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之后建立的同文馆的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称为“亚罗号战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对英国人而言是对，因为当年的英国就是以这个事件为借口，发动了对华战争。如果按法国人的视角，这场战事，则应该叫作“马神父战争”。当然，亚罗号事件也好，马神父事件也罢，作为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实在都有点牵强，充其量只能是借口。骨子里，这两个国家早就想开战了。当然，两国的目的绝非鸦片贸易。所以，中国传统史学家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有点文不对题。虽然说，这场战争实际上也可算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或者说，是为了完成第一场战争未完成的使命——将中国拖入西方的世界。
打完了克里米亚战争，制服了凶悍的沙俄，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有点意气风发，斗志旺盛。在中国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处心积虑地找碴儿。碴儿，也就来了，这就是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一艘停泊在珠海炮台附近的商船遭到广东水师的搜查。这艘船，船主是中国人，却是一个熟悉洋人的中国买办。为了走私方便，船在香港注册，而且请了一个英国人做船长。这样的事儿，从那时起，直到民国年间，属于中国商人的一种惯常性行为。明明是中国人的产业，挂个洋招牌，以求保护。否则，你就得给官府不断地上供，弄不好，还要被勒索。而挂了洋招牌，插上外国国旗，给洋人交一笔钱，这一切，就可以免了。
大约是拥有亚罗号的这个中国人的底儿，已经被官府知道了。官府明白了这个假洋产的底细，对这种假借洋人之威，逃避中国官府管辖的现象，实在痛恨。同时，也是因为当年的洋人，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令中国官方敬畏。所以，这一天，借查走私鸦片，官府搜查了这艘西式的三桅帆船。当时，船上有14个中国船员，而英国船长，还不在船上，待在临近的一艘船上跟人聊天。得知消息之后，他赶回船上，用所知不多结结巴巴的几句汉语，表示了抗议，但是无效。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执意要将所有的14名水手都带走，经过船长的央求，才留了两人看船，其余12人，全部被带走。后来船长跟英国领事说，中国水师的人，还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当然，这种说法，有很大的可能，是船长故意夸大其词。天底下所有认为受了迫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夸大所受的迫害。这个船长，大概也不能例外。
这个消息，被英国人船长报告给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之后，巴夏礼立即跟中国官方进行交涉，认为水师的这种行为是对英国的一种侵犯和侮辱，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水手，赔礼道歉。然而，当事的水师，并没有买巴夏礼这个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英国人的账。有消息说，巴夏礼还因此吃了一耳光。当然后者显然属于不实的流言，当事的中国官员，胆子还没有大到敢打英国外交官。交涉，应该在几个层面都有，最后的交涉信函，肯定递到了两广总督叶名琛手里。可以肯定的是，叶名琛拒绝了巴夏礼的要求。显然，如果叶名琛能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哪怕一点点，他也许就答应了，无非放人，无非说几句客气话。但是，此时的叶名琛，更多地听信了下属的汇报，觉得这事儿纯属中国人自己的事儿，跟英国人无关，我们教训自己的奴才，用不着英国人狗咬耗子，多管闲事。说实在的，此时的中国官员，对于商船注册这回事，根本就没有概念。按他们的情报，这艘船，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的产业。
