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罢免段祺瑞，一方面致电梁启超和熊希龄，要他们设法恳请徐世昌出山组阁，也针对张勋的来电询问，专门给张勋回电，说他免段职的不得已，暗示是由于国会方面的压力，希望“久主齐盟”的张勋，“剀劝同僚，咸体斯意”。[19]意思是说，我黎元洪跟段祺瑞闹翻，有参战的不得已苦衷，跟段祺瑞闹翻，不等于跟北洋系闹翻，对北洋系，我还是充分尊重的（徐世昌也是北洋元老）。你是盟主，多劝劝军头们，让他们别闹了。但是，黎元洪这种撕破脸皮的壮举，无论如何都令徐州会议的与会者无法消气熄火。段祺瑞的免职，引爆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倪嗣冲和张作霖首先通电抗议，随后，倪嗣冲邀请各省督军，宣布与中央断绝关系，并自己率先动手，于5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我倪嗣冲，与中央“脱离关系”。[20]接下来，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督军，也纷纷与中央脱离关系。6月2日，这些与中央脱离关系的各省，在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在北京的大门口，俨然摆出一副称兵造反的架势来。
虽然，在武夫们反黎元洪的大合唱中，张勋也跟着唱，但是，他的态度，还是跟倪嗣冲有微妙的不同。根据当年袁世凯的谋士阮忠枢给张勋的信，此次徐州会议，原本是倪嗣冲的动议，事先跟段祺瑞和徐世昌商量过，两人都表示赞同。也曾经约过冯国璋，但冯不肯参加。所以推张勋做盟主和领袖，“执坛坫之牛耳”。但目的不过是利用张勋，推倒国会和黎元洪而已。阮忠枢觉得，张勋不应被其利用，因为段的对德政策必然失败，所以不如作壁上观，暗中操控一切。[21]从后来的事情看，张勋的确听进了阮忠枢的意见，没有被倪嗣冲利用，反而利用了倪嗣冲，而且用得相当到位，做着盟主，暗度陈仓，用完了，还差点把这个老把兄带到沟里去。
在接下来的徐州会议上，张勋没有跟众多愤愤不平的军头起舞，自己没有宣布脱离中央，而且，在一片要求段祺瑞复职的呼声中，唯独张勋提出，可以请徐世昌出山组阁。[22]看来，对德参战问题他和段祺瑞相异的立场，以及段祺瑞在这个问题上招致的一片反对声，包括来自北洋系内部的反对声浪，使得张勋错估了形势，觉得段祺瑞大势已去，已经被国人抛弃。北洋大佬，段不足惧，而冯国璋则优柔寡断，王士珍早就不涉足政争，所以，北洋系武人里的老大，非他莫属了。张勋这样一个念念不忘大清的保守派军人，复辟一直都是他的一个梦。但是，能不能把梦落实到现实中，他的算盘，却跟众多跟他过往甚密的遗老遗少大不相同。民国这些年，他不仅没有兴兵复辟的动作，甚至跟宗社党的作乱，也毫不相干。只有在袁世凯死的时候，靠山倒了，心里恐慌，由于遗老们的策动，同时冯国璋也答应一起干，才蠢蠢欲动了一回，但兵尚未动就收兵了。复辟，这么些年，仅仅是他时常在嘴边说说而已的一个话题。到了黎元洪做总统，段祺瑞做了北洋老大之后，从理论上讲，复辟的机会似乎大多了，一些小军阀也怂恿他率先举旗，但他却回答：“我倡之谁和之？”即使人家告诉他“同志孔多”，他仍然没有回应。[23]然而，当此纷纷扰扰的乱局，一干北洋旧将要兴兵北上，西南方面的唐继尧虽然对黎元洪表示了拥戴，但没有一兵一卒要过来的迹象，另一个西南领袖陆荣廷则默不作声，人们甚至传闻他也有意复辟。不仅如此，居中造谣起哄的，唯恐天下不乱，不是造谣说中央已经免了“脱离关系”诸省督军的职，就是说北军马上就要打上北京了。所有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徐州，投向了张勋。如果说，在第一、第二次徐州会议的时候，军头们还是把张勋当成闹事时顶在头里的憨大，现在，张勋则已经是军阀群里执牛耳的真正盟主了，跟众军头讲话，无形之中，气粗了不少。
别看叫得欢，真的兴兵北上，拿下北京，推翻合法政府，这些个军头，未必有这个胆量。不然的话，嚷嚷最响的倪嗣冲和张作霖一南一北，两省军队合击，一百个黎元洪也打掉了。这个总统，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而已。然而，张作霖一兵未动，倪嗣冲也只是做做样子。但是，如果这口气真的吞下去，都闹到快另立政府的地步了，却什么也没干，众军头面子上不好看不说，这个台阶又怎么下呢？黎元洪和段祺瑞成了僵局，众军头跟黎元洪也成了僵局，能打破僵局的人，都缩起来一声不响，大家只好都眼巴巴地看着“辫帅”张勋。政坛闹起了“瘟疫”，能指望的，居然是个蹩脚“大夫”，而蹩脚“大夫”开出的药方，是复辟。对此，冷汰的《丁巳复辟记》有段章回小说似的描写：说是徐州会议期间，突然有一天，“众排闼径入，谓张曰：‘公意必在复辟，余等誓从公后。’张曰：‘既若此，大善。然此事非空言，且须坚定不渝。’众曰诺。乃皆定约署名而散。大旨分三部进行：一解散国会，二迫黎退位，三复辟。”[24]是不是真有这样如章回小说里所写的情景，不大好说。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随员回忆说，王占元跟他们讲过，当时会上张勋的确表明了复辟的态度，要大家签名，并说复辟之后，大家的地位保持不变，只是换个头衔。但王占元并没有说，到底他们签了没有。[25]王占元下属的回忆，也是听王占元本人说的，他并没亲耳听到。王占元的话是这样：“张勋在徐州开会，逼得大家真难过，他把痰筒摔在地板上，砸了一个大窟窿，势很凶恶，大家都唯唯诺诺而退。”但到底众军头签了没有？不得要领。同一个人，在另外一篇回忆上说，是王占元在回程的车上跟他们讲的：“开会时，张大帅向大家说：‘中国国体不适于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上复位，京内外各同仁都已同意，各国也都乐予支持。现在请与会诸公共襄此举，如荷同意，请即签名。’”[26]还是没提，他到底签了没有。也有人声言，说是看见过军头们签字的那张黄绫。[27]这张黄绫，据说是在张勋失败后，被部下卖了。