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答案化生存
标准答案，是我们中国教师最熟悉的东西，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不仅要按标准答案判作业，判考卷，而且还要把标准答案精神灌输给学生，让他们牢记，学习就是向标准答案看齐，别的一切免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教育决策者认为，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都存在有唯一的标准答案，而这些答案就存在于我们的教科书和与之配套的教学参考书的编写者的脑袋里，当然，他们已经无私地把这些答案贡献在了他们编写的教材里，然后融化在教师的血液里，再然后由教师之手，融化在所有学生的血液中，我们伟大的教育过程就算大功告成。
如果听见我这样说，因此认为，标准答案仅仅存在于学校的学科里，那就错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标准答案，而且还真的就有标准答案。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很少能见到外国人，凡是外国人，尤其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国人有可能去的地方，上级都会发下一种标准答案，如果哪个倒霉的真的碰上了“鬼子”，而且被问到这些问题，就按标准回答，如果对方不按预设的问题问的时候，也有标准答案，四个字：无可奉告。
如果有人认为，标准答案仅仅是用来对付洋鬼子的，那又错了。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很多关于国家、社会、人生、家庭、婚姻的大道理，都有标准答案，在正式的场合，多数被获准站起来回答的人，差不多都可以回答得大致不错，连口吻都相去无几。当然有些头脑不灵的农民兄弟，死活教不会，背不下来，则另当别论。实际上，应付外宾的下发标准答案，无非是一种特殊情况的补充答案。
说起来，中国最早主张生活标准答案化的人，应该算墨子，他似乎很讨厌“一人一议，十人十议”的状态，追求一个人说了，大家跟着的境界。可惜，此老和他的门徒，从来没有掌权当家，顶多帮人守守城池什么的，因此这么好的主张怎么也实行不了。法家的干将们一度很吃香，但是他们干脆取消了老百姓回答问题的权利，让所有人都必须傻痴痴地听君主一个人说，即使说错也不算错，无所谓对与错。而儒家则从始至终处于答案不统一的状态，从孔老夫子开始，一个问题，初一十五不一样，比如说仁，既说仁者爱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幸好没过多长时间就被尊为至圣先师，从此没人敢追问到底老人家为什么前后不一，只好各自关起门来暗中揣摩，因此，总免不了彼此吵架，吵到不可开交，就告到皇帝那里，武力解决，你死我活。只有轮到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当家了，才定出标准答案，所有人，以朱熹说的为准，但却仅限于考试，考完了试，大家想乱说，还是免不了私下乱说，直说到非圣刺孔而后止。等到满族人进了关，诸事认真起来，时不时来场文字狱，才吓得士大夫自己把自己嘴巴封上，转身埋头去搞考据。但老百姓说话，依旧各说各的，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民间小知识分子，各逞才能，民间戏曲，不仅对皇帝常常大不敬，而且对圣人也不那么礼貌，出格的话比比皆是，一抓一大把。当官的，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总之，能做到如《红楼梦》里贾母说的那样，大格不错也就谢天谢地了。
真正开启标准答案黄金时代的，是抗战时期。抗战时期的国家统帅是蒋介石，国家危难时分，蒋委员长认为国家意志要统一，因此主张，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大力度进行标准答案建设，可惜，总也没人买账，令人头痛的异党异说取缔不了，一干自由派知识分子，还要说东道西，连资本家都不安分，组织星期五聚餐会，对国事指指点点。不过，另一个地方，景色却不一般，抗战时的延安，是圣地，不仅各地的学生乐意往那里跑，国统区的知名人士，海外华侨甚至头发眼睛跟我们不一样的洋人，都前脚搭后脚地来参观访问，在众人眼里，这是一片净土，清廉，整洁，月白风清，人也精神，领导一讲话，大伙拼命地鼓掌，甚至还有一点民主（农民可以选村长），中外人士，延安归来，赞叹一片。应该说，众人们看到的，并没有假，只不过，在这整洁清廉的景象背后，还会有点别的东西。当时来延安参观的名记者赵超构，就发现了这样一些东西。以他的观察，延安人的生活是标准化的，所有人都整齐划一，跟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更进一步，他写道：“除了生活标准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标准化的。