胜，这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吗？这是文武百官共同献策出力的结果啊。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我还要跟文武百官一起平定天下，怎么能独占这份功劳呢？现在，我要赶紧给大家评定功劳，进行封赏。”
实际上，曹操意识到自己要想统一天下必须依靠大家的力量，所以一直想办法让大家共同努力。那么，功劳绝对不能自己独占，而要与大家分享。他这次下令封赏，也是想将功劳分下去，让真正付出的人获得该有的奖赏，以便日后更好地努力奋斗。
曹操对于此次封赏态度非常严肃，也很认真。他认为该获得封赏的，必须要让其获得应得的奖赏，绝对不亏待任何一个人。即使这个人不想接受这样的奖赏，也要想办法使其接受。
曹操远征乌桓时，田畴立了大功。曹操论功行赏时，表封田畴为亭侯，食邑五百户。然而，田畴认为自己曾逃到徐无山中避难，而没有替自己在幽州的旧主刘虞报仇，是不义的行为，所以不该享受荣誉，坚决不接受封爵。
曹操体谅田畴的心情，没有勉强他即刻接受，而是私下记住了这件事。等到曹操南征荆州回来后，他觉得若是不为田畴封官加爵，那是对不起田畴的。于是，又发布了《爵封田畴令》，内容大致是说：历经三年时间，田畴始终言词恳切，辞让封赏，而导致封赏之事搁置。可是，如果不能按照封赏原则执行，虽是成全了一个人的高尚名声，却违背了论功行赏的国家制度，那么以后很容易让这样的事情再次重演。
然而，即便是发布了这样的辞令，田畴还是坚决不接受，曹操又做了不少说服工作，效果却不佳，对方最终也没有接受这样的封赏。虽然未被接受，但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对执行论功行赏这一国家制度时，是非常严谨和认真的。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荀彧也曾对曹操的封赏进行了坚决的推辞。当时曹操封荀彧为万岁亭侯，荀彧拒绝。于是，曹操给荀彧去信说：“与荀公共事以来，您纠谬辅政，帮着举荐人才，还帮着提出计策，并进行周密谋划，付出实在是太多了。立功不必非得在战场上，希望您不要推辞。”荀彧见曹操如此恳切，只好接受了封爵。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也就是四年以后，曹操又给荀彧加封，荀彧又反复推辞多次。曹操无奈之下，只好又给荀彧写信说道：“您的计策和谋划，不仅仅是我已表奏的《请增封荀彧表》当中的那两件事而已。您前后谦让，是希望学习战国的鲁仲连先生吗？这实在不是节操上通达之圣人所看重的。您的周密谋划、安定众人，帮助我多次获得荣誉，用表奏的这两件事来报答您，您如此推辞不接受，为什么要多次谦恭推让呢？”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对待国家的封赏制度非常重视。他不仅肯定了荀彧的功劳，也批评了荀彧的过分谦让。最后，荀彧只好又接受了。而曹操也因此极大地笼络了军心，让将士们行军打仗有了盼头，从而稳固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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