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张勋的最后通牒，黎元洪感到了几分不祥。但是，人就是这样，即使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只要陷进去了，一般都会惯性地跟着走。已经走到这一步，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张勋这根救命稻草身上，张勋要做什么，也就只好做。没有道理，也得做。解散国会，是天大的事，等于推翻了袁世凯死后各方达成的所有政治约定。别说跟国民党没法儿合作，就是西南方面，也没法儿交代了。一旦做了，此前一边倒向他的舆论，马上就会反目相向。按道理说，内阁制的政府解散国会，是常有的事情。但解散国会之后，马上要组织大选。可是，当时的中国，宪法还没有出台，在制度上，不过一个半吊子共和，仅仅有一个《临时约法》在凑合，关于政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散国会、什么时候进行大选，《临时约法》提都没有提过。也就是说，无论总理还是总统，都没有法定的权力解散国会。况且，一旦国会解散，国会议员就等于失业了。别的不讲，一下子砸了八百政治精英的饭碗，这事就非同小可。但是，黎元洪已然做错了第一步（罢免段祺瑞），又错了第二步（请张勋入京调停），第三步，不走也得走了，硬着头皮走。有的时候，人总是试图用后一个错误弥补前一个错误，越错，越离谱。
到了这一步，当初气壮如牛的总统府幕僚们，已经进入半傻之状，没有人能出一个好一点儿的主意。“四凶”，自觉地就回避了，而多数人都同意，顺着张勋。跟黎元洪走得很近的山东省省长孙发绪，写信劝黎元洪接受张勋的最后通牒，认为“尚无迫人以难堪之处”。说是虽然约法没有解散国会的条款，但也没有不可以解散的条款，解散国会，在法理上可以解释。[19]也有人提出，黎元洪干脆辞职，以退为进，但也是说说而已，没有人乐意，黎元洪自己也舍不得。扛了几日，实在扛不住了，没办法，黎元洪只好下令解散这个一直支持他的国会。代理总理的伍廷芳不肯副署，撂挑子走了，找内阁其他人，所有人都躲了。没人副署，命令就不能生效。段祺瑞脸皮薄，不好意思赖着不走，但国会议员可不是吃素的，解散议会，等于砸了人家的饭碗（每月工资五百大洋，还不算车马费），这八百罗汉岂能甘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作者陶菊隐说，6月12日夜，总统府开会商议对策，熬了一夜，天都亮了，江朝宗熬不住了，自己站出来说愿意为总统解围，出面副署解散国会令。[20]而张国淦说，正好步兵统领江朝宗来总统府办事，黎元洪告诉他，伍廷芳不肯副署。江朝宗说他敢，于是就地被任命为代理总理，在总统令上署上了自己的名，由此发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21]就这样，在府院之争中，大部分时间站在总统一边的国会，就这样儿戏地被牺牲掉了。江朝宗这个名声不怎么样的家丁头儿，就这样变成了代总理。虽然仅仅是为了副署一个臭名昭著的总统令，江朝宗的后人，却因此而感到有几分荣耀。后人提到这位江大人，都会加上一笔：曾任民国政府代总理。张勋对于解散国会，志在必得，听说代理总理伍廷芳不肯副署，他还特意打了一个电报，严词催逼。[22]但是，没有效果。尽管没有人肯副署解散令，但急于解套的黎元洪，还是找到了办法，不是办法的办法。
是时也，名记者邵飘萍写道：“今日总统之居三海，其悲愤抑郁之状态，殆如明皇车驾幸蜀，途径马嵬被逼于骄兵悍将之时。”[23]悲愤归悲愤，抑郁归抑郁，事还是得做，文章还要写。黎元洪的解散国会令，也是一篇妙文。《新青年》录其全文时，说是可以看出当时黎元洪之“无可如何，婉转马前之情状”。[24]现录于下：
上年六月，本大总统申令：以宪法之成，专待国会，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等因。是本届国会之召集，专以制宪为要义。前据吉林督军孟恩远等呈称：日前宪法会议及审议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考之各国制宪成例，不应由国会议定。故我国欲得良妥宪法，非从根本改正，实无以善其后。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惟有仰恳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等语。近日全国军政商学各界，函电络绎，情词亦复相同。查参众两院，组织宪法会议，时将一载，迄未告成。现在时局艰难，千钧一发，两院议员纷纷辞职，以致迭次开会，均不足法定人数。宪法审议之案，欲修正而无从，自非另筹办法，无以慰国人宪法期成之喁望。本大总统俯顺舆情，深维国本，应即准如该督军等所请，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尅期另行选举，以维法治。此次改组国会本旨，原以符速定宪法之成议，并非取消民国立法之机关，邦人君子，咸喻此意。[25]