我在延安就有这么一个确定的经验，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而且，“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更奇特的是，“在有些问题上，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说主义，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第一，这不算奇，可怪的是，他们对于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那么准确。也不仅限于公众问题，就是他们的私生活态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观念，甚至如恋爱问题，也似乎有一种开会议决过的恋爱观，作为青年男女的指导标准。”
我们的名记带着一双恶毒的眼睛，看到了他所看见，而为别人所忽视的一切后不久，在上海迎接解放的他，也很快进入了标准化生存的洪流。在这个洪流中，尽管他也努力自我改造，让自己跟标准答案尽量接近，可惜，最终还是没有改造好，或者说不够标准答案化，自投罗网，变成了大右派。从那以后，标准化答案成了一种深入人心的生活方式，碰到问题，不用领导刻意布置，大家回答起来，大抵严丝合缝，符合标准，如果有哪个胆大的，说出不合格的话来，马上就会有人神经过敏，小报告就递将上去。在改革之初，人们眼中出格的言语似乎特别多，小报告也随之陡然增加，其实，这些所谓出格言语，如果放到今天，大多只能算是老生常谈。
墨子所希望的标准答案化生存，前提是人世间出现超凡的圣贤，人们按圣贤指点的去做、去说，大家省心省事，天下太平。后来的标准答案，不仅有圣贤，而且有圣贤的思想，这种思想，标志着真理，既然真理已经存在于世间，那么人们能做的，就是按真理指引的方向前进便是，为了方便人们行进，哲学家们，或者某些秀才，只需要将真理剪切或者说浓缩成一些简明扼要的标准答案，无论什么人，学习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答案背熟记牢，自然真理在握，可以战天斗地，斗人，斗那么不肯在真理面前俯首帖耳的人。只是，跟墨子的理想比起来，省心是省心，但事好像一点也不省。
今天，标准答案乖了一点，回到了学校里，回到了某些特定的地方，比如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在那里，村民回答记者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从学校里从天下第一村里溜达出来。
我们拿高考怎么办
1905年，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人奏请清廷废除科举的时候，绝对想不到在半个世纪以后，这个被他们埋葬的科举，居然会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的名义，部分地还魂了。至少，两者在形式上很相似，都是由统一的机构出题并且组织考试，而且将学校考试和官员准入考试结合，凡是考上大学的，就意味着有了准官员的身份，毕业就是“国家干部”。
这种制度设计，就是打算通过这种制度，为国家选拔人才（官员），跟科举相比，只是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展，不仅选拔行政官员，更重要的是选拔技术干部。当然，选拔之后还要经过高校的专业培养，这一时期的专业分得非常细，很技术化，有些特定的学校，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其专业设置往往跟国家各个部委相对应。在国家吞噬了社会的同时，原本为社会培养的人才，哪怕是工程技术人员、医生、教师，也就都有了国家干部身份。应该说，这种高考制度和与之对应的经过调整的高等教育体制，在特定的计划经济时期，有其充分的合理性，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为国家提供成批的技术人才。然而，这种高考制度的弊病也是明显的。在实际的运作中，高考成了名副其实的“指挥棒”，它不仅决定了高考前端的中小学教育走向，而且影响到了高考后端的高等教育的教学。由于统一出题统一考试，全国一盘棋，事实上高考把我们的学校教育，变成了“标准答案”模式，所有的教学环节都围绕着高考题目转，以高考的判卷标准为标准，不允许有任何的歧义，以免降低分数。这是一种给定真理式的教学，学生只能接受，不能有创新，也不允许有创新。这种弊病，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中国进入新的世界体系，暴露得越发明显。