可是，正苦于找不到开战借口的英国公使包令，听到下属汇报之后，却喜出望外。当然，他跟叶名琛不同，他需要核实情况，在核实了情况之后，包令发现，这艘船的注册期已经过了。从理论上讲，这艘船英国人无权管辖，更无权干预了。但是，包令料到，中国官方对这一切，完全无从了解。连注册都不懂，何况注册过期呢？广东水师之所以气势汹汹打上船去，就是因为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一艘中国船，只不过是雇了一名洋船长而已。所以，尽管根本就没道理，所谓扯下英国国旗的事情，也很不靠谱，但包令还是觉得他不能等了。于是，他动用所有在香港的英国军舰，开往广州，对叶名琛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叶名琛在24小时之内，释放所有12名水手，赔礼道歉，并申明以后尊重所有英国在华的船只。
叶名琛在期限之内，释放了所有被抓的水手，但拒绝道歉。按道理，英国方面也应该适可而止了，但是，包令要的是战争。于是，战争就打响了。英国军舰摧毁并占领了广州以南的四个炮台，并直接向两广总督府开炮。在将广州城墙轰开了一个口子之后，英国军队登陆进城。直扑总督府，但没有找到叶名琛。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叶名琛的水师垮了，炮台被占了，整个城市只有零星的火绳枪的抵抗。在英国人看来，像是在做游戏。可是，已经进入广州城的英国人，此时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整个城市，没有找到叶名琛，他们就退出来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正在广州爬城的英军。在叶名琛看来，英国人虽说凶悍，但依旧跟从前一样，不过是为了通商，不要地盘的。所以，余下的事情还是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在这期间，他可以通过征集乡勇，号召当地乡绅的支持，把局面撑下去。殊不知，英国人的后退，仅仅是暂时的现象，他们在等待国内的大部队到来。此仗，不过是开战的一个小小的序曲。
马神父事件发生在亚罗号出事之前。《中法黄埔条约》标志着基督教正式解禁。但是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只能在通商的五口传教。如果超出范围，中国官方可以将之驱逐，但不能治罪。显然，这样的规定，远远不能满足立志要将“中华归主”的基督教各派的心愿。事实上，在《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之前，基督教新教各派，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教。所以，犯禁进入内地的传教士，所在多有。而中国各地的地方官，大多睁眼闭眼，撞到了，递解出境；撞不上，就当没看见。法国神父马赖，早在1853年，就已经潜入内地，到广西西林传教，已经有好几年了，1855年，曾被官方遣送出去过一次，但是不久又回来了。然而，到了1856年，马赖碰上了一个对头，西林县令张鸣凤。这个大挑举人出身的知县，胆子大，蛮而且愚，排外情绪激烈。居然将马赖和众多教徒拿了，也不请示一下，就将马赖和两个骨干教徒处死。人们还传说，马赖的尸体被肢解了，而且内脏被挖出。法国报纸还说，中国人将马赖的心脏煮了吃掉。
显然，马赖私自进入内地传教，有违条约规定，但西林知县将他杀掉，也是违规行为。因为按照条约，即使马赖犯罪，也该由法国领事处理。实际上，即使按清朝的法度，就是死囚，最后定罪，也得是由皇帝钦准，秋后统一行刑。一个小小知县，根本就没有擅自处死人犯的权力。所以，即使按清朝的规矩，张鸣凤也是严重违规。有资料表明，马神父实际上是受了酷刑之后，被放在站笼里靠死的。一般来说，地方官处死人犯是不行的，但用站笼把人弄死，实际上却很少受到追究。站笼实际上是一种酷刑，人站在里面，站着蹲着都不行，非常难受，靠不了多久，就会死掉。况且，进入内地传教这种事，还说不上是犯罪，只能说是违规。中国方面一直传马赖的种种恶行，其实都查无实据。当然，张鸣凤处死马赖，背后也有太平天国的因素。广西是太平天国的起家之地，太平天国被认为是中国人信了基督教之后发生的反叛，所以，广西的地方官对于基督教相当警惕和仇视。
马神父事件出来之后，法国政府非常认真地与清朝交涉。两广总督和广西按察使都过问过此案，但张鸣凤坚持此地没有过什么马神父，一推六二五，抵赖到底。他的上司，也借此搪塞混赖，惹得法国人非常愤怒，天主教圈子更是激动异常。
比较起来，马神父事件作为战争的借口，似乎要比亚罗号事件稍微靠谱了一点点。但这个事件无论多么恶劣，其实都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借此发动一场战争，其实还是因为法国人跟英国人一样，别有怀抱。
在克里米亚腾出手来的英国和法国，要的就是一个借口，有了借口，就可以用武力让清朝政府就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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