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盛与刘珍幸福地过了一辈子，晚年子孙满堂。我爷爷的爸爸就是他们家的二儿子，叫王明朝。他后来考上了镇里的学校，读书很是争气，最后在镇里工作了了，吃上了皇粮。
放垦前期，杭锦旗是抗垦的急先锋。中后期，准格尔旗却成了抗垦主力军。准格尓旗放垦一波三折，成为最后贻谷落马的原因。准格尔旗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曾拍过一部电影叫《漫瀚调》。
本文开头提到的“黑界地”主要在准格尔境内。在放垦之前，黑界地早就被开垦的七零八落，但这都是私垦。私垦中，准格尔旗各级官僚从中获利不少，有不少成为大地主，是私垦的即得利益集团。所以，放垦开始就遇到了很大阻力。这阻力不是王爷，而是准格尔旗王爷府各官僚代表人物。
这时的准格尔旗王爷叫删济密都布。删济密都布开始并不是王爷，其哥哥扎那嘎尔迪是王爷。删济密都布从小出家当喇嘛，一心念经，不问时政，不觉到了60多岁。那年，扎那嘎尔迪王爷去逝，身后没有儿子。没办法，在众人推举下，删济密都布还俗当了王爷。删济密都布本来就不是当官的料，做了王爷后又娶了几房福晋，每日寻欢作乐，对于时令政务根本不放在心上。这样，准格尔旗治理大权就落在了当时担任东协理（相当于今天的副旗长）的丹丕尔手中。
丹丕尔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出身贵族，老家就在黑界地边上。早年，他就利用职权私自放垦黑界地土地，从中获利不少，家族也沾了光。他有个堂弟叫巴图敖其尔，私刻旗印，把黑界地一片原始森林就卖给了陕西汉商开垦，结果被人告了。旗府派兵抓人，他手下卫队把人全部打跑，还把当兵头眼睛给挖了。后来，发配到黑龙江充军了。可见，丹丕尔家族在当地属地头蛇一类人物，有权有势有钱。
报垦的事报到删济密都布这后，删济密都布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佯装同意，但一天拖一天就是不报垦，实在拖不下去了，删济密都布找众人商量对策。删济密都布让丹丕尔去参加报垦会议。丹丕尔气不打一处来，说了句不去，愣把王爷顶了回去。没办法，王爷最后决定，管旗章京扎特丹巴去复这趟差。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扎特丹巴去包头垦务局代表准格尔旗参加伊克昭盟垦务工作会议。扎特丹巴是准旗管旗章京，这是个什么职务呢？就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一般是文化人干得工作。文化人鬼点子多。扎特丹巴在会上一句话不讲，会下却天天串联。他一看不报垦肯定不行，报垦少了也过了关。在会议后期，扎特丹巴说准旗放垦3000顷河套川地。一时间，高兴的垦务官员们直表扬准格尔旗体验皇上苦衷，不愧是皇亲国戚。
河套川地（现在土默特右旗将军窑子一带）原是准格尔旗领地，后来黄河改道，这块地就移到了黄河北岸，与准格尔旗土地割裂开了。这块地有五当召、小召、新召香火地1000余顷，有4座天主教堂土地300余顷，有蒙古兵丁户口地800余顷，有王爷给有功之人的赏地100余顷，有驿站地200余顷，剩下根本就没有多少土地。扎特丹巴心想，你贻谷厉害，就从这些人手里夺去吧。
贻谷看到准格尔旗如此诚恳，立即派垦务委员胡懋钺带领人马前去验收。结果去了才发现，这些地根本不是准格尔旗的，而且一部分土地大水淹的连人都进不去，根本无法耕种，气得一行人直呼上当。贻谷听了报告后，火冒三丈，立即给删济密都布去信，责令其重新报垦。
删济密都布接到信后，愁眉不展。再约来扎特丹巴商量。删济密都布说：“贻谷派人来验收河套川地，没通过。让重新报垦。” 扎特丹巴说：“我早已经两手准备，那就报黑界地。反正黑界地已经开垦了，看贻谷怎么往回收。”删济密都布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就写了个呈文给贻谷，表示收回河套川地，另报黑界地。
贻谷接到呈文后，立即回函。另报黑界地可以，但是河套川地即然已经报上来了，那就不能收回，两块地全部留在垦务局。如果不给，就派兵前来接收。
删济密都布一看贻谷来硬得了。再召众人商议。会上，扎特丹巴和丹丕尔吵了起来。扎特丹巴意思是河套川地要不要回无所谓，再把黑界地报垦就行了，贻谷满意了，肯定不会再找准格尔旗麻烦了。丹丕尔意思是强顶，你不退还河套川地，再丈量黑界地，休想。会议中，以东协理丹丕尔、梅林门肯吉亚、台吉齐密特多尔济等组成的抗垦派占了上风。删济密都布根本没有主意，只能按丹丕尔意见办。于是，王爷再此呈垦务局公函，说上次验收官员有偏见，河套川地可以耕种，黑界地就不报垦了。
贻谷接到呈文后，立即给包头垦务局去札。再派员验收河套川地。另秘派两人去察看黑界地情况，将黑界地和河套川地作一比较，看哪块更肥沃，将来就验收哪块地。包头垦务局接函后，立即派出包头垦务局垦务委员范锦铭和萨拉齐在巡检祝敏再去验勘。两个经过数月努力，写报告说，河套川地的确大部分有主，除此所剩无几，这种地要放垦麻烦事多，不如去验收黑界地。把河套川地退回准格尔旗。贻谷接到报告后批示，河套川地和黑界地全部收归垦务局，组织人去验收黑界地。
函文再次送到准格尔旗。删济密都布王爷直骂：“这王爷哪是人干的事，他妈妈的，可没有当喇嘛省心。”没主意，那就再开会。这时，经过丹丕尔私下运作。抗垦派台吉齐密特多尔济首先“开炮了”。“扎特丹巴，垦务大臣那边你领了多少银子？能不能借给我点？” 扎特丹巴被问的一头雾水：“你这是什么话。我是王爷派去的。我顶了杠子，回来你们却说便宜话。”
齐密特多尔济和扎特丹巴还有另一层关系。齐密特多尔济是准旗头等台吉恩克图鲁的侄子，扎特丹巴是恩克图鲁养子和女婿。扎特丹巴和齐密特多尔济即是堂兄堂弟，又是姐夫与小舅子。恩克图鲁去逝后，两人因为财产继承闹下了意见。这会上，就开始公报私仇了。
齐密特多尔济对扎特丹巴一番告状，丹丕尔立即附和。革去扎特丹巴管旗章京一职。删济密都布王爷被逼无奈，只好革了扎特丹巴职务。并就齐密特多尔济与扎特丹巴财产纠纷裁判，财产归齐密特多尔济。扎特丹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官也丢了，财产也丢了。
扎特丹巴越想越气不过。于是给贻谷写了一封密信。把删济密都布王爷怎么欺骗贻谷，丹丕尔怎么组织抗织抗垦，都给抖落了一清二楚。贻谷看信后，勃然大怒。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下令伊克昭盟盟长、乌审旗王爷察克都尔色楞立即恢复扎特丹巴管旗章京职务。并狠狠把删济密都布王爷在信中训斥了一番，要求将黑界地报垦文件送到归化。于此同时，贻谷记住了准格尔旗抗垦派代表丹丕尔。
