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了。也就是这一天，以小皇帝溥仪名义颁布的复位诏书，公布了“约法九章”：
一、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
二、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
三、懔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
四、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婚易俗等事，并著所司条议具奏。
五、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订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
六、民国所行印花税一项，应即废止，以纾民困。其余苛细杂捐，并着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撤。
七、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为准。
八、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弃于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
九、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30]
这个约法九章，如果放在1898年戊戌维新的时候，也许还有点意思，可是搁在1917年，几乎就是陈腐的代名词。除了不许亲贵干政，多少还有点吸取了清末的教训之外，剩下的事，没新鲜的。特别令人不解的，是什么“禁除党派恶习”，什么意思呢？不许有党派吗？这岂不连清末新政都不如了？允许有党派，不许人家有恶习吗？那你怎么确定什么是恶习呢？连复辟后的政体，都是一笔烂账。说是善法君主立宪政体，却非拿出光绪戊戌变法时的谕旨说事。“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那个时候的中国政体，连二元君主制都不算，顶多是个开通一点点的君主专制政体。这样的复辟，还真就只能是个落伍的“大清帝国”。别的不讲，比起武昌起义后清廷的十九信条，都差得很远。十九信条强调了国会的权力，强调了国会对君权的限制。但是在这里，什么都没有。时间过去了六年，复辟后的朝廷，居然敢在政治体制上大踏步地后退，不能不说主事者脑袋出了问题。
约法九章之后，是具体的制度和人事安排。内阁是有的，但却没有总理大臣，负责管理内阁的是以张勋为首的议政大臣。张勋的两个心腹谋主万绳栻和胡嗣瑗为内阁阁丞。下设十一个部，分别由若干复辟的功臣和有名望却未必能来的人担任头脑，但部长次长都改回为尚书侍郎。还好，没退回到六部去。另设了一个不知道干吗用的弼德院，由徐世昌和康有为做正副院长。从名称上看，是想让这些人辅弼皇帝，提高他的道德水准，但实际上这种事，自古至今都没法儿下手。徐世昌跟洪宪帝制时一样，再次被高高挂起，供了起来。但一门心思准备大干一场的康有为，也被这样挂起之后，滋味却不好受，等于被扔在了冰窖里。余下来各省长官的安排，基本上是把督军变成总督或巡抚。但是，直隶督军曹锟，莫名其妙地被授予了直隶巡抚，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却给了张勋，等于把曹锟的地盘，给了张勋。而一直跟张勋走得最近、叫嚷声最大的张作霖，原本指望升一级，但也不过就是个奉天巡抚。难免心情不好，“颇怏怏”。[31]其实，怏怏的不止曹锟和张作霖，连一向被遗老寄予厚望的冯国璋，心情也舒畅不了。此时，人家已经是民国的副总统了，仅仅给人一个两江总督，其他荣誉衔或者爵位也没有一个，明显是被冷落了。湖北督军王占元，也是个不高兴的。他身边人回忆说，接到诏书，王占元对他们讲：“你看看这八道上谕。张勋任第一位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各省督军改为总督、巡抚或都统，给咱一个湖北巡抚，给张作霖一个奉天巡抚，我看张作霖一定是不满意的。给徐世昌一个弼德院院长，这都不对的。”[32]在清朝，驻奉天的，一般都是东三省总督，驻武汉的，固然督抚同城，但此时没有别人只有他王占元一个，不给总督，只给巡抚，当然不对。政客、文人，不对也就罢了，康有为这样的，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又能怎样？但是，武人感觉不对，麻烦就比较大。内阁各部，都成了虚职，无事可做，只有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很忙，自打上任，就一直在跟外交使团接洽，希望复辟的政府，能得到承认。当然，没有结果。只是给了他一个好处，复辟失败，梁敦彦躲到美国使馆。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讽刺他说，这个留美学生如此热衷复辟，是因为长年抽鸦片，“因而神智迷糊”。[33]同为当年留美幼童的詹天佑，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根本就没来上任。其他的政府部门，复辟一开始，就停摆了。所谓的内阁，实际上只有两个阁丞有事做，忙得要死，操纵一切。当时有记者问日本公使林权助，对复辟的观感。林权助说：“若泛言之，君主民主固各有其短长。君主立宪未始不可以为治，但张勋等今日之设施，则同治以前之君主专制耳。腐朽官僚聚一处，只可视之为古物陈列所，且叹其无一稍有价值之古物。”[34]
