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时代，说话声音的大小，要看实力。兵精粮足占地广大者，声音就大，底气足。按这个逻辑，张勋在那个时代，充其量不过是个中等角色。虽然名义上，他也是一省督军，但对于名下的安徽，却不能染指一丝半毫，地盘不过苏北的徐州和海州。张勋控制徐海，原没有合法权力，但却跟其他军阀一样，当地的所有地方官，都由他派遣，县知事如此，各地厘卡也归他管。征粮抽税，一点儿都不马虎。漫说江苏省长不能过问，就是督军冯国璋也徒呼奈何。苏北一向寒苦，招兵倒是不成问题，但养兵却难。一般来说，一省督军怎么也要有几个师的实力（江苏督军冯国璋就有四个师左右的兵力），张勋的辫子军，六十余营，老式的营一营五百人左右，总共不过三万余人。虽然媒体上传说他要增兵（1916年就传他要增招四十营）[1]，但多了养不了。就这点兵，还要亏了海州（连云港）有海盐的收入。张勋为了增加收入，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广种鸦片，惹得国际禁毒组织屡屡来查，但也拿他没办法。虽然说，张勋也在逐步扩展势力，媒体甚至说不仅徐海，连淮扬一带也被他控制。[2]但南边毕竟有冯国璋在，冯也有自己的军队需要养活，染指一下也许是有的，但真的要南下，张勋还没有这个实力。为了养他这点兵，他还要要点赖皮，拿他的安徽督军头衔说事，把辫子军放在安徽十几个营，让倪嗣冲替他养着。
实力不强的张勋，为人却很仗义，仗义疏财，好客，出手大方。他有钱，但有钱的军阀不止他一个，其中抠门的不少，但张勋却不。凡是打过交道的人，都喜欢他。虽然在某些人眼里，他不过是个冤大头。在一群武夫粗人中，张勋这样的性格，很招人喜欢。正因为如此，加上他对革命党的战绩，实力不强的张勋，才能有这武人之林大哥大的身份。在他的时代，军阀中有三个人，是为政界看重的，一个是冯国璋，一个是陆荣廷，还有一个就是张勋。冯国璋据地东南，实力雄厚，还是副总统。陆荣廷控制两广，是南方最大的实力派。张勋能跟他们比肩，不是因为实力，而是因为一些无形的东西。
徐州会议，是一个武人干政的聚会。这样的会，之所以在徐州开，跟张勋的好客不无关系，跟他的大哥大身份关系更大。但是，这个会能开成，而且开了四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武人干政，在共和制度下，毕竟不怎么光彩。武人声音大了，这边国会提议禁止，那边大总统明令谴责。张勋、倪嗣冲们为自己辩解，只能胡搅蛮缠。吉林督军孟恩远甚至说，国民都可以议政，“军人亦国民之一分子，何以对军人独请明令禁止？”[3]不光彩的事，武人们还非要干，有个憨大领头，大家何乐不为？于是，张勋就成了当仁不让的首领，开会，也就只能去徐州开了。每次督军团在徐州开会，当年不大的徐州，几个像点样的旅馆，都被挤得满满的。记者想来打探点消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徐州会议的起因，其实要从冯国璋说起。1916年6月，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末路途穷，冯国璋起了另起炉灶之心，召集各省督军，到南京开会，商议善后事宜。在会上，张勋搅局，让会议无果而终。会后，张勋邀集各省与会代表去徐州，有去的，有不去的，去的主要是北方各省的代表，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再加上一个安徽的倪嗣冲。这些督军和督军代表，在徐州开了一个会，这个会有结果，形成了一个决议，挺袁，但强调各省的独立性，还特别强调要保证清室的优待条件。人们传说，在会上，张勋缅怀“大清朝深仁厚泽”[4]，绝对有这个可能。共和办到袁世凯称帝，称帝又不成，像张勋这样的人陡起怀旧之情，合情合理。后来又传说他要联合冯国璋发兵北京，拥立清帝复辟，但因冯国璋临时变卦，半途而止。其时，袁世凯这棵大树将倒，前程难料，众军头惴惴不安，聚在一起喊一嗓子，以给自己壮胆。冯国璋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贼心，做后袁时代的盟主，可惜气魄不足，聚拢来了人，结果却便宜了傻大胆的张勋。
