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的谈判，大约是由于中国人屈服得过于干脆，对条件答应得过于爽快，让盎格鲁-撒克逊人，大大低估了抵制开门的决心。以为只要条约一签，中国的大门就算打开了，万事大吉。一个有差不多四亿人口的市场被打开，英国资本家一时间陷入狂喜之中。在他们的想象中，哪怕中国人一人需要一顶睡帽，那么倾英格兰所有工厂都供应不及。签订了南京条约的英国人也许没有料到，向来契约意识淡薄的中国人，签了条约，也未必真的想遵守，即使明面上遵守，但私下里也可以不遵守。阳奉阴违，在弱势的情况下，从来都不是一种失德的行为。
所以，尽管赔款的事情，落实得比较干脆，但五口通商，却乏善可陈。除了在上海有些起色之外，其他四口，大门名开实闭。从前外贸繁盛的广州，这回连进城都成了难事。广东地方政府，借口绅民抵制，一直不肯让英国人进城，一拖十年。
五口通商之后，西方人期待的自由贸易，并没有来到，大批量的西方工业品的输入，更是无从谈起。虽然说，由于上海开放的缘故，英国工业品在中国的销路，比从前有了一些进步。因为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所在，对外贸易，多少能够得到当地富商的呼应。但是，从总体上讲，中西之间的正常贸易的平衡，却远没有实现。英国人和美国人，还只能靠贩***，弥补贸易的逆差。而随着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中国自种鸦片的迹象愈发明显，云南产的鸦片质量还不错。再走下去，中国自产鸦片大有可能逐渐抵消进口。到了中英再次开战之际，两国的贸易，英国再次出现逆差，中国输入的鸦片减少了，而工业品增加有限。英国人再次要为进口的丝茶支付白银。
五口通商后，英国人在广州街口叫卖。同样，在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对基督教的解禁，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难局，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会，发现他们碰上了玻璃门，貌似大门已经开了，但死活进不去。冒死进入内地的传教士，遭遇当地绅民硬性和软性的抵制，无法开展传教工作。这对于一向靠传教扩张的法国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尴尬。
英国人和法国人，乃至所有的西方人，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严酷的现实：中国的大门，其实没有真的打开。貌似开了的大门，里面还藏着一扇玻璃门。
19世纪，是一个殖民扩张的时代。尽管西方对于把中国变成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暂时不感兴趣，但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东方，却是他们的既定目标。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市场，骨子里就是把中国拖入他们的世界。一旦发现这个拖入的过程没有尽如他们所愿，他们就必定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行动，就是修约。
原本，在中英南京条约中，没有条约期满，没有可以修改的条款。大概是因为当年的英国人太自信，觉得已经毕其功于一役了，没有必要再费事。但是，幸好心细的美国人在跟中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之时，加了届时可以修改的条款，而谈判的中国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当年一系列条约的签订，都不过是一种惯性。谈判的中国一方官员，本着所谓利益均沾的原则，权当把皇帝的恩典，像雨露一样撒给所有夷人，根本没有这个心思辨别里面是否有陷阱。
英国人没有修改的条款，但只要美国人订的条约里有，他们就可以按照南京条约里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要求一视同仁。到了1845年，离南京条约的签订不过两年，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大动干戈、费尽心力签的这个条约，并没有让中国的大门真正打开，需要通过修约，进一步让中国开门。但是，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时光进入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对于修约的渴望，已经相当强烈了。此时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从外表上看，崛起的太平天国还是一个具有基督教面目的政权，而且声势浩大，席卷大半个中国。虽然说，西方要看一看，到底最后选择谁打交道更好。但趁火打劫，提出修约要求，对西方来说，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1853年5月，英国政府再次郑重把修约的问题提出来。与此同时，美国人也在行动，他们为了修约，抛出了诱饵，说是只要中国政府答应修约，他们就可以帮助清政府平叛，镇压太平天国。西方对太平天国的考察，美国人最先得出结论，认为这个新兴起的所谓基督教天国，更加不靠谱。
然而，进一步的修约，实际上就是双方在西方世界的规则下，建立外交商务关系。一旦这个目标得以实现，清王朝的天下可就真的寿终正寝了。所以，刚刚登基不久的咸丰皇帝，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当然，内忧外患并至的王朝，风雨飘摇，外国人得罪不起，于是，只好拖。
时间到了1854年，英国新的驻华公使包令上任，修约问题，被这个极有事业心的英国人再度炒热，掀起了一个小高潮。由于英法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联手，走得很近，在华的处境，同病相怜，所以，此番修约活动，英法联手。实际上，是英法美三国联手，相对而言，新崛起的美国更急切地要打开中国的大门。
然而，通过修约实现中国的进一步开放，谈是谈不下来的。此时，清政府负责五口通商事务的人，是两广总督叶名琛。此人在清朝官员中，是个能干而且肯负责的角色。这个出身翰林院的地方大员，绝非书呆子。在他的治下，广东作为洪杨革命的出发点，多次大规模的民间暴动都被他的铁腕平息。通过跟广东地方乡绅的密切合作，他血洗了叛乱发生的地区，大体保证了两广的稳定。在清朝的财赋之地的江浙遭遇太平军破坏的情况下，两广的财源，为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朝廷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但是，叶名琛那时跟绝大多数朝廷干员一样，有致命的软肋，那就是严重缺乏对西方的了解。即使属于夷人的澳门和香港近在咫尺，他也不劳神通过收集情报，进一步了解对方。在这个问题上，他甚至比此前的满人耆英还要不如。面对英国公使包令的会面要求，叶名琛甚至连包令进城这个原本合理的请求，都加以拒绝，即使见面，也只能在广州城外。显然，叶名琛这样的态度，修约问题根本是没法谈的。
在广州谈不成，包令和美国公使北上造访了太平天国的天京。显然，这时的西方，还对太平天国存有幻想。然而，这个农民的“基督教政权”带给他们的却是失望。这种失望，当然不是太平天国对所谓主权的坚持，而是他们自命基督教中心的狂妄和不靠谱。但是，太平天国的存在，却是一个可以用来与清廷打交道的砝码。因此，英美公使致函两江总督怡良，遭到拒绝，但是他们见了比较开通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相当强硬地提出了修约的要求。令正在主持与太平军作战的吉尔杭阿感到相当不安，建议朝廷可以妥协。然而，吉尔杭阿的建议，没有被咸丰皇帝接受，皮球依旧被踢到叶名琛那里。在英法美三国公使的来回折腾中，一度，在跟吉尔杭阿的谈判中，他们甚至提出可以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但是，尽管这样的建议对面对太平军的清朝大员很有诱惑性，但对于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来说，却依旧不能接受。这个年轻的皇帝，才具跟他的父亲不相上下，却对西方有着更深的敌意。即使大难临头，遍地烽烟，也不肯轻易妥协。跟具体负责平乱的地方官员不一样，坐在天下顶端的咸丰皇帝，对于天下的崩塌，有着更多的敏感。即使三国公使北上天津，咸丰帝不得不派人与之谈判，也仅仅答允修改个别条款。西方要求的全面开放，以及公使驻京，连门都没有。
到了这步田地，三国公使明白，不打一仗，修约看来是没戏了。然而，此时的美国，还不是一个军事强国，而英法正在忙于克里米亚战争，开战的事，也只好拖一拖了。本质上，克里米亚的争夺和中国的事情一样，都是西方列强侵夺东方古老帝国的厮杀。只要奥斯曼帝国由俄国转到英法手里，那么，下一步的事情，就非常清楚了。
战争，很快就到来了，只要一个小小的火星，战火就可以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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