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辟的事，虽然说，第四次徐州会议上，众军头都点头了，或者含糊答应了——字签了没有，不好说，按当时军头们的行事风格，很可能是口头承诺（后来说有条黄绫子，被万绳栻卖了。但万绳栻复辟失败后，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坚持复辟理想，似乎不大可能干这样的事[1]）——但真到操练复辟之时，跟来的，除了遗老，就两个过气的家伙，一个张镇芳，一个雷震春。本来遗老复辟行动派的升允，答应说准备将冯德麟、汤玉麟以及蒙古王公巴布扎布和日本人川岛手上的残兵，编成两个师，协助张勋，[2]但也没有影子。后来过来的实权派军人冯德麟，还是因为跟张作霖争权闹翻了，才过来的。张作霖占据了督军位置，有地利人和，身段又软，冯德麟在奉天实在争不下去，才只身跑到北京，希图参与复辟，混个大名目，再回去跟张作霖算账。剩下的盟兄弟们，个个出声不出力，当然更不出钱。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徐世昌，一直躲在天津不肯出来。奇怪的是，张勋似乎对此并不十分在意。按道理说，徐世昌在晚清官拜太傅、内阁协理大臣，袁世凯被逐之后，是汉人中权位最高的一位。而且他跟北洋系关系极深，很早就以翰林之身，进了袁世凯幕中，北洋大佬，多以师礼相待。而且，民国之后，徐世昌的声望很高，各方军政要人，都很买他的面子，要推荐个人，一张二尺宽的条子就行了。同时，他也保持着跟小朝廷的良好关系，看徐的日记，经常能接到宫里的赏赐。从情理上，徐世昌没有理由反对复辟，他对共和，没有丝毫感情。这样的人，按说拉也要拉进来。可是，张勋和遗老们却没怎么拉过。“洪宪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说，徐世昌原本也是一个复辟的积极发动者，张勋也有意联合之，但他要求复辟后的朝政，由他徐世昌自己掌控（做辅政王），而且要求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做皇后。另外，复辟成功之后，以兵工厂合办及军队警察一部分管理权酬谢“某国”（实际指的是日本——笔者注）。[3]这个说法，也得到某些日本人的证实。[4]正因为如此，张勋才不带徐世昌玩了。可是，按非常接近徐世昌的曹汝霖的说法，徐世昌是听说日本政府正式表态，不支持复辟，才变得很冷淡。在徐世昌的日记里，复辟当日（7月1日），就借所谓宫里人的态度，表达了他的反对之意。说什么“皇贵太妃、醇王、世中堂均不以为然，无力阻止，有哭泣坠泪者”。复辟失败在即（7月8日），居然痛骂张勋、康有为，“如此儿戏，卤莽灭裂，置国家、幼主于不顾，殊堪愤恨”。张勋逃入荷兰使馆之后，他又补了一句“屡劝张勋罢兵不听，致有今日，卤莽灭裂，焉能成事，张勋已矣”。[5]这样激烈的词句，严厉的抨击，在他的日记中，非常少见。很显然，两个人在复辟之前，的确没有谈拢，原因恐怕不是孙毓筠讲的那个。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在得知日本的真实态度之后，料定其事难成，所以无论如何，不去蹬这趟浑水。反过来，在遗老群里，徐世昌一向就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正因为他在晚清位高权重，所以一进民国，他就做了袁世凯的官，这让遗老们很是受不了。因此，此番复辟，即使从感情上，遗老们也没打算让他再出山。给个弼德院的院长，多半还是张勋的意思。一个北洋大佬段祺瑞，已经被挂起来了，压根儿就打算让他从此在政坛消失，张勋和遗老们，甚至没有打算考虑一下这位北洋之虎的情绪，连个弼德院之类的安慰都没有。强拉上一个老好人王士珍，就觉得没有问题了。
尽管如此，复辟诏书一下，多数的军头，都挂了龙旗。连不大满意的曹锟所属的直隶，也不例外。段祺瑞所在的天津，早早就把龙旗挂出来了。有人说，挂龙旗的是已经做了复辟朝廷民政部尚书的朱家宝，此人当时为直隶省长。可是当时朱家宝已经进京做复辟朝廷的官了，实际挂龙旗的，应该是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此人在马厂誓师之前，对挂龙旗十分热情。后来，还担心受到惩罚，托人经段芝贵的父亲向段祺瑞说情。[6]当然，天津的商民，似乎也很热情。为段祺瑞谋划军费的曹汝霖，从北京一到天津，就看见龙旗飞扬。“各官署及车站均已悬挂黄龙旗”。[7]在没有大佬明确反对之时，各地的军头，都是走走看看，既然皇帝都出来了，龙旗肯定是要挂的。
只是，段祺瑞怎么可能如此轻易被人冷落。对于复辟，其实，他早有预料，也早有安排。一个复辟亲历者回忆说：“段祺瑞自被罢国务总理后，即赴天津寓居。兵谏事起，杜门谢客，表面不谈时事。及张勋奉总统令召，过津趋访，段对之态度殊冷淡，盖已料及张有乘机复辟之阴谋也。特嘱张曰：‘复辟万不可行，余听公便宜从事可也。’至7月1日晨，有人以电话具告昨夜（6月30日）复辟计定，‘诏’且下矣。段勃然色变。当即遣人驰告居津之梁启超，且促其即来晤谈。梁至段寓，进言曰：‘公能起兵讨贼，吾则从公。不然，则请公从我，偕亡命于日本。’段对应曰：‘吾计已定，公从我乎！’语已谈笑从容。”[8]是不是这样谈笑从容，我们不知道，但跟梁启超定计讨伐张勋，倒是可信的。