这样的约法和人事安排，大抵是从沈曾植那里来的。此老是清末的大学问家，经学、史学都有一套，尤其是西北史地学问，在学者圈子里，人人钦敬。眼高于顶，学贯中西，从来不知“谦虚”两字怎么写的的辜鸿铭，唯一佩服的晚清学人，就是沈曾植，他曾说过，中国历史上只有三个聪明人，“周公、纪晓岚、沈曾植”。[35]可是，这个聪明人，政治上可不怎么高明。在戊戌维新时，他或许还算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然而到了民国六年，他的脑袋却还停留在戊戌变法的那个时刻。沈曾植在复辟前夕，有封给刘廷琛的信，信里附了三个文稿，是他为张勋草拟的复辟施政策划案，其中一个“第一月行政大略”是这样说的：
草创时，暂时不设内阁，置议政大臣于外朝（四至六人不拘），置军机大臣于内廷（二三人，宜少不宜多），随时诏授，不必定额。
特诏各部长均改为尚、侍，督军、省长改称督、抚、藩司（其下庶僚，由所司逐渐规复），以改易海内视听。
桓侯（指张勋，暗比拟张飞——笔者注）统环卫之任，定武军选数营为侍卫军。桓侯仍为议政大臣、军机大臣之首席。
征召遗老，以电旨行之。可分数次，每次数十人。
复翰林院、两书房。修史馆为实录、国史馆（本纪隶实录，志、传隶国史）。
议院封闭（恐其犹未散也）。其诸会不散者，军警监视，不必下明诏。
凡诸措置，皆可以简单谕旨行之。不必事事详言其所以。
凡今日秘书之职，实为政治枢机，必不可诿之他人。诸公不可不置身其间，握其关辖。尚、侍皆虚车耳，以尊有功，以待耆旧。[36]
显然，复辟后的制度和人事安排，基本上就是按照沈曾植的设计办的。内阁不设总理大臣和副大臣，由议政大臣统领，内阁办事的是秘书（阁丞），内阁各部改称尚书侍郎，但都用来应酬遗老。各省督军省长都变成了督抚，只是直隶为了照顾张勋的意愿（此老实在太想做李鸿章和袁世凯都做过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生造出一个直隶巡抚来。宫中的侍卫，也的确换了，或者说掺和进了辫子军。在制度安排上守旧也就罢了，没想到，这些老于宦海的遗老，居然在人事上也出臭招。此时，各省割据态势已成，各个军头，就是各省的土皇帝，要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实惠给不了，虚名也得给点。皇帝登基，在这些军头眼里，大家都得官升一级才对。官衔、爵位这些玩意儿，清末就不值钱了，此时多批发点，又有什么关系？所有督军都给总督，挑大个的，加赏一等公，岂不皆大欢喜？不，遗老们到这时候，却吝啬起来了。
康有为也是一个拿方案的人，应该说，在这方面他比沈曾植更热心、更积极，带来的方案也更为完整系统。如果说戊戌政变之后他流亡海外，说自己是帝师，其实不过是吹牛，那么此番复辟他欣然前往，倒的确是想过一过帝师瘾的。据说，张勋起身进京之前，曾经征求过他的意见，康有为告诉张勋，要注意六件事。第一，复辟当实行虚君共和制，万不可恢复大清旧号。第二，政权归于内阁，内阁对议会负责，君主无责任。第三，张勋本人不要包揽政权，内阁总理请徐世昌担任。各省军政长官仍旧，不可妄自更动。第四，定武军一万入京，一万守济南、德州之间，一万留守徐州。另调冯德麟一师入关，控制京奉路。第五，把段祺瑞挟持入京，万不可留之在外。第六，遗老缺乏知识，不明世界大势，清朝之亡，实由此辈，不能用他们。[37]这个说法，过于像事后诸葛亮，事事针对张勋之失，可信度不大。但康有为的确有自己的复辟方案，在他的方案中，复辟后的国家，国号不再是大清，而是中华帝国。这在他平时在《不忍》杂志发表的议论中都有。他的方案，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君主立宪方案，所以，冷汰说，他是“欲行虚君之制，宗旨固别有所在”[38]。可是，兴冲冲去做帝师的他，却没人理会。他“事先拟就一大套诏书，有‘复辟登基诏’、‘保护各教诏’、‘免跪拜诏’、‘免避讳诏’、‘合新旧诏’、‘亲贵不许干政诏’，等等，但全没用上”。[39]
显然，以今日观之，康有为的方案，明显比沈曾植的强很多。虽然说，按康有为的主意来，复辟也未必能成功，但至少给人的感觉，尤其是给知识界的感觉会好一点儿。仅从制度上看，康的方案，是一种对民国的修正，既克服了没有君主之后国人伦理的摇晃，也避免了满清统治造成的民族不快。复辟，但不复旧。然而，这样的方案却被束之高阁，没人理睬。复辟过程所有的机密事宜，康有为都没有资格参与。外界把康有为传成张勋的谋主，认为复辟种种文案，都出自他的手笔，种种策划都是他的主意，活活让他像大观园里的晴雯一样，担了个空名，不是风流之名，而是个恶名。
最后落到实处的复辟，在制度和施政上，说他们想要回到传统的帝制，倒也未必。但是，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连预备立宪时期的体制都不如的旧制复辟。政党政治否了，连准议会的资政院也没有重新召集。要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已经宣布实行立宪，按这个说法，复辟后的“大清帝国”，理所当然该是立宪体制。可是，在复辟诏书中，所谓君主立宪，恰恰是含混不清的。
