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战问题起到讨伐复辟，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跟段祺瑞的皖系之间的蜜月期。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看上去是个温文尔雅的书生，但气魄胸襟，却大得惊人，自信满满，一点儿都不让于乃师康有为。1909年5月，他在跟他弟弟梁启勋的信中说：“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派也。”[19]当年的中国，没有举国听他的，但国内的立宪派，倒也不见得比他差到哪儿去。让清朝覆灭者，显然不是半桶水的立宪派，而是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真正举国听之的时刻，反倒是讨袁和讨逆。此时的梁启超，不仅不保皇，反而是捍卫共和的文胆。在张勋那里，其师康有为妄称“文圣”，丝毫作用不起。但在讨伐张勋的阵营里，梁启超却真的是谋主而且兼文胆，所有的讨逆文告，都是他的大手笔。其中，他的讨逆声明[20]，文采飞扬，“笔端带着感情”，感情恣肆汪洋，但立论严正，一副捍卫共和的思想家面目。从道理上讲清楚了复辟的无理：政治的无良，跟国体关系不大，而党派之争，但凡立宪国家，都难免有这样的过渡——复辟诸公，也未必敢说不立宪。而此番复辟建立的政权，非驴非马，发展下去，很可能是董卓和朱温一流的军人专制。这样的专制，危害更大。如果因此而招来国外的干涉，中国将国将不国。里面只有道理，没有权谋。其中“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一句，脍炙人口，传诵至今，不仅骂了张勋，而且骂了他的老师，其实也不只是他的老师，还有更多的遗老。遗老们，用“大言不惭”来形容，都不无道理。此时的梁启超，大有古之文人下马草檄的气势。但有意思的是，声明并没有强调共和制的“新”，所有的驳论，都是从形势出发，从权变考量，苦口婆心地说明，复辟何以不行。
有声明，就会有檄文，檄文自然也非他莫属。民国流行的四六文，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绝不让饶汉祥之辈专美于前。这一篇大文章[21]，大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气势，处处扬己之理，曝人之短，虽然有点强词夺理，但的确骂得对方一佛出世，二佛生天，说不出话来。张勋，变成了蟊贼、垃圾，遗老则成了烟鬼、鹦鹉。辫子兵，则变成了群丑、土匪。古来能医人头风的檄文，大抵就是这个样子。然而，你再看由他起草的段祺瑞针对敌军的通电[22]，则是另一种风格，先讲讨逆军的兵力和声势，然后先是把清室择出来，不提众遗老，再把在京的其他部队择出来，说他们已经通款输诚。接着择出张勋带到北京的辫子军，说他们其实也不乐意，敢怒不敢言。接着再做在徐州的辫子军的工作，说他们本质很好，不乐从逆。如果跟张勋脱离关系，一切不问，还有赏赐；如果执迷不悟，则玉石俱焚。通篇都是纵横捭阖、分化瓦解之术。檄文中的“丑类”“凶党”，此时都化为可以争取的同胞了。这样的檄文，辫子军的士卒是看不懂，但有人能看懂。有了这样的檄文，清室在受了点磨难（挨飞机轰炸）之后，就会打退堂鼓。众遗老，也争先恐后，逃离北京。（因而惹得没有参与复辟的遗老，如王国维辈，对沈曾植他们不能“一死谢国”，感到万分的遗憾。[23]）而徐州的辫子军将校，见大事不好，即使是权宜之计，也会声明跟张勋脱离关系。在京的辫子军，虽说未必因此而土崩瓦解，但只要银子一到，还是可以收买的。仗打到一半，辫子军大半，就已经输诚投降。一共十个营，瓦解了六个，统领李辅廷领着差不多三千人装聋作哑，当缩头乌龟，剩下能抵抗的不足两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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