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英国人第一次打上门来的时候，中英之间的战争，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十几年过后，当英国人联合法国人一起再次打上门来的时候，中国和英法之间的战争，更加不对称了。在这十几年里，西方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经过克里米亚战争，英法的军队已经普遍装备了有膛线的步枪，而且弹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不再是零散的火药。因此，装弹的速度大大提高，射程远了，射击精度也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火炮的威力和射速也有了质的飞跃。英国新式的阿姆斯特朗大炮，是后膛填装的，射速快，威力大，每颗炮弹，可以炸成42块弹片，不仅对地面部队有巨大的杀伤，而且可以摧毁当时所有材料的建筑物。法国的山炮，也是有膛线的，发射方便，非常灵活，对于地面战斗，相当有优势。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就是被英法联军的重炮生生给轰垮的。同时，蒸汽机战舰，也成为海军的主力，不惟机动性大幅度提高，而且更加坚固。面对这样的战舰，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时，中国人想用火攻烧毁对方的战舰，尽管不靠谱，还有点依据，毕竟，对方的战舰是木制的。到了这个时候，再用这样的招数，基本上就是扯淡了，即使是木制的蒸汽机战舰，也包裹了铁皮。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所谓的轮船，还是由两翼巨大的明轮推动，此时，蒸汽机动力的战舰，已经安装螺旋桨了，更利于两舷火力的发挥。不仅如此，克里米亚战争还导致了英法两国后勤和补给体系的重大改善，同时，伤兵的救助也有了质的改变。可以说，在鸦片战争过后的这十几年里，西方的军队已经开始踏进了现代化门槛。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的军舰看起来还是老样子，有双层的大炮，但已经添加了蒸汽动力。然而，中国却没什么变化。除了一些海岸炮台上的大炮，已经换成西式的之外，其他的方面，中国军队一如旧时模样。枪还是老式的火绳枪，很多人还是在使用弓箭和长矛，他们的武器，甚至都敌不过作为对手的太平军。西方的战法，我们一点都没有学到，人们还在传诵着洋人不善陆战的神话。广州之战，清军老掉牙的火绳枪，零星的发射，除了引来敌人的射杀，似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为皇帝称道的抬枪，需要两人一起操作，而且后坐力特别大，经常会将枪手撞到地上，但射程却相当有限。这样的抬枪，经常引起英法联军士兵的哄笑。八旗和绿营兵，比十几年前更加暮气沉沉，组织涣散。该有的毛病一点都没有改，不仅没改，而且旧病之上，又添了新病。作为临时抱佛脚的团练，应急过后，就都散了。这样的武装力量，对付像广东洪兵起义的这样的乌合之众，如果地方官卖力，团练也肯帮忙，也许还行，碰上太平军这样组织力量比较强的农民起义，都难以应付，更何况是经过克里米亚战争考验的英法联军了。
1860年，法国画师所绘大清军队铜版画，这样的军队，跟西方的差距加大了。这样子的中国士兵，盾牌防不了人家的洋枪。英国驻华公使包令擅自开打以后，正式的开战还存在困难。但真正的困难，不在中国，而在他的国内。毕竟，英国是个宪政国家，媒体开放，无所不在。亚罗号事件里的猫腻，骗中国人行，但骗英国人，根本行不通。英国国内很快就知道了这艘商船注册期已过，根本不在英国的保护之下。借此事件开战，难以服人。因此，在议会辩论中，反对开战的声音，居然压倒了发动战争的叫嚣。虽然这里有党派之争的问题，但媒体的情报，的确给反对党提供了炮弹。为此，巴麦尊内阁不得不解散下议院，重新大选，在侥幸获胜之后，才得以派出一支远征军，悍然发动了战争。法国人的事情，比英国好办，那是拿破仑三世掌权的时代，只要皇帝想打仗，基本上就可以打。
当英法联军来到中国的时候，战争的结果，其实已经提前公布了。只经过了一个突击，广州城就沦陷了。这回，叶名琛没有跑，做了俘虏。剩下的两位大佬，都乖乖地做了英法的傀儡，在英国领事巴夏礼和法国人修莱的领导下维持局面。英国人甚至称广东巡抚柏贵为狄更斯笔下天真善良的流浪汉匹克威克。