事实上，人们对于我们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已经有足够清楚的认识，从上到下推行素质教育，已经有些年了，教材的改革，也在大声疾呼，高考出题的模式，几乎每年都想有所变化（但实际上变得有限）。但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素质教育的推行并不理想，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基本还是应试教育，所谓的素质教育，只是点缀。大学的素质教育基本上没有提上日程，仅仅加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音乐美术之类的欣赏课而已。
问题的关键在于高考。
只要这种统一考试（现在一些省市单独出题，但对于自己的辖区来说，依然是统一考试）存在，所有的中小学就都会围着它转，老师的教学会以高考考的内容以及高考的标准答案为目标，铺天盖地的教学辅助材料，也都围绕着高考编写，学生和家长，也以高考的成绩来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小学则以中考成绩，最终还是以高考为目的），如果有哪个学校胆敢出一点格，稍微脱离几分高考的范围，那么学生的家长可能就会将这个学校毁了。事实上，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学，都在前两年就把高中的课程全部上完，高三阶段则进行反复的考试练习，将学生投入无底的题海当中，一直练到学生厌烦，甚至到作呕的地步。所谓的高三把关老师，都是把历届高考题目研究到烂熟的专家，其中那些能够猜出当年的出题方向，甚至押中若干道题的翘楚，学生和家长无不奉之为神明。
这样考进大学的学生，不仅身心俱疲，而且身心俱木，差的学生把上大学当度假，自己放自己的羊；好的学生，依然习惯于中学的应试模式，总是担心一旦没有了“统练”，没有排名，自己该怎么办。这样的状况，即使摊上好的老师和好的教学方式，一两年都扳不过来。
当然，高考的问题，并不是没有人想到，相关的改革，也已经议论了很长时间。十年前或者更早，教育界就已经有人意识到高等学校入学形式必须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则必须跟落实高校自主性结合起来，实现入学方式的多元化，使中学教育失去考试的目标，无从跟踪，也避免了考生一考定终身的难局。显然，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至少是合理的，改革，理应在恢复高校的自主性上做文章。恢复高校的自主性，不仅可以使中小学摆脱高考指挥棒的驱动，而且有利于高校真正在创造性意义上的发展。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改。
显然，以今天的高等教育规模，恢复建国前各个高校或者若干高校联合自行出题考试的路子上去，是不可能的。主要的障碍在技术上。建国前的高等教育规模，每年不过十几二十万考生，学校的规模都很小，各个学校每年录取的学生相当少，最多不过几百人。大一点的高校，只要在几个主要城市设立考点，基本就可以满足考生报考和学校招生的需要。而现在高校的年度招生规模，今年已经突破600万，即使保持在扩招前规模，也有二三百万，如此大的规模，实行各个学校自主考试招生，其技术的瓶颈根本无法突破，意味着考生和学校的成本，大到双方都难以支付。今年早些时候上海复旦和交大进行的招生考试改革，虽然在方向上是对的，但方法上却大有问题，这种各校自主、面试录取的考试形式，显然只能适用于上海本地的考生，对于上海以外的考生来说，基本上不可行，很难想象全国各地所有报考复旦和交大的考生大批涌到上海，考完之后再大批离去，而其中的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机会。如果由学校派出人员到各地面试，那么即使仅仅在地级市设点，学校的成本也大到不可接受的地步，依然远远不能满足考生的要求，因为还有大批的县和县以下的乡镇考生要付出额外的旅费和住宿费用，这对于来自农村的考生，尤其不公平。
同样，采用美国那种以高中成绩为主，参考老师推荐意见的录取方式，至少在目前的中国，也不可行。当下中国诚信氛围的缺失，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前些年某些重点大学曾经实行文史哲班招部分的保送生的办法，但就其状况来看，作弊之严重，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以至于难以为继。其实，即使就算中国诚信的现状不这样糟，目前普遍的独生子女家庭，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不惜一切，在别的方面可以讲诚信，到了为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估计也就不会讲了。
事实上，在高校招生问题上，留给我们施展拳脚的空间很小，我们既要确保高等学校的入学，有一个可信的程序，不至于后门开得比前门还大，从而确保老百姓对高等教育有起码的信心（这一点，目前的高考制度是能做到的），同时，我们又必须改革，不能让高考变成中国教育的指挥棒。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保留现有的考试机构，让这些机构依然担负组织高校入学考试的职责，但是考题由各个高校来出，考卷也由高校自己判。