基本上等于胡言乱语了，估计草拟此令时，大牌一点儿的幕僚已经离开，剩下的人，又人心惶惶，所以才有此“佳作”。既然《临时约法》没有规定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那么，本届国会宪法会议通过的那几项条款，不是可以拿来充数吗？非说人家骇人听闻，自己震悚异常。接下来，还厚着脸皮，把议会没有及时制定出宪法，作为解散的理由。明明议会刚刚还通过了李经羲做总理的任命，怎么转眼就说人家迭次开会不过法定人数？前面一个字都没提哪个督军做了什么请求，后面冷不丁来了一句：“应即准如该督军等所请，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这样的一份大总统令，难怪没有人乐意副署，丢人丢不起。当年杨贵妃婉转马前死的时候，如果唐明皇有诏令的话，大概也是这样胡说八道的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黎元洪要按他自己的承诺，不违法，那么就只能按《临时约法》来做。而作为当时政府基础的《临时约法》，委实太粗疏了。它没有规定，既然总统令都得总理副署才能生效，那么，总统免总理的时候，该谁来副署。更没有规定，总统可以解散国会，如果解散了国会，何时大选，怎样大选，什么规定都没有。如果抠法律的字眼，显然黎元洪免段祺瑞总理之职涉嫌违法，但毕竟《临时约法》中还规定了，总统可以免国务员的职。可是对于总统解散国会，《临时约法》则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及，那么黎元洪凭什么就解散国会了呢？如果说，罢免段祺瑞，还算是一脚踩在陷阱里，那么这一回，则整个身子都掉进去了，成为他黎元洪历史上，一个很大的污点。而此前动不动就对段祺瑞大呼小叫的国会议员们，面对这样一个蛮横的总统令，居然不声不响，更没有聚众到总统府抗议，却一个个悄然溜出北京。到了上海，某些人才发表一个通电，宣布解散国会令无效。
黎元洪在干了这件毫无道理、彻底违法的勾当之后，一面给梁启超、汤化龙和熊希龄一封电报，说自己如何如何地“忍尤含垢，委曲求全”，“区区苦心，当邀共谅”；[26]一面通电全国，诉说自己不得不如此的曲衷。在通电里，他承认自己知道由于《临时约法》上并没有规定，所以他解散国会是不合法的。之所以还这样做，主要是各个军头脱离中央、兴兵作乱逼的。特别是另组临时政府和实行复辟两个威胁，更为可怕。而解套的唯一出路，就是张勋的调停，但张勋的调停，则以解散国会为先决条件。并且公布了他的代表跟张勋之间的交涉，说是如果不答应张勋的条件，张勋就“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那么危险迫在眉睫：第一，国体难以维持（复辟）；第二，发生战乱；第三由于战乱发生在首都，所以会引起西方干预，进而有亡国之忧。所以，他才不得已这样做，由此“吞声茹痛，内疚神明”。[27]当时的军政要人中，冯国璋对他还是表示体谅的，在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前，冯国璋就有一个通电，认为实在不得已的话，可以解散国会。因为国会跟国家比较，宁牺牲国会，不能牺牲国家。[28]这个说法，后来也被黎元洪引入自己的通电中，不过，舆论并没有因此而原谅他。此前，报界已经封他为“九字总统”了，现在还是九个字，只是标点符号变了：“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29]
说黎元洪怕死，其实倒也未必。但吞声茹痛的黎元洪此时完全乱了方寸，倒是真的。他居然没有想到，所谓对共和国体的威胁，所谓的复辟，其实主要来自“辫帅”张勋。天下三尺童子皆知，至今还留着辫子、怀念大清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张勋。答应了张勋的无理要求，这个威胁就能消除吗？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为张勋实践这个威胁，扫除了一个最难扫清的障碍。从清末到民国，政坛人物，对于民意，都在乎。张勋虽然平日对国会恨得牙根痒痒，却也不希望由他出面来强行驱散国会。这样的脏活儿，得让黎元洪来干。让共和国的总统，亲手违法地毁掉共和国的国会。这样的共和国，还有什么脸面呢？下一步，就该让黎元洪本人走路了。被人嚷嚷了许久的清帝复辟，终于该登台了。曾兼任总统府秘书的韩玉辰后来回忆说，在张勋进京之后，他曾经劝过黎元洪，尽早辞职，徐观时变，“可告无罪于天下”。但却被黎元洪断然拒绝，认为他是受段祺瑞指使，来运动他下台的。他说，此时的黎元洪，思想深处，说破了还是“个人第一，国家第二”。[30]时任农商总长的前国民党人谷钟秀也给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写信，担心张勋进京之后，会发动复辟，要黎元洪干脆痛斥叛将（即独立各省督军——笔者注），然后辞职，让冯国璋代理总统，借此解套。[31]但也没有结果。正是对个人权位的迷恋，导致黎元洪一连串的判断失误，连傻子都看得很清楚的事情，他反倒不清楚，陷入跟段祺瑞较劲的陷阱里不能自拔。似乎，他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段祺瑞。究其实质，召来张勋，一连串无原则的妥协，已经不是为了救共和，而是救他自己，救他的总统宝座。在他个人历史上，曾经两次被赶下总统宝座，两次都把总统的印信带走，可见，这个一直号称不在乎权位的人，其实，对这个总统，是超级在意的。当然，话说回来，有谁坐上了总统宝座，能不在意呢？