丹丕尔时年70有余，长得身高马大，鹤发童颜，尺把长的银须从两鬓直落胸前。身穿紫色长袍，扎赤红腰带，蹬牛皮马靴，走路大步流星，说话声若洪钟。外人都以为他是一位得道成仙的圣人。删济密都布与丹丕尔商量，黑界地不报是不行了。把你的那部分地留下，把陕西和山西的土地报了，反正现在也汉人在耕种。丹丕尔免强同意。于是，删济密都布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向垦务大臣贻谷正式上报了同意开垦黑界地文书。
是年早春，黄河尚未解冻，贻谷派放地委员岳钟麟办理放垦事宜。岳钟麟本在郡王旗放垦。因郡王旗相邻准格尔旗，便将其调到准格尔旗放垦黑界地。岳钟麟很快组建了黑界地垦务分局，下设十里长滩东局，小石拉塔中局和府谷县的沙梁川西局，并组建了骑兵武装。
黑界地分为仁、义、礼、智、信五段，共约3000平方公里，早在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山西和陕西农民就在这里租种土地了。这些土地虽然是准格尔旗的，但行政隶属却属于山西省和陕西省，汉民归县管，不归旗管，蒙汉分治的原因。仁和义2段隶属山西省河曲县管理，计536顷16亩2分。河曲县先从马栅借走碾子湾，然后又向北延伸十里，名为“十里长探”，意思是多探了十里，现写为“十里长滩”。礼、智、信3段隶属于陕西省府谷县管理，共1031顷90亩7分8厘。府谷县沿长城的麻地沟、清水、木瓜、孤山和镇羌五个长城堡口，分别把准格尔旗租给陕西农民的土地接管起来，修了古城、哈拉寨、沙梁和塔尔坝4个城堡与集市，称为“五堡十地”。这些地在放垦前就已经私垦完毕，矛盾错综复杂，重新放垦勘丈，就受到了蒙汉群众一致强烈反对。
岳钟麟进去放垦，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屡屡受阻。放垦人员被蒙汉民众围起来，有时人身自由都无法保证。删济密都布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不知如何推进垦务工作。这时，准旗历史上有名的四奶奶站出来了，找到删济密都布说，不行，把我的那点地报垦。
这四奶奶是谁？是删济密都布侄儿媳妇。删济密都布哥哥扎那嘎尔迪当王爷时，曾帮助清朝消灭回民起义。清朝为了笼络蒙古王爷，就将皇室的两位公主下嫁给扎那嘎尔迪三子和四子当媳妇，人称三奶奶和四奶奶。可三子和四子都命不长，年少病逝。两位奶奶就守了寡。三奶奶性情温和，四奶奶性格暴烈。三奶奶守寡不久，便返回了北京。 这四奶奶却留在了准格尔旗。四奶奶在光绪年间，她父亲是和硕定郡王，她弟弟毓郎时任吏部侍郎，她还是后来宣统皇帝姑姑，她和贻谷还有亲套亲关系，拉扯起来叫贻谷表哥。
如此背景，四奶奶自然是和贻谷能说上话了。四奶奶呈书贻谷，愿意将自己柳表梁2000顷地报垦，以表准格尔旗对皇帝忠心。以推动黑界地开垦受阻。这自然让贻谷高兴得不得了。删济密都布王爷对此也表示高兴。但没想到风波还是来了。
丹丕尔领着一干人，拉着四奶奶去见删济密都布。丹丕尔说：“这2000顷地是札萨克恩赐给四奶奶的户口地，四奶奶可以收租，但不能出卖，这土地所有权还是准格尔旗的。”四奶奶说：“准格尔旗世受皇恩，现在各旗都有土地报垦，唯独准格尔旗放垦受阻。”丹丕尔说：“四奶奶既然嫁到准格尔旗，就是准格尔人，就得替蒙古人说话，现在除河套川地、黑界地外，再报垦2000亩土地，这是出卖准格尔旗利益。”门肯吉亚接着说：“出卖准格尔旗利益的人，就要斩草除根，否则贻害无穷。”这句话，可吓着了四奶奶。四奶奶回去后，立即收拾行装，去了归化垦务行辕。亲自见到贻谷，表示她收回2000顷地报垦。不收回，丹丕尔要对她下黑手。说完，匆匆回北京住娘家了。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底，岳钟麟开始丈量黑界地。号召当地住户去认领土地。消息一出，门肯吉亚领着20多个蒙汉民众就把垦务局办公场所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轮流站岗，聚众示威。一天，门肯吉亚领人冲进办公室，将办公室砸了。再到后来，门肯吉亚开始买枪买炮，组织大刀长矛，准备武装抗垦。事态越来越严重。岳钟麟通过探查，知道前台人物是门肯吉亚，实际后台是丹丕尔。
贻谷决定警告一下丹丕尔。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三，贻谷向准旗各垦务局发出告示，如果再有人抗垦，定当逮捕法办。但抗垦群众对此警告并未予理睬。六月初六，贻谷又给删济密都布写信，你那个东协理丹丕尔一直暗中阻挠抗垦，煽风点火让民众闹事，你是王爷，他怎么连你的话也不听？你这个王爷怎么当的？有没有点权威？连讽刺，带挖苦说了一通删济密都布。删济密都布回信解释了一番。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使抗垦事件火上浇油。一件事是这年5月，梅林门肯吉亚替准旗王爷府收报垦前旧税，与一敫姓人家发生冲突。事后，敫某去垦务局告门肯吉亚又增收黑税。垦务局去传唤门肯吉亚，门肯吉亚正好不在家。因话不投机，兵丁打伤了门肯吉亚妻子。另一件事，垦务局兵丁去汉民租户张三羊家收租，因主人看狗不力，双方发生争执，结果兵丁持枪将张三羊打死。这两件事，在准格尔旗激起极大民愤。
丹丕尔知道这两件事后大怒。派门肯吉亚领着30多民群众把十里长滩垦务局砸了，把账簿全部烧毁，把垦务人员全部驱出准格尔旗。冲突中，门肯吉亚将丹丕尔女婿——时任劝垦委员会委员的格什巴图捆了起来，交给丹丕尔。丹丕尔大骂格什巴图出卖旗地，是吃里扒外的野狼。他警告格什巴图，再要替垦务局卖命，一枪毙了他，宁愿让女儿守寡。
一个月过去了，门肯吉亚继续闹事，使岳钟麟放垦工作没有任何进展。岳钟麟秘密写信给贻谷，丹丕尔是放垦最大障碍，不除此人，“蒙众一日不散，垦务一日不安”。接到岳钟麟报告，贻谷决定给丹丕尔点颜色看看。贻谷立即以有病不理政事为由，革去丹丕尔职务， 摘其顶戴，并报理藩院查办。丹丕尔无官一身轻，遂从幕后走到台前，正式举起抗垦大旗。
又几个月过去了，岳钟麟想亲自会会丹丕尔。他找来丹丕尔好朋友——郡王旗东协理布仁吉尔格勒。七月初，两人来到十里长滩东局，派人给丹丕尔送去信息，要求面对面协商放垦办法。丹丕尔答应第二天来。第二天中午，丹丕尔也没有来。只派人送来一封信，称身体欠安。后双方来回以信往来。最后丹丕尔约布仁吉尔格勒前往柳林召相会，等布仁吉尔格勒去了，却没有丹丕尔人影，岳钟麟无奈离去。岳钟麟走后，丹丕尔在南坪见了布仁吉尔格勒。丹丕尔说：“岳钟麟见我是鸿门宴，想引我上勾。” 布仁吉尔格勒说：“老朋友，有我担保。只是解决放垦的事。放垦是皇上定的事，你我能违背？”丹丕尔说：“我蒙古民族世代游牧，居无定所，到了我们这一代，好不容易置下点家业，安居下来。可这点家业，与皇上比起来，与贻谷比起来，能算什么呢？他们住的金銮殿，我们还不是几座石窟石窑么。就这点财产，他们还要搜刮走，儿孙后代吃什么、喝什么？”布仁吉尔格勒说：“你那点财产给你留着，但黑界地已经报垦了，放垦势在必行。”丹丕尔说：“黑界地我们从来没有报垦，何来放垦？”布仁吉尔格勒说：“王爷报的，公文也有。”丹丕尔说：“我们的喇嘛王爷只知道念经、捻珠，红火女人，黑界地报垦他同意了吗？”布仁吉尔格勒说：“报垦的事应该和你这个协理商量一下。”丹丕尔说：“还协理什么呢？我已经让贻谷这孙子给免职了，我现在就一介平民，抗垦这个头我当定了。你转告岳钟麟，再来人放垦，我要把他脚筋割断，指头剁掉，不信让他试试看。”话谈到这个地步，布仁吉尔格勒只能起身告辞了。