第二次鸦片战争，进驻广州的英国兵，正在喝下午茶。非常奇怪的是，咸丰皇帝居然全然没有意识广州已经落入敌手，广东巡抚柏贵实际上是在给人家做傀儡。皇帝居然让柏贵兼署钦差大臣，继续办理夷务。过后，倒是也派了一个钦差大臣去广州，接茬办理跟英法的交涉事宜。似乎，广州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叶名琛跟当年的林则徐一样，过于鲁莽操切。而广州即使沦陷了，也跟没沦陷一样，只要他派去的钦差大臣和柏贵一起，身段柔软一点，事情还是可以办好的。甚至当英法联军的一部分，连同英法美俄四国公使一起北上上海，提出全面修约要求，否则开战之时，咸丰皇帝依旧不相信洋人这回是动真的了。
等到英法联军打到大沽，清廷才如梦方醒。然而，拥有三千士兵、两百门大炮的大沽炮台，不到一个时辰，就烟消云散，被联军轻易攻下。亲自坐镇指挥的直隶总督谭廷襄见大势已去，逃得快，免于被打成炮灰。跟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尽管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基本无济于事。还好，大沽和天津，都不是直隶的首府，所以谭老爷子用不着抹脖子。1860年战事重启之后，曾经打过一场漂亮仗的大沽炮台，只有第一座炮台，还算进行一番激烈的抵抗，在联军集中火力攻下这座炮台之后，剩下的四座炮台不战而屈服，守军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了。尽管僧格林沁麾下的蒙古骑兵从组织到士气都是一流的，但从北塘之战，到张家湾和八里桥决战，蒙古骑兵的勇气可嘉，前赴后继，都只能是联军快炮和快枪下的牺牲品。在联军密集的火力面前，僧格林沁还抱着夷人不堪陆战的旧观念，在陆地上组织密集的骑兵冲锋，除了拿他的骑兵做人家枪炮下的鬼之外，没有别的效果。难怪联军军官在张家湾战后感慨说，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只有在英法公使进京换约，所带军队无多，而且在大沽炮台前遭遇清军的突然袭击的时候，由于过于轻敌，贸然反击，并且在多数舰船搁浅的情况下，清军才占了便宜。
1861年，法国《世界画报》刊登大沽口景观的插图。第一次大沽之战之后，英军统帅额尔金在日记里说，有一个排的优秀士兵，带上手枪和足够的弹药，就可以踏遍中国。这样的豪言壮语，此后一直被洋人传诵。从武器和战争组织状况看，洋人的优越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中国没有沦为殖民地，不是因为殖民者不能，而是他们不为，他们嫌麻烦，担心成本太高。鸦片战后的十几年，是欧美飞速变化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欧美发达国家进步飞速，俄罗斯也在踉跄地追赶。前现代的帝国中，奥斯曼帝国已经开始吸收西方文化，至少，军队的西方化已经开始。而中国的近邻日本，也已经开国，接受西方文化。但唯独挨了一通狠揍的中国，在被逼开门之后，居然纹丝不动。举国上下，除了个别人写了本类似各国概况的书籍，其他的人，对于叩关揍了我们的西方人，一点感觉都没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既然这样，我们自然什么都不用改变。在第一战败时已经被证实了的好些成见，在这次战争中，依然故我。南方的叶名琛，依旧指望烧船，指望乡勇。作为北方抵抗联军的主帅僧格林沁，不在武器上做准备也就罢了，居然还认定洋人上陆就没有了优势，即使事实证明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炮台能大占地利，但依旧奉行把敌人放进来打的战略，在大平原上跟武器已经得到大幅度改善的敌人决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一边打，一边赔钱。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后一次中外水上战斗，清军全军覆灭。不可否认，跟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中国的士兵不乏英勇善战之辈。视死如归者，比比皆是。但是，正如一位英国军官说的那样，从军事角度看，这个民族只缺少个好领导，并需讲点科学。
显然，一次战败，不足以让沉迷于天朝上国的中国人醒过来。只能再被打一次，丢了首都，连皇家宝贝的园林都被一把火烧掉，才能让国人觉悟到，眼前的这个对手是值得一学的。挨打，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挨打，中国人是不会学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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