民国徐州大同街有其一，就有其二。同年九月，张勋再次邀请九省督军和督军代表来徐州议事。后来，参加者扩大到十三省。此次会议，参会者固然有“防止北京政府之集权”[5]的意图，但背后其实有北洋老大段祺瑞的影子。徐树铮给张勋的信中提到，在会前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就来了一趟徐州，跟张勋有过商议，为的是“中外提携，以维国脉”。[6]传统说法，所谓“中”就是指朝中，所谓“外”，指的是地方。这里说的就是在地方的军阀和中央的段政府，要紧密合作。然而，倪嗣冲一来，用力过猛，连临时约法和民元国会都给否了。会开不下去，段祺瑞直接派亲信曾毓隽赴会，连反对唐绍仪出任外长的通电都代为拟好，要张勋他们直接发出。虽然有个别督军代表有异议，通电还是依样葫芦，由张勋、冯国璋和王占元领衔发出。[7]这次会议，其实就是因为段祺瑞和黎元洪初次合作，提出的内阁名单，被黎元洪改了个稀里哗啦，心有不甘，又不便公然反对，总不能一开局就破局，所以，只能玩点小把戏，让外面的武夫们闹一下。这一闹，唐绍仪自然不敢就任，黎元洪的内阁名单也就大半告吹。
其实，不仅第二次徐州会议背后有人操控，第一次会议，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指使者。袁世凯的心腹谋士阮忠枢多次致函张勋，要张勋和倪嗣冲联手，将南京会议“设法打消”，抵制“宁垣”（即冯国璋），甚至可以结成团体或者联盟，自任盟主。[8]虽然我们没看到张勋的回复，但后来的事情，张勋的确是按照阮忠枢的布置做的。不过，张勋并非布袋戏中的傀儡，完全按照牵线人的操控行动。第一次徐州会议，他往里掺和了自己的私货——首先要求尊重清室优待条件。第二次徐州会议，他的主意就更多了，按参会的曾毓隽的说法，在会上，“张勋主张以徐世昌组阁，段退为徐阁之陆军总长”。曾推测说，这是因为张勋想先借徐州会议夺取段之北洋派领袖地位，其次用徐世昌为复辟开辟道路。[9]当然，此时的张勋，是否会有如此的深谋远虑，还不好说，但段祺瑞和徐树铮这样操控军人干政，的确给了张勋某种壮大声势和名望的机会。俨然盟主的张勋，虽然麾下大兵不多，但既然可以对中央政府说三道四，也就可以对段祺瑞说点什么。徐世昌不仅在清朝时资历和官阶都比段祺瑞高，而且在北洋系，也是老资格的谋主。让徐世昌出面组阁，段祺瑞做实权的陆军总长，文武搭配，也不失为一种北洋派当家的理想组合。其实，段祺瑞也未尝没有这样想过，只是他想的是，徐世昌做空头的总统，他做实权的总理，总统和总理，都是北洋一家人。这样的组合，在粉碎复辟之后，还真的就实现了。
第二次徐州会议废掉了黎元洪的内阁名单，这让黎元洪大为光火。初登“大位”，气比较粗，因而发布了一通措辞严厉的“禁武人干政令”。[10]随后，段祺瑞也做出姿态，以内阁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身份，对若干“犯禁”的下属发布训词。[11]而另一个北洋大佬，三杰之龙王士珍，也特意致函张勋，说是国会已经“力矫前非”，变得稳健了，总统和总理，关系也不错，你呢，也就别添乱了。[12]武夫们折腾一回，落幕时，黎元洪得了面子，段祺瑞得了实惠。武夫们偃旗息鼓，回到后台，安静了好一段时间。
张勋们的再度活跃，是在府院之争进入白热化之际。段祺瑞再度试图利用军人对黎元洪和国会施压，于是有了第三次徐州会议。第三次徐州会议的由头，是给冯国璋做寿。1917年的1月3日，是冯国璋的六十大寿。一个坐镇东南、手握重兵的副总统，一个北洋大佬，这样的好日子，无论如何都是要隆重庆祝一下的。众军头来到南京，为冯国璋过寿，但是，酒酣耳热，吃饱喝足，热闹完之后，其中的一些人似乎是顺便地来到了徐州。与会者，不仅有各个督军和督军代表，还有来自北京的段祺瑞门下四大金刚——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和曾毓隽。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军头们聚会，不是冲着冯国璋，而是冲着张勋。
