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这地界，虽然地属江苏，可不仅跟苏省的江南部分不相干，跟苏中的扬州、镇江、南通一带，也差距很大。语言风俗，距离很大，彼此丝毫没有同乡的感觉。此地风俗习惯，反倒跟山东南部非常接近，人长得也像。以省为地方单位之后，这样的事情，在很多省份都有。这都是蒙古人跑马圈地、胡乱划界作的孽。但是，徐州是个民风强悍的地方，自古以来，出兵多，出匪也多。跟鲁西南一样，习武成风，盗匪也成风。这一带的男子，高大威猛，古来就是好兵源，加之生活困窘，民不畏死，当兵吃粮，是个人人都乐意干的好买卖。1927年孙传芳兵败龙潭，十万大军损失殆尽，到苏北竖起大旗招兵，不旋踵即填满了空缺。
占了徐州，严格地说是徐州和海州，对张勋来说，有利有弊。得利处明显，招兵容易，而且招之能战。弊端也很明显，苏北是个穷地方，当年各个军阀据地自雄，招兵买枪，没钱不行。有块膏腴之壤，好处多多，可以多刮地皮，多娶姨太太，多多存款。但徐州这个地方，民穷财尽，单靠当地的出产，养活不了多少军队。好在，海州出盐，虽然说，海州的盐业，晚清末叶已经有些衰势，但对张勋还是不无小补。张勋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经营。别看张勋土头土脑，看起来形象很旧（此老永远地袍褂、官靴，脑后垂一条粗粗的大辫子，从来不沾任何西式的服饰，哪怕是在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公干，也连新式军装都没有穿过，更别说西装了），但是，他对于投资新式产业，却相当有兴趣，而且经营有道。民国时期，银行业中北四行赫赫有名，张勋因为跟张镇芳的关系，在盐业银行有五十万元的投资，在大陆银行，也因旧部万璧臣的关系，投资三十万元。在北京商业银行，投资三十万元，天津大业银行，投资十万元。还有一些厂矿，比如北京自来水公司、山东华实煤矿，都有大笔的投资。他家乡的九江久兴纱厂，就等于是他的产业，资本超过百万。在北京和天津，还有大量的房产和地产。[1]这些产业，虽说有亏有赢，但总的说来却是赚多赔少，让张勋财源滚滚。在这方面，张勋应该说比多数的军阀都生财有道，只有湖北的王占元，跟他有一拼。但王占元的产业，多为旧式的当铺和商店，而张勋投资的大宗，却是新式企业。这个出身农家的丘八，正儿八经地具有农民企业家的头脑。这些经营有道的产业，在张勋复辟失败，没有了地盘之后，还能够支撑他过奢侈的生活，甚至他死后，家业依然不败。“张勋的大女儿出嫁之时，张勋已死，嫁妆之多，无一不备，最后有汽车一辆。”单嫁妆单，“红纸黑字，写了凡十张”。[2]
不消说，投资所得的钱，要供他一家人开销，供自己过奢靡的日子，找一个又一个的小老婆。此外，还有大笔的捐助，人情往来，以及赏给艺人的包银，像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高庆奎、王凤卿这样的名角，动辄上万。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弄来的钱，也用来养兵。对军阀来说，兵才是他们看家的本钱、产业的基础和在政坛上发言的底气。张勋是个聪明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当然，除了“白”的产业之外，张勋还有“黑”的产业——种鸦片卖大烟。张勋在徐海一带种鸦片，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清末新政时期，由于朝廷加大力度禁烟，中国鸦片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但是，进入民国之后，又有点死灰复燃。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孱弱，各地军阀自行其是，有些军阀开始有组织地种植鸦片谋利。但在1917年之前，这一切还都是偷偷摸摸的，一般都是边远地区的军阀才干这种事。像张勋这样，公然在交通干线周边种鸦片的，还真是罕见。当时，民国政府跟英国定有协议，所以外国人有时会定期来勘察。张勋惹不起外国人，所以，每当老外来的时候，他们就事先把烟苗给铲了，和中国禁烟机构的官员联手，一起蒙老外。[3]
