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6月14日下午，张勋率领五千彪悍的辫子军，进入北京。军队驻扎在天坛，自己帅随从进城。这一天，北京城从前门车站到南河沿张宅，沿途黄土铺路，军警林立。张勋坐在小汽车里，由辫子军的马队前导，沿途交通管制，因此北京东西城的交通为之中断了四个小时，连美国公使的车，也被拦在路上不能动弹。这气派，都快赶上皇帝出巡了。《顺天时报》报道说：张勋到站，“欢迎及看客非常拥挤，二十余丈内已断绝交通。有时兵士以枪口向路旁作拟准状，人马皆辟易。故军容十分严肃。张大帅既乘汽车过后，似有万马奔驰，小车遇之辄碎。外人咸啧啧叹观止。”[1]为了迎接张勋，黎元洪特地下令打开中华门，就是天安门广场前，前门楼子后面的一个大牌坊式的门，清朝叫大清门，进入民国之后，改称中华门。这个门，据陶菊隐讲，民国以来只打开过三次，一次是为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使团，一次为孙中山，再一次，就是为张勋了。[2]前来迎接的人，除了黎元洪的特使，还有步兵统领江朝宗、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和警察总监吴炳湘。这一刻，原来众多遗老遗少千呼万唤的清帝复辟大戏，主要角色，都进了剧场，就等一声锣响，好戏就要上场了。
自从第四次徐州会议以来，军政各界，都知道“辫帅”要复辟，一路走来，也没有听到反对声，如果按张国淦的说法，唯一发声反对的是段祺瑞。张勋到天津之后，去拜访住在天津段芝贵府上的段祺瑞，段祺瑞郑重地对张勋说：“你如复辟，我一定打你。”[3]所有的人都在等着看戏。大家都知道，目前的政治僵局，怎么也得打破，但怎么打，张勋上台之后，戏怎么个演法？如果复辟，皇帝回来会怎样？共和会不会真的完了？军头之中，虽然有几个是将宝押在复辟上的，但钱其实并没有真的放进去。其他人，都是两边押宝，两边不放钱。只有少数人，比如像第十六混成旅前旅长冯玉祥，也许是把宝押在维持共和上的。总之是很少有人有个准主意，有准主意的，说了都不算。段祺瑞的表态若是真的，到底是一种姿态，还是警告呢？真的不好说。至少张勋不认为是警告，就算是警告，他也不认为很严重，因为段手上没有一兵一卒。显然，段祺瑞知道张勋进京之后，有可能复辟。徐州会议上的种种，他不可能不清楚。但是，他并没有阻止张勋进京的意思，反对复辟的话放出来，也就结了。当时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报道说，张勋和李经羲去见段祺瑞，段祺瑞说，“时局如此，请二公善自为之，某刻下则无论如何不愿再作冯妇。”[4]如果按这个报道，那么段祺瑞不仅没有表态反对复辟，而且还有怂恿之嫌。说自己不愿再作冯妇，意思就是说他不再过问政治。果真如此的话，就不会有后来他应黎元洪之命再任总理领兵讨逆之举了。在段身边当差的人回忆说，那天张勋来见，两人密谈了约半个小时，临行将出客厅门口，段问：“你几时去北京？”张答：“今天下午就去。”段说：“好吧，你到北京看着办吧！”[5]看这光景，两人肯定没翻脸。但是，等到张勋进了北京之后，据日本人的情报，段祺瑞对他的好友说，如果发生了复辟，会导致中国国内刀兵相见，四分五裂，因而引发列强瓜分。因为复辟违背了大众的民意，与世界大势相违背。而且也不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只能满足某些人的私欲，不仅不利于清室，甚至会危及清室。[6]然而，这样的意见，段祺瑞只是私下跟亲信聊聊而已，他自己也知道，根本到不了张勋的耳朵里。
另一个北洋大佬的态度，则更为暧昧。曹汝霖回忆说，在张勋见了日本的参谋（此指田中义一）之后，声称日本支持他复辟。徐世昌闻此，急急找来曹汝霖，要他到北京问一下田中，是不是真有其事。曹到了日本使馆，田中已经离开，日本公使林权助郑重其事地回答，日本绝无支持复辟之意。曹汝霖回去告诉了徐世昌，结果此事居然被张勋知晓，说曹到日本公使那里，坏他的大事，放言：“我非揍他不可！”把个曹汝霖，吓得不轻。[7]由此看来，张勋见徐世昌，虽然他们多半谈了复辟的事，但徐的态度，并不明朗。有人说，第四次徐州会议，徐世昌也派了代表参加，并表示同意复辟。但张勋来到天津看徐世昌的时候，由于徐已经了解到张勋实际上是着了徐树铮的道，所以劝张勋不要复辟。张勋进京之后，徐世昌还写信给他，劝其不要草率行事。此信，作者还看到过。[8]老于政海的徐世昌，能否如此明确地表态，反复劝人，还真不好说。但看徐世昌那几日的日记，记的都是吃饭、写字、作诗、应酬，无一字提到张勋，无一字提及复辟，似乎有点反常。直到7月1日（丁巳年五月十三日）传来复辟的消息（6月30日发生的事），才提了一句：“今日得京中信息，张勋恭请皇上复临御天下躬理大政，闻皇贵太妃、醇王、世中堂均不以为然，无力阻止，有哭泣坠泪者。”