没办法，遗老是讲究学问的，而沈曾植的学问公认的大，所以，只能按他的意思来。沈曾植是遗老们的精神领袖。沈曾植大展宏图之时，也就是复辟在说法上不得人心之日。一个没有理论头脑的张勋，加上一群过于冬烘的遗老——身边的谋主，一个万绳栻，一个刘廷琛，这两个人，头脑比沈曾植还旧，连君主立宪都不以为然——角色就位，但演技太差。复辟大戏，一开锣，就把正剧演成了笑剧。也许，他们实在是太怀念昔日的大清了，一复旧，就走过了头。在沈曾植替溥仪起草的三份诏书中，每份都用较大的篇幅，讲到了民国的时局纷扰，民生的艰辛。这种说法，对于这些平时总是听到民国负面消息的遗老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宣传，而且是真实的感喟。[40]沈曾植手稿其中有言：“乃自辛亥以后，国家既日阽于危亡，我民人则益辗转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无所控诉。今则群情惶骇，讹言日间转徙流离，不安生业。加以负担过重，朘削方殷，商税田赋，倍征于前，以掊克之吏，行擭括之策深，爪牙四出，网罗竭泽而渔，无所底止。吾民终岁勤动，不得养其父母妻子，蒿然丧其乐生之心，北向怒曰：吾侪安得复为清廷之氓乎？”[41]在他们看来，既然民国搞得民不聊生，民心民意归向大清，那么还是还给民众一个原汁原味的大清更好一点儿。
说到民意，当时的北京人，是怎样看待复辟的呢？许指严系复辟亲历者，他的《复辟半月记》上，零星记载了一些民众的反应。说是7月3日，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口，一个报馆贴出反对复辟的《顺天时报》，一老者阅毕，“愤骂主张复辟之人，谓实遗害皇室，殃我满人等语”，结果被便衣抓走。[42]还记载说，复辟后，把中华门的门匾由中华门换成大清门，工人正搭架子换的时候，有人出来“指天画地，大肆讥评，谓撤换门匾事，实属不满人意”，结果也被拿下。[43]甚至还录了一篇旗民泣告同胞书，痛骂复辟。[44]但也提到，复辟之后，“黄色龙旗，飞扬甚盛”的事实。即使讨逆军起，城内的商家，依然悬挂。[45]一本专门漫画化诋毁复辟的著述《复辟之黑幕》，也说北京商民为了改挂龙旗，一时来不及制作，用在原五色旗上画龙形的龙旗应付。[46]应付也许是应付，但这个踊跃劲儿却也可见一斑。复辟的第四天，莫理循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这里一切很安静，我的老佣人告诉我，人民欢迎这次变革，张勋干得好。”[47]当时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芮恩施也提到，复辟那天，他的一号男仆老高，在进来工作时显得很兴奋，喊道：“皇帝又回来了！”然后喋喋不休地告诉他的主人：“皇帝真的回来了，居民家家都挂出了黄龙旗。”芮恩施派人出去打探，发现果真如此。他在回忆录里接着写道：“当复辟消息传开时，群情激动，一片欢腾。到处飘扬着黄龙旗子，全城很快地呈现着节日的景象。对过去的光辉的记忆的复活，似乎使北京居民全都成为帝制派。”[48]一个复辟的亲历者马超俊也回忆说，他当时住在广东七邑会馆里，复辟之日，茶房推门进来，“先向我作揖，说：‘恭喜！恭喜！’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张大帅来了，宣统皇帝已经复位，我们要太平了，从今天起，会有廉价米面吃。’他说话时，满脸骄傲，神气活现的样子，使我感到变故重大，就跑出大门探望，发现北京城内地区与平常不同，大街小巷，都挂满了黄龙旗。”[49]会所里的茶房，跟老外的仆人，感觉高度一致。教育部的佥事周树人，为了抗议复辟，离职不做了。[50]跟弟弟周作人一道，准备离开，仅仅因为讨逆战事已启动，才没有走成。[51]许宝蘅这个当年北京城里的中层官僚，算不上是遗老，也不是复辟派，但看他复辟那半个月的日记，却充满了对复辟的同情。五月二十日（7月8日），张勋政权危机，参与复辟的诸位大佬纷纷请求开缺，有的干脆溜之大吉，他还愤愤地说：“事临危急，纷纷退避，可恨！可恨！”[52]名士张伯驹，也说过，复辟的时候，北京市民好多自己挂龙旗的。[53]对复辟反感到家的周作人，也提到张勋复辟失败后，北京的商会中人，为之抱屈。他解释说：“北京市商会一向多有‘怀古’之情，特别对于满清更是留恋，大约因为久居辇毂之下的缘故，所以养成这一种根性，这时大概又发什么议论，替清室辩解的话。”[54]北京之外的民众对复辟的反应，也有一例。离北京不远的山西太原，有位乡绅刘大鹏，7月4日才得知复辟的消息，在日记里写道：“午后言旋，一路之人闻宣统复辟，欣欣然色喜而相谓曰：‘今中国之大权仍归旧主矣，何幸！’”[55]到底谁的记录靠谱，我现在还真不好说。只是有一点疑惑，许指严说的反对复辟的老百姓，净是些旗人。这些人在饱受歧视之后，自己的王朝复辟了，居然要出来反对，从情理上似乎有那么点不对劲。那个旗民的声明，洋洋洒洒数千言，更不像是出自旗人之手。不过，北京老百姓到底是帝制派还是反帝制派，其实，跟政局都没多大关系。兴奋也好，沮丧也罢，都是看客，不花钱看戏的看客。张勋进城，他们看，皇帝登基，他们也看，等到两边开仗了，能跑的都跑了，铁路局发了一笔横财。跑不了的，胆小的躲在家里啃咸菜窝头，胆大的，跑到街上看双方交火。把打仗当戏看，在民初，还真就可以有。看戏的，当然也有立场，但这立场，跟台上的戏没有关系。不花钱看戏，没有人会过分挑剔。