张勋辫子军的老底子，来自巡防营。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改革，正规陆军角色由新军承担，新军包括北洋军和各省的新军。八旗兵虽然武器给得最好，但早已废弛，属于供在军事祭坛的三牲。原来的绿营和湘军基本上被裁撤干净，到了辛亥革命时，只剩下一点儿零星的部队，作为地方警察存在。而甲午后由淮军改造成的练军，则大多改编成为巡防营，属于地方部队，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武装警察部队，西方的观察家称之为“半现代化”的军队，总兵力在十几万到二十多万之间。巡防营的编制，还是淮军勇营式的，基本单位是营，每个营步队，由三哨组成，定员三百零一名，还有马队，每队一百八十九名官兵。在营之上有路的编制，若干营，为一路，路设统领。但有的巡防营，一营有五哨，故每营五百多人。[4]“这些组织差不多全部只有步兵和骑兵单位，加上有限的几门炮，兵士们多数使用1888年式毛瑟***。但武器不如新军划一。”[5]后来，很多被招安的土匪、盐枭也被编为巡防营，因为这些人能打仗，可以帮助官府剿匪，这让防营的成分更加复杂。相对于新军，巡防营从人员构成上就比较旧，接受新思想的人非常罕见。这不是说所有的巡防营都不可能反叛，也有过革命党人收买防营成功的例子，这种事情实际上并不少。但在地方官看来，防营就是要比新军可靠。在新政后期，由于地方督抚对于防营的信任超过新军，所以，巡防营的武器多少有些改善。巡防营有枪有弹，新军经常有枪没子弹。子弹受限，训练也越来越差。防营弹药充足，而且武器也有很大的改善，经常受倚重。一国军人的不同部队之间产生摩擦，是常有的事，而新军与防营互相看不起，擦枪走火，在所难免，但有子弹的，多半要占便宜。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军的叛逆，多少跟地方官的偏心和与防营的摩擦有关。张勋的部队，就是清末巡防营的一个缩影，有练军、有招安的盐枭、土匪和湖匪，深受地方督抚的信任，经常有仗打。加上张勋统带有方，所以训练好，战斗经验丰富。在张勋部下眼里，由徐绍桢指挥的新军第九师，就是花架子。而第九师在南方新军中，已经是翘楚了。张勋部下跟徐绍桢部下的摩擦，后来演化成张勋对革命党的敌意。后来，我们知道，在南京攻防战中，第九师吃了张勋的大亏。新军与防营的敌意，被张勋成功地转化为战斗动员，所以，仗打得比较好。
清末新政时期，除了陆荣廷和张作霖这样土匪出身的巡防营部队，有三支巡防营部队是比较能打的，一个是广东水师的李准部，一个是毅军姜桂题部，还有一个就是张勋部。进入民国之后，巡防营的编制仍然都保留着，很多地方都有巡防营。但只有毅军和张勋部比较有战斗力，其他的巡防营，不是摆设，就是被其他地方军阀吞并了。[6]不过，张勋所部，巡防营底子，毕竟只有万把人，队伍的扩张，还要靠在当地招兵。徐海一带，土匪很多，占一个地方，必须得剿匪，否则被土匪分走的资源太多，就站不住脚。一般军阀剿匪，都是化匪为兵。但是，部队里土匪多了，控制也就难了。所以，还是得招些寻常百姓，掺和掺和。所以，张勋的办法是，在当地农村按征收的田亩捐的多寡征兵，每个乡都要出兵十几人或者几十人。这些人，大多是可能为匪之辈。当兵是吃粮，为匪也是吃粮，但是，当兵就不能为匪，自然，匪也就少了，匪少了，匪患也就少了。[7]但是张勋定武军和倪嗣冲安武军，此时已经不是清末留下的防营了，而成为安徽和江苏北部的正式国军。但两部的编制，皆任意为之，“与定制既不符，复非巡防绿营之旧章。各营队人数之多寡亦至不齐一。官佐之阶级，及升调统帅，皆自由定易，陆军部不得过问。至全部官兵人数究实若干，枪械若干，则不仅外人鲜有知者，即身在其中之人，亦莫名真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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