有人甚至非常确切地说，黄绫的保管者，就是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在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前两天，被冯国璋派总参议胡嗣瑗以现大洋二十万元买了去。[28]其实，此时胡嗣瑗已经不在冯的幕中了。尽管人们传得有模有样，由于始终没有见到过这些人的签字文本，那张黄绫丢的过程又有点蹊跷，所以，我们没办法断定，当年与会者真的达成过关于复辟的具体的协议。从情理上讲，要真的达成文字协议也有困难。众军头虽然捧张勋做盟主，但张勋毕竟不是真正的盟主，这样重大的议题，没有人敢当场拍板。但是，毋庸置疑，会上复辟的议题，肯定提出来过。结论估计也是没有的，但的确也没有人提出反对，再加之诸多暧昧的信函和电报，这在张勋看来，就等于大家认账了。在第四次徐州会议期间，复辟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辫子军的军官，也在私下议论此事，觉得自己快要因此而升官了。[29]
在这个时候，黎元洪来电，正式邀请张勋进京调停。说是“事势至此，惟以国家存亡为重，宁计个人曲直之争，尊论根本解决，所云但在宪政范围以内，于民国名义无妨，苟有方法维持，无不委曲迁就。”同时以大总统令的方式，正式召张勋进京，给足了面子。令云：“据安徽督军张勋来电，沥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歉交深。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至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此令。”[30]此前，黎元洪跟张勋之间电报往还频繁，黎元洪还派总统府顾问李盛铎和他的亲信哈汉章去徐州面见张勋，多次密商。此时的黎元洪，真心相信，这个徐州盟主，可以“挽回大局”。[31]听闻张勋要进京调停，王士珍、曹锟、孟恩远、李纯、陈光远、陆建章以及在北京做步兵统领的江朝宗，都来信表示“翘企”——翘首企盼。一向矜持的冯国璋也特地派人带了亲笔信，来到徐州见张勋，表示“追随其间，遇事总与我哥取一致行动”[32]。这些有实力的军头，不像倪嗣冲和张作霖，除了一个孟恩远，其他人平日和张勋是有距离的，其中李纯和陈光远，一向跟冯国璋走得很近。现在，似乎都表明了态度，唯张勋马首是瞻。当日，地方军阀有三大巨头，冯国璋已经这样谦恭了，而陆荣廷在3月份进京，不仅见了小皇帝溥仪，而且报效崇陵（光绪陵）植树一万元。他还特意绕道徐州，拜见张勋。据说，两人见面，居然行的是“跪拜大礼”。[33]谈了什么，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陆荣廷绝没有劝阻张勋复辟的意思。
当然，在复辟问题上，段祺瑞的态度，相当关键。从后面的结果看，张勋复辟，最大的获益者实际上是段祺瑞。段不仅因此解开了跟黎元洪的死结，而且等于是借张勋之手，赶走了他的政敌，这个政敌在走人之前，还不得不重新任命他为总理，让他率兵讨逆，从而送给他了一个再造共和伟人的头衔。从此让他带着光环，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局，开始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皖系时代。大陆比较有影响的通俗民国史作者陶菊隐认为，段祺瑞为了达到让张勋为他火中取栗的目的，实际上是在纵容甚至诱使张勋行动，本质上是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阴谋。[34]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比较谨慎，但也认为实际上张勋是被段祺瑞利用了，段当时采取的是一种姑息纵容的态度。[35]当时人王武写的《张勋复辟逸史》，说在徐州会议上，段祺瑞的第一号亲信徐树铮“对复辟问题阳为赞许，又婉言拒绝在决议书上代段签名”。[36]当年跟段祺瑞走得很近的曹汝霖回忆说，段的确派了徐树铮参加会议，但以段无授权为理由，没有签名。[37]而当年跟段祺瑞走得很近，担任段的讨逆军总司令部交通处长的叶恭绰，则认为张勋复辟，就是段祺瑞给设下的陷阱，让张勋为他火中取栗，而他则做了螳螂捕蝉背后的黄雀，成为三造共和的英雄。[38]倪嗣冲的副官回忆说，复辟发生后，他偷听了来蚌埠的徐树铮的谈话，说倪嗣冲是个死心眼，他当初在徐州，并不是真要复辟。[39]而作为当事人，参加过徐州会议的曾毓隽，回忆说自己作为段祺瑞的代表参会，多次和张勋单独密谈，还跟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私下用福建话密谈，也明确地告诉过张勋，段祺瑞不同意复辟。但他也说，他事后听皖系另一员干将王郅隆说过，说徐树铮曾经跟王说过，“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40]作为张勋带进北京的两个统领之一的苏锡麟，在回忆中也提到，当年定武军的总司令张文生也跟他说过，张文生偷听到徐树铮说过类似的话。[41]日本方面一度从北洋政客张弧那里得到消息说，倪嗣冲派兵北上之际，张勋跟段祺瑞也达成协议，由张勋也派兵参加，“驱逐黎元洪，一气呵成实行复辟”。但随后又发现，张弧说的话，并没有确证。张勋和段祺瑞之间，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42]可见，在当时那种变幻莫测的形势中，很多高层的政客，对几位大人物的意向，也无从判断。在我看来，对复辟阴谋，如果摊在面上，段祺瑞肯定是会反对的。但是，只要没有摊开，则事实上必定化为默许纵容，或者给张勋留下了默许的印象。否则，如果他一直大声疾呼，拼命反对，也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复辟声势。在段系人物中，玩弄权术，又是徐树铮的强固的爱好，无论什么事，只要他掺和进去，阴谋也就来了。徐州会议，他去参加，原本就不是段祺瑞的正式代表，所以暧昧一点儿，无关宏旨。固然曾毓隽已经明确表了态，但在张勋眼里，徐树铮才是段祺瑞的谋主，徐树铮的态度才是段祺瑞的真实态度。退一万步说，在当时，在张勋眼里，一个众望所归的复辟情势已经形成，就算张勋真的知道段的真实态度，也未必会真的很在意，毕竟段手里没有一兵一卒，也未必能拦得住他。毕竟，所有军权在握的实力派人物，没有一个出头反对的。
