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自成体系，黑幕重重，但按当时的水准，张勋的确是个会带兵的人。从留下的老照片看，辫子兵的确个子高大，精神头不错。辫子军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张勋挑出来的大汉。早在辛亥革命期间，前来造访的英国外交官，在比较了革命军和张勋的部队之后就写道：“（张勋的部队）他们的勇气和体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是训练有素、久经风霜的战士，与革命军中占极大比重的毛头小伙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看来，他们服装整洁、装备精良和情绪高昂。”人们如果到了辫子军练兵的校场，看到他们的武术演练，摔跤拳脚，以及演**刀劈杀，会发现个个都很雄壮威武，而且杀声震天，军威甚壮，带着点恐怖，令人印象深刻。[9]不过，我还真没有找到过这样的材料，说谁对辫子军的武器装备有过什么印象。看来，张勋没有在更新自己部队的武器上，花太多的钱。
但是，这个老粗却在培养跟士兵的感情上，下了不少功夫。他能跟士兵同甘苦，打成一片。也可以说，他很善于收买人心。有个传说，说他一次得了两瓶美酒，他“命令把酒倒入缸中与士卒分而饮之”[10]。如果此事为真的话，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模仿古人的作秀。不过，另一个传说，倒像是真的：“有一次，一个士兵枪伤了手，血流如注。因伤药放在‘御赐’的鼻烟壶中，由于迫切需药，张勋立即敲碎鼻烟壶，取药疗伤。事后有人问张：‘为什么要敲碎宝贵的鼻烟壶？’张勋说：‘救伤如救火，岂可重东西而轻生命？’”[11]这种事，不管是不是作秀，都能让士兵很感动。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勋的部队还是旧模样，根本没有引进军医。士兵有了伤，得由张勋用传统伤药救治。不过，虽然说，在清末新政时期，新军是配备了军医的，但是否有合格的西医还真不好说。到了民国的北洋时期，士兵们有伤，多半按自己的土法子来治，抓把土按上，或者用火药烧一下，然后用块大洋按上包好。辫子军这个受伤的士兵，比较有福气，赶上张勋在场，如果张勋不在，那么这个士兵大概只能像当时多数的士兵一样，用土法子对付，不化脓感染才怪。当然，除了敲碎鼻烟壶之举，张勋收买军心，也靠给平常的好处。“一到暑天，即从江西抚州购大批马瓜，运赴军中，分饷部属。”[12]
当然，张勋练兵，也是老法子。训练无非是格斗、拼刺、耍大刀，顶多加点西式的队列、立正稍息、齐步走。从留下来的辫子军老照片看，这些军人，至少在军风军纪上，很不怎么样，吊儿郎当的。别的军阀，尤其是那些军校或者留学生出身的，带兵多少会有一点儿现代化的成分，但张勋没有。用人，也不用军校生。只要老实、忠诚，越土越好。当年各地军阀中存在的保定系、士官系、讲武堂系，在张勋的部队根本没有地位。那个时代，中国军队普遍的战术水平不高，很多部队，营以上单位都有自己的旗帜，如果长官姓张，旗帜上就有一个“张”字，跟清朝时的军队类似。打起仗来，旗手举着大旗就往上冲。有哪支部队的军官士兵敢玩命，先在气势上，就占了优势。几个冲锋下来，对方也就垮了。所以，张勋这样的土造军队，也不见得就打不过别个。
辫子军张勋带兵，还有一个特点。他虽然对家乡人很好，不仅经常撒钱，而且每逢过年，只要家乡人来看他，多少都有赏赐，但他却很少用江西人。他部队的高级军官，如白宝山、苏锡麟、殷恭先、陈德修之辈，基本上都是北方人，半数为剽悍的山东苏北大汉。他奉新的同乡，只有两个管带，十个哨长。因为他的士兵，基本上都是苏北和山东人，他用人不任人唯亲，对于争取兵心，大有助益。给士兵传递的信息，就是他信任本地人，拿他们当自己人。在这一点上，张勋比同时代的很多军头都强。当年人们之所以称北洋军阀为封建军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地军阀由于解决不了系统的效忠难题，所用之人，非亲即故，再不就是乡人。大多数军阀，都是靠子弟兵撑着。北方的军阀还稍好一点儿，至少招兵范围比较广，南方的军阀，连招兵都只能招自己的家乡人。但是，辫子军的凝聚力，官兵对张勋的忠诚度，还真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军阀。从这一点上讲，张勋的确深得中国传统带兵之术的三昧，还算是一个将才。