这样做的话，每年的考试依然统一组织，统一时间，但考期可以延长，比如一个月。考试机构可以将各个高校的考题，分成若干档次，横向和纵向分都可以。各个高校，也可以自行选择自己在考期的哪个时段考试，考试的时候，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自由选择参加哪几个学校的考试，可以横向参加几个同档次学校的考试，也可以按照档次递降的原则参加考试，这样就基本上避免了一考定终身，一选志愿也定终身的弊端。这样改的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好处是，让高校有了自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出题考试和判卷，选择自己想要的学生。如果学校喜欢数学好的，那么它可以在分数分配上，向数学倾斜，如果学校喜欢语文好的，也可以同样办理，甚至学校可以考学生的动手能力，把做手工或者装配机械作为考试科目，这样，社会上很多偏科以及有特殊爱好和才能的学生，就有了受正规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教育的机会。
当然，这种改革最大的好处在于，由于出题从内容到形式的五花八门，百花齐放，中学教学就跟不上了，当然也就不用跟了，这样就把中学乃至小学教学从应试的魔掌中解放出来，要想提高升学率，唯一的法门就是提高学生的素质，如是，素质教育才能真的提上日程。
这样改的唯一难题，就是增加了高校的工作量，也增加了高校的诚信考验，高校要自己组织出题，组织判卷，还要保证公平公正。其实，这也不算什么难题，高校的老师，本职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出题判卷，工作的应有之义，就是要保证公平公正，现在愈演愈烈的考试作弊现象，本来就不是正常的，理应加以大力扭转，否则考场就变成了市场，学校就变成了学店，高等教育自己就垮台了。所以，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立法，通过加大执行力度，通过把教师的职业道德跟其职业本身连坐的方式来一并解决。其实，从根本上说，这种从入学考试就开始介入的方式，对高校来说是好事，至少，高校可以在入学考试的阶段，就得以了解考生，可以部分地改变从前那种隔着口袋买猫的招生状况。这样，对学生日后的培养，是有正面价值的。事实上，一个高校的优劣，最终要看社会的评价，只要社会对高校有正面的激励，出产优秀毕业生的高校，社会对它的回报就高，高校就会向上走，不会靠作弊滥招生来维持，就会竞相争夺好的生源，学校的诚信就能跟自身的地位和效益联系在一起，老百姓对高校的入学考试的信任，就不会出问题。
创造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立足的根本，而教育，又是创造力的来源。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以来，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国家的竞争力排名却在下降。国家竞争力下降的背后，是各个高校的科研竞争力都在下降，扩招的学校在下降，不怎么扩招的学校也在下降。这里面有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问题，但学生素质的降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这些身在高校的人，眼看着高分低能的现象在蔓延，即使像北大、清华这样高校中的金字塔尖上的明珠，也不能例外，不能不说，我们的高考有问题，有大问题，改革已经到了不改不行，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丈二和尚
俗语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意是说，庙里的神像太高，香客伸手摸不到脑袋。引申出来，就是说一个人懵里懵懂，进入不了状态。其实，多数学生进大学，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喜欢用功的学生，发现大学没有了中学的“统练”，每日每周的小考中考，见不到排行榜上自己的名字，煞是慌张。不喜欢用功的孩子，进了大学，宛如脱缰的野马，不，野羊，立刻大放羊。有钱的夜夜笙歌，没钱的埋头打游戏，我在学校里，每个学期都能见到这样的宝贝，翘掉所有的课，没日没夜地在宿舍里玩游戏，说是要找回中学时的缺憾。当然，不久就挂了太多的科，被要求退学了。如果没有被退学，一般都是家长做了工作。有的家长对我说，哪里是孩子在上大学，都是家长在上，每学期都得给老师塞卡，不塞就挂科。那些没有门路给老师或者领导塞卡的农村孩子，当然就只好退学走人。当然，多数的同学，只是随大流，随大流上课，随大流参加学生会活动，随大流看电影，随大流谈恋爱，也随大流到学校周围的旅店开房。