民意没有多少用处，无论支持复辟，还是拥护共和，都没有人出来帮忙抬担架、送弹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回事，在古代就是文人的夸张，此时更没有影。可以说，在从府院之争到清帝复辟的一系列事件中，始终没有民众什么事，他们是被动的。不过，同样有点被动的两个“****”，复辟之后，却有人欢喜有人愁。
按民国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退位了的小皇帝，是被民国政府视为“外国君主”的。那么，一个首都，就存在两个“****”。所以，进了北京的张勋，换上朝服，以两江总督的名义，去见小皇帝溥仪，其实不算违规。民国的好些人，包括徐世昌和陆荣廷，都这样做过。但是，复辟圈里的人冷汰说，当日张勋见了小皇帝，就央求小皇帝出来主持大政。[56]但小皇帝自己回忆，却没有这回事。当时的溥仪还小，有关复辟的嘀嘀咕咕，张勋即使嘀咕了，也是跟溥仪身边的师傅和随臣们。溥仪自己说，是过了差不多半个月，人家才请他再次出来当皇帝的。他还问了一句，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是不是再给他优待？[57]以一个十二岁孩子的想法，当年他退位人家优待了，现在大总统给废了，是不是也要优待一下？
大总统黎元洪呢？此时的黎元洪，很可怜，他被强奸了。复辟狂们替他上了一道“拥戴王室”、要求退位的折子，还替他声明，当年武昌起义，是被迫从逆（其实也不假），现在幡然悔悟，大政归还。复辟的前几天，复辟大戏的锣鼓，鼓点已经很密了，但他居然一点儿风声都没有耳闻。直到6月28日，在给岑春煊和赵尔巽的电报中，还看不到一点儿危险的迹象，居然还派人请赵尔巽出山，帮他的忙。[58]遗老们替他拟了一个“拥戴王室”的退位声明的同时，替小皇帝赏了黎元洪一个“一等公”。忒不大方，袁世凯称帝，还给了一个亲王呢。其实，这个时候，黎元洪既没有退位，也没有走路，整个北京城，7月1日之后，只有总统府还挂着五色旗。这个时候，黎元洪知道，他不能再退了。毕竟，军人出身的黎元洪还是条汉子。他也非常清楚，共和是他的底线，他之所以有今天的位置，就是因为武昌首义，建立共和。为了坚守这个底线，在袁世凯的高压之下，他都没有退让，更何况张勋呢？复辟当天上午，梁鼎芬和王士珍等人，到总统府逼劝黎元洪和平让出政权，未果。这个梁鼎芬，是黎元洪的旧交，当年在武汉，同在张之洞手下做事，觉得自己会有面子，结果，吃了软钉子，黎元洪一言不发，恢复辛亥时黎菩萨的状态。过了几小时，王士珍和江朝宗、陈光远再来，还是没有结果。[59]随后黎元洪在托日本使馆转发的否认复辟通电中，提到了“梁鼎芬等人”前来游说，而他严词拒绝。[60]到了这个份儿上，应该提一笔总统府的卫队了。这个卫队旅，是黎元洪亲自派人招募的。原本按制度，该接着由袁世凯的卫队负责总统安全，但黎元洪不放心，更不放心从别的部队抽调，于是派亲信从山东等地招了新人，由一个留德学军事的同乡萧安国当旅长。复辟前夕，有人问萧安国，如果张勋有变，你能应付吗？萧说，看看办吧。[61]复辟发生，黎元洪卫队的士兵们都接到了“皇上”的赏赐，连旅长也找不到了。[62]总统府实在没法儿待了，第二天，也就是7月2日，黎元洪带着他的侍从武官和秘书，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躲进了日本使馆。[63]同一天，黎元洪听了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的劝告，准予免了李经羲的总理，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让他兴兵讨逆，并电请冯国璋副总统代行总统之职。[64]最后时刻，黎元洪终于做对了一件事。
关于黎元洪，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复辟期间，黎元洪的顾问丁槐携带总统印信来到了上海。据他子女回忆说，是黎元洪让他父亲把印信交给孙中山。结果，在英租界里，突然被巡捕抓走，连印信一并交给上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复辟结束后，丁槐还被关押审讯，罪名是盗印。最后无罪释放。[65]显然，丁槐带印南下这档子事是有的，但多半不可能带给孙中山，因为黎元洪明确让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送印，也是该送给冯国璋。但丁槐把印带到上海，迟迟不到南京，里面也有可能有点猫腻。最后因为没有证据，段政府也只能放人。显然，黎元洪对他的大印，是过于看重了。张勋复辟的是清朝，而小朝廷里，当年的皇帝之玺至少还有几枚在，用不着抢他的民国总统大印。
