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心里，觉得段祺瑞已经成了死老虎，而且免段之职，也绝非想甩掉北洋系，另起炉灶，但在决定要罢免段祺瑞之时，府院双方，空气还是相当紧张。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在总统府跟黎元洪谈这个事的时候，黎元洪的幕僚金永炎，也就是所谓四凶中最凶的一位，突然闯入，“拔手枪相向，大声言：‘这不是你说话之地……’”黎元洪见状，忙叫金出去，一个劲儿地给张国淦作揖，赔不是。[3]由此，似乎可以闻见府院双方浓浓的火药味。
显然，黎元洪也知道，罢免了段祺瑞，不能得罪北洋系。他之所以敢打破民国政坛的规矩，撕破脸皮把段祺瑞给免了，是估计段祺瑞在参战问题上一意孤行，不仅得罪了媒体，得罪了国会，也得罪了北洋军人。他知道，众军头虽然跟着段祺瑞玩督军团的转圈游戏，但心里对参战是打鼓的。他本以为，自己执意不肯在参战问题上点头，不仅争得了民心，而且也争得了军心。一个段祺瑞走了，政争的结也就解开了。他预料，为了北洋的大局，北洋系别的大佬不会不出来接盘的。为此，黎元洪的免职令煞费周章，值得一读：
“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倚畀。前因办事困难，历请辞职，叠经慰留，原冀宏济艰难，同支危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立支持，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暂行代署，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执事等公忠体国，伟略匡时，仍冀内外一心，共图国是，本大总统有厚望焉。”[4]
在免职令上就把后续的安排讲出来，一个徐世昌，一个王士珍，不是给段祺瑞看的，而是冲着北洋人在讲话，明白告诉他们，我不想得罪北洋团体，接下来，还是你们的人在当家，换人，不换系。
然而，黎元洪完全不了解北洋团体的个性，低估了段祺瑞这个几乎是所有北洋军头老师的人物，在众军头心中的分量。别看他们不给中央一分钱，但到目前为止，段祺瑞还是他们的老大。撕破脸皮，对段祺瑞就等于羞辱。他们的老大被羞辱了，他们也就都没了面子，所以，这样干，他们都不会答应的。团体内部的分歧是一回事，跟外人闹翻，又是一回事。别看平时老大未必有威，未必言出令行，但老大没了面子，大家就都没了面子。退一万步说，即使你黎元洪接下来还是选北洋人当家，但是我们的一个大佬，你想免就免，这个家到底是你当，还是我们当呢？
黎元洪并没有食言，真的马上就跟另外两个北洋大佬接洽联系，让他们接盘。免职令下达的第二天，即5月24日，即派吴笈孙、饶汉祥两人去天津，求徐世昌出山。被拒绝后，自己亲自登门，拜见王士珍，央求王士珍出来组阁，结果也不得要领。与此同时，黎元洪还给梁启超和熊希龄发了一封电报，诉说了自己免段职的不得已，央求两人去徐世昌那儿劝驾，希望能让徐世昌回心转意。为此，黎元洪还奉送了两人一顶高帽子：“两公国家柱石，与共休戚，值此千钧一发，当不忍坐视阽危。务祈不吝鼎言，必得所请而后已。”[5]
徐世昌是何许人也？黎元洪还是小旅长的时候，他已经是清朝的责任内阁的协理大臣了，是当年汉人中权位最高的一位。此公会做人，会做官，晚清第一号。而王士珍号为北洋三杰之龙，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做人也是第一流的。两个人同为北洋大佬，对北洋众将官的脾气秉性是太了解了。黎元洪免了段祺瑞，羞辱了北洋老大，在有一个交代之前，让他们蹚这浑水，怎么可能？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们想干，也得看看段祺瑞的反应啊。
段祺瑞还真就发话了。在5月25日，他发出漾电，开列黎元洪免他职的总统令，以及令陆军部次长代行总长职务，特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司令等三道命令，说“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能负责，特此布告”，署名依旧是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也就是说，你黎元洪的免职令，不合法，我还是总理。