会谈失败，双方彻底摊牌了。随后，放垦和抗垦双方的对抗越来越激烈，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的阵势。包头垦务局局长姚学镜不断收到岳钟麟的急电。
七月十一日，丹丕尔聚集民众70多人，怒气冲冲来到十里长滩垦务分局门前，不断鸣枪示威，寻衅骚扰。后经当地居民劝阻，才悻悻离去。
七月十二日，十里长滩东局和小石拉塔中局遭到蒙古民众数十人扔石头攻击。扬言过几日，还要来骚扰。
七月二十二日，门肯吉亚等200多人，携带土炮、长枪、手枪等前来攻打十里长滩东局。同时送来战书一封，要求见面会谈。如不见面，决一死战。
七月二十三日，门肯吉亚等100多人再攻打十里长滩东局。放垦人员怕小命不保，逃往河曲暂避。
七月二十五日，丹丕尔、门肯吉亚等100多人将十里长滩东局门窗打破，将里面文书和档案全部抢走。
面对如此情况，贻谷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一方面，贻谷在归化城印了一批安民告示，让人带到准格尔旗大肆张贴宣传，要求准格尔旗蒙汉民众认清形势，与丹丕尔划清界限，不要受其煽动，好好回家过日子。另一方面，贻谷立即给光绪皇帝上折，此折甚长，历数准格尔旗开垦事宜前前后后，折子最后大骂丹丕尔“狂悖性成，不明顺逆，愚弄贝子，钳制蒙民，视国法如弁髦，实属形同背判，若不严惩，何以昭炯戒而儆效尤？一并由奴才饬令严拿务获，归案究办，以为大干法纪者戒。”一个月后，光绪皇帝批准了贻谷奏折。
有了尚方宝剑，贻谷立即从大同续备军、口外续备军、垦务卫队、 绥远常备军中抽调骑兵，并责令准格尔旗王爷府派出部分蒙兵，浩浩荡荡进驻十里长滩，相机行事。
贻谷决定先对门肯吉亚下手。他命令大同续备军管带谭涌发，进驻准格尔旗哈拉寨一带。随后，派人打听到消息，门肯吉亚率部分抗垦人员住在羊市塔敖包沟。贻谷急令谭涌发把门肯吉亚所部层层包围起来。接着双方交火了，谭涌发以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为优势，一开始就全线出击，蒙打蒙冲。门肯吉亚依靠地形娴熟，林多山弯优势，辗转迂回，边打边撤。战斗进行了一夜，双方各有伤亡50多人。天快亮时，门肯吉亚知道白天自己优的势就会丧失，立即撤到了郡王旗阿蛮架一带。白天，官兵乘势攻入门肯吉亚家，将所有财产一抄而空。门肯吉亚解散了部众，起了个化名，在一户牧民家隐藏下来，不久悲愤而死。
打散了门肯吉亚，贻谷立即向丹丕尔下了“最后通牒”，派一名蒙古人送信到丹丕尔住地南坪村，只要解散民众，投案自首，可予以其生路。同时要求释放人质格什巴图。丹丕尔回信贻谷，你革我功名，杀我性命都可以，但你不能放垦，只要不放垦，杀我亦余愿足矣。至于格什巴图，乃我家事，于垦务无关，人质不可能释放。贻谷不死心，又让删济密都布派了一名洛奇的蒙古人前往南坪劝降。丹丕尔大骂来人，索性连洛奇也拘押起来。
贻谷隔三差五写信给丹丕尔，派说客劝降，又同时大兵压境，软硬兼施。丹丕尔说蒙古人居无定所，世代漂泊，到他这一代，好不容易创下点家业，岂料很快就要剥夺，如果拱手相让，后代儿孙岂不又要吃苦受罪？所以他全然不惧，以死相拼，对劝降的人要么拘押起来，要么打个半死送了回去。
是年秋天，贻谷决定亲自前往准格尔旗解决抗垦事宜。贻谷一行30多人直奔准格尔旗王爷府。删济密都布吓坏了，不知怎么应酬，全羊、银碗马奶酒、奶食、肉食、笙歌曼舞，只要王爷府有的，全部上来，生怕照顾不周。
酒足饭饱后，贻谷召见了准格尔旗大小蒙官。会议期间，他责问删济密都布：“王爷，作为一旗之首，你要兵有兵，要枪有枪，全旗上下无不以你马首是瞻，怎么连一个丹丕尔都不能捉拿归案？”删济密都布回道：“小小王府能养几兵几卒？那丹丕尔人多势众，这一带山大沟深，他神出鬼没，蒙兵岂是对手？”贻谷又转话说：“念你对皇上效忠，对本官支持，我就不追究这事了。这次精兵强将已到位，你派蒙兵配合，一定将丹丕尔捉拿归案。”删济密都布叩头起身。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贻谷、删济密都布带领各路官军把丹丕尔住地南坪村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同续备军管带谭涌发率队向南坪进击，当离丹丕尔住所三里多地时，突然遭到抗垦武装袭击，官兵猝不及防，退进了山坳。
第二天深夜，官军趁黑夜悄悄接进了丹丕尔住地，翻墙入院，放出了被拘押的格什巴图。突然枪声大作，丹丕尔惊醒，下炕出门一看，院内一片火海，双方接火射击。丹丕尔立即组织部下应战，但是眼看冲上来官兵越来越多。几名部下在混乱中已经战死。丹丕尔看见院子是守不住了，决定撤到山上。于是，利用熟悉地形优势，边打边撤，且战且退，双方各有伤亡数百人。
脱离战斗后，丹丕尔一行进入喇嘛洞。喇嘛洞依山傍河，只有一条小路，易守难攻。丹丕尔开始清点人数，发现次子伊登甲及家属20多人都未出来，不禁老泪纵横，大声痛哭。随后，丹丕尔等开始分析形势，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只能坚持抵抗，绝不投降，万一不行，就上山落草为寇。众人都说听丹丕尔的。丹丕尔说：“如果抗垦能够胜利，我愿倾其家财，修庙宇一座，保你们众人世代平安。”大家沉默不语。最后，众人举行了发誓仪式。“光绪三十一年，我等众人为抗拒官军放垦，在喇嘛洞结下生死之盟，苍天在上，厚土在下，黄河作证，死不足矣。”众人潸然泪下。
丹丕尔带着这些人在喇嘛洞住了下来，白天在洞里睡觉，晚上出去搞吃的，并打探消息。时值隆冬，天寒地冻，缺衣少吃，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但大家情绪高昂，誓与官兵决一死战。
官军占领了南坪，俘虏了伊登甲等28人，到处搜捕丹丕尔，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俘虏只知道丹丕尔带着十几个人从后山逃了。贻谷下令，派兵四处侦查，明查暗访，同时，通过理蕃院下令，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阿拉善旗、宁夏、察哈尔、库伦等各地将军、大臣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一经发现丹丕尔，务必捉拿归案，论功行赏。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丹丕尔音讯全无，贻谷实在坐不住了，率领随丛先行回了归化。要求删济密都布王爷和谭涌发继续留在准格尔旗查找丹丕尔。