曲折地暗示了他对复辟的不赞成之意。[9]徐世昌的不赞成，不是说他根本不希望清室复辟，而是觉得此事此时做不了，至少眼下做不了。显然，日本政府的态度，对徐世昌影响甚巨。一个进入民国还一口一个皇上的人，怎么可能不想复辟？此前，就复辟事宜，他跟张勋肯定有过沟通。只是这个老官僚知道，日本的态度分量如何，他的不赞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事情难成这一点的。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回忆说，在日本政府换届之际，中国方面原本打算派曹汝霖作为特使，以向日本天皇授勋为名，打探新政府的动向。但表面上接受段祺瑞委派的曹汝霖，暗中却有一项使命，是受徐世昌和张勋的委托，打探日本方面对清室复辟的态度。后来由于国会对曹汝霖不满，使命未成。后来，另一个亲日派官僚陆宗舆，也接受了类似的使命，主使者依旧是徐世昌和张勋，但日本外相本野表示，日本不支持复辟。[10]另一个遗老郑孝胥，也在日记里提到过此事，说刘廷琛跟他讲过，张勋和徐世昌派陆宗舆赴日商量复辟事宜，升允还对此不满意。[11]日本外交档案中，也有陆宗舆来访的记载。明确说明，陆是受了徐世昌的派遣。而徐世昌对于中国的共和能否搞下去，有着很深的疑虑，但对于张勋复辟的急躁，也很担心。此行，就是为了跟日本方面探讨复辟的可行性。回国后，陆宗舆还特意去了一趟徐州，传达了徐世昌的意思，让张勋慎重。[12]曹汝霖在回忆中，没有提及此事。但他也提到，张勋进京之后，对他特别冷淡。在江西会馆设宴演戏，没有一言相交，令他如芒刺在背。[13]我们在张勋的藏札中，见过曹汝霖给他的信，口气相当亲密。此时的冷淡甚至光火，也许是跟曹汝霖前后的态度变化有关。曹汝霖肯接受徐、张二人的秘密使命，想必原来不会对复辟特别不满。此时临要行动了，却对徐世昌如此说，近乎拆台，张勋当然不会高兴。如果此事属实，那么，徐世昌也许真像后来张勋多次强调的，他是第一个知情人。但是，知情是知情，此时的行动，徐世昌却未必赞同。只是这个老于宦海的老江湖，未必马上暴露他的真实态度。连在日记里都是这样的曲笔，跟张勋见面时，多半不会直接表态。从张勋对曹汝霖光火的消息来看，徐世昌大概仅仅是提到了曹见日本公使的这件事而已。
说到徐世昌，就必须得多说几句。徐跟袁世凯是至交，1895年袁世凯刚刚插手小站练兵，身为翰林的徐世昌，就受邀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做了袁世凯的幕僚。当年徐世昌虽然是一个九年没有外放的黑翰林，但以翰林身份，去跟一群大兵混，还是有点掉价。但此举却得到了袁世凯和他麾下一干武夫的尊重，也由此飞黄腾达。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就成了北洋系资格最老的元老。府院之争，几乎每次都得请他当和事佬。当年徐世昌在袁世凯幕中的时候，曾经收张勋为门生。这种文官收的武夫门生，当然比不得因科举形成的师生关系，只不过是武夫希图徐世昌这个翰林的光环，以之为自己充充门面。不过，在那个时代，即使是空头的师生关系，也说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后来徐世昌做东三省总督，招张勋去带领巡防营，也跟“门生”二字有关。只是，民国以后，跟张勋关系密切的遗老，对徐世昌做民国的官，非常不满，因此也累及张勋跟徐世昌的关系，不似此前那样密切了。这也是复辟前后，两人不能好好合作的一个原因。当然，徐世昌自己，也有他的问题。此人太会做官，太会为人。当初摄政王轰走袁世凯，却让徐世昌这个袁世凯的密友，做了汉人最大的官——内阁总理副大臣，可见他八面玲珑、官运亨通之一斑。晚清的名将吴禄贞曾这样评价徐世昌的左右：“议论皆文明，样子皆标致，救东事（即东三省之事）则不足，坏事则有余。”有什么幕僚，就有什么主人。徐世昌，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样子光鲜、谈吐文明的漂亮人物。这样的人物，跟张勋这样的老粗，还是会有点隔阂的。
其实，张勋虽然打好了主意，借机复辟，但如果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铁心要干，却也未必。即使进了北京，他也得看看。当时的北京城里城外，光正规军就三个师两个混成旅，再加上步兵统领衙门里的万把人，如果大家都反对复辟，那么张勋这五千兵再加卫队即使浑身都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漫说实行复辟，就是喊一嗓子，都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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