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的“王帽子”
前些天，有媒体的朋友让我谈谈大学校长的素质，当时顺嘴说了几句，不想后来真的见了报，有教育台的记者抬着机子来访，非要我再说几句。在采访中，我们谈到了过去的大学校长，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胡适等，也谈了现在的大学校长。我始终强调这样一点：虽然都是大学校长，过去和现在之间其实没有可比性。过去的大学是个教育自治体，现今的大学不过是官僚大机器中的比较专门化的小机器，既没有自己的动力体系，产出也受到大机器的严格制约。在大学做校长，实质上是在做官，做得好也不过是个好官。
不过，事情总有变化，我们身为官员的校长们，近来也开始喜欢谈跟他们性质不同的前辈了，蔡元培、梅贻琦甚至张伯苓、胡适都经常被提起，尤其梅贻琦那句有关大楼和大师的名言，更是被众校长并麾下的弟子们背诵得让大家都如雷贯耳。既然如此，不妨说点当年校长们的旧事，为大家助兴。以梅贻琦为例，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次，在清华师生为他服务清华25年举行的公祝会上，为答谢大家对他的赞扬，他说，京剧有一个角色叫“王帽子”（饰帝王的），一出场总是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但戏的真正主角却不是坐在中间的“王帽子”，看戏的也不要听他唱，他有幸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他自然也“与有荣焉”。也就是说，他认为，在清华，他只是一个挂虚名的“王帽子”，真正唱主角的是清华的老师和学生。
当年，国内大多数知名大学都有教授治校传统，清华由于跟美国的渊源，这种传统特别制度化，学校由全校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选出的评议员和校行政首长共同组成的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常务机关，负责学校的重大事务的决策。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出于推行党化教育的需要，曾经力图摧毁教授治校的大学传统，特别对清华这种制度上的教授治校，更是看不上眼。可是，当局的努力并不成功，尤其在清华不成功。清华虽然也是国立大学，但由于资金来源上的独立性和教师们的强项，自治的传统和制度岿然不动，而执行党国意图的校长却只好走路。轮到梅贻琦之后，他一改前几任之所为，不仅尊重这个制度，而且使之效用发挥到极致。
事实上，梅贻琦在清华乃至西南联大的作用，并不仅仅是无为而治的“王帽子”，而是个后台主管兼导演。事实上如果没有梅贻琦居内调解弥缝，软硬兼施，对外抵抗政府的行政压力，同时招徕国内外一流人才，充实教师阵容，在学术上发出大的声音，清华的教授治校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且，在中国这个地方，就算是吃过洋面包的大学教授，对于民主自治，也操练得并不纯熟，学校的事务，大大小小，实际上还是得靠梅贻琦来张罗，教授之间的文人相轻，互相倾轧，也须梅贻琦调解。教授自治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其实关键是梅贻琦这个管家的激励和协调，正因为如此，教授们的主张和主意，才不会湮没在时常会发生的无原则纷争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梅贻琦这个“王帽子”的角色，扮演的是清华真正的“无冕之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无冕之王，清华才真的从一介籍籍无名的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一所世界知名大学。
显然，造成这一切的前提，是梅贻琦作为一校之长，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尊重。不仅尊重他们的人格，而且尊重他们的自治传统和制度。教师只要发了聘书，就是校长请来的先生，什么时候都得客客气气的，人家怎么教，教什么，全都悉听尊便，如果觉得人家水准不够，下回不聘就是了。至于教师和学生的自治制度，校长更是不能碰，也不会碰。学校的重大事务，断没有教授们不知道的，如果有这么一回的话，那么倒校长风潮说不定就会闹将起来，让你丢了鸟位。梅贻琦曾经这样解释他能够长治久安的事实，说是倒这倒那，没有人乐意倒霉（梅）。其实，恰是他从来不做让人家倒的事情，才没有人倒他。