转眼到了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九。丹丕尔派出人去寻找粮食时，被一贩牲口商人发现，立即报告了官兵。当获知丹丕尔藏于喇嘛洞情报以后，谭涌发立即带人靠近。但官兵无法进入山洞。官兵行动，被放哨的抗垦人员看得一清二楚，立即报告给了丹丕尔。丹丕尔决定趁夜突围。
晚上，后半夜开始行动。一行人趁着夜色昏暗，攀山过沟，突然一脚踩空，一块落石掉在了山下，惊醒了围困中的官兵。双方随即开始交火，丹丕尔边打边撤，官兵一路尾追。鸡叫时分，丹丕尔等撤到豹子塔的崔成寨（今准格尔旗魏家茆境内），继续抵抗。官兵硬冲数次，结果都被击退。5名兵丁试图强行突破，结果被抗垦群众结果了性命。
五更时分，官兵搭建人梯，翻越寨墙，丹丕尔立即组织应战。激战至天明，清兵有增无减，抗垦群众几乎全部战死。长子拉木甲计划背起父亲逃出院子，结果被围在外围官兵一枪毙命。此时，丹丕尔只剩一人，满身血污，长发散乱，他准备冲突出去。但是官兵已冲进了院内，将他逼在死角，上前捆绑了起来。
丹丕尔被驮在马背上，押到准格尔旗王爷府。删济密都布与丹丕尔相见，相视无语，两人老泪纵横。删济密都布问丹丕尔有何交待？丹丕尔说了句，天亡我也。
贻谷闻丹丕尔被捕，大喜，立即命令将丹丕尔押往归化受审。贻谷就丹丕尔一案上奏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朱批：“嗣后仍著妥慎办理，勿稍操切。”光绪皇帝并未同意将丹丕尔处死，只是妥当处理。但贻谷想置丹丕尔于死地，以绝后患。经过数日受审，贻谷以“煽惑阻垦，召集蒙汉众匪徒，聚集枪械，并历次开枪拒捕”等罪名，对丹丕尔进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75岁的丹丕尔在归化城被处以极刑。头颅挂在归绥城门，数日无人敢去收尸，后来被扔进了回民坟。过了段日子，删济密都布派人向贻谷要回尸体，做了颗假人头安上，请喇嘛超度，葬回了丹丕尔老家南坪梁。后来，删济密都布王爷，又送银子又送礼，托人说情，亲自出面，数次去归化见贻谷求情，将丹丕尔次子伊登甲保释。伊登甲从萨拉齐监厅回到准格尔旗，家也未回，跑到王爷府给删济密都布磕头谢恩，当场痛哭失声。
丹丕尔女婿格什巴图一直活到中华民国期间，当时60多岁他以为人们忘了这段历史，谁知道当年准格尔旗东协理那森达赖一直惦记着这事。那森达赖执掌准格尔旗政权后，一天，提着马棒冲进格什巴图家，抡起马棒，对格什巴图一顿暴打，最后将格什巴图扔入牢房，准备公审，结果由于下手太重，没几天，格什巴图就死在了狱中。
准格尔旗根据这个故事，曾拍过一部电影叫《漫瀚调》。
丹丕尔被害后。准格尔旗又报了一块白界地，叫阿吉尔玛地。但这块地与郡王旗有纠纷，而且这里汉民从康熙年间就开始耕种，情况比黑界地还要复杂，所以，直到贻谷下台也没有放垦。
从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准格尔旗放垦土地总计1500余顷，共收押荒银6万两。
对于处死丹丕尔一案，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有不同意见。认为贻谷误杀台吉。对于手下文哲珲不同意见，贻谷一直心存不满。这时恰巧发生了一件事，贻谷在核查边防用款时，发现一笔7年前的（1900年）军械修理费用，实际仅774两银子，而报账却是8475两。中间多报7701两银子，这种事在大清官场实在是小数目而已。一般人，就睁着眼闭着眼过去算了。但贻谷却认真了起来，表示要一查到底。这一查不要紧，当年办这事的原绥远城协领荣昌和原绥远城防御文哲珲却坐不住了。此时，两人也是身居一品、二品的政要大员，消息灵通，能量也大。通过各种渠道传话给贻谷，希望从领导团结的大局来讲，不要再查核此事了。越是这样，贻谷越是来劲。
逼得文哲珲没办法，竞将自己小妾送给贻谷，计划以“性贿赂”拿下贻谷。但贻谷提起裤子不认账。气得文哲珲差点没有上吊自杀。
明争暗斗中，文哲珲决定先动手。光绪三十四年，文哲珲弹劾贻谷败坏边局，误杀台吉，蒙民怨恨的奏折送到光绪案头上。不到两天，贻谷弹劾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侵吞库款奏折也送到光绪案头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垦务弹劾案。
两位大员互相指责，清廷自然重视了。光绪皇帝安排新成立的法部成立专案组，对此事进行彻查。军机大臣鹿传霖牵头，具体由樊增祥负责。樊增祥是贻谷老对头，趁机报复，给贻谷定了个“二误四罪”。光绪皇帝闻讯大怒，下令将贻谷“革职拿问，押解来京，监追治罪。”
不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辞世。贻谷在法部大牢里开始漫长等待。1909年，摄政王载沣搭好管理架构后，法部才开始审理这一大案要案。这一案件牵动民族关系，边疆开垦，情节复杂，涉案人财物事庞杂，内查外调需要大动干戈。直到1911年才定案。罪名是误杀蒙古台吉，以死罪减一等，发配新疆充军。但人还没走出直隶，辛亥革命就爆发了。1921年，北洋政府下令为贻谷平反，并予以褒奖，徐世昌总统为贻谷颁奖，赐一块“耆英望重”金字匾额。1926年，贻谷在河北易县病逝。
继贻谷之后，内蒙古西部的垦务基本上陷于停顿。清廷又派信勤、瑞良和堃岫先后督办西蒙垦务，但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清末10年间的官办垦务，在内蒙古东西部共放垦土地约为8.2万余顷。
伊克昭盟总放垦21370余顷，其中杭锦旗报垦4000余顷，达拉特旗2600余顷，准格尔旗1600余顷，郡王旗9600余顷，鄂托克旗170余顷，札萨克旗2200余顷，王爱召寺院属地1200余顷。兴师动众搜刮押荒银76万两，远远低于预期还清庚子赔款的预想。
乌兰察布盟6旗札萨克同样进行了报垦，总计7840余顷，其中四子王旗放垦约为3900顷，达尔罕旗近1000顷，茂明安旗680余顷，乌拉特三旗（前、中、后）共2260余顷。
另外，归化城土默特旗境内被开垦的驿站用地约为7900余顷。
东部察哈尔八旗及境内官私牧厂和土地，经垦务机构清理和放垦，共计45000余顷。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在光绪二十八（1902年）前的200年中，共私垦了14270顷土地。而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中国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共放垦土地35009顷，前200年每年开垦71.3顷，后30年每年开垦1166.9顷，后者是前者的15倍。这是造成鄂尔多斯生态灾难的根本原因。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腐败的满清政府倒台，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内蒙古也加入了民国政府管辖范围，改名叫绥远省。村里男人们都剪了辫子。王明朝在3岁时进入私塾学校，从“百家姓”、“千字文”学起，然后学习、背诵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诗词格律。在8岁时进入了新式公立学校，努力学习，一直名列前矛，最后考上了清华留美预科学校，他最后考取了公派留美学。
