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南京条约》有中英文两个文本，但是，两个文本都是英国人包办的。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基本等于木偶，一切由英国人做主。所以，条款具体内容，中方谈判代表也好，钦差大臣耆英和伊里布也好，都不甚了了，也无意深究。对他们来说，这个谈判最大的意义，就是赶紧打发英国人上路。
然而，条约落下来的时候，麻烦来了。头一个，就是英国人入城的问题。按《南京条约》中关于五口通商的条款，英国商人和家眷在港口居住，而领事在城邑居住。这是中文版的说法，但按英文版，则无论外交官和商人，都可以在城里居住。根本就不知外交谈判和签订条约为何事的清朝大员们不知道，按国际惯例，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则中英两种文本，都可以作为条约履行的依据。但即使按中文文本，外国人进城，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朝廷却根本不想让洋人进城，朝廷不想，通商的五口的官绅更不想。
中国的城市和西方的城市不一样。
西方近代的城市，是在中世纪夹缝里成长起来的，主要是商埠，工商业的基地。在中世纪的时候，虽然也有城池，有城墙，但进入近代之后，就逐渐向今天的城市靠拢，成为按照居民、工业和商业网络发展的居民区。但是，中国的城市，基本上还是城池，主要是政治中心，是官府所在地。商业和居民需求，是居于次位的。只有一些在商路上自己发展起来的城市，才是以商业为主的，比如历史上所谓的四大镇。但是，这样的城市不多。很多看起来很商业化的城市，比如广州、天津、苏州，其实都是政经合一的，行政部分仍居主导地位。有的著名商埠，比如武汉，其实是政商分开的，三镇之中，武昌是政治中心，汉口才是真正的商埠。
在那个时候，西方很多的城市已经开始进入现代社会。上下水道的修建，使得城市卫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中国的城市却从中古时期有下水道的城市后退，城市的排泄物基本要靠周边的农民进城搬运。江南的一些城市状况好得多，因为农民对于肥料很看重，搬运比较及时。但是其他一些地方，则要差得多，不是直接排在河道里，就是在街上随地方便。说句良心话，当年来华的西方人，其实一百个不愿意进到中国有行政中心，有城墙的城里居住。他们宁愿选择城外，找块干净的地方自建居住区。在鸦片战争前，来广州的西方商人住的夷馆，就是这样的所在。实际上，负责照料西方商人的十三行商人，并没有能像官府要求的那样，把洋人禁锢在夷馆里，但这些洋人除了某些特别好奇的人之外，并没有心情进城。
《南京条约》文本然而，鸦片战争过后，确定通商的五个口岸，却对外国人进城，有着莫名的恐惧。这恐惧，主要来自官绅，尤其是地方官。其实，当初清朝设计的十三行体制，就是为了分隔中国官方和西方商人，不让他们直接联系。在天朝朝贡体系中，中国官方能见的外国人，仅限于朝贡者，如果不是朝贡的，那就只能由十三行的商人代为接触。从某种意义上说，官员不见外国人，是出于维持礼制的需要。而这个礼制，则是天朝上下最看重的东西，关乎朝廷的命运。如果说，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清朝皇帝来说，不肯接受西方公使驻京，骨子里就是不想让西方人进北京。那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通商的五口，尤其是广州和福州的地方官，则是不想让西方人进城。
一个不想进，一个不想让进，岂不正好？然而，鸦片战争过后，中英之间的矛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却集中在进城上。英国人要进，而中国方面不想让进。争端，主要发生在广州。
《南京条约》已经签了，清朝官方也知道，即使按中文文本，不让人家进城，也是没道理的。但是，当初之所以签这个条约，在朝堂而言，不过是权宜之计。明面上说好的事，可以通过暗中捣乱，让它作废。这样的如意算盘，在条约签订之后，朝野上下都在打。广州的算盘打得最为娴熟。充当算盘珠的，就是广州的绅民。