但是，另一个“****”却有了点小麻烦。此次复辟，操盘的遗老们，尽管头脑冬烘，但对于一件事却特别在意，这就是严防亲贵干政。谋主沈曾植当年在皇族内阁出台之时，曾感到愤怒异常，和张謇联手抗议过。在他看来，清朝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是亲贵干政的缘故。所以，这次复辟，别的都好说，亲贵干政这一点，一定要严防死守。因此，在他起草的几稿即位诏书中，都有不许亲贵干政这一条。这样的意见，也得到了溥仪身边的梁鼎芬和陈宝琛的赞同。可是，这样一来，满人王公可就炸窝了。在他们看来，复辟，就是复的满人天下，不让他们出山，怎么行？小皇帝的亲爹，醇亲王载沣，也大不高兴。就算他无所谓，也架不住周围王公贝勒贝子们见天地闹。这些王公，还拥着皇帝的爹，要去跟张勋理论，幸好被小皇帝阻止了。[66]另一说是，载沣要任命他的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做近畿司令，连圣旨都给拟好了，被刘廷琛给拦下了。刘的举动，得到了小皇帝的支持。[67]后一种说法，得到了当时可以出入官禁的许宝蘅的证实。据他的日记记载，撤销命令，是他劝刘廷琛这样做的。[68]当然，如果复辟真能成功，小朝廷撑下去了，亲贵们和张勋及遗老们的争吵，会没完没了。复辟后的体制，并非一个虚位君主制，所以，当国者其实没有制度的力量，阻止皇族自家人出来分享权力。
只是，这边还在为亲贵干政与否这点事闹个不休，那边的段祺瑞，已经开始动作了。大家的梦，都该醒了。
注释
[1]《顺天时报》，民国六年六月十五日。
[2]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第160页。
[3]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2页。
[4]《顺天时报》，民国六年六月十八日。
[5]贾润泉《我随段祺瑞离京到马厂的见闻》，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58页。
[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31页。
[7]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6页。
[8]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02页。
[9]徐世昌：《徐世昌日记》丁巳年五月，未刊本。
[10]《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168—170页。
[11]《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641页。
[1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9—10页。
[13]《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6页。
[14]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2页。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86页。
[16]《顺天时报》，民国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85页。
[18]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4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1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65页。
[20]李良玉等：《倪嗣冲函电集》，第322页。
[21]《顺天时报》，民国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22]《顺天时报》，民国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23]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45页。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00页。
[24]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4页。
[25]申君《丁巳复辟侧记》，《清末民初云烟录》，110—111页。
[26]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5页。
[27]申君《丁巳复辟侧记》，《清末民初烟云录》，第110页。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沈曾植手稿《张勋复辟时代的文件》。
[29]《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262页。
[30]《1917年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13页。
[31]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7页。
[32]郑廷玺《我所知道的王占元》，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253—254页。