王国风在在辛亥革命后回到了国内，后来考取了军校。军校毕业后，他回到了鄂尔多斯，参加了军队剿匪工作，活捉了曾祸害这一方老百姓的土匪头子，使这一代农民安居乐业，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话说鄂尔多斯土匪，说来话长了。
过去鄂尔多斯地区小孩哭闹或不睡觉，大人总是这样说：“不要哭了，再哭杨猴小听见来呀。”现在鄂尔多斯人形容一个人油嘴滑舌骗人钱财，说这个人是“忽拉盖”。“忽拉盖”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就是土匪，陕北人也叫“刮野鬼”、“响马”，鄂尔多斯方言也称“抢头”等。
鄂尔多斯地区土匪兴起于清朝末年，猖獗于军阀混战时期，活跃于中华民国年间，覆灭于新中国建国初期。鄂尔多斯地处偏远，人口稀少，凶年灾荒不断，本来农牧民生活就民不聊生，但盘踞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土匪数量之多，危害之烈，实罄竹难书。当年，鄂尔多斯千人以上的土匪有卢占魁、杨猴小、王英等股，百人以上的有邬青云、张廷芝、高怀雄、奇玉山等股，三五成群的散匪更是多如牛毛。
臭名昭著的卢占魁是民国初年绥远地区最大的土匪头子，也是较早出现的土匪。卢占魁，绥远省丰镇厅（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轰动塞外的丰镇“小状元（张占魁）”起义。起义失败后，卢占魁跟随部队到兴和、丰镇一带巡防。中华民国三年，大同镇守使陈希义为消除异己，借口军纪涣散，将卢占魁所在的独立营官兵全部处死，卢因请假回家而幸免于难。卢占魁为给死难弟兄报仇，趁隆盛庄庙会之机，将陈希义的孙子和外甥杀死，后跑到大青山，拉起杆子落草为寇。各地股匪、亡命之徒纷纷投奔卢占魁，卢匪的队伍迅速增加到2000多人。为拢络匪首，卢匪封了“十大弟兄”，即老大卢占魁(诨号将军)、老二张德义（诨号烂头）、老三赵有禄（诨号革命）、老四喜生、老五崔永胜（诨号格尔济）、老六武耀威（诨号豁牙）、老七巴音豹（诨号阎王）、老八图森额（诨号龙图）、老九白彦公（蒙古族）、老十金占魁（回族）。这样卢匪由汉、蒙、回各族组成了民族匪帮，发展至高峰时达2万之众。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卢占魁率3000人进入准格尔旗、东胜境内抢掠。卢匪进入东胜后，对沿街商铺逐户抢劫，抢走财物，马、骡子不计其数，甚至连衣服、床被都不放过。由于东胜当时人口较少，经济贫困，没有抢“满意”的卢匪部下格尔济老五崔永胜竟然放火烧了东胜县衙。东胜县长仓皇出逃，一口气跑到包头，再也不敢回东胜办公，在包头文曲巷广生店处理政务，号称“遥治”。 抢掳后，卢占魁把格尔济老五留在东胜，并委派给其匪众300多人，负责东胜周边抢夺，原来繁华的市井变成废墟，恐怖气氛笼罩全城。1917年秋天，格尔济老五崔永胜才离开东胜，返回大青山。格尔济老五撤走后，直至1930年，东胜县才从包头迁回东胜办公。
蔡成勋就任绥远都统后，派4个团赴五原围剿卢匪。匪徒闻讯后逃经鄂尔多斯，退至陕西，再流窜四川、云南等省，卢只剩一个人。后从云南返回丰镇，再纠集起300多人，赴东北为匪。在热河省通辽（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和奉天省洮南县（今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一线活动数年，以索伦山为基地，人数一度发展到2000人以上。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时任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洮辽镇守使阚朝玺以招抚宴请的名义，将卢占魁等125名匪徒诱于辽宁黑山阚部军营，随后阚朝玺用8口铡刀铡死全部土匪，结束了卢占魁恶贯满盈的一生。其余匪徒在围剿下作鸟兽散。
杨猴小当时是内蒙古西部地区一股比较大的匪帮头子，这股匪徒约2000人，全部骑着快马，其匪出没时，在三十里外就可听到密集的马蹄声踏着大地的声音。由于是马匪，来无踪，去无影，给官府围剿带来很大困难。别的土匪杀害人质，无谓乎开枪、砍头。但杨猴小匪股却采取剥人皮、割肉帘、下油锅等惨无人道的方式杀害绑票（人质）。杨猴小骑着一匹黑色的公“走马”，马笼头是用人皮拧制而成，马铃铛下挂着一串用死人指甲盖串成的类似“项链”样式的饰物。其匪股一旦入村，围困村中妇女后，除了发泄兽欲外，还将所有妇女乳头上穿剌，挂上铃铛，让妇女们赤身裸体给他们擀面、做面吃，土匪们则在炕上侮辱取乐，给这种面取名“铃铛面”。杨猴小匪股危害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新疆、陕西、山西、北平等十余省市，各省都有其抢劫的文字记录。作为中国西北地区土匪中最狠、最变态的悍匪，杨猴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履历呢？
杨猴小原名杨耀峰，祖籍河北，其父母从河北一路乞讨到东胜，后在一家地主家做长工。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杨猴小出生在伊克昭盟东胜厅的羊场壕（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镇），因其体型瘦小，在家中排行老小，人们称其为杨猴小。由于生活困难，其8岁时由东胜送回河北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脱离父母管教后，回到村子便与村中几个“赖皮”习武，每天打架斗殴，惹事生非，横行乡里，没人敢惹。13岁时在河北加入土匪，给“大把头”端茶倒水，站岗放哨，8年后该股土匪被当地官府剿灭。杨猴小便只身逃回鄂尔多斯。回到鄂尔多斯家中，父母嫌其打架惹事，将其逐出家门。杨猴小北上萨拉齐，加入康存良、周鸿宾等匪帮，再度入匪。23岁时，从康存良处拉出10多人，自立山头，开始在萨拉齐、包头、达拉特旗、固阳一带抢劫百姓，绑票地主，残害无辜。1926年，杨猴小在萨拉齐县麦达桥村被县保安团围剿，后投靠了著名匪首王英。1928年王英被绥远都督商震收编，杨猴小在其军中先后任连长、团长、旅长。1929年，杨猴小脱离王英，复而为匪。1929年7月，窜到五原，半个月抢了1500匹马、250头驴和骡子、12万多大洋。1930年夏，窜入包头，抢劫店铺，祸害妇女无数。1930年11月，冲入武川县城，杀死军民60多人，抢掠财物折合10多万大洋。1931年秋，杨猴小被“东陵大盗”孙殿英收编，先后任旅长、师长，赴青海屯垦。结果孙殿英在宁夏被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联军击溃，史称“四马拒孙”事件，杨猴小率部脱离孙殿英，在宁夏重新落草。1932年5月，杨猴小窜入集宁县，抢劫牲畜2000多头，粮食5000多石，杀死百姓300多人。1932年6月，窜入凉城县，杀死32人，打伤58人，洗劫大洋1万多元，粮食1400多石，烟土1912两，牲畜600多头。杨猴小的残害行径，引起蒋介石高度重视，电令绥远、陕西、宁夏三省合击杨匪。