话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现在我们的大学校长们，无论如何推崇蔡元培和梅贻琦，都是空话。因为现在我们的大学其实就是一座衙门，而且是层级森严、分工明晰的衙门，教师无论职称达到多高，在校长眼里，也不过是下属，如果不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那就是下属的下属，义务之一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还要用梅贻琦那句名言的话，我们现在的大学别说大师，小师、小小师都出不来，这样一来，校长的用武之地，也只剩下盖大楼了。
大学里的后勤大爷
过去有个话剧，叫《北京大爷》，讽刺北京人牛，像大爷一样。但是，凡是在大学混过的人都知道，在大学里，除了行政高官，真正的大爷是后勤的人。大学后勤的人，往往都跟大学管后勤的高官有着某种特别的关系，高官是唐山人，后勤里就一股唐山味，高官是山东人，后勤就一色的山东腔。个个都是天子门生，牛得不得了。改革之初，学生闹罢课，十有八九，都是因为吃饭的事，跟后勤起纠纷。学校里分房子，大师傅多半要比教授优先。现在大学的后勤改成后勤集团，但依然垄断大学，特权依旧，照旧是大学行政体系的宝贝，食堂不上税，有补贴，明明挣得满坑满谷，但却天天叫苦。打饭的师傅，永远比学生脾气大，管楼和看门的大爷大妈，任你是谁，都六亲不认。这不，北大的副校长上课压了堂，管楼的人居然出来打断上课，嚷着要锁门，副校长发了火，人家还就不买账。
记得某著名大学的一位领导说过，大学有三大支柱，行政体系、后勤体系和教师队伍，缺一不可。乍一听好像有道理，可是仔细一琢磨，不对了。怎么没听说国外的大学有这样的三大支柱呢？大学，去掉行政和后勤，其实是可以活的，而且活得挺好，可是如果把教师去了怎样？大学还叫大学吗？不过，在某些领导眼里，大学真正的支柱，就是行政和后勤，至于教师，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只要教室里有人站着，就完事大吉。教师怎样，跟领导有什么关系？在领导眼里，跑腿办事，伺候他的，不是行政就是后勤，须臾不可分离。所以，大学里的后勤人员，才这样的牛。那位正讲着课被打断的北大副校长，当初激愤之下，放言要管楼的走人来的，可是，事过之后，身为副校长之尊的他，真的能让后勤的校工下岗吗？我看未必，一个堂堂副校长，就是奈何不了一个管楼的校工，这就是我们大学的现实。
谁都知道，大学里应该以教学为重心。后勤也好，行政也好，如果非设置这样的机构的话，原本就是为教学服务的。但是，现在的大学，往往是本末倒置。行政手里有权力，后勤手里有东西，学校的房产、设备、体育设施，都成了管理者的变相私产，谁管，谁说了算。学生交了那么高的学费，按道理理应享受学校的设施，但是不行，管理者说不行，你就是不行。老师讲课压堂，原本是大学里常有的事，但是，得听管楼人的，时间一到，人家就撵人。副校长尚且被撵，一般的教授，会怎样呢？可想而知。全世界的大学，哪里听说过有教室到点关门的呢？我们这里就有。不仅如此，去教室上课的教授，经常被看门人要求出示证件，万一忘了带，那么课都不用上了。这样的后勤，这样的后勤定的管卡压的制度，我们说什么好呢？这是学校吗？不，那里只是衙门，挂着大学招牌的衙门。后勤的张狂，实际是衙门的张狂。打掉衙门的威风，让学校的后勤服务市场化，大学才能接近一个真正的大学。
教授治校与教授当官
北师大珠海分校，不久前曾因学校保安打教授出过名，不过，换了校长之后，据说情况大有改观，知情者告诉我，现在的面貌，跟几个月前大有不同，正气在上升。虽然我一向对高校的事抱悲观态度，但关于北师大珠海分校，还是乐见其向好的方向转变。好像为了证实这一点，有朋友给我转来了最新关于珠海分校的消息，说是新上台的校长，决定把学校的16个正副处长职位，公开向全社会招聘，鼓励教师担任行政干部。
这个消息，让我想起前几天中国人民大学也有类似的事情，公开招聘两位副校长，看条件，也是向教授倾斜。我相信，无论是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处长，还是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最后落实下来，估计都是些顶着教授副教授头衔的人。我也相信，这种招聘，绝对是对教师释放的善意，至少是给部分教师一点权力。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老套。奖励学有成就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请他们做官，他们也就欣然就道，君不见，深圳一个处长职位，就有40位教授在抢。说实在的，现在的大学里，没有学衔的行政干部，即使有，已经很少了，双肩挑的干部，既是领导也是教授者，比比皆是。人大和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做法，要说新，只是在公开招聘这一点上。
可问题是，中国大学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教授坐上了校长和处长的椅子，而是教授治校。眼下农民尚可自己投票选村长，但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却连个系主任都没有权利选。教工大会也好，学术委员会也好，都是空的，还没有一所大学，有教授评议会这样的机构，据说浙大的光华法学院要成立，但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权。