自6月3日就再次出发来中国的日本人西原龟三，作为日本首相的特使，一直在掺和中国的政事。在国会被解散之后，他曾运作促使徐世昌和段祺瑞一并出山，并模仿当年袁世凯解散国会之后的办法，成立由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这样的机构（国政审议府），代行两院职责。据他给日本政府的电报，说是徐、段两人都答应了。而且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也表示同意。可是，这个方案，却因张勋的仓促复辟，而胎死腹中。[32]现在看来，西原龟三的这个方案，的确是保全共和、暂时化解危机的最好的办法。而且由西原提出，背后有日本政府的背景，也容易为各方接受。只是太晚了，还没来得及跟黎元洪尤其是张勋商议，张勋这边，就已经发动复辟了。黎元洪在最后时刻爬出热锅的机会，就这样消失了。
6月13日，在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后，张勋发了一个通电，说他张勋“未尝蔑视夫国会，亦何仇于议员”。只是因为国会表现太差，群怨所归，已成众矢之的，“举国人民，交嫉共愤”，所以他才不避嫌疑，代为请求。“幸大总统洞烛舆情，俯采众议，特颁明令，解散两院。既明且决，有识同钦。”[33]得了便宜卖乖，然后兴高采烈地开入北京，实行他的复辟大业去也。记者道：“难坏了黎菩萨，却成就一张大帅矣。”[34]
注释
[1]埃德温·J.丁格尔：《1911—1912亲历中国革命》，第五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0页。
[4]《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六页。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编》（上），210—211页。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46页。
[6][8]《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七页。
[7]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211—212页。
[9]《申报》，1917年5月30日。
[10]《倪嗣冲函电集》，第314页。
[11]《倪嗣冲函电集》，第315页。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56页。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60页。
[14]《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171—172页。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71页。
[16]《夏寿康往来函电》，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182页。
[17]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2页。
[18]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2页。《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九页。
[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91页。
[20]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二），第227页。
[21]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2页。
[2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243页。
[23]《申报》，1917年6月9日。
[24]《新青年》，1917年5月第三卷第六号。
[25]《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9—10页。
[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78页。
[2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79页。
[2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242页。
[29]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90页。
[30]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91页。
[31]夏寿康往来函电，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182页。
[32]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142—143页。
[3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249页。
[34]《申报》，1917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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