一边离开北京，离职到天津“隐居”，一边宣称总统令不合法，不能发生效力，活生生是要给黎元洪难堪。《临时约法》的制度陷阱，这一次让黎元洪掉进去了。从法理上讲，总统可以免国务员的职，但需要国务员副署。可当时整个内阁，只剩下了一个国务员，就是段祺瑞自己，当然没法儿让段祺瑞副署罢免自己的命令，非要找国务员副署的话，只能重新任命一个代理总理。这等于是下一任的国务员了，似乎跟约法的规定不大对劲。用同一把刀来削这把刀的刀柄，这事也太难为人了。所以，段祺瑞这样说，也有道理。只是，自己已经走路，再说这样的硬话，实际上等于发牢骚。牢骚的确是牢骚，好大的牢骚，但也蕴含着好大的威胁，你撕破脸皮，我也抓你一下，发个通电，号召北洋军人为他打抱不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明眼人不用看都知道。果然，众军头轰然应声起舞，宣布跟中央脱离关系，性急的都要进军北京了。
在此风声鹤唳之际，虽然黎元洪已经跟张勋接洽，让他出面说话，但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北洋系能接受的人选做总理。徐世昌不干，王士珍也不干，总得找个肯干的。也就是说，怎么也得找人解套。黎元洪实在是过于膨胀了，免掉段祺瑞，居然事先没有找好下家，临时抱佛脚，一团乱。他心目中理想的人选，都请不来，就只好退而求其次了。任何时候，不自量力者，都是有的，这个人就是李经羲。这个李经羲，本是黎元洪到王士珍家苦劝王出山，王士珍这个老好人，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为了给自己解围，避免尴尬，才提出来的人选，其实在王而言，不过是为了把祸水引出去而已，并非真心认为他合适。但是，没有想到，李经羲却当真了。[6]
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李鸿章之弟李鹤章的第三子。以优贡入仕，托庇于长辈的福荫，一路高升。到辛亥革命时，已经贵为云贵总督。是李家后人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个。蔡锷等新军将领云南起义，将之礼送出境，因为他在晚清大员中，头脑还比较新，为政大体清平。北洋系出身淮军，李鸿章的家人，又做过督抚，当然得礼遇，袁世凯废掉议会之后，成立****，让李经羲做议长。洪宪帝制，封徐世昌、张謇、赵尔巽和他为嵩山四友，说是可以跟袁世凯平起平坐的。从一个方面，是说这个李经羲，被袁世凯视为老资格，是“德高望重”的政客。从另一个方面说，供为上宾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永不叙用。贵公子官做大了，有点自负，难免。徐世昌和张謇，都明白这层意思，但李经羲却未必明白。当年不明白，六年过去了，还是不明白。他觉得别人不行，他肯定行。正因为如此，别人不敢蹬这个浑水，他敢。在他看来，北洋军出自淮军，而他呢，李家的后代，则是当然的淮军前辈。特别是当时看起来举足轻重的张勋，其部队更是直接由淮军蜕变的。所以，当张勋有意进京调停之后，他也力主张勋来京。熟悉北洋政事的张国淦甚至说，李经羲组阁的条件，就是“必须张勋北来”。[7]而李经羲的总理任命，5月28日，居然很顺利地经国会通过。5月27日是星期天，众议院特别召集开会，“四百八十三票中，以三百三十八票通过李经羲为总理”。“28日，参议院又以一百六十六票对二十六票通过。”[8]旁听席上的记者写道，“一时五十分许，辞职未准之外交总长、代理总理伍廷芳君，由其令公子伍朝枢扶之出席，场中鼓掌之声忽起，即如博士者亦既闻之矣（博士指伍廷芳，耳聋——笔者注）。伍代总理袖中出一小纸条，操半官半粤之音，为李仲轩读（即李经羲——笔者注）履历。鼓掌声中，但闻某省总督，某省巡抚，****议长似略而未读，可惜也。”[9]这个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总理，就这样在议员的阵阵掌声中诞生了。赶走段祺瑞之后，国会变得非常听话，总统要什么，就给什么。议员们绝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居然是解散国会，让他们走路。