我曾经多次呼吁，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这是大学能否办好的前提。不是说实行这三条，大学一定能办好，但不实行，则根本没戏。其中，直接关系到教师位置的，就是教授治校。所谓教授治校，绝不是赏给他们一些官位和官衔，而是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学校的大政方针，具有发言权和决策权。教授做了行政官员，屁股决定脑袋，无论有多少才学，都是一个官员而已。根本不可能改变学校的官僚化的面目，正相反，恰是会起到败坏整个学校学风的作用。这种拿官职作为教授奖励的做法，实际上是告诉社会，行政官员的地位要高于教授，搞行政，要比搞研究搞教学更有出息。本质上，跟“**”期间，公社书记“提拔”教师做售货员一样，都是没把知识分子当回事。
记得民国时期，傅斯年做中央研究院某所的所长，一位院士跟他讲，我认为，做研究人员是一流人才，做管理人员是三流人才。傅斯年非常认同这话，当即表示，他就是三流人才。可是，现在我们的社会，一流的博士，都进了政府机关，真不知道政府机关要博士做什么。二流的，才流向高校当老师，而这些人做好了，学而优则仕，才有机会被选拔为学校的行政官员（据说，学校的官，含金量比政府的差多了）。我可能有点杞人忧天，真不知道这样下去，中国大学的学术会怎么样，难道真的像某些很自负的双肩挑学官说的那样，越是做了行政，学术做得越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中国今后在科学技术方面赶超世界先进的任务，大可不必下到大学和学术单位，直接由行政机关挑起来就行了。
让教授磕头的程序
成为衙门的大学，有两项例行公事，一是糟蹋学生，二是玩弄教授。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学校还不是衙门，那么请不要对号入座，我说的，就是那些已经变成衙门的大学。糟蹋学生，是把学生往没用的方向教，通过刻板的教学、虚拟的实习，再加上平时的管、卡、压、要（钱），使大学教育空洞化，有害化，四年、六年甚至十年学下来，学不到东西不说，品性还差了。学生为了方便就业，往往不得不另花钱参加各种班，考各种证。玩弄教授，大都遵循古训，有软和硬的两手，一如当年袁大总统的法宝，一手拿大刀，一手拿大头（光洋），听话给大头，不听话请吃刀。
这么些年来，大学教授被这胡萝卜大棒交替乱抡的权术操作，已经弄得三魂丢了两魂半，温顺如处女了，每逢校长到场，不仅鞠躬如仪，而且言必称校长云云，视校长书记的指示如同圣旨一般。显然，领导的威仪，尊贵是永远无止境的，视教授为奴才的领导们，总是嫌下属对他们尊敬不够，这不，教育行政部门想出来让教授评级的好办法，好端端的，把个大学里面的教师，分成十三级，而教授则分为四级。据说，评级的标准，主要依据任职教授的资历，九年以下做四级，九年可以升三级，十二年可以升二级等。以我所在的学校而论，这个据说的标准是真实的，因为好些既没什么成果，也没什么学历的人，到了点，都升级成功。
按说，既然年限是升级的主要指标，而且现在大学都有定期的考核，考核不合格，就得低聘，因此，凡是到了点，而没有被低聘的教授，理所当然就属于学校的合格教授，所以，既然要评级，每年的升级，就应该到点即升。到点即升虽然有点按资排辈的嫌疑，但毕竟少了些麻烦，可以减少一些因为无端定级给大学教师带来纷扰和争端。但是有意思的是，教授的升级，根本不是很多人理解的例行公事，到点即升。到了点，必须由教授本人申请，然后经过院校两级审批，最后交校长定夺。尽管事实上没什么成果，也没什么学历的人士，也可以安然通过各级审核，得到校长的恩准，但如果换了某些校长不喜欢的，可就难说了。就算统统放过，这个程序本身的意义也相当大，说白了，就是让教授们通过这个程序，再一次对领导表示敬意。
记得一个老辈人讲的故事，说是一个富人，每年过年都要给长工散钱，但钱都要均匀地撒在厅堂里，让受施者一个一个在他面前捡起来。旁人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样费事？他回答说，他们每捡一个钱，都要对我鞠躬甚至下跪一次。我们的领导，别出心裁地设计出这样一个升级程序，也许谁他们也不拦着，全都放过，但是，我就是让你们一次次地申请，一次次地求我，我呢，一次次地恩准。
别说清朝灭亡，跪拜大礼也随之废弛，享受这种大礼的领导，从来没有断了根，有的是办法让人下跪。教授号称高级知识分子，最讲脸面，真的跪拜起来，行礼的和受礼的，都有点不自在，万一让媒体知道了，捅将出去，更是麻烦。于是，就想出这种让人变相下跪的招数。还别说，广大有头有脸的教授，还真就一个接一个中招。其实不中也不行，但凡叫个教授，数总是识的，谁不知道一级比二级高，二级比三级高，三级比四级教授高呢？一旦比自家资历浅，成果比自家少的人升了级，自家没升，就算自家看得开，老婆孩子唠叨，别人的白眼，也受不了。就这样，一个个有头有脸，有自尊心的教授，一面嘀咕着发牢骚（声音还不能大，可千万不能让领导听见），一面屈辱地递上升级申请，相当于纸上下跪一次，然后接受领导的一次恩赐。