进入民国之后，正式国军的军服，大体一致，都是灰色军装，大檐帽，帽子缝里，缀有金辫一道。帽子的中央，有陆军军旗帽徽。军服为斜纹布，袖口军官绣金线，士官为银线，士兵为红线。上衣军官四个口袋，士兵两个口袋。有肩章，按阶级，有金银之别。士兵有领章，标明所属部队。[13]由于扩招太多，显然布料没有清末新军那么好了，一色卡其布，有的部队干脆就是土布，但颜色基本上都是灰色的，样式也大体差不多。蔡锷的讨袁军，也只是在帽子上有一圈红色，以示区别。但是，那个时候的姜桂题的毅军和张勋的辫子军，却穿蓝色服装，还像清朝勇营一样，有号坎。帽子很随意，从老照片看，还有戴礼帽的，一副游击队、杂牌军的范儿。在美国公使芮恩施眼里，张勋的士兵，既彪悍，又令人畏惧，骑兵“穿着宽大的黑色制服”。在张勋经过的路上，辫子军的骑兵实行戒严，不许任何人员车辆通过。芮恩施正好要从这条路上过，不管司机怎样设法，张勋的士兵都一直拦着，要想继续前进，“只有开车从他们身上碾过”。[14]敢跟洋大人如此横，不是张勋胆子大，做义和团状，而是张勋下了戒严命令，而他们只忠于自己的大帅。其实，如果张勋知道有这么回事，肯定会亲自到美国使馆道歉的。即便是复辟，他也并没有开罪洋人的胆量。只是，公使大人由于隔着汽车窗户看辫子兵，又是夜色朦胧，把蓝色看成了黑的（也不排除辫子兵的衣服比较脏，蓝的也变成了黑的），陡然增加了自己对这支闯入北京的辫子军的厌恶。服装上的差异，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跟辫子一样，代表着军队主人的某种情绪。
张勋复辟失败后，当时的一些即时之作，都说辫子兵如何横暴，纪律如何不好，但说来说去，也就是买东西不给钱，随手顺点东西什么的。伤人淫掠之事，即使这样的著述，也没有提及。平和一点儿的纪实作品，提到辫子兵比较骄横，说是他们跟警察一起站岗，稍不如意，就殴打岗警，岗警诉之巡官，巡官反而要向辫兵赔不是。[15]许宝蘅先生当时在北京政府里做官，看他的日记，复辟期间，包括开战以后，他都行动如常，对辫子军没有任何恶感，反而称许死后的辫子兵神态“颇从容”。[16]相反，讨逆军的曹锟部，也有马兵抢人的银表的事情。记录者记此事，颇为详细，被抢者有名有姓。[17]看来，军纪这回事，辫子军跟其他民国军队一样，得意的时候，就骄横一点儿，霸道几分。有乱子可乘，看得不严，就拿人东西。抢掠行淫，这样的事，有这样的形势，就肯定有。讲纪律，没有谁更差，或者更恶劣，顶多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由于辫子军的“落伍”，他们在媒体中的形象一直都不怎么样。二次革命后，南京抢劫的传闻，一直伴随着他们，挥之不去。很多知识人一提到辫子兵，就有心理反应，打心里反感。鲁迅1913年自北京回乡，路过张勋所部驻地兖州，在日记里写道：“夜抵兖州，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人起，有一人则提予网篮而衡之，旋去。”[18]厌恶反感之情，溢于纸上。周作人在复述了鲁迅日记中火车路过兖州，遭遇辫子兵盘查的记录之后说道：“现今的人，没有见过‘辫子兵’的，恐怕不能想象那时情景吧，因为一个人如果剃去头上四周头发，只留中间一块，留长了梳成一条乌梢蛇似的大辫，拖在背上，这决不是一种好看的形相，如果再加上凶横的面目，手上拿着凶器，这副样子才真够得嚇人哩。”[19]
讨逆之役，张勋的部队，不过十个营，加上卫队，应该是六千人左右。讨逆军的主力，是李长泰的第八师、曹锟的第三师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这个旅比较大，跟别的一个师相若），一开仗，原来附逆的京畿部队，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师和几个零星的旅，加上步兵统领的人，全都倒戈了。而在作战过程中，辫子军的十个营也被劝降下来六个，剩下的部队，只有两千来人。据带兵的统领苏锡麟自己说，只有一千五，而讨逆军，差不多有六万五千人。众寡如此悬殊，而辫子军给人的印象，并不是一触即溃，抱头鼠窜，还真是死命地抵抗了一阵。在南河沿张勋的住宅和天安门、中央公园一带，发生了激烈的交火。苏锡麟说他的部下“士气旺盛坚强一致”，或多或少，倒也有那么点意思。[20]最后不打了，还是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反复劝说，并许诺多发三个月的饷，他们才答应的。这样的条件，开在一支必败的军队身上，耐人寻味。缴械之后的辫子兵，倔强依然。还是穿着自己的军服，辫子也没剪。接受记者采访，“语竟，其神色似仍倔强不服云”[21]。为了让这一千多辫子兵放下武器，讨逆军多付了八万元，等于是拿钱买来了最后的胜利。而这八万元，大概已经超出了段祺瑞的预算，不得不临时问日本人借。日本公使林权助找来正金银行的人，在最短的时间内，筹集了这笔款子，林权助写道：“该款出了公使馆大门约二个小时左右，战火就停熄了。”[22]那个年月，外国人嘲笑中国的内战，不是在用枪炮打，而是用银圆和烟土打，从讨逆之役看，还真有点那么个意思。此前的六个营，实际上也是花钱买降的。
张勋带到北京的辫子兵，被遣散了，但是他大部分的部下，还在张文生和白宝山统领之下，并没有因此而遭遇灭顶之灾。战火尚未停息，张文生就识时务地发表通电，谴责复辟。据说，张勋进京之前，曾跟张文生约好，如果形势不妙，就以“送兰花五十盆”为号，让张文生加派五十营增援。结果，讨逆军兴，张文生接电之后，“即装傻充愣，真的遵电解送兰花五十盆赴京，不出一兵”。[23]其实，以当时的形势，即使张文生肯出兵，大概也只能用腿向北走，铁路已经被讨逆军截断了，而且即使走过来，也无济于事。冲过了安徽，也冲不过山东。这种时候，就算张文生依旧效忠于张勋，也只好大难来时各自飞了。张勋失败之后，他的旧部下白宝山依然做着海州的镇守使，隶属冯国璋，张文生则带队来到了安徽，会合原来在安徽的定武军，被改编为新安武军，隶属于倪嗣冲。部队并没有被缴械，实力仍在。只是没有了张勋的辫子军，也就不成其为辫子军了。张勋的辫子没丢，但他昔日的部下，却保不住辫子了。冯骥才小说《神鞭》里的人物，辫子没了，神还在，但辫子兵们，张勋没了，辫子没了，整个军队的神也没了。第二年，新安武军被派往湖南前线，参加南北战争。倪嗣冲死后，张文生短暂地做过安徽督军，但随后被倪嗣冲的旧部马联甲挤下了台，新安武军全部被改编，在军阀混战中，他们悄声无息地逐渐被淘汰了。