无论翘掉所有课的奇葩，还是随大流的俗士，其实都是丈二和尚。人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一句话，摸不到北。慢慢地，少数同学似乎有了方向。一是准备考研，最有代表性的是山东与河南的二流学校，好学生几乎一入校，就在老师的鼓励下准备考研，四年下来，把各个名校考研的路数摸得精熟，一度，命中率奇高。二是考证，会计证、律师证、驾驶证……说是有证就有前途，多一个证，多一条路。三是研习考试外语，托福、雅思、GRE……准备出国。中国有新东方，如果所有的西方国家录取外国学生只看外语成绩的话，估计至少80%的名额得给中国人占了。
然而，无论是谁，得意还是失意，混明白的还是没混明白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都没有找到北。人们做这个，做那个，或者什么都不做，其实都是在跟人走。只有极少数的人，在跟着走的过程中悟到了自己想要的。大学生大学四年，再加上研究生两年或者三年，甚至博士三年或者更多，十年寒窗，都没弄明白自己的目标。学生们只有一个念头是清晰的，我似乎什么都没有学到——其实，他们是不知道要学什么。
找不到北，摸不着头脑的学生们，在中小学是目标明确的。上学为了什么——考试，考好了，进一步上学，上好学校，是为了更好地考试，考得更好。一旦到了大学，没有了升学的压力，多数人就泄气了。复习考研、考六级、考托、考G，不过是中学考试工夫的延伸，一些考试英雄不甘寂寞的施展。无疑，为了考试的学习，不算是有方向，没有北，更没有摸到头脑。充其量，只是一种惯性，一种得到社会认可、赞许的惯性。跟动物的条件反射，没有本质的区别。
考好了就意味着一切，在当今之世，已经悄然偷换了宋朝皇帝的名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谓的读书，就是考试，考得好，就意味着赢，意味着成功。从家庭、社会到政府，也认可这种观念，所以，考得好的学生，在社会上自会有一点青眼，一点回报。某些受人羡慕的行业，除去特权的因素，对考得好的人，所谓名校的毕业生，门也就开得稍微大一点。从而鼓励家长，加倍督促自己的孩子好好考试。
虽然说，会考试的学生，不见得一无是处。毕竟，即便是语文和历史地理，要想考得好，也得有点基础，有点技巧。更不用说数理化的试题，做得好，必须有相当的智商。高考高分的学生，不都是头脑僵化的书呆子，平均而言，高分学生出息的比例，还是要高些。除了社会对他们的优待之外，这些人自身的智商较高，也是一个因素。
但是，这样的唯考试主义的教育过程，危害也是巨大的。不仅淘汰掉了那些不会考试，或者说不太听话的孩子，这些人有不少都是天才。更大的危害，就是让那些习惯而且善于考试的人，也没了头脑，或者摸不到头脑。一旦没有了考试，或者说没有了中学那种魔鬼式的周期性考试，他们就丧失了方向感。非得再找一个类似的替补，才能踏实。
这样的考试教育，其训练过程，基本原则就是熟能生巧。通过反复训练，提高答题的能力和正确率。不可避免地要扼杀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陌生感，扼杀学生求新求异的兴致，从而也就扼杀了学生学习的兴趣。那些进入大学仍然有学习兴趣的人，往往是通过看课外书自己培养的。而课外书，则是老师和家长合谋剿杀的对象。对于多数高考优胜的学生来说，中学的学习过程，给予他们的只是一种后遗症，对考试惯性依赖的后遗症。凭着这种后遗症，很多人可以一直考下去，但如果他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属于自己的学习兴趣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废物。
应该说，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培养成创新性的人才的。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再开放、再富有启发式的教育，再强调自己动脑筋，自己找材料，形成自己结论的教育，教出来的人，也不见得个个都是富有创意的天才。教育对于相当大比例的人来说，就是给他们一些基本常识和知识，掌握一点谋生的技能，拥有一些处事做事的素质。但这样的教育，却不会埋没天才。而我们的考试式的教育，却正好相反，先把一些不听话的人抛了出去，然后再把另一部分接受规训的听话孩子，变成考试的机器。只有极个别的人，才能从这个教育的魔掌的指头缝里溜出来，成就一点事业。
毋庸讳言，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的模式。凡是考得好的所谓名校，无一不是集标准答案式魔鬼训练和集中营管理为一体的怪胎。但整个社会成见如斯，政府、社会、学校、家长四位一体的高压，学生和个别老师的反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好在，大学虽然办得也很糟，但相对于中学，还有空间。什么空间，学生自主和自由的空间。如果我们的学生，能及早变得明白些，别那么着急放羊，或者另外戴上夹板继续考试，我们还有可能找回自我，摸到自己的头脑，做一个有用的人。