其实呢，有没有这个级别，工资还是那点工资，待遇还是那个待遇，凭空生出一个教授定级来，平添一个升级程序，教授们突然之间就欠了领导的了，领导也有恩惠可以施舍了，而且最妙的是，这种恩赐，还要教授施大礼来接受，教授接受了之后，还真的就有人会感激涕零，谢主隆恩。
失败教育和愤青养成
尽管写博客净挨愤青的骂，但是作为一个在学校里教书的孩子头，心里对愤青还是满同情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学校，甚至还包括幼儿园，无论哪一个层次，都是愤青的养成所，骂我的人，也许就是我教过的学生，作法自毙，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眼下讲成功，怎样成功的书，最热销，书商给起了个名，叫励志书，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稍微有点想法的，都说自己是成功教育，只是他们所谓的成功，就是学科考试狭窄的单行道。励志书能不能让人成功，我不知道，因为没工夫看，人活到五十出头，还没有成功，估计看什么也白费，所以不耽误那个工夫。但是所谓的成功教育，在我看来，其实把它们大头冲下，倒过来，称之为失败教育，也许更合适。
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每天必去的地方，就成了战场，考试，排名次，成为激励学生上进的法宝。老师和家长反复对学生灌输，不，轰炸的一个道理，就是那个上两个世纪严复从达尔文的咬狗——赫胥黎老先生那里搬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落后就是失败者。一句老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老师们不大好意思劝失败者干脆跳楼算了，省得浪费国家的粮食，但每次批评差生，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凡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在背后都会被视为垃圾生，档次不够的学校，被视为垃圾学校，凡是被视为垃圾，自己也觉得没什么上进希望的学生，也自暴自弃，因此，凡是所谓垃圾学校，或者职业中学的学生，课堂纪律一般都一塌糊涂，老师糊弄，学生自己也糊弄。老师在课堂上挨揍，甚至被杀，都不算稀罕事，当然，碰到比较彪悍的老师，打学生，也是寻常事。这样的状况，在某些三本大学，也开始出现了。反正学校不好，大家都是竞争的失败者，索性破罐子破摔。
进化论式的竞争，是没有止境的，从幼儿园一直到博士研究生，竞争都在进行。每个层次有每个层次的失败者，而且每个层次，成功者都是少数，纵然是天资很好，也很会考试的学生，也没准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最后爬到塔尖的所谓成功者，大概只有极个别的诸如什么“哈佛女孩某某某”，才配说自己成功了。于是，整个的教育过程，在金字塔的每个阶梯，都布满了失败者，绝大多数人都感到的是挫折，都很沮丧，更没有人会感到快乐，感觉自己是个成功者。
毋庸置疑，这样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或者说是制造失败者的教育，绝大多数人在这个非常艰苦、非常乏味的过程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只是遗憾和挫折感。这种感觉，往往会一直带到他进入社会，自然，这样的感觉，尤其是那些在教育的中小学阶段就备感挫折的人，长成之后，想不变成愤青都难。
愤青的养成，除了我们这些无师自通坚信进化论的老师和家长的努力之外，还有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冷漠，教育过程缺乏爱意，惩戒和漠然，每每如冬天般的严酷，刺伤着每个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样的心灵，如果在进入社会之后，再被无所不在的权力傲慢凌辱一番，受点挫折，那么，愤青就会愤得更凶猛，青得更厉害，过了多少年，都长不大。
学校是培养人的，培养人格健全，能自食其力的人，并不是成名成家者的摇篮。如果“让孩子都成为精英”的理想，变成了切实的教育目标，学校无疑只能制造大批失败者。任何社会，精英都是少数，而没有进入那少数精英行列的人，不见得就非得心怀郁闷地活着，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不见得看见教授就非得自惭形秽，进入哈佛商学院的人，不见得就比学厨子更得意，只要学的人自己乐意，感觉良好。学校不能在培养少数精英的同时，大批量地向社会吐出心怀怨愤的失败者，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教育，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失败教育。