张勋的部下，当然都乐意有皇帝。但是，帝制却并非他们的信念。在那个时代，辫子兵和其他的士兵一样，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愿。参与复辟，打仗放枪，跟对面的士兵一样，不过各为其主。长官说打，就打，长官说不打，也就不打了。本质上，他们跟做看客的北京市民，没有什么不同。
复辟失败之后的张勋，由于有巨大的产业，依然过着奢华的生活，但再也不能回到徐州，重掌帅印。昔日的辫子军还在，但已经变成了旧部。从北洋时期过来的军阀，只有阎锡山和张学良，可以离开自己的军队和土地，最后还能回来，重掌大权。别的人，一旦离开部队，就永远地离开了。没有了张勋的辫子军，没有了辫子，虽然实力还在，但已经变成张文生和白宝山的军队，不是他张勋的了。张勋经营有道，但治军却没有阎锡山那两下子，没能构建一个致密的控制网络，更没有村治的模式，人下野了，依旧可以控制部下，掌握地盘。北洋军阀最头痛的病灶——部下的离散趋向，在张勋身上依然会发作。因此，下野之后的张勋，尽管依旧有钱，依旧受人尊重，但却只能待在天津做寓公。没有了兵，一个军人，在政治上，就再也没了发言权。
注释
[1]侯艺门《张勋的行行色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769—770页。
[2]侯艺门《张勋的行行色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70页。
[3]俞莱山《谈万绳栻与张勋》，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727—728页。
[4]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第一编，第十页。台湾，文星书店。
[5]（美）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译本，第26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6]张勋复辟之前，时担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的冯玉祥，就被调职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参见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42页。
[7]《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一册，第31页。
[8]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第257页。
[9]赵欣余《丁巳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9页。
[10]万嘉熙《关于张勋的事情》，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39页。
[11][12]龚师曾等《张勋的生活经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21页。
[13]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第一编，第69、71页。
[14]（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209页。
[15]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17页。
[16]《许宝蘅日记》，第二册，第599页。
[17]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87页。
[18]《鲁迅日记》，第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9]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20页。
[20]苏锡麟《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302页。
[21]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95页。
[22]《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173页。
[23]龚师曾等《张勋的生活经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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