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严明军纪，奖罚分明，与对手亦敌亦友，这些都是成就他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明君该具备的优点，那就是唯才是举。曹操善于广结人才，招贤纳士，无论在何处打仗，他都不忘挖掘人才。
东汉时期，朝廷选拔人才任用人才，首先要注重名节德行、家世族亲，而不是用对国家是否有利的标准来选拔的。这就造成了很多入朝为官的人员并不具备相应的才华，导致虽然这些人名气很大，却毫无政绩。
曹操看到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为了能真正让能人志士发挥自己的才干，发布了“求贤令”，重新定义了用人标准，这在当时是极其出格的事情。
《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名举所知，勿有所遗”。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的用人核心就是唯才是举。只要你有才华，在他这里就有发挥的平台。不管这个人是什么身份，在社会上品德是否存在争议，只要有才华，一律任用。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种超前的用人思想。而正是《求贤令》的出现，让很多真正有思想和能力的人涌出水面，为曹操所用。可以说，这是曹操在人才任用方面的又一次创新，说明他确实是一位善识时务、懂得变通的英雄。
这一“唯才是举”的核心理念，确实为曹操集聚了不少人才。他的很多大将，有的提拔于行伍之中（如于禁、乐进）；有的曾经效力于敌方（如荀彧、郭嘉）；有的发现于降军之中（如张辽、徐晃）。可见，他不拘小节的用人风格使他获益不少。
前面经常提到的他的谋士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最开始时在袁绍帐下效力，奈何袁绍鼠目寸光，没有及时发现郭嘉这样的人才，而且他生性优柔寡断，善于谋事却又难以做出决断，所以最终难成大事。郭嘉也看到了这一点，跟着袁绍就等于葬送了这一生的抱负。于是，郭嘉毅然决然地离开袁绍，在荀彧的推荐下，投靠曹操。曹操从未因郭嘉曾是袁绍的谋士而嫌弃他，反而加以重用。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代豪杰谋士。他多次向曹操献计，扭转局面，使战争的局势对曹军有利。然而，郭嘉不幸染病早死，使得曹操极其痛心。赤壁之战后，曹操曾满怀痛惜之情哭诉：“如果奉孝在，不至于如此大败！”可见，曹操对难得一见的人才十分重视。
曹操的“求贤令”多次发布，希望能广纳人才。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下令要求各地地方长官推荐人才，只要是能够辅佐治理国家，那么不管这人是像姜太公这样的奇人还是像陈平这样的落魄能人，都统统任用。
这样的法令自然是有很多能人响应。孔融、祢衡等有才华的人闻讯纷纷赶来，为曹操献计献策，使曹操的治理水平提高了一大截。他还下令分发“意见表”，鼓励大家多提意见，广纳良言。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十二月，曹操又发布了第二道“唯才是举”的法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其中，专门针对“有才而无德”的功利主义用人方针作了进一步详解，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即使是真正的能人志士也会有各种缺点，所以，绝不能因为“德行一般”而荒废了才能。负责人才选拔的官员在推荐人才时，应该深深地体会他的心意，使有才之士不被遗漏，这样国家的大政方针才能够顺利推行下去。
除此之外，他还特意举例说：苏秦在历史上一直被传统的儒学之士所不齿，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的家世不好，品德有些问题。但是，这种人正是当下急需的人才。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八月，曹操发布了第三道“举贤勿拘品行”的法令，继续奉行“重才能而轻出身”的用人方针。
其中，他表示，才德兼备自然是最理想的人才之选，但是战乱时期，人才可遇不可求，不能等同于和平时期的人才选拔情况，因而可以退而求其次。即便是品德稍差的人，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才能为国家效力，为什么不能任用呢？这些人在特殊时期被委以重任，更会鞠躬尽瘁，感激知遇之恩。曹操对“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委以大任，的确体现了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贯风格。
从这三道求贤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对人才的需求也是越发迫切。一方面，曹操年龄越来越大，他需要更快地、更顺利地完成统一大业。这种心情在求贤令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战乱时期，各方势力对人才都非常重视，甚至不断地争夺人才，再加上战乱造成的摧残和转移，人才越来越少。这就迫使曹操下令让所有的部属都能够睁大眼睛寻找身边的人才，推荐人才。而且，他还特别叮嘱大家去发现那些被举荐过，但因各种原因没被任用的奇才和高人。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开辟人才资源，用以满足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
当然，曹操看似毫无底线的“求贤”并非真的没有底线。他不是真的不看重个人素质和传统道德观念。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驻守兖州，任州牧，曾任命东平人毕偡为别驾。后来，张邈叛变，扣押了毕偡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等亲属。一时之间毕偡难以抉择。但是曹操好像是看透了他的心，对毕偡说：“你的老母家人被张邈扣押，你可以到张邈那边去。”
毕偡赶紧叩谢，表示自己也是迫不得已，但绝无二心。曹操听后非常感动，放他去了张邈的营地。后来，曹操战胜了张邈，活捉了毕偡，本以为毕偡必死无疑。但曹操却说：“一个孝敬父母的人，肯定会忠于他的主公的，这样的人才正是我所需要的！”
曹操不仅没有怪罪毕偡，反而让他做了鲁国国相，足以见得曹操用人还是基于人品好坏的。我们其实不难发现，曹操的“唯才是举”用人核心在现实中得到了认真地贯彻落实。一大批出身低微，甚至是一些曾经反对过曹操的人都纷纷向曹操身边聚集，成为了曹操重要的智囊团和将领。这不仅巩固了曹操的势力，而且对阻止大族地主垄断政治起到很好的效果，推动了政治发展，加快了统一北方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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