1935年，杨猴小率匪窜入定边、安边抢劫。这次抢劫被驻守榆林的国军22军86师师长井岳秀得知，随即派出第256旅旅长高双成剿匪。高双成在定边痛击杨猴小匪帮，杨猴小部伤亡惨重，掉头东逃。2月19日，窜入靖边县九里滩，分散在井洼滩、小河畔、庞家湾等村庄，傍晚，被尾追而来的256旅官兵包围。杨猴小在小河畔村率众突围，妄图从坝头涉河北入内蒙古，到芦河畔又遭伏击，旋返庞家湾，沿芦河向杨桥畔方向逃窜。在小沙湾一带，杨猴小腹部中弹，流血不止，杨妻将他抱上马继续奔逃。2月20日凌晨，杨猴小在杨桥畔龙眼村一命呜呼。杨妻将尸体绑于马背上向东逃去。杨死后，群众编民歌唱道：“正月初三天炮响，杨猴小死在龙眼上……”
杨猴小在鄂尔多斯地区活动有书面记载的有三次。1930年，杨猴小回到东胜，招走100多名青年加入土匪。1933年，杨猴小窜入杭锦旗抢劫，与旗保安团发生武装冲突。土匪死伤10人，官兵有5人战死。1933年8月6日，杨猴小在萨拉齐县的达尔沟被绥远407团包围，激战中，杨腹部受伤，肠子也流出一截。杨用手把肠子填回肚里，叫部下抬着退出战斗直逃到东胜的柴登壕。他因伤口化脓严重感染经常处于昏迷状态，手下人既不暴露其身份，又不敢到医院诊治，只能花大钱请来一个医生，用手枪逼着医生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开刀做了手术，保住了性命。
活跃在达拉特旗一带有一股著名的土匪叫王英。这个人是个墙头草，随风倒。王英，河套地区有名的大地主王同春的三儿子。王英1895年生于绥远省五原县，外号“三没底据”，意思是有点愣。他先后投靠、被招抚于马福祥、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蒋介石、张学良、吉鸿昌、梅津美治郎（日本人）、德穆楚克栋鲁普（徳王）、傅作义等。王英信奉有奶便是娘，只要你给军饷，我就认你。不给军饷，就倒向另一头。其手下匪众有2000余人，5个旅，10个团，是绥远地区有名地头蛇。绥远的所有土匪、哥老会头目都拜其为首，连杨猴小都只是其手下连长。王英公开倒卖烟土，是绥远地区最大的鸦片交易集团。1950年在北京肃反运动中被抓，后被判处死刑，11月4日，在北京被枪决，终年55岁。
王英在鄂尔多斯主要活动在达拉特旗一带，其对普通老百姓不进行抢劫，主要是给地主、牧主等大户实行摊派。有文字记载的就是王英和准格尔旗王爷那森达赖在准旗打的那一仗。1927年10月，晋系军阀（阎锡山）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打起来了，当时王英投靠的是张作霖，所以，张作霖命令王英进攻河曲、偏关等地。王英既不想打阎锡山，也不想惹张作霖，就想出一计。王英给张作霖回电，进攻河曲和偏关，须经过准格尔旗，准格尔旗王爷那森达赖不让通过。王英又给阎锡山去电，奉军打算联合那森达赖进犯山西。张作霖给王英回电，那森达赖不让从其地盘上过进攻山西，以敌论之。阎锡山给王英回电，派炮兵支持王英消灭那森达赖。这样，王英就获得的奉系和晋系两方军阀支持，公然进攻准格尔旗，以借机发财。随后，王英率领6个团（1500人）准备过黄河，那森达赖立即派王府卫队进行阻击。双方在黄河边激战三天三夜，各有伤亡，那森达赖退至杨家湾。王英随后涉冰过了黄河，但受到那森达赖偷袭。随后，王英下令官兵，浩浩荡荡杀向准格尔旗，占领沙圪堵、杨家湾、纳林等准旗境内的重镇，见到金银财宝、大烟膏就进行抢劫。战斗整整打了半个多月，老百姓编顺口溜说：兵匪争霸动刀枪，可怜百姓遭祸殃。先死鞑子后死兵，死了那森死王英。
另一股有名的土匪叫邬青云（又名邬四儿）。绥远米仓（今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邬青云匪帮有400多人，亦兵亦匪，活动地点在萨拉齐县、包头、五原一带。1935年，邬青云先在鄂尔多斯地区骚扰，后在郡王旗抢劫了几户人家。然后，渡过乌兰木伦河窜入陕西省神木县。1935年1月19日，被驻守榆林的国军22军86师师长井岳秀围剿，邬青云等200多兵匪投降，被收编为骑兵营，派驻葭县通秦寨。同年，在陕北进攻红军，逼死黄云爱等3名烈士。抗日战争期间，任伊克昭盟南部游击司令部第2支队支队长。1939年投降日伪，任伪绥西自治联军第2师师长。1940年反正，重回国民党军，任绥西第二游击区游击第3师少将师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绥远省保安骑兵旅伊克昭盟警备6旅旅长。1948年12月2日，接管解放后的包头城。1949年9月19日参加绥远起义，任解放军第37骑兵旅副旅长，后在抗美援朝中牺牲。
活跃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土匪还有“一龙一虎四座山”，即“一虎”陈得胜（号虎臣，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人），“一龙”张耀（号飞龙），“四座山”分别是小金子（号宝山，伊克昭盟达拉特旗人），戴海源（号茂山，萨拉齐县人），郭秃子（号金山，陕西人），徐文标（号松山）。除此之外，还有苏雨生、赵有禄、刘喇嘛、周鸿宾、康存良、高硕秀、张大双喜、赵半吊子、二麻烦、五明罗、黑侉子、高二等等。
过去鄂尔多斯（伊克昭盟）穷，小股土匪一般看不下到鄂尔多斯抢劫，一方面各旗王爷都有卫队，二来地主等大户人家都有民团，剩下的穷苦百姓日子过得连“土匪”都不如。所以，小股土匪主要活动地点在富庶的呼和浩特、察素齐、托克托、包头、萨拉齐、五原、达拉特旗沿河、宁夏一线等地区，但只有两种情况就会越河进入鄂尔多斯。一种情况是从绥西要去陕北抢劫，必然路过鄂尔多斯，多多少少要打闹些吃喝，要骚扰一番。另一种情况就是遇到了剿匪。绥远、包头等驻军官兵一剿匪，土匪就开始往鄂尔多斯躲藏，鄂尔多斯就遭殃了。所以，鄂尔多斯人当时遇到土匪总这样抱怨：这俩天萨托二县是又剿匪的了哇，成天剿匪，要剿你就剿灭了，把你爷爷们追过黄河往死“苦害”（鄂尔多斯方言）人了。