这是北洋军的一次阅兵，马厂誓师的情景与之类似曹汝霖是段祺瑞马厂誓师成立讨逆军的总后勤。他回忆说，复辟当日，他从北京来到天津，到段祺瑞住的王郅隆府上，看见段祺瑞已经在和梁启超、曾毓隽、徐树铮三人密谈。见他到了，马上邀他一起商议。段祺瑞说，已经决意讨伐复辟，但手头无兵。目前可以考虑的，只有驻扎在马厂的李长泰的第八师以及驻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他跟李长泰不熟，但已找人疏通。第十六混成旅原来的旅长是冯玉祥，被罢免后全旅一直不服新旅长，所以可以以复职为由，调动此旅。但是，眼下要紧的是钱，至少得有一百五十万元，才够用。曹汝霖说，可惜直隶也挂龙旗了，不然可以从省里先借。段祺瑞说，经过疏通，曹锟已经答应参与讨逆了。于是他们找来直隶的财政厅长，厅长说省库里没钱，但有一百万元的开滦股票。于是，曹汝霖拿了这张股票，回到北京，到日本的三菱公司，借了一百万元，然后马上回到天津，把支票交给段祺瑞。后来，段祺瑞又通过财界大佬李思浩（字赞侯）弄到了盐余（即盐税抵付庚子赔款之后的余额）五十万元。钱算是凑齐了。[9]研究系中人刘以芬回忆说，讨逆是蓝公武听到了复辟的消息，告诉他们，然后梁启超和汤化龙都来了，二人联袂谒段。段祺瑞和他们一起乘汽车去马厂，刚走，住处就来了警察。[10]说得有点玄了。首先，张勋的手伸得没那么长，可以到天津抓人。连黎元洪都没想起着人看住，何况远在天津的段祺瑞？第二，复辟当日，段祺瑞也不可能去马厂。钱没到手，运动军人就无从措手。
运筹讨逆，钱是关键。晚清时节，一个军（两个师）一个月的军饷，不过十八万两多的白银，折换成银圆，也不过二十余万元。[11]民国只会比这少，不会更多。讨逆军初兴，满打满算，动员的兵力不过两个师一个旅，要这么多钱，显然是有额外的需求。冯玉祥回忆说，讨逆之役，他的旅，只报销了一万多元，但其他人每个师都报销了六七十万元，每个旅都二三十万元。[12]最初筹的钱，根本不够用。实际上，筹集的钱还不止这一百五十万元，来自交通系的叶恭绰回忆说，他不仅求京奉铁路局长给讨逆军弄了一车皮的面包咸菜，而且另从交通银行借了十万元，作为犒赏将士用。[13]另据掌控交通系的梁士诒的一个亲信回忆，梁士诒在复辟期间，指示叶恭绰，从天津交通银行借了段祺瑞两百万元。[14]根据日本的外交档案，在开战以后的7月6日，曹汝霖又让交通银行以开滦煤矿为担保，从日本方面借了七十万元。[15]有了这么多的钱，仗就好打了。在犒赏所用之兵方面，段祺瑞一向出手大方。只要你肯打仗，要什么给什么。但当时的情形，钱其实主要不是用来犒赏将士的。
当年，孙中山闹革命，需要拿钱雇会党，现在段祺瑞讨逆，也要拿钱收买军人。段祺瑞这个北洋之虎，门生故吏满北洋，但官当大了，不直接掌兵，急用之时，一筹莫展。民国的体系效忠问题，再次显现，只要不直接掌兵，就等于手里没兵。连各省督军，如果不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都可能被架空，更何况多年高高在上的段祺瑞！张勋之所以轻视段祺瑞，也就是这个原因。不仅张勋这个武夫看不起段祺瑞，连他身边的遗老，也大抵如斯。没有参与复辟，但心跟沈曾植相通的王国维，直到讨逆军起，还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由于王士珍跟张勋合作，“段于北方旧势力早悉为王士珍所有，王张合一，段恐不能为祟”。[16]其实，由于王士珍一向不争权，进入民国之后，他在北洋系的声望早就不如段祺瑞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段祺瑞在日本内阁换人之际，被日本人看上。得到了日本的支持，可以拿到钱。有了钱，再加上他的声望，兵也就来了。
纷纷挂起龙旗的军头，一听说段祺瑞要起兵讨逆，马上换了口风。思想跟张勋最接近的倪嗣冲，在马厂誓师那日，给了山西督军阎锡山一个密电，说复辟这事，“发表以前，毫无商榷，猝然揭幕，殊属孟浪，惟沈机观变，俟各省与副座（指副总统冯国璋——笔者注）筹商办法，再行表示。我同志各省既已团体坚结攻守同盟，则所有主张，自应折衷至当，一致进行。”[17]感觉有点不妙，但还依依不舍，首鼠两端。到了5日，讨逆军大势已起，倪嗣冲就通电讨逆了，骂张勋这位老把兄，跟段祺瑞一个调子：“张勋此次入都，本系调人，且已表明宗旨，拥护共和。乃自本月一号，警电纷传，竟捏列多名，强迫复辟，独行独断，一手遮天，清室供其牺牲，国体视同儿戏。事前既未与闻，事后誓不承认。”[18]把自己择得干干净净，但狐狸尾巴，还是露了一点儿。说他对复辟，“事前既未与闻，事后誓不承认”，大有此地无银的嫌疑。倪嗣冲如此，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徐州会议上对复辟至少相当暧昧的军头们，此时都成了誓师捍卫共和的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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