[33]《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第660页。
[34]《申报》，1917年7月7日。
[35]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08辑，第187页。
[36]申君《丁巳复辟侧记》，见《清末民初烟云录》，第115页。《沈曾植函稿》，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147页。
[37]伍宪子《丁巳复辟真相》，转引自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第219页。
[38]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6页。
[39]申君《丁巳复辟侧记》，见《清末民初烟云录》，第117页。
[40]申君《丁巳复辟侧记》，见《清末民初烟云录》，121—125页。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沈曾植手稿《张勋复辟时代的文件》。
[42]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116—117页。
[43]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24页。
[44]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130—132页。
[45]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151—152页。
[46]天忏生《复辟之黑幕》，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263页。
[47]《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第655页。
[48]（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210、212—213页。
[49]刘凤翰主编：《民初纪元》，126—12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0。
[50]在鲁迅日记里，关于此只有一句话：（七月）三日雨。上午赴部与侪辈别。见《鲁迅日记》，第278页。
[51]周作人：《关于鲁迅》，第55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52]《许宝蘅日记》，第二册，第598页。
[53]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32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28页。
[5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46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56]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5页。
[57]溥仪：《我的前半生》，第99页。
[5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89页。
[59]《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二日、三日。
[6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99页。
[61]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90页。
[62]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91页。
[63]《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四日。
[6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500—502页。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4页。
[65]丁瑞年《丁槐的‘盗印’、护印、失印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762—763页。
[66]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01页。
[67]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8页。
[68]《许宝蘅日记》，第二册，第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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