其实，在北洋诸位大佬中，段祺瑞并非一个对权术有着特殊爱好之人。但是，他麾下的大将，尤其是徐树铮，却是《三国演义》中摇羽毛扇的人物。他到哪儿，哪儿肯定有阴谋。他玩阴谋，最初段祺瑞未必知情，但玩出来之后，段却只能认账。原本是一台寿宴，到了徐州，却跟变戏法似的变成了一场军人干政会议。根据曾毓隽的回忆，是做出了五项决议：“（一）请总统罢斥佞人；（二）取缔国会；（三）拥护段总理；（四）淘汰阁员；（五）促成宪法。”[13]根据当时的政府密报，有三条决议：“一、实行责任内阁；二、除府内群小；三、限一月宪法告成。过期则议员由各省另选。”[14]非常直白地在府院之争中，站在院的一边，而且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们对国会的一贯痛恨。
徐州会议重开，社会舆论当然一致反对，但是，对于陷于总统府和国会泥潭里的段祺瑞而言，却是一种福音。而军头们的声音，对于黎元洪，无疑是一种压力。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认真看待这种压力。他没有想到，段祺瑞麾下的大将们，不久之后，居然甘冒舆论的谴责，把督军团带到北京，直接干预府院之间关于对德参战问题的争议。对军人干政多次表示过批评的段祺瑞，对督军团的嚣张，实际上乐见其闹。
但是，督军们跟徐树铮一样，对于段祺瑞力主的对德参战，其实心里并不以为然。此议刚出，张勋和倪嗣冲都公开表达过反对。后来在段祺瑞的协调下，虽然表面上不再发声抗议，但思想其实并没有转过来。毕竟，北洋系是按德国的路数教出来的军人集团。当年德国教练和德国武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不可能因为他们的老大功利性地转向而消失。张勋虽然属于北洋系的外围人士，但也在圈子里混过。况且，跟他走得比较近的满人王公，也无一不是德国陆军的崇拜者。跟他来往密切的遗老遗少，也都力主中立，不希望中国得罪德国。跟黎元洪走得比较近的政客金永甚至在给张勋的信中说，阻止参战，是“中国救死之计”[15]。别的军头，只要老大发了话，就可以跟着起哄，但是张勋却不一定会这样做。尽管在了解段祺瑞的主张之后，他不再公然反对参战，但却没有像倪嗣冲那样，冲在前面，拼命鼓噪参战。在私下里，他还是希望中国能严守中立。[16]同时，张勋也跟若干坚决反对参战的人士鱼雁往来，声气相投。[17]张勋的这种姿态，让黎元洪对他好感大增。
更微妙的是，由于有了第三次徐州会议，张勋的盟主地位，开始像模像样。各方势力，都在跟张勋套近乎。大小军头跟着起哄不说，一干遗老，像江瀚、康有为这样的人跟张勋自然更加密切，其他政客，如杨士骢、唐宝锷之辈，也纷纷前来讨教。连梁启超和汤化龙这样的研究系领袖，原本道不同志不合，此时也放弃原则，跟张勋眉来眼去，力争说服这位“辫帅”，赞同他们的主张。[18]武人干政，就这样在舆论和国会的抗议声中，越来越为各方买账，越来越和谐了。民主规则，仅仅是规则，落实到具体的政争上，任何一个有实力的势力，都是必然要被人重视的。
第三次徐州会议，以及督军团和公民团的闹场，极大地毒化了府院之争的氛围，也捎带着把国会彻底推到了黎元洪一边。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黎元洪，在一边倒的舆论和国会的支持下，不惜走向决裂。督军团的众军头在黎元洪那里被骂得灰头土脸之后，离开北京，径直来到了徐州，于是，第四次徐州会议，在1917年5月22日召开。会议的第二天，原本就义愤填膺的军头们，就听到了段祺瑞被免职的消息。于是，这次会议，就变得火药味十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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