其实，中国人用不着如此的紧张，英国人要进城，是象征性的。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履行条约的规定，但骨子里，则是为了打破中国人的天下图景。你越是害怕我进来，我越是要进来。一旦进城问题上没障碍了，他们倒是乐意在城外住。五口之中，广州抗阻最烈，反过来，英国人也就偏要进广州。双方来回拉锯，历经15年，凡三任两广总督，耆英、徐广缙和叶名琛。英国那边也经历了三任驻华公使，璞鼎查、德庇时和文翰。其中，耆英态度最为软化，对英国人的入城要求，原则性同意，只是他说服不了广州其他的官员，而且压不住士绅的鼓噪。至于另外两位两广总督，则受到英国人没有强硬入城的鼓舞，认为抗阻有可能成功，特别是在依靠“民意”的抗阻大见成效的情形下，抗拒英国人入城的意愿颇为坚决，甚至比远在北京的皇帝还坚决。
广州地方官抗拒英国人入城的法宝，就是“民意”。而在这15年间，广州地方官绅，也的确动员起了颇有声势的民意，抗阻英国人入城。在三元里抗英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社学，再一次发挥出巨大的能量，接二连三，四处张贴揭帖，集合团练，聚众抗议，殴打据说有意妥协的广州知府刘浔等等。每次中英交涉，中方态度强硬的背后，都有民意的鼓噪。而中方也知道，如果按条约规定，不让人家进城，自己理亏，只能每每以“民意未协”，作为搪塞英国人的借口。
广州如此的民意和民气，背后当然有三元里抗英的因素。在当地士绅看来，当初英国人是因为怕中国百姓，才撤出广州四方炮台的。同时，民众对陌生人的恐惧感，也成了动员的最好武器。所有的揭帖文告，基本上都是一个调子，说英国人长得跟我们不一样，非我族类，类同禽兽。所以，如果放他们进城，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烧杀抢掠不在话下，甚至可能进城胡乱征税。显然，这样的胡话，那些曾经跟洋人打过交道的人，根本不会相信，但问题是，毕竟没有跟洋人接触过的人还是多数。以讹传讹，带着恐慌的心理，特别传得远，尤其是这样的谎言，出自百姓所信任的士绅之口时。
反过来，如果单纯是官府抗阻，那么英国方面很可能会很轻易地发动武力打击，香港的驻军就足够了，以当时广州的清军，根本无力抵挡。但是，当这个抗阻来自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之时，英国人多少还是会有些心理负担的。毕竟，没有多少人乐意承担屠杀民众的名声。不过，英国人拖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武力入城，是他们还想看看，有没有机会，不动武，也能如愿，来一个根本性的解决。
南京条约的签订，在英国人看来，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中国大门从此打开了。英国的工业品，进入中国不再会有大的阻碍。有些乐观的英国人欢呼，如果四万万中国人每人需要一件睡衣，那么英国兰开夏的工厂将来不及生产了。一些性急的商人，甚至把钢琴、刀叉都运到了中国。然而，事情并没有如英国人的愿，除了上海情况稍好之外，通商的五口，实际开放的程度都不如人意。中西之间的贸易，主角还是鸦片。显然，英国人打开中国的大门，并不是为了贩***。不消说，他们逐渐明白了，中国的大门，其实还没真正打开。五口通商背后，依然存在中国来自官方策动士绅的暗中抵抗。所谓广州入城问题的喧闹，背后就有地方官的背景。已经掌控中国情报的英国人，对此十分清楚。进一步让中国开门，是通过交涉呢，还是武力，多大规模的武力，这个需要斟酌。
由于这期间发生了太平天国革命，一时间，清王朝风雨飘摇，遍地狼烟，大有被取代之势。所以，洋人需要观察一段，看看到底跟谁打交道。所以，广州的事情，就这样拖下来了。拖得中国人心花怒放，以为是自己的胜利。徐广缙和叶名琛还因此得了爵位。但是，清朝皇帝不知道，这个拖的背后，其实是更大的危险。如果早点让人家进城，打开和平交涉之门，后来的英法联军入京的灾难，兴许就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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