只会考试的读书人
晚明小品，最喜张岱。张岱在他的《夜航船》序中，讲了一个“小僧伸脚”的故事。说是浙江这个地方，旅行多靠夜航船，一日，一僧人上船，发现船上已有一士人在高谈阔论，僧人很自卑，因此蜷缩在船舱的一个角落里。待了一会儿，僧人发现士人的话似乎有破绽，于是问道：“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
士人答：“当然是两个人。”
“这等，那么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
“当然是一个人。”
“原来是这样。那么，且待小僧伸伸脚。”
澹台灭明是孔门高足，当然是一个人。至于尧舜，自然是古史传说中的两个人。士人无知，却强为知，结果让和尚看不起，和尚于是放开手脚睡觉了。
最初看到这故事的时候，原本以为只是张岱调侃读书人的笑话，并非实有其事。可是后来看了张岱同时代的史学家谈迁的《北游录》，才知道当时的社会上，还真有这样的士人。此人姓丁名宾，不仅中了进士，后来官还做到尚书。说是他进士刚及第时，座师王锡爵对他说：及第了，今后可以看点古文了。他说：那该看什么呢？他的座师说：无非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轼、辙）。他问：韩柳欧苏是几个人？后来，又有人跟他谈起二十二史（明清人眼里，只有二十二史），他说，一个人怎么能写了这么多东西？
吴敬梓《儒林外史》里说，苦读到白头的范进，不知道苏东坡是何许人也，我们只当它是小说；徐灵胎的“读书人，滥时文，烂如泥”，我们当它是打油（诗）；张岱的“小僧伸脚”，自然是小品。但是，我们拿谈迁怎么办？看来，科举虽然出过些明白人，但也搭配出了不少糊涂虫。
明清两朝，是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最完备的时代。由于考试才是做官的正经途径，不仅皇帝而且百姓看得起，所以，读书人不仅围着考试转，而且围着考试的内容转。明清考八股文，预备考试，关键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四书要烂熟。提起一句要知道上下文，不能有半点差池，因为考试基本上是从四书里出题，摘出一句来，让你模拟圣贤的口吻说话，如果不知道摘出那句话的上下文，就写不出东西来了。二是朱（熹）注要明了。朱熹的四书注释，是考试作文的指导思想，代圣贤立言，说话，不能出朱熹的范围，出了格，轻则白考，重则嘛……三是对对子要敏捷。八股文系由对仗的句子组成，对子对不明白，就写不出好的文章。当时，人世间车载斗量的“考试复习资料”，全都是围着这三点展开，而考生也在这三点上下工夫，至于别的嘛，基本上都算是闲书了。管你是四史还是三通，再具有价值，在备考期间，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如果考生本人就是家长的话，就是他的家人），都不会鼓励考生去涉猎的。大家要看的，只是那些复习资料，而这些资料，又大半出自类似马二先生、匡超人这样的不第秀才之手，内容如何，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那时的教育是被捆绑在科举考试上的，所以，那时的教育，也是一个应试教育。古今中外，凡是应试教育，学生就不是学生了，只是考生。考试的压力越大，就越是将他们学习的内容局限在考试内容上面，凡是不考的，大家碰都不碰。正因为如此，在夜航船上，读书人也只好让和尚伸脚了。说也怪，这样的读书人，偏可以当上科门高第。靠这种科考及第的，就算是像徐灵胎说的，是国家和百姓的晦气吧，六百多年过去了，国家百姓还不是一直这么晦气下来了，还要晦气到几时？天知道。
大学生为什么考试作弊成风
眼下，大学生考试作弊已经成泛滥之势，考前相约作弊，已经成为考试的一种不成文的“仪式”，不仅没有人以作弊为耻，而且作弊成功还要举杯相庆，监考老师防不胜防，抓不胜抓，作弊被逮，就跟官员腐败被抓一样，大家只怪他命不好，赶上了“名捕”或者上面检查。主管部门为了遏止作弊风，采用了让学生在考前签诚信承诺书的办法，可惜，这种印在考卷上的诚信承诺书，更像是古代某人用来遮住自己眼睛的那片小小的树叶，吾欺谁，欺天乎？
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其实大学生作弊现象的升级过程，是跟高校在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下***的进程同步的。姑且不说***带来的大规模扩招、拼数字，直接激化了学风的浮躁，导致了教学质量的直线下降，***的行政干预，就直接使得我们做老师的，包括我们的学校当局，不得不有组织地作弊，而且是老师领着学生一起作弊。