1949年以后，在鄂尔多斯只剩下两股土匪，一股是原国民党36军的残兵败将组成的张廷芝、张世华、雷聚奇、宗文耀匪部，700多人。一股是原国民党乌审旗警备司令部组成的奇玉山、贺永禄匪部，约500多人。这两股土匪在伊克昭军区围剿下，经过乌审旗王爷府战斗、乌审旗的呼拉呼梁战斗、鄂托克旗黑圪瘩战役、早稍战斗、陶利滩战斗等，主要骨干全部被抓，小部分土匪逃散。1951年3月，奇玉山、奇全喜、贺永禄、小巴图、张世华、宗文耀、高怀雄、解生荣、奇孟克等31人被枪决。张廷芝等被送交绥远省枪决。
鄂尔多斯地区参加土匪的人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当兵的，当时军阀混战，许多部队打败后，没有军饷来源，集体落草为寇。老百姓称为“过大兵”，部队战败后，退伍开小差的、四野流散的、就地为匪的，枪械抛弃、买卖的比比皆是，这时为非作歹的人捡起枪、拉伙几个人就可以当土匪。一类是走西口上来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光棍汉，二十多岁血脉贲张，没有正当职业，租种别人的土地又嫌累，所以，只要有人鼓动，就加入土匪。而且这些人，和鄂尔多斯地区没有乡土认同感，干起土匪行当，心狠手辣，为了“一夜暴富”的梦想，纷纷入匪。
土匪横行，当时政权为什么不剿匪呢？一组数据就可以看懂，当时绥远西部公务人员、警察、驻军加起来也就是2万人，而土匪却有20万之众，从人数来看，剿匪只能是局部剿匪。我们今天还说，“萨托二县出土匪”，原因就是独特的地理环境，萨托二县靠着大青山、乌拉山，进山可躲，出山是广阔的平原，这给机动的土匪带来极大生存空间，而给剿匪却带来重重困难。再就是萨拉齐县治理面积太广，东起绥远城，西至乌拉特，数千里地都归萨拉齐管，遇到盗匪，消息传到县城，十天半月就过去了，剿匪几无可能。再就是政权积弱，萨拉齐县、武川县、托克托县、集宁县、东胜县等县政府都被土匪追得不能正常办公，1923年，托克托县县长都被土匪掳走绑票。土匪进城，县长率领从员先逃之夭夭，岂能谈到保护老百姓免受土匪之害。绥远土匪胆大妄为，洋人都敢抢，比利时神父苏伦被土匪枪杀。军阀也敢抢，冯玉祥运枪的部队经过绥远时被抢了2000条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兵匪不分。今天是土匪，明天一招安，摇身一变，竟然成了治理一方的大员。普通老百姓惊得目瞪口呆。
我们一般人想像，加上电视剧引导，概念里土匪抢劫主要是拦路抢劫。其实这是大错特错，土匪一般不拦路抢劫，只有万不得己，生存不了，才会拦路抢劫一两次。因为一条路老有土匪出没，谁还走这条路呢？土匪不就等于自断财路。为匪抢劫手段有六种，第一种是打家劫舍，也叫吃大户，派探子探清楚谁家有钱，直接冲进去打劫。第二种是绑票，也叫牵肥。因为有钱人会把钱埋起来，你找不到。土匪就把财主绑走，让拿钱来赎。第三种是摊派，以军饷名义直接摊派下去，前面说的王英就是这种。第四种是砸窑，根据防卫程度分为软窑和硬窑，就是冲进城，挨家挨户搜刮，见到什么抢什么。第五种是遮荫，就是今天说的收保护费。百姓交了钱，这片地就归这股土匪罩着。第六种是丢条子，也叫捎片子。利用土匪的恶名和淫威，给打劫对象写信，指定时间、地点和钱数，如不送来，则采取非法手段加害于人。
鄂尔多斯土匪还有一条重要财源，就是鸦片（洋烟）。除了抢劫鸦片之外。土匪们还自己开发土地，在深山野岭自己种洋烟，几亩、几十亩不等。土匪们还包庇良民种烟，普通百姓惧于土匪淫威，只能在良田里偷偷帮土匪种烟。再就是倒卖，也就是类似于现在贩毒，他们在重要道路上设卡，不抢劫，从来往商人那里买鸦片，然后再贩卖出去，从中牟利。
看过《智取威虎山》电影的人都知道，土匪有黑话，鄂尔多斯地区土匪也有黑话。杆子，土匪团伙。秧儿，肉票。分项，分赃。跳子，官兵。出摊子，外出抢劫。踩盘子，事先侦查。开锥，强奸妇女。漫踪，把行走的踪迹搞乱。顶棚子，帽子。打棒槌，为兄弟报仇。擦勒，处死外人。抠勒，处死土匪自己人。贴金，受伤等等。土匪之间，不称呼名字，只呼姓，大多数都有外号。土匪之间除了老大外，互相不打听来历。
现在鄂尔多斯人要了解过去的土匪，那就听听流传下来的歌曲。如《土匪歌》“一等人，当老大，银圆尽花。二等人，挎盒子，紧贴老大。三等人，夯步枪，南战北杀。四等人，当说客，两边都装。五等人，当牛马，苦海民家。六等人，当窝主，提心害怕。七等人，看排尾，眼都熬瞎。”还有，《王英打那森》“大纳林，小纳林，沙蒿塔子西大城。正月元宵闹花灯，那森达赖遇王英，为抢杨家湾，两家起纠纷，没说红黑开了火，炮火连天打的凶。”一首陕北民歌也唱“十月里来天气寒，杨猴小的队伍下了山，追的老百姓钻老山，咱们红军来到了，人人都喜欢。”鄂尔多斯民歌也唱“杨猴小土匪张廷芝兵，陕甘宁蒙的两个灾星。土匪烧杀抢掠不眨眼，民团的摊派没个完。”再就是今天还在传唱的二人台《刮野鬼》，“大青山下一不溜溜灰，什么人留下刮野鬼。你刮野鬼你受罪，这一回野鬼没刮对……”这首歌歌词有很多，各种版本。
1951年夏以后，土匪在鄂尔多斯大地上彻底绝迹，留下的只是人们茶余饭后聊天的故事。
后来在革命起义后，王国风跟随起义部队到了大山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国风在大山里积极给士兵们讲述苏联的革命历史、讲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通过血与火的淬炼，最后成为了著名将领，成为了开国元勋。
王国风在抗日战争期间回到了家乡，组织队伍进行抗日斗争。他们进行游击战，多次沉重打击了日寇，与友军马占山部联合抗日。为之叹惜的是1941年日军侵入王爱召，珍宝被洗劫一空，放火焚烧了王爱召。致使辉宏壮观的王爱召变成废墟。1941年阴历正月十四日，侵略包头地区的日寇小岛部队出动80辆卡车的步兵，在坦克车、装甲车、飞机的掩护下，从银匠窑子过黄河，经三分子、邬家圪堵、东二柜来到西社村。驻守在大树湾一带的伪蒙古军第四师，接到日本军行营司令部的命令，由师长包贵廷、参谋长乌力吉敖其尔指挥，也从大树湾倾巢出动到了西社，与日寇会合作战。日寇和伪蒙古军到了西社后，在西社、刘大营子、三座茅庵等地架起了大炮。上午10时左右，天上，侵略军的飞机轮番轰炸王爱召和召周围；地上，是大炮齐轰。召周围住的老百姓当时有六七十户，前来观看每年正月十四五举行的"跳鬼"活动的群众，凡能走动的都向南逃到沙梁里躲起来，国民党部队一直抗击到天黑，日寇和伪蒙古军也没有攻下王爱召。夜里，国民党部队看到，坚守是不可能的，只好乘夜色向南悄悄地主动撤退了。正月十五早上，日寇杀气腾腾地开进了王爱召。伪蒙古军四师十团驻扎在西社；十一团驻扎在五福社；十二团驻扎在小淖，并把召周围没走的百姓，召里的喇嘛赶离王爱召，不许他们靠近。日寇侵入王爱召后，动用随来的80多辆大卡车，不分昼夜地抢运召里明、清两代300多年来积存的文物珍宝。敌人首先窃走了正殿内银制的前额镶宝珠的释迦牟尼佛像的头，接着抢走了召里的大小金银佛像和其它陈设品、珍贵的文物、成套的经卷、地毯、壁毯、坟塔。还将召上特制的风磨铜召顶，能盛23担水的大红铜锅等都抢走。日寇的汽车载着召里的文物、珠宝，经五福社、新城、东磴口过河运往包头。当时驻扎在五福社的伪蒙古军四师十一团二连三排七班长云特并太，亲眼看到车上装着王爱召里的银制镀金马鞍和弓箭，烫金木刻经皮的成套经本、成捆的地毯、壁毯和贵重文物。正月十七日晚，王爱召里的珍宝全部被抢空后，日寇把国民党八十六师堆放在召里的一垛干草抱进喇嘛房，在召上浇了汽油。正月十八日早上4时多，敌人开始烧召，同时把召周围的民房也全部点着，王爱召里外及召周围的村庄被烧成一片火海。正月十八日太阳露头时，日寇开始撤退。投靠了侵略军的陈炳义赶来为侵略者帮凶，把王爱召周围的群众、牛羊全部赶上，向北去归顺日本侵略者。赶着牛羊的群众走到德胜太九坝泉子时太阳已落，一些不愿投靠日寇的群众趁天黑逃走，未被赶到河东。退走的日寇又怕王爱召被群众扑灭大火，再次返回到离召不远的红柳敖包，架起大炮又向着已成火海的王爱召轰击，直到太阳落时才撤走。