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
一个做了村官的大学生，因公务员考试失败，疯了，到处打砸乡亲的东西，父母无奈，将他关进铁笼。（2009年3月18日，《现代快报》）这样的悲剧，有其特殊性，一个内向的农村孩子，进入村官这个狭窄的通道，考不上公务员，似乎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因此，考试的失败，很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就事论事，我们可以考虑改进目前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不要把做村官看成进入仕途的一个台阶，而仅仅是一种生活和职业的阅历。但是，这个悲剧的背后，显然还有更多的内涵。
众所周知，眼下大学生就业，出现了热度异常的公务员热。当年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现在高考这个独木桥已经变成了通途大路，但公务员考试成了独木桥，千军万马挤着过。一个毕业班，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屈指可数，几成怪人。不消说，公务员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今大学生的首选职业，前面提到的那位疯掉的大学生，其实只是这千军万马中的一个。
按道理说，在中国，现代教育跟古代教育的最大分别，就是现代教育是面向社会的，培养出来的人，是为了在社会中就业，进而增益整个社会的知识含量和现代性。而古代的教育，是跟科举制度捆绑在一起的，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社会上基本上没有针对除了做官以外行业的职业教育。在隋唐实行科举之初，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职业学校，比如，学算数的、学医的、学兽医的等，但是，随着科举的推行，很快这些职业性的学校，就被边缘化，最终消亡。社会各个行业，入门者只能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技艺。道理很简单，马克斯·韦伯说过，在古代中国，官员是收入最稳定，地位最显赫的职业。这个职业，引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从而窒息了古代科学技术乃至工商技能的发展。
清末实行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学堂，尽管倒脏水倒掉了小宝宝，把考试选官制度也给废了，但把教育从面向官府，改成面向社会，这个大方向却并不错。自那时以来，新教育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培养了无数的工程师、农艺师、医生、律师、记者、会计……虽然当官一直都是一个比较诱人的出路，但毕竟学校里最优秀的人，并不都会进入仕途。就在前些年，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在大学生眼里，最有前途的职业，还不是官员。
风水轮流转，世界是平的，但却总在循环打转。谁也不会想到，一百多年的新式教育发展到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又转了回去。奇怪吗？一点都不。现在的社会，已经完全回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古代中国的状况，做官是最稳定、最显赫的职业。姑且不说那些腐败问题，不说那些灰色收入，就是从最合法的角度，当今之世，有哪种职业的待遇，以及职业所带来的荣耀感，能超过官员呢？就算在机关里做司机，医疗保障和退休的待遇也被企业的高级工程师好上许多，如斯，焉能不让人如痴如醉？即使在大学里，学生耳濡目染，教授带长和不带长的巨大差别，亲眼看见学校里官员的专横独行，饱尝有权就有一切的官场逻辑。连学校搞校庆，都无一例外是做官的人最受欢迎，那些被奉为学生楷模的，都是高官。这样的学校，学生毕业之后，不追求权力，怎么可能？
但是，无论官员地位有多么显赫，收入有多么丰厚，维系这个世界运行和发展的，并不是官员。除非我们想回到中世纪，就不能让仕途的旋涡吞噬掉自己的学校教育，吞噬掉所有最优秀的人才。一句话，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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