但是，北洋系的军头们，似乎并不买这位淮军前辈的账。北方十三省各个军头次第宣布脱离中央独立，独立各省在天津成立军务总参谋处，由雷震春主持，大家公推徐世昌做大元帅（徐并没有答应）。性子急的倪嗣冲，派他的安武军六个支队北上，由他的侄子倪毓棻率领，前锋已经登车。[10]另一个急性子张作霖，若不是跟他的军务帮办冯德麟闹得不可开交，估计也把部队派出来了。据倪嗣冲讲，连北京的警队，都表示要“联行一致”。[11]虽然说，号称“拥法卫国”的北洋军头们，未必真的攻打北京，也未必马上能另立政府，但这种四面楚歌的阵势，却是黎元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不由他不害怕。毕竟，自己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当然，他还有张勋，也只能全靠张勋了。退一万步说，既然已经撕破脸皮，他也不能马上收回成命，让段祺瑞回来，即使他真的这样做了，段祺瑞十有八九也不会答应。5月30日，黎元洪在给张勋的电报中，把个定武上将军捧上了天，说他是“国家柱石，与同休戚，众望所归，一言九鼎，且与仲宣总理交谊素笃，当可密商大计，共挽狂澜”。[12]随后，正式下令，电召张勋进京。[13]病笃乱投医，他一点儿也没想到，来的可能是个乱治病的蹩脚大夫。日本公使林权助后来回忆说，当得知黎元洪要张勋进京调停的消息后，他曾去面见黎元洪，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张勋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使自己成为独裁者”。但黎元洪坚持认为不可能，他有把握，无须多虑。[14]这个时候，不是箭在弦上，而是箭已经发出去了，前面就算是悬崖，他黎元洪似乎也得跳了。
然而，黎元洪的殷殷期待，很快在“跂予望之”的过程中变了味，渐渐地，事情变得有点不对头了。当听说张勋带领大批人马北上时，黎元洪感觉有些棘手了。调停，要这么多兵干吗呢？无奈，他只好打电报给在天津的徐世昌、段祺瑞和李经羲，要他们设法说服张勋，把军队留在天津，只身进京就好。说是北京军警林立，张勋的安全不成问题。[15]然而，急来抱佛脚，有事现上香，哪里有用？这个时候，能买黎元洪账的，只有一个李经羲。但李经羲能说服张勋吗？他会去说吗？此时的这位淮军前辈，大概还陶醉在新任总理的兴奋之中，根本没把黎元洪的担忧当回事。其实，有关复辟的传闻，已经沸沸扬扬了。张勋周围走马灯似的穿梭来往的遗老遗少，压抑不住兴奋，不断地向外放话。张勋其实也真的有复辟的准备，却一丝都不向这位淮军前辈透露。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打电报向他询问此事，他不回答。[16]夏寿康奉黎元洪之命，到天津迎接张勋和李经羲，见面首先就问李经羲复辟之事，李斩钉截铁地回答“决不复辟”。当夏寿康对张勋带兵之多表示怀疑时，李经羲居然想当然地对夏说，这些军队不进北京。[17]贵公子办事，就是一副大包大揽的派头，其实呢，他自己一点儿把握都没有。
可是，张勋却没有这么客气。别看动身之前还给黎大总统留了点面子，来往电文，足够温和，也没有跟中央脱离关系，但等到了天津，脸就变了。张勋对前来迎接的夏寿康提了两个条件，否则不进京调停。其一，驱逐总统府的“四凶”；其二，限三日内解散国会。[18]在张勋这些军头眼里，总统周围的小人，尤其是国会，是万恶之源，他们早就对之不耐烦了。之所以兵临城下才堂而皇之地提出来，不过是图穷匕首见而已。如果黎元洪不答应，下一步，没准调停的张勋，就成了北伐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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