就这样，第四次徐州会议闭幕，在黎元洪和众军头的翘首企盼下，在一团雾中，张勋率领十个营，五千辫子军，乘车前往北京，来做调人了。尽管众望所归，张勋也动了复辟的念头，但他还是一路走，一路看，其实并没有最后下决心。
注释
[1][2]《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一册，第31页。
[3]孟恩远反对众议院“禁止军人干政提案”通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253页。
[4]曾毓隽《忆语随笔》，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67页。
[5][7][9]曾毓隽《忆语随笔》，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68页。
[6]《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六页。
[8]《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4—5页。
[10]《政府公报》，1916年9月30日。
[11]《政府公报》，1916年10月2日。
[12]《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7—8页。
[13]曾毓隽《忆语随笔》，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68页。
[14]《徐州会议密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46页。
[15]《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27页。
[16]参见唐宝锷的信。《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24页。
[17]参见《张勋藏札》中的多封“某人函”。
[18]参见《张勋藏札》。
[19]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446—448页。
[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52页。李良玉等编《倪嗣冲函电集》，308—309页。
[21]《张勋藏札》，见《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44—46页。
[22]《申报》，1917年5月30日。
[23]《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十页。
[24]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编》，第43页。
[25]杨文恺《徐州会议之星星点点》，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56页。
[26]杨文恺《我在王占元幕下的活动片段》，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95页。
[27]赵欣余《丁巳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50页。
[28]龚师曾等《张勋的生活经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18页。
[29]杨文恺《我在王占元幕下的活动片段》，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94页。
[3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60页。
[31]《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49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58页。
[32]《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52页。
[33]俞莱山《谈万绳栻与张勋》，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30页。
[34]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二），217—218页。
[35]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第461页。
[36]王武《张勋复辟逸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95页。
[37]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5页。
[38]叶恭绰《我参加讨伐张勋复辟之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54页。
[39]吴学显《封建军阀倪嗣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第441页。
[40]曾毓隽《忆语随笔》，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69页。
[41]苏锡麟《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95页。
[4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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