高校***的标志之一，就是有关高校的各种名目的检查、评审陡然增加，每年要有四五十次。每种评审，高校都得花大力气准备而且迎接，因为稍有怠慢，这个学校的排名以及重点学科、一级学科和什么博士点什么的东西就要受到影响。因为在中国，不是什么“大师”或者教学和科研质量撑起了大学的地位，而这些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的博士点、基地、重点学科什么的才是决定一个大学地位的关键性因素，是关系大学生死的灵通宝玉。为评审做准备，当然少不了成堆的文牍和表格，尤其是在涉及教学的环节上，表格之多，已经到了令人神经错乱的地步。由于评审的缘故，大学文科教学的自由度已经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不仅教材要规范化，教案规范化，上头恨不得规定每堂课都要填一个表，每节课都按严格的规范来上，连提问和作业都要按一个模式来进行。当然，这种规范化的约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教师们的抵抗，从学校到各院系的教学管理部门实在没有办法让教师们就范，于是，变通的方式是由管理人员领着学生定期炮制各种材料，包括本该由老师填写的各种表格。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作弊，尽管这种作弊是上级领导逼出来的，但事情的性质仍然是作弊，本质上跟学生考试时的打小抄，并无不同。
大学是干什么的？用曾经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先生的话来说，学生在大学里，就是学四件事：一、做人（to be）；二、读书（to read）；三、做事（to do）；四、怎样跟人相处（to gether）。这其中，最要紧的是做人。一个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的学生，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成人，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作为独生子女的他们，其实还是非常幼稚的孩子。在此之前，一切都由别人为他们做主，他们除了偶尔忙里偷闲有点追星的爱好之外，所能做的事情只有好好读书、考试，别的一概不管，也没有能力管。有不少人，不知道是非，不懂得好坏，甚至缺乏基本的判断力。第一次离开家长单独生活，大学的四年，无疑成了他们一生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学好则好，学坏则坏，价值观的形成，就在此阶段。
按道理，做教师的，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是要比别的行业高一点才是，如果做教师的，尤其是做大学教师的，没有能力做得更好，至少不能教人家的子弟作假。教师带头作假，对一个处在关键时刻而且对大学有很高期望的孩子来说，对一个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不问可知。同样是不诚信，同样是做坏事，社会上的人做跟大学老师做，对于学生肯定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作为大学教师，如此轻易地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那么学生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又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教育行政部门所主导的各种评审，无疑都有非常堂皇的理由，但由此激发的高校***，后果却是严重的，由此造成的教学和科研质量的大幅度滑坡，已经是人所共睹的事实。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靠行政部门的评审提升的，更没有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由行政杠杆抬成的。实际上，教育行政部门这种大动作的真正动机，从小的方面说是为了负责人的政绩，从大的方面说无非是权力的扩张和利益的导向，在几乎每种评审背后，都意味着学校和教师对行政权力的屈服，这种屈服，也包括了道德上的堕落。
当然，大学里，教师们干的坏事比作弊还坏的，还有不少。但这些事情，或多或少，跟我们的上级领导部门的种种政策导向，逼良为娼，诱良为娼不无关系。
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难道要等教育制度都改好了才开始成长吗？归根结底，人的根本素质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批判一个制度的人，应该具备更强的能力应付这种制度的弊端，而不是面对这样的制度完全无助、放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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