就这样，王爱召经过四百年岁月的洗礼，恢宏壮观的王爱召受到重创，与废墟无异，1000余名喇嘛含泪离开王爱召，王爱召的香火鼎盛从此不再。历经明、清两代历史的王爱召完全毁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自成吉思汗逝世后，为祭祀方便，建立了象征成吉思汗陵寝的八白室(八座白色的毡帐) ，随着蒙古族政治中心的变动，辗转大漠南北。明正统年间，鄂尔多斯蒙古部进驻河套，遂将成吉思汗生前所用器物及灵柩等移至今达拉特旗之王爱召，以受四时之祭。清初，才迁至如今的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并留下500户"达尔扈特"人守护。
鄂尔多斯王公贵族和当地蒙古族，对王爱召的热爱并不仅因为它的香火鼎盛及寺院规模的宏大，更因为这里曾经暂时安放过成吉思汗陵寝。
现如今，这座具有历史沉淀的召庙已被当地政府和社会的有识之士所重视，重建召庙的巨大工程筹划已经启动，据知情者说，王爱召恢复重建已经列入鄂尔多斯当地规划范围，有幸看到了王爱召复建规划图，参观了施工工地现场，相信不久的将来，复建后的王爱召将会以崭新的姿态再现鄂尔多斯高原！王爱召被毁之后，喇嘛曹德纳木化“布施”筹资在王爱召遗址西侧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新建了一座规模较小的寺庙，将本旗塔并召的法器用具移至这座小庙中，继续进行宗教活动。可惜特殊时期被毁。现仅有王爱召遗址“卧龙土岗”留存着一个小仓房，原班弟子喇嘛洛布森津巴对本门宗教矢志不移，还继续在这间小仓房中念经理佛，潜心修道。明朝廷赐名“广慧寺”，又名伊克召（大庙），因其属于鄂尔多斯济农及郡王（额林臣济农于清顺治六年被赐封为扎萨克多罗郡王，以后各位济农亦有此封号）的召，而蒙语“的”的发音近似于“爱”的发音，人们便习惯地称之为王爱召。
王国风后来跟随大青山游击队抗击日本鬼子。大青山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沟通华北和西北的重要纽带。在绥远敌占区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可以威慑沿平绥铁路控制集宁、归绥、包头等城镇的日本侵略者，打击乡村中的小股日伪军，团结蒙汉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对于阻止日本侵略军进犯大西北，保卫抗日大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打通与苏联、蒙古的国际秘密交通线，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加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青山支队组成后，在山西五寨举行了挺进敌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誓师大会。1938年7月29日，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四支队和总动委会干部队总计2300多人，踏上了挺进大青山的征途。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有力地牵制和粉碎了日本侵略军南渡黄河，经过伊克昭盟进攻延安，西进河套，直取宁夏、甘肃，以形成对陕甘宁边区包围的战略企图，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交付的任务，同时为打通中共中央与苏联、蒙古的国际秘密交通线提供了便利。为抗战胜利后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可以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使绥远人民的抗日斗争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个通往胜利的新阶段。巍峨的大青山，成为了整个绥蒙地区抗战的中心、依托和希望，如坚固的长城保卫着抗日的大西北。
曾记得2018年8月，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80周年之际，大青山革命老区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参与根据地创建的朱德、李井泉、姚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人，他们中大多已是六七十岁的长者，却不顾年高体弱，攀爬涉水，重走父辈路，这就是红色基因代代传承的最好诠释。
青山不老，风范永存！
曾经的红色桥头堡岿然不动，永远守卫在祖国的正北方！
王国风回到家乡后带领战友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家乡一直参与剿匪，通过武力镇压、宣讲政策，使得土匪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条件，使得土匪土崩瓦解，最终彻底铲除了这里的匪患，把这些大小土匪都处决了，使家乡的老百姓终于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生活。他跟随部队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履立奇功，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建国后被授予军衔，为王氏家族争了光。他的剿匪、革命故事代代相